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插队生涯 |
|---|
钟 瑜 |
|
一、初到山村 我1947年出生在南京。父亲是北京《大公报》编辑，1958年被打成右派，后联系历史问题升级为反革命而被捕。1968年插队风刮起后，我从北京五中回到南昌老家。同年10月，随同街道知青下放到南城县株良公社。这里离南昌三百多里，山青水秀。我们这批下放人员叫“五七大军”，由航运局下放干部带队，组成人员是街道知青和工读学校学生，好几百人，我们则戏称自己是6857部队的。大概二十个知青编成一个排，分住在不同的地方。我住的地方叫云市村，是个有好几百户人家的大村落，共有四五个生产队。村边有一个大祠堂，空出了好几间房子，我们二十个男女知青和几个负责带队的下放干部就被安置在这里。 这是个美丽的村庄，宋代这里曾有过发达的瓷业。村中一条弯弯曲曲的石板路，曾是南城县至南丰县必经的“官道”。上百年前，这个村子还是个很大的集市，周围几百里的农民都会定时来赶集。石板路两旁有不少砖木结构的大厅堂，曾是铺面，虽然旧了，却能想见当年的红火景象。村子四围散布着不少池塘和菜地，虽是秋天，菜畦里也是绿油油的，勃发着旺盛的生机。摇曳着稻穗的晚稻田围绕四周，晚稻已经成熟，一片金黄；再远一点是起伏不断的青山，像一道绿色的围屏，遮断了视线。我们吃过派饭，在村子里穿行，对所有的一切都感到新鲜。 吃了几餐派饭之后，我们便自己开伙。第一年，下放学生每人每月有12元的生活费，还有定量的粮油供应。我们到粮店买米买油，到集市买菜买盐，买锅碗瓢盆、劳动工具。生产大队为我们打了一个很大的灶，准备了一些柴，女同学就开始学习怎样烧火蒸饭，男同学更多的时候是在生产队划给我们的菜地翻土种菜。两天以后，大队干部告诉我们，应该自己去砍些柴了。砍柴的地方很远，有七八里路，有老乡带我们去。大家都想去看看，于是第二天吃了早饭，便每人拿一把柴刀，一根绳子，一齐出发。 沿着机耕路向里山迤逦而行，走了近一个钟头，两边看到的都只是一些不太高的丘陵，上面全是新栽的小松树。几个女同学已经在喊累了，老乡忙说，不远不远，就快到，就快到。又走了有半个小时，才看见高一点的青山，大家折进去，来到山脚。于是几个人分成一组，沿着被砍柴人踩出来的崎岖小路分头上山。 山上满是茅草和各种各样的树木，高的、矮的、带刺的，爬藤的，有乔木也有灌木。我们已经被告知，松树和杉树不准砍，只可以砍其它各种杂树。但真正上了山，才发现自己很难找到用武之地。一把小小的柴刀，粗的砍不动，带刺的不敢砍，爬藤的不合用，细一点的杂木却很难找到。好不容易找到一棵，砍断之后，去掉枝叶，还要带在身边，再去找第二个目标。在没有路的山林草丛中登高爬低，很快就累得气喘吁吁。折腾两个钟头，我总算砍到五六根杂木棍，用综绳捆在一起，沉甸甸的；其他人也砍好了，几个人招呼着，下了山。 到底是男同学成绩大一些，每个人肩上都有一捆；看那些女同学，有的手上只拄了一根木棍，有的是一手拿一根细枝，有的是两人扛着一小捆，还有人空着手。大家一边喊着累，一边慢慢往回走；力气大的几个男同学，很快就走到前面去了。 我是第一次用肩膀扛东西，放在左肩感到疼痛，放在右肩也感到疼痛，移到中间更不舒服，小小一捆柴，把腰都压弯了。没有多久，就感到心跳加剧，两腿发软，大汗淋漓。回去的路是这样长，每走一步，都好像二万五千里长征。汗水打湿了眼睛，连眼睛都是痛的。 忽然，一辆大队的拖拉机，轰隆隆从背后开过来，车上是空的，司机是个热情的小伙子，看到我们五六个男女同学还在路上挣扎，招呼我们乘车回去，我们喜出望外，赶紧把柴丢到拖拉机上，自己也翻上拖斗。半路上，走在前面的几个同学见我们在乘拖拉机，忙叫司机停一下，四五个人把自己的柴丢在路边，全上了车。我提醒他们把柴搬上车，他们笑说，不要了，不要了，于是一阵嘻嘻哈哈，车子又开了。 这是我们第一次砍柴，清点二十个人的战利品，还没有两个老乡砍的多。但打这以后，女同学再没有上过山。 二十个人在一起生活没有多久，我们又几个人一组被分到各个生产队。