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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知青叫吴亮

老 棋 手



  有一个知青,是67届的高中生。1968年的时候,他从城市下乡到农村;1978年的时候,他又从农村返回到了城市。回到城市的时候,他30周岁。他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的话:
  我们用十年的时间,转了一个大圈,现在又回到了原来出发的地点。十年前,我们出发的时候,一无所有;十年后,我们回来的时候,仍然是一无所有。我们没有钱财,没有地位,没有房屋,没有老婆……而最最要命的是,我们没有知识和技能!这无异是在我们今后的生活道路上设置了无穷的隐患。这也是历史对知识青年的讽刺和嘲弄。
  我觉得这话是说到了要害的地方。这些话也使我想起了另一个知青,他叫吴亮。

  一、他崩溃在考场

  吴亮,男,1954年出生,69届初中生,1969年11月去云南西双版纳农场,1977年返城,返城时其父已经官复原职,时任上海市某县县委书记。
  返城以后,他凭借着父母的关系,进了一家由她母亲任党委书记的国营大工厂,在这颇具规模的大工厂里,他只能当一名普通的工人,淹没在了几千名同样是普通工人的人群里。
  凭他的知识和技能,也只能当一名普通的工人。如果不是父母的关系,他连这样的厂都进不了。一同从云南回来的知青中,还有许多人在为生活的着落奔波。相比之下,他还是比较幸运的。
  但他毕竟是县委书记的儿子,他不甘心当一辈子的普通工人,就像在这以前他不甘心在云南务农一辈子一样,他仍然有一个强烈的愿望,那就是继续改变现状。
  他决定参加1978年的高考,把改变命运的希望寄托在拼搏上面。从心底里说,他希望用自己的力量来改变命运,而不是靠父母的力量来改变,他懂得,只有靠自己的力量创造的景色才是真实的。
  在角逐高考的群体中,他是弱者,他没有读过什么书,该他读书的时候,他能够读到的是大字报和毛主席语录。而同他一起参加高考的人群中,不乏老三届的高中生。显然,他们的竞争不在同一起跑线上。
  他的心理压力又很大,因为他是县委书记的儿子,县委书记的儿子就不能考砸。老百姓的儿子,考砸也就考砸了,因为他们本来就是老百姓;县委书记的儿子如果考砸了,事关父母大人,对父母的威信都会产生影响。
  他的心理承受能力又比较脆弱,他带着恐惧失败的心理进入考场。语文卷被他勉强应付过去后,面对展开的数学卷,他彻底的傻眼了,他好像是面对着一份从未见过的天书,不知道该如何对话,该如何应答。当他察觉到周边的竞争者处于专心的艰难跋涉路程上的时候,他已经预感到自己的失败是在所难免了,因为他已经无力再跋涉,连再前进一步的力量,也没有了。
  充斥在他脑子里的不再是数学题,而是父母的指责,社会的嘲笑,前途的灭亡……他觉得教室开始旋转,脑子里“嗡”地一下充满了热血一样的东西。
  这种现象可解释为崩溃,绷得过于紧张的弦必然会断裂。他失去了知觉,这个严酷的世界暂时在他的脑子里失去了几天的时间。

  二、他“傻”掉了

  我再次见到吴亮的时候,已经是1989年的秋天,那是一个将近中秋节的日子。在这以前,我和他于1974年在莘庄见过一次面,他从云南回来探亲,我从青海回来探亲。算起来,我们已经有15年没见面了。
  我有事有求于他。1989年的时候,他父亲已经弃政从商,经营着一家很著名的有限公司。我试图获得他帮助的是一件很小很小的事情,在这里是不值得一提的。我把自己揭露得再深刻一些的话,我去找他也有攀附权贵的心理活动的影响。
  由于他的新的居住地离开莘庄有30公里,所以有关他的传闻我是从别人那里得到的,传闻说他已经“傻”掉了,他之所以“傻”掉,还是源自于那次考试的失败。
  传闻中的另一内容是:他的工作单位是县检察院,由于他“傻”掉了,所以现在并不上班,而是在家休养。
  一个“傻”掉的智力障碍者,竟可以端检察院的饭碗。我思忖,这还是和他父亲的权势有关。
  为了获得他家的地址,我先找到了检察院,人事科的一位同志接待了我。如果寻找的不是吴亮,人事科的同志也不会接待我,最多是把地址告诉我就算完事了。但是因为寻找的是吴亮,人事科的同志觉得有必要对我提个醒。
  首先,他证实了吴亮的“傻”掉是真实的,但是吴亮“傻”得有些特殊。他能够制作出质量很高的黑板报,画图画得特别好。但是他处理不了除了黑板报以外的其他事务,他特别想要参与其他事务,也感觉到了领导在用各种方式阻止他参与,为此他很苦恼,他怀疑到了自己的智力也许是出现了障碍,他一直试图在证实或否定这个自我的判断。检察院的同志提醒要我注意的就是这一点。
  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是:吴亮的思维在某个地方断路了,如果一旦出现接通的情况,也许会变好,但是更大的可能性是变得更糟糕。我对检察院的同志说:你放心吧,我会掌握的。

