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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地

  一九七○年七月,我在云南瑞丽下乡已经一年多了。一个赶街天,哥哥到姐线公社小饭馆找到我,拿了封电报给我,我一看头就嗡地一声晕了,电报上只有四个字“母病速回”。

  当时我全家六口人,散到了六个地方:我们哥俩在瑞丽,在相距七公里的两个生产队插队,离昆明近千公里;妈妈在离昆明有五百多公里的一所五七干校,弟弟所在的思茅生产建设兵团距昆明六百多公里,爸爸在昆明郊县的五七干校,只有他还能每月一次回家看看只身一人留在昆明读初中的妹妹。跟家人们离别已经有一年半时间了,早就有看看他们的想法。说起来简单,实现却很难,其他地方的知青想回家也许容易,只要生产队同意,买张车票就行了,我们可不行,途中有三条大江挡道,要想过桥必须持有县公安局签发的边境通行证,要得到这张边境通行证,首先必须得到县知青办签发的探亲许可证。

  那时的县知青办,可算是知青的最高主管机关了,各公社虽然也有知青办,但没有权力批准知青探家,而县知青办对知青的管制相当严,一般情况下根本不允许知青们回家,能获准回家探亲的知青,只能是出具直系亲属生重病或是死亡的医院证明才行,按知青们的说法,基本上只有“奔丧”才能实现回家看看的愿望。也有另外一种机会,比如经军代表“特批”的少数几个女知青,无须什么证明就能回家。

  见我拿着电报发愣的样子,哥哥忙解释说妈妈根本没病,这封电报是妈妈应他的要求拍的。

  不久前,云南峨山发生大地震,在那儿的云南教育系统五七干校损失惨重,死了不少教师,其中有不少是知青的家长,于是有不少知青获准回家探望。在他们的影响下,当时县知青办相对放宽了手续,只要凭家里发来的病危电报就可以批准回家探视。正好哥哥一个在保山运输队开车的初中同学要开车来瑞丽玩,他就起了借此机会搭车回趟家的念头,写信给我妈,要她拍个装病的电报来。妈妈也是想儿心切,也不顾什么党性原则了,当即就拍了这封只有四个字的电报。

  按照规定,家里人病了只能批准一个知青回去探望,幸好我们哥俩在不同的生产队。哥哥拿着电报顺利办完生产队、大队直到公社的批条后,又把电报给我送来,我接着办这些手续。

  我写了份申请,一段语录开头后,就只有因妈妈生病了,希望请假两个月回去探望,只有寥寥数字。生产队长根本不识汉字,一听说这事,着急得很,当即让我帮他写上同意二字,然后他在下面签上他的傣文名字,还要跟我一起到大队、公社去办,我婉言谢绝了他的好意,办这种假事毕竟还有点儿心虚。到大队办手续很顺利,那个管知青的干部吃过我的亏,怕我。到公社也很顺利,公社管知青的干部跟哥哥处得不错,明知不能批准哥俩一起走,却二话没说盖了印。

  随后,两个队十多个知青陪着我们哥俩一起走了二十多公里,到县城办最后的审批手续。哥哥先办,通过。在他之后,等别的知青办了几个以后,已经快到吃中饭时了,我才在一大伙知青的簇拥下进了那间小办公室,递上盖了两级知青办大印的申请书。县知青办那家伙一眼就看出来了,他说,哎,这个姓 W的刚才办了一个,你跟他是哥俩吧?众知青立即起哄,你什么眼神呀,他们根本就不是一家人,他们俩就互不相识,你跟我们队谁谁也是哥俩吧,乱哄哄地吵得那家伙头疼。其实我一直没抱多大希望,我也向哥哥说过,不行就他一个人走吧,所以当时我连声都没吭。那家伙在一片哄吵声中,不耐烦地挥挥手,签字盖章,刷地一下就把那纸申请塞到我手里了。我站在那儿还没反应过来呢,在大伙的欢呼声中涌出那间小办公室,一起到县公安局办通行证去了。

  拿到通行证,回寨子等车。跟我同寨子的知青除办病退走了一个女生外,我是第一个获准探亲的,大家都知道我是搭货车走,都要求我帮着捎带东西回家。瑞丽因为毗邻缅甸,物质条件较好,能往家里带的东西还真不少,农产品有大米、红糖、白糖、猪油、菜油、炼乳、花生,当然还有打火机、走私手表等,只是穷知青买不起。我那个寨子有20多个知青,每人托带一包东西,走时装了一辆牛车。到哥哥那儿一看,他要带的东西更多,全寨四十多个知青,每人也有一包,加上我们哥俩带的两大麻袋大米,五磅白铁桶装的猪油、菜油各一桶,还有一小箩红糖,一布袋白糖,要带的东西都堆成了小山了。我看着直发愁,这到时怎么带呀?

