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八日，我们沈阳市第二十中学从初一到高三的一千多名同学，下乡插队到辽宁的“北大荒”——康平县四家子公社。当时正值秋收大忙，我们下乡的第二天就被派上了秋收第一线。

　　我们每天都累得筋疲力尽，觉总是不够睡，身上缓不过乏来。可是，每天清晨我们还必须提前起床，集体到外面出操，做“三忠于”活动。一大早，点长就连催带哄地把我们这些小男生喊醒，搅和起来。全体男女生到屋外整队，先在村里跑上一大圈，然后回到青年点门口，每个人从衣兜里取出随身携带的“毛主席语录”，一边有节奏地挥动手中的红宝书，一边齐声高呼：“敬祝我们的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愿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然后一字一句地齐诵几段毛主席语录。末了，还要连唱带跳来上一段“忠字舞”“敬爱的毛主席”。做完了这一套“三忠于”，同学们一哄而散，迫不及待地奔回屋里，三下五除二地吃完早饭下地干活。当我们趟着小路两边野草上的重重露水走向田间时，太阳刚刚露头。“三忠于”活动是我们从城里带来的流行式，此地的社员根本不感兴趣，我们的这些举动，引不起任何共鸣，把我们自己也搞得兴味索然。再加上天气越来越冷，在外边跑步，跳忠字舞，都能看到从嘴里呼出的浓浓哈气，还得不时地用手捂捂冻得生疼的耳朵鼻子。就这样，我们的“三忠于”先是从室外转移到室内，后来不久就自然而然地取消了。

　　日复一日的“疲劳轰炸”和无处不在的单调枯燥，使我不时地感到苦闷。一天，我和几个同学一边闲聊一边唱起歌来，借以排遣心中的烦恼。忽然，一首“老歌”涌上了我的心头，就是那首“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这首历史歌曲本与我们的现实生活毫无关联，但因为我们恰巧正是九月十八日这一天下乡的，那一声又一声“九一八，九一八”的呐喊，强烈地激发了我内心的激荡，倾吐出我郁积心中的迷茫和疲惫。当我唱到“从那个悲惨的时候，离开了我的家乡”的时候，我隐隐地感觉到，整个青年点的同学都在倾听我的歌。当我唱完最后一句“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时，眼角涌出了成串的热泪。我知道这歌声打动了许多人的心。然而，青年点里立即就传出了批判的声音，意思是说：借题发挥，影射“九一八”，太反动了！这一来把我吓得够呛。这歌词确实有点敏感，只是我兴之所至脱口而出，也就没管那么许多。虽然这“批评”可能只是某一个同学故意逗乐开的玩笑，但是谁知道青年点里有没有“阶级斗争积极分子”呢？那个时候，任何的理由或是没有任何理由都可以酿成大祸，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我出身不好，本是明牌的“黑五类”，没有借此开我的批判会已是幸运，哪里还敢再多说一个不字？还是老实一点吧！从那以后，我再也没在青年点唱过这首“我的家”。

　　与人奋斗　　

　　在同当地社员相处交往之中，我们发现此地张、房两大家族中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家族矛盾，而当时农村斗批改“狠抓阶级斗争”的时局，又给家族矛盾的爆发提供了导火线。

　　一天，队里开会，批判刘少奇，照例要“上挂下联现实的阶级斗争”。当时队委会的主要成员都是张家亲戚，队长张德荣、大车组长张德富哥俩把批判的矛头对上了富农子弟老艾。这老艾，叫艾俊生，他的爸爸是个富农，“土改”后不久就死了，结果让他背上了黑锅。老艾倒霉就倒在他是老房家的姑爷，他的妻子是老房家几兄弟的叔伯姐妹。这阶级斗争与家族斗争掺和在一起，老艾的“富农”小尾巴正好被老张家的人揪得紧紧的，动不动就拿老艾当“活靶子”斗争一把，老房家的人想管也不敢管，无可奈何干吃哑巴亏。这回又叫老艾赶上了。队长张德荣喊道：“老艾！你有没有罪？”老艾忙不迭地低声下气答道：“我有罪，我向毛主席请罪！”“那你就向贫下中农老实交待！”（交待什么？连老天爷也不知道！）老艾一脸无奈，“我，我，我也没有……” “什么没有？你是要抗拒改造！”还没等老艾答话，那张德富凶神恶煞地斜瞪着一只独眼，大喝一声：“老艾！你给我下来，跪下！”老艾连忙从炕沿上出溜下来，扑嗵一下就跪在了地上。张德富边说边往屋外走：“我看你今天老实不老实！”片刻工夫他已从院子里返回屋里，两手掐着他刚从大车上解下来的一条撇绳和一根赶牲口的大鞭子。他先是喝令老艾脱光了上身(实际上老艾只穿了一件棉袄,里边既无衬衣也无背心，这是多数当地农民因长期贫穷所形成的衣着习惯),然后不由分说，麻利地用那一丈多长的撇绳把老艾五花大绑起来。紧接着张德富把大鞭一对折抓在手里，左右开弓对着老艾那光着的脊梁和前胸就是一阵猛抽。那鞭子一抽下去，老艾的身上立刻就鼓起一道“血檩子”，不一会儿就绽出血丝来。起初，老艾挨一鞭子就忍不住地惨叫一声。“我叫你喊！”张德富厉声喝道，反而打得更狠了。“啪！啪！啪！”皮鞭一下接一下地抽在老艾身上，他的前胸后背布满了横竖交错的血檩子，到后来他已经疼得哼都哼不出声来了。由于有绳子绑着，他躲也躲不开，倒也倒不下，只能耷拉着脑袋坠在那里，紧闭双眼，面如土灰，像死了一样。