  三、他的理想是当个画家

  根据检察院同志的指引,我来到吴亮家附近的时候,已经是午饭时分。
  我犹豫了一阵:到底是在外面吃了饭以后再找上楼呢,还是马上就上楼?犹豫一阵后,决定还是不吃饭就上楼。于是就在沿街买了一盒月饼和一袋水果,提着它们上了五楼。
  按响门铃以后,在没有回应以前,我有些紧张:也许他不在家?也许?——在门打开以前,有太多的“也许”可以设想——也许他已经在记忆里把我彻底地抹去?
  1963年的时候,县委从闵行镇搬迁到了莘庄镇。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班级来了一个新同学,他刚在门口一露面,就用他的身高显示了与众的不同,他明显的比我们要高出半个头,个子高高的他,面对着全班同学好奇的眼光,他显露了小姑娘式的一份腼腆。
  他就是吴亮,他的性格是文静的。他很快就融进了班级的同学群里,同时又适当的保持了一份与众不同,因为他毕竟是县里面干部的子弟。他画画的天赋在那时候就已经开始显露出来,下课以后,他会利用老师留下的粉笔头,三下两下就在黑板上画下一个警察抓小偷。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朗朗的读书声,伴随着我们长大;“我的理想是,长大了我要当一个警察……”沙沙的铅笔声,流露着我们最初的思想。我们的童年,有太多的天真,有太多的憧憬和理想。男同学憧憬着将来要当一名解放军战士,手握钢枪去履行最神圣的职责;女同学则憧憬着成为舞蹈家和歌唱家,张扬手臂去歌颂伟大的祖国。而吴亮,他的理想是将来要成为一个画家;当然,小时候的他,还只想着要画警察和小偷、解放军和美国佬。
  在《我的理想》的作文里面,全班四十多个同学里面,写到了解放军,写到了科学家,写到了艺术家,写到了工人;但是似乎没有一个人写到“将来我要去当一个现代化的农民”。
  如果那时候谁能够别出心裁地写出将来要当农民的作文,我估摸着会被老师当作范文在课堂上当众朗读的。因为在63年的时候,这样的思想还没有萌芽。当然这种“伟大”思想的萌芽,也不是小学生所能够承担的。
  大概是到了1965年的时候,《少年报》上开始宣传邢燕子了。五年级的我们,对这样的宣传还难以理解到什么。我当时那比较模糊的想法好像是:1.农村也需要知识;2.如果想当英雄人物,就应该别出心裁,不要再走别人已经走过的路。
  这第二点想法当然是比较隐秘的。我现在重新审视当时确实已经萌发的这种想法,其实是从自我的原始人性去理解和揣摩隐藏在壮举后面的真实动机。在我看来,英雄们也不可能作出纯洁的无私奉献,当他们作出奉献的时候,他们也在等待回报,当然他们等待的不是物质的回报,而是精神的回报。从这一点上去分析,他们的精神境界就比一般的人要高。
  我把这话说得再白一些:英雄人物同样希望得到名声的张扬,这也许是壮举的动力之一。我这样理解不一定对,但是我总觉得,任何人做了好事,总是希望别人能知道,英雄人物也是如此,无非是这如此不便宣扬罢了。
  邢燕子下乡的时候,还称得上是一个英雄的壮举;等到了轮到我和吴亮等辈下乡的时候,就实在是算不得什么了,连一朵小小的浪花都起不来了。