  我在哥哥的寨子等了两天。下午车来了,比预计的时间提前一天。听到轰隆隆的汽车声,我从竹楼窗子看出去,大乐——三辆大解放,每辆后面还拖了个挂车,非常有气势地开进寨子。这下子好了,不愁东西带不了喽。我们当即决定,再带两大箩无眼菠萝,哥哥寨子的无眼菠萝可是当地最好的品种,这下妹妹可以大饱口福了。

  哥哥的这位同学初中毕业后就去当了驾驶员,这次跟他一起来的,有他两个同事,一个是五十岁左右的老师傅,另一个是个中年师傅。还有两个女的,是那两位师傅的老婆,跟着一起来玩的。这些师傅们家里都有知青插队或是到农场,所以一见面就跟我们很亲热。他们到瑞丽玩两天才走,就在这两天时间,瑞丽其他被批准探亲的知青找来要求搭车,师傅们毫不犹豫,全都同意了。到我们动身时,车上已经有了来自不同公社、不同寨子的六男三女共九个知青了。所有人无一例外,都是用假病证明办的探亲。车开的那天,人人心情愉快,一路欢呼着,乡亲们看着直纳闷:这些个没良心的,家里有人病重病危,他们还高兴成这样?!

  我们的车队耀武扬威穿过县城,顺利通过瑞丽江大桥的检查,中午时到遮放停车吃饭。吃完饭上车一看,三个车厢都塞满了人,大都是想搭车到芒市的当地人,其中也有几个知青打扮的女生。师傅们商量了一下,那个老师傅去驾驶室拿了一叠票,爬上车厢去,要搭车的人买票。他刚上车宣布卖票时,我注意到那几个女知青小声嘀咕着,打算下车了。老师傅先盯住几个穿干部制服的,要他们买了票,然后只收那些穿民族服装的傣族老乡半价,对那几个女知青,他连问都不问。老师傅要下去时,有个干部模样的人忍不住了,问他为什么要他买全票,老师傅翻着白眼说:优待少数民族是我党历来的政策,懂么?知青比少数民族还稀奇,免费。他话刚说完,知青訇然笑了起来,那个干部脸红一阵白一阵,蹲下不吭气了。

  车到芒市,开车的一位师傅有个孩子在二十多公里外的公社插队,他们开了一辆车去看望,我们则找了个旅馆住下等。这一等就是三天时间,可惜了我们那些菠萝,每天都要翻出好几个熟透了的请大家吃。

  从芒市出发时,车上又多出了几个知青,途经保山、下关、楚雄,一路上不断有搭车的知青,等到昆明时,车上已经有27个回家探亲的知青了。大家都是知青,见面就熟,一路上故事不少,欢声笑语不断,要到昆明那天,众人商量着到昆明后怎么玩,把插队的艰苦早给抛到了脑后。

  车队翻过碧鸡关时,已经是晚上八点多了,昆明城里的万家灯火扑面而来,大家那个激动、那个兴奋呀,连平时矜持的女生,也忘形地直着嗓子欢呼。一年多以后,当我被招工回城,与同车的数十名知青一起再次看到这城市的灯光时,反而没有这么激动了,因为当时心里不仅想到将面对的未知命运,还突然想到了仍在乡下的朋友们和那里的乡亲们。

  回到久别的家,首先发现我们哥几个走前住的那间平房居然被人占了,妹妹从楼上跑下来接我们,听她说,院子里什么革委会的趁我们走后,强逼她把那房腾了出来。这还得了,第二天当我们哥俩阴沉着脸找到那革委会时,他们当即就把楼上一间房的钥匙交了出来。