　　我从未亲眼看到过这种拷打之惨状，而且自己也一样出身不好，同病相怜，我在心里真为老艾叫苦，那鞭声震得我心头一颤一颤的。但是我什么也不敢说，这可是阶级立场问题！这时，张德富发作得差不多了，大概也是打累了，他用袄袖子抹了抹额头上的汗水，扔下手里的鞭子，嘴里仍骂骂咧咧不停。会场里的贫下中农们从头到尾观看了这场人斗人的惨剧，却没有一个人出面制止，反而齐齐地跟着队长，一遍又一遍地高呼“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就连老房家的人们也是如此，像是给张德富哥俩加油助阵。我们这些知识青年也一样，看着，喊着。

　　我就这样面对一幕幕与人奋斗的激烈现实，一点一点地丢掉了心中仅存的同情，一步步经受了阶级斗争的精神洗礼。

　　战天斗地　　

　　春种，夏锄，秋收，繁重艰苦的农活，让我们经受了一辈子也忘不了的脱胎换骨般的磨炼。与此同时，我们在不知不觉中产生了与农民们更为接近的思想感情。面对经常出现的天灾，我们和社员们一起战天斗地。我们抱定“人定胜天”的信念，盼望着战胜老天改变贫困面貌。但我们的力量终究抗御不了大自然，老天爷小小的兴风作浪，便可以轻易地瓦解我们的攻势。然而，我们像祖祖辈辈的农民一样，仍然一天又一天锲而不舍地与老天周旋，与大地搏斗。

　　一九七一年，入夏不久，刚刚开始铲二遍地，老天爷就开始不停地下雨。本来，人们最希望在铲完三遍地之后再下连阴雨，叫做“有钱难买五月旱，六月连雨吃饱饭”。可是这早来的连阴雨一再地延误了铲地趟地的进度。为了赶上农时，我们下地干活的时间越来越早，以往都是六点左右天亮下地，后来队长下令三点半起床，四点下地。我们青年点离生产队近，队长总是趁其他社员还没到齐时，“顺路”到青年点来赶我们起床，躲都躲不开。刚刚睡下几个钟头的我们，一个个困得迷迷糊糊，真难受啊！一百个不乐意，也得爬起来。闭着睡眼往外走，深一脚浅一脚，走到几里地以外的干活地头，天才刚刚蒙蒙亮。有一天，来到地头操起锄头刚开始铲地，天就下起雨来。下雨也得干，不能停下。雨越下越大，雨水顺着脸颊往下淌，身上的衣服早就湿透了，双脚糊满了泥，一步一滑。锄头上沾了泥，一点也不好使了，只能悠起来一下一下地“砍”。实际这么干一点用也没有，根本起不到铲地除草松土的作用，但是为了往上级报告进度，不挨批评，队长明知这是白干，还是命令大家继续干。赶上天气好不下雨，就更得加快进度。头顶大太阳，“赤日炎炎似火烧”的滋味算是尝了个够。又热又累又渴，口干舌燥嘴里像是要冒烟。抬头一看，无边的田野没有一丝阴凉，更没有一滴水喝，最近的水源是一二里地之外的一条小河。咬咬牙，用力咽口唾沫，到后来连唾沫都没有了，就只好干咽几下，忍着。好不容易到了“歇气”的时候，扔下锄头就往那小河跑，到了河边，一脑袋扎到水里，不管三七二十一喝上一肚子河水。喝完了，定睛一看，河水像碱水一样泛着灰色，河水里小虫子游来游去。可是，渴急眼了，哪里还管那么许多！不要说“灰色”，什么颜色也能喝下去！喝完了水，一个猛子扎进河里游一阵，然后浑身上下湿啦呱叽地往回走。过不了多一会儿，湿衣服连日晒带风吹地又干了，又是浑身的汗水，阵阵的干渴。