  四、他们被扫地出门

  当我按响 502室的门铃以后,有些担心这一家的主人是否已经把我彻底地从记忆里抹掉;当门打开以后,我看到高个子的吴亮堵在了门口。他确实没有立刻就认出我来,而是先用疑惑的目光打量着我,问我:“你找谁?!”
  还没等我作出回答,他的眼睛已经是突然一亮,说:“你是顾建一!”
  他的脑子并没有坏掉,如果他的脑子已经坏掉,那么他肯定不会认出我来。退一步讲,在他的记忆里,不可能把对我的印象彻底的磨灭。我有这样的把握。
  1969年的10月,我先去了黑龙江;同年的11月,他去了云南的西双版纳。一个在最北端,一个在最南端,天南地北,相距遥远。开始的时候,我们之间还有些信件的往来;慢慢的,通信就断了。
  我们之间的友谊,是在下乡以前形成的。
  那是1967年的年初,冬天还没有过去,春天还没有到来。红卫兵对他们家采取了突然的行动,勒令他们家在24小时之内从县委的大院搬出去,因为他父亲吴古林是一个被打倒在地,又被踏上了一只脚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他们全家被这突如其来的革命行动搞得措手不及。吴古林在当权的时候,家里所有的家具都是由县委的后勤部门负责供给的,等到被红卫兵扫地出门的时候,他们真正的一无所有了,甚至连银行存款也被冻结。
  从人上人沦落为人下人,也就是半年左右的时间。吴亮和他的弟弟吴宏在这剧烈的落差中感觉到很是茫然。父母对他们的话少得不能再少,偶尔的几句话也多是数落和批评,批评他们怎么那么不懂事,说他们怎么总也长不大。其实在那一年,吴亮才刚满13周岁,吴宏更小一些,是10周岁。
  红卫兵为他们家安排的房子离开我们家不远,这个一个长久没人居住的老宅,是一个阴湿缺少明朗的老宅。当看热闹的人散去以后,天色渐渐暗了下来。看着被扔在地上的被褥铺盖卷儿,我和几个要好的同学商议了一下,决定今晚约吴亮兄弟俩到我们早已创建好了的“革命根据地”去过夜。
  所谓“革命根据地”,其实是我班同学杨小虎的家。杨小虎从小就没了母亲,所以他从小学四年级起就开始操持家务,在家中有半个家长的地位。他父亲忙于上班挣钱,又懒于过问家务琐事,再说杨小虎也确实把家务操持得像模像样,他就干脆当起了甩手掌柜,对于孩子们的往来,他也一概不于过问,一直要到孩子们在外面的捣乱“东窗事发”,被欺负的孩子的家长找上门来,他才勉强敷衍几句,过后还是老样子。
  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从五年级起,就选择在他们家建立了“革命的根据地”,“根据地”的主要作用是商量策划有关“军事秘密”的行动,其实这是顽皮的男孩子模仿电影故事的一种游戏。时间长了以后,有七八个男同学就结成了小团体。这个小团体,在文革以前对吴亮他们是封闭的,因为他们不是属于我们这个群体的人。而从吴亮落难的时候起,我们反而倒愿意接纳了他。

  五、他应该接受美术的教育

  吴亮把我让进了屋里。这是一套两室一厅的住房,1989年的时候,拥有这样面积住房的人是具有一定身份和经济实力的。家里收拾得很干净,看得出这是女主人持家的效果。女主人不在家,我也不知道女主人是谁。毕竟已经分别有15年的时间,关于他的婚姻状况,我并没有听说过什么。
  他问我:“你是怎么会找到这里来的?”口气很有些咄咄逼人的气势。
  我告诉他,是检察院的同志指点我的这里来的。
  “你去过检察院了?”他似乎已经预料到我这寻找的途径。
  “去了。”我回答。
  “他们说我什么了?”
  幸好我对这个问题事先也有所准备。我对他说:检察院的同志说你的黑板报出得好,为宣传工作起到了很好的作用。院里的领导很重视宣传工作,他们现在正在酝酿下一个宣传主题,等需要你的时候,他们会通知你到单位去写稿和画画的。
  他的脸色缓和了一些。从他的问话和脸色上看,他对检察院的同志存在着一些抵触的情绪,他可能总是在怀疑有人在背后说他的坏话。
  仔细观察他,当他对话题不感兴趣的时候,眼神有些散漫;当谈到画画的时候,他的眼睛又明亮了起来。他侃侃而谈对画画的体会以后,突然话锋一转,问我:“全中国有几个象棋冠军?”
  我有些茫然,但还是如实回答:“一个。冠军嘛,只能有一个。”
  “那么全中国下棋的人有多少个?”他又变得咄咄逼人了起来。
  “几千万吧,也许,能上亿。”我回答。
  “这就对了,如果这几千万人都是为了冠军而下棋的话,那么,中国就没人下棋了。”
  我不知道他要说的是什么,想了半天才明白过来,他要说的是:大多数人所从事的事业,都不会达到成就的顶峰,也就是他所说的冠军的水平。但是大多数人都乐此不疲地从事着自己所热爱的事业,他们的目的并非是出于功利,而是自身对事业的需要。比如说图画和吴亮的关系,不是图画需要吴亮,而是吴亮需要图画。
  他的这个说法是对的。图画的教育是美术的教育,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看懂图画,能够作画的更加是凤毛麟角。这里有一个熏陶和潜移默化的过程,当然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天赋接受美术教育和熏陶的。
  吴亮应该有这样的天赋,但是却失去了接受教育的机会。如果历史不是文革的走向,不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走向,那么吴亮又该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呢?
  这就又使我想起表姐李飞的话来:如果不是文革,也就没有上山下乡;如果没有上山下乡,我也不会到云南;如果我不到云南,我也不会那么晚结婚;如果我不是那么晚结婚,也不会嫁给他;如果不是嫁给他,也就不会有现在的女儿;如果不是现在的女儿……