  休息了一天后,我们分别到同寨的知青们家中送东西,看望他们的父母,跑了好几天才基本完成任务,然后我们去看在干校的爸爸。见到我们,爸爸叫我们等着,自己到食堂打饭给我们吃。我看得出来,他虽然没什么表示,但听到别人夸他两个儿子长得壮实时,心里还是很满意的。饭后,父子三人到水库边聊天,爸爸掏出包香烟来,自己叼一支,给哥哥一支,却不给我,两人边抽边聊,哥哥明知我也会抽烟了,却故意不说破,把我晾在一边,气死我了。爸爸没多说什么,只简单问了我们以后的日程,给了我们些钱,就把我们送走了。按照他的安排,哥哥先到普洱、思茅看我妈和我弟,等我哥返回来我再去。

  哥哥走后,我成天跟几个朋友在城里闲逛,游泳、踢球、上公园、看电影,一句话,玩疯了。那时的昆明,跟我们同年龄的人几乎就见不到,我们走到那儿都会被人认出是知青来,我们去学校看老师时,那些小校友们围着我们就像看外星人一样,可能在他们眼里,知青跟那种被流放充军的罪人差不多,挺神秘的。

  那时我们有几个会玩乐器的知青,常聚在我家里合奏,我会弹八弦琴,加上拉手风琴的,吹笛子的,拉提琴的,我们戏称为知青四重奏。有时我们也带上乐器去公园,一群人在我们的伴奏下,唱起知青们爱唱的“黄”歌,吸引了公园里的人。

  哥哥回来后,我只身一人踏上了远赴普洱、思茅的探亲之路。我知道爸爸为什么不让我们哥俩一起去,他担心别人会对我们家一下回来两个知青有看法。

  见到妈妈后,第二天她就带我到普洱县城的百货商店去买穿的。没想到,在那个小百货商店的一个偏僻的柜台上,居然放着一把盒子上面落满了灰尘的小提琴,这可是在昆明都见不到的呀。我当即提出不买衣服了,要买提琴。我妈一问价,42元,这可是她半个月的工资呢,可她还是毫不犹疑地买下来了,这可是我此次探亲最大的收获了。

  在妈妈的干校住了三天,又动身去思茅看弟弟。

  一年多不见,弟弟明显长高了,也长壮实了。他在的那个农场,除了昆明知青,还有北京、上海来的知青,比我妈那个尽是些老头、老太太的干校好玩多了,我在那儿玩了差不多一个星期才返回昆明。

  回到昆明,第一件事就是找那个会拉提琴的哥们来教我学琴,学了没几天,才刚刚入门,哥哥提醒我,我们的假期到了,该回去了。这怎么成?我要哥哥先走,让我再学一两个星期再回去。

  哥哥也没坚持,他也没走,我们又多留了一周时间,直到爸爸回来。

  爸爸回到家,来看了看我练琴,没说什么就出去了,直到下午才回来,然后让哥哥叫我到他屋里,递给我们两张飞机票,说了句:你们明天走吧。

  知子莫如父,这句话真是不假。爸爸知道此时如果催我回去,我肯定不干,但如果是乘飞机,那可就是另一回事了,我当然是做梦都想坐一次飞机的。

  就这样,十月的一天早晨,我们坐上了一架苏式小军用运输机改装的客机,离开了昆明,沿着当年的驼峰航线,飞往滇西。飞机起飞后,我从那小圆舷窗往外看,第一次看到昆明城的全貌,当那碧波荡漾的滇池从机翼下掠过时,我的心突然沉了下去,这么美丽的昆明,真舍不得离开,这里有我的家,不知何时才能再回家……

  两个月后,留在城里没回乡下的知青全被遣返回乡下,据说因为怀疑谭甫仁(云南省革委会主任)是被知青暗杀的,昆明全城疯狂地搜捕回城知青,把所有知青关起来审问,直到那个刺客自杀后,才放了知青们,由街道革委会监督着全都赶回了农村。打这以后,知青们想回家看看更难了。当时曾流传过不少故事,都是讲知青们想方设法要回家的。记得有个故事是说几个知青自不量力想游泳渡过那连日本鬼子都过不去的怒江,结果是葬身鱼腹,尸骨不存。还有个故事最惨,讲的是,有几个知青悄悄躲进一辆空油罐车,顺利通过了关卡检查,没曾想那个马虎大意的检查人员,顺手把盖子给盖死了,于是几个20岁不到,想家的年青人,身体虽然回到昆明了,灵魂却永远留在了异地他乡。

(2003-07-21 于昆明)

(责任编辑:冒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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