　　那年夏天，连续的降雨使得当地出现严重涝灾。为了排除积水，必须在地块的四周挖沟排水，而铲地也不能停。我们每个人上工要带两件家伙：一把锄头，一把铁锹。关键的那几天，中午家也不准回，带着午饭就在地头吃，吃完饭马上就抢时间继续干活。铲地干到晚上七点，然后趁天还没黑，突击一两个钟头挖排水沟。晚上挖完了沟，天已大黑，到收工的时候，我们累得浑身上下一点劲也没了，一头扎到地上，躺的躺，坐的坐，歇上一阵子，才又攒点力气，晃晃悠悠地往回走。就这样一天天地拼搏，涝灾还是没有战胜。农谚说“七月十五定旱涝，八月十五定收成”。从大片庄稼的长势就可以明显看出来，今年歉收已定。我们和社员们一样，心头沉甸甸的。

　　秋后，铁岭地区革委会发动了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会战，要在辽河沿岸六个县几十个公社挖出无数条大大小小的排水沟，使地块周围形成沟沟相通，与河渠纵横相连，与大辽河及其支流形成一个大型排水系统，以彻底解决涝灾威胁。入冬以后，全公社范围的挖沟“战役”刚刚收兵，全县以及跨县的更大水利工程硝烟又起。最艰苦的要数辽河裁弯取直工程。这是全地区沿辽河两岸铺开的一个大工程。所谓“裁弯取直”就是在原有河道的弯曲地段把某些突出部位挖掉，或者开挖一段新的河道，以此把河道“拉直”一些，减少在水流过程中的阻碍，增大排水泄洪能力。各地来的民工们分散驻扎在工地沿线村子里的老乡家中。当时已近年底，我们清晨顶着星星出发上工地，迎着刺骨的寒风抡大锤砸钢钎打炮眼，然后装炸药，统一时间疏散、爆破，再把炸开的冻土块搬运到几十米以外。每天工地上都炮声隆隆，大锤砸击钢钎的铿锵声不断。在零下二十度的严寒里，民工们个个干得热汗腾腾，许多人干脆脱掉身上的棉衣，抡锤打钎，装筐运土。人们手上冻出或震出的裂口，或者手掌打起的血泡，都一点也不出奇了。光是大锤的锤把打断多少根，已无计其数。钢钎一支支磨秃了，打堆了，就在工地上支起铁匠炉，锻打钢钎，源源不断地供应给工地。就这样，我们终于在冰冻三尺的地上开出了几十米宽好几里地长的笔直的新河道。听说在辽河沿岸不同的地段，像我们这样的裁弯工程还有十几处，都在同时施工。这是我所经历过的最壮观的改造自然的工程。虽然这远远比不上大寨“三战狼窝掌”和河南林县“红旗渠”，但能参加这样的工程，我还是感到非常的自豪。可是，老天爷并没有因为我们的苦干而表现出任何的怜悯，我们的很多工程，经不起沙淤雨冲，无数条的大沟小渠一两年之后就几近沟满壕平，那些新开出的笔直河道也未能减轻涝灾。我们改造自然的努力全线失利，“人定胜天”的梦想彻底破灭，然而，人类自古以来一代又一代与天奋斗、与大自然抗争的顽强精神，却永远地在我们心中扎下了根。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底，我被抽调回沈阳。大客车载着我和其他几十名知青战友驶离四家子。望着车窗外夕阳照耀下熟悉可亲的村庄、树林、田地、沙丘，我不禁一下子回想起六年零三个月以前的“九一八”下午，几乎是在相同的时刻，我们从相反的方向扑进了这块大地；而现在，我们却在急驰而去！我就这样兴奋而又漠然地离开了康平四家子……

　　永远的知青　　

　　三十五年过去了，我经常问自己，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究竟意义何在？是建设祖国的伟大壮举，还是社会变革的失败实验？如果说是要改变落后面貌，那我们纷纷离开农村时，那里山河依旧。我所在的生产队，从我们下乡的六八年算起，一年比一年穷，具体指标是生产队的分值逐年下降，从九角二，八角六，六角八，五角，一直降到我离开四家子时的七四年“倒挂”一角五。如果说是为了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那我们是变得更“革命”了，还是反而更“不革命”了呢？我们当年激流勇进地下乡，后来又溃不成军地返城，是否都是“革命的需要”呢？尽管很难找到完整的答案，但有一个感觉在我心中变得越来越清晰——不论现在和将来人们如何评价上山下乡，我们都可以这样说：上山下乡，使我们在艰苦中认识了农村，也进而认识了我们的国家；上山下乡，使我们在磨难中锻炼了体魄和意志，造就了吃苦耐劳坚韧进取的精神；上山下乡，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打下了永不磨灭的烙印，她融铸成了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我们曾经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我们将永远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

（2003-06-23 于美国洛杉矶）　　

（责任编辑：冒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