  六、哪一件事最触及灵魂

  历史,是可以如果的吗?命运,是可以如果的么?
  吴亮说了一阵图画以后,感觉到饿了,就从冰箱里找出冷饭冷菜来,略微热了一下,就一个人吃了起来。他全然不顾我就坐在他的对面,也是饿着肚子看着他吃饭。他的脑子里装满了图画,根本就没有客人是否已经吃饭的意识。他的思维在这一点上和常人是有所区别的。
  等快吃完的时候,他的这个意识又突然觉醒了,他问我:“你吃过饭了没有?”
  我还能说我没吃过吗?看着他那笨手笨脚的样子,我还能指望他为我做饭吗?经过将近一个小时接触,我已经观察到他的那双手由于握惯了画笔,根本就拿不起锅碗瓢盆。
  吴亮兴致勃勃地和我谈图画,是无异于对牛弹琴的。在艺术修养和造诣方面,我无法和他沟通。他侃侃而谈,我只能应声附和,却没有能力扩展表示赞成还是不赞成。多次没有反馈意见的沟通是难以为继的。吴亮也许平时苦于没有倾吐的对象,所以把憋了一肚子的体会感想朝着我倾泻过来。渐渐地,他终于发现我仍然不是一个合适的倾吐对象。他停住了话题,有些若有所失的样子。
  知音难觅!我看透了他心底里的意思后,感觉到有些惭愧。
  客厅里出现了短暂的沉寂,他突然又猛省道:“你大老远的来找我,不会有什么事吧?”
  我把到了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我瞧他那样子,也办不了我想要办的事情,那就还是免提吧。其实这事,应该由他的弟弟吴宏去办。而刚才,在谈到吴宏的时候,他的嘴角滑过了一丝不屑的表情,虽然只是一闪而过,但是还是没有逃过我的眼睛。
  他就有些和我东拉西扯起来:你是那一年离开黑龙江的?在黑龙江的时候有没有恋爱?暗恋也是恋爱!突然,他又想起了什么,问我:“你在农村的这些年月里,哪一件事是最触及你的灵魂的?”
  这好像是一篇命题的作文,弄得我有些措手不及:“触及灵魂?哪一件?触及灵魂的事多了,比如严寒,比如惊马,比如发大水,比如扑山火,比如大草甸子……”
  我的脑海里好像是放开了电影,一个场景接着一个场景,这个人物又更换成了那个人物,参天的松树在镜头中旋转,倒下的树干划破了阳光的折射,使雪原中的松树林变得奇幻起来,长辫子的朱文躲在大松树的后面,对着我嫣然一笑,这带着酒窝的笑,意味着的是?……也不知道朱文现在已经成了谁的老婆。
  在这些纷乱的场景里,哪一个是最触及灵魂的呢?我一时难以理出个头绪来。就反问吴亮:“那么你呢?你在农场的那些岁月里,哪一件事情是最触及你灵魂的呢?”
  他没有直接回答我,而是返身到房间里找东西去了。过了一会儿,他拿来了一叠稿纸,纸上写满了字。他把稿纸递给我,说:“这是我写的一篇小说,答案就在这里面。有请你认真仔细地把它读完,读完后请你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

  七、吴亮的故事没办法结束

  我饿着肚子读完了这篇小说。吴亮的文笔不算很好,以至多次投稿都被退回来,为此他还颇有牢骚,他不认为是自己写得不够好,而是那些文字编辑们的作风不够好。编辑认为这篇小说还没到发表的水平,可是吴亮坚持认为已经达到了发表的水平。那时候还没有网络,所以这篇小说就遭到了冷遇。
  关于小说的情节,我今天还记得一个大概,也是叙述了一个女知青的坎坷命运。关于这个女知青的命运,我先在这里挑个头,以后如果有时间的话,我把吴亮写的故事翻版出来。这是以后的话。
  写到这里,我到底是想要说明什么问题呢?也许我想要说明的是人生的机遇和命运的问题,但是我又说不清楚这个问题。吴亮是一个聪敏人,也是一个文静的人,加上他是干部子女,如果不是文革,不是上山下乡,1989年时候的吴亮不应该是这个样子。但是,难道真的是历史扼杀了吴亮吗?如果是的,那么扼杀的不仅仅是吴亮。
  吴亮的故事应该还能够继续下去。我的水平有限,今天就只能写到这里了。

                                 (2003-07-07 于上海)

(责任编辑:冒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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