分到生产队的目的，是让我们参加生产队劳动，赚生产队的工分，以便年底在生产队里能分到一份口粮，得到一点工钱，为明年生活自理作准备。 我分在一队，据说是云市村最富裕的队，一个强劳动力每天记10分，可派到六七角。我在生产队每天记 6分，是“五七大军”硬性规定的，如果由社员来评，可能两三个工分都未必肯给。和我分在一起的还有一个男同学小发，两个女同学小兰和小芳，他们三人都是工读学校的初中生。生产队为我们安排了住房，原来的房主是个四类分子——一个六七十岁的小老头，被赶到住房大门旁的一间小屋中，房门整天关着，很少见人；正厅几间房就被我们下放学生和一个县城下放干部住了。 秋收很快，不少劳动力已开始调往水库工地。我们这些下放学生基本安顿好之后，也全部上了水库工地。工地距我们砍柴的那座山还要往里走七八里路，到处搭着工棚，一片热火朝天景象。我们和本队社员住在一起，吃在一起，每天的任务是挑土，把山上的土石挖下来担到大坝上去。公社干部和大队干部的责任是检查和督促。就是在这个工地上，我第一次听到广播喇叭里竟传出粗俗不堪的呵斥和叫骂，感到很吃惊。看看周围，并没有人觉得奇怪，这才知道大家早就听惯了。 担土的任务并不重，能干多少干多少；我们是这样，社员基本上也是这样。只是时间很长，天亮干到天黑，除了社员们彼此开些低档玩笑，再没有其他娱乐。比较累点的可能是工地上的四类分子，他们的任务是砍柴，砍完柴之后，还有开沟、扛石、修路、搭桥、卸货之类，总之，凡是重点的活，基本由他们包了。 年关快到的时候，所有的劳动力都从工地撤了下来，准备过年。我决定和小发搭伴一起回南昌。先乘短程车三十多里赶到县城，再在县城转车。我们两个都是穷光蛋，身上仅有的几元钱还是离开南昌时节省下来的，都不想把这几元钱作为路费花掉，于是，我们坐在马路边的饭店，向每一个过路吃饭的货车司机要求搭乘。在遭到几位司机的拒绝之后，遇上南昌汽车运输公司的一辆汽车返昌，小发的姐姐正好在该公司工作，听了这层关系，好心的司机同意顺路捎我们回去——第二年，下放学生要求搭车的越来越多，这样的好事就再也没有遇到过。 二、大有作为 南昌的亲戚像迎接贵宾似的迎接我的到来，每天变着花样为我搞一点好吃的小菜，但年一过，我就赶回了南城。我怕过那种贵客般的生活，从乡下回到南昌，我拿不出一分钱，我每天吃的都是别人的劳动果实，尽管是自己的亲戚，但我心中还是感到不安。小发也和我有着同样的心境，他吃住都在姐姐家里，用的是姐姐、姐夫的钱，而乡下毕竟有自己的一口饭吃，所以和我一起早早赶回云市村。我们两人可能来得最早，听说有人在南昌呆了两三个月，在“五七大军”的领导一再催促下才来。还有一位姓宋的街道知青，回去以后就没有再来，他和居委会关系很熟，下来时没有转户口。他说，没想到乡下这么穷，不是活命的地方,于是脚板揩油溜回去了。 几个老乡很热情，给我们送来青菜，请我们去吃饭，用自己酿的水酒招待我们。这些朴实的农民都把我们当做客人，认为我们不过是下乡体验体验生活，他们不相信下放学生会扎根农村干一辈子，坚信我们早晚要走。 我们开始在生产队里参加农田劳动了，锄地、担粪、除草、浇肥、插秧、耘田、割禾、打稻，一年下来这些活计基本上干遍了，只有使唤耕牛耙田犁田和浸种育秧之类的活儿，一般是那些经验丰富的庄稼好手才有资格去做。生产队出工，没有固定的时间，每天早上吃完饭以后，大家带上劳动工具到队部门口集中，陆陆续续人来齐了，队长就作个大致安排，几个人去旱地，几个人去水田，于是队长、副队长分头带队出发。十多二十个人，排成长长的一溜，头戴斗笠，下雨就肩披蓑衣或塑料布，说说笑笑奔赴劳动地点。没有具体的劳动指标，也没有严格的质量要求，大家都是好手，下了田各自埋头就干。当然我们这些下放学生除外，热心的老农总是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这里干活说不上紧张，也说不上疲踏，每个人每天的工分都是固定的，干多干少没区别，熬够了时间就有工分拿。大概干了个把钟头，就有人提出抽袋烟吧，于是大家在田埂上分头坐下，一人一个烟袋锅，打着纸媒儿，慢条斯理地抽起来，一边说些炕头新闻。一上午，总要抽两次烟，日头正中的时候，有人说不早了，不早了，于是大家打道回府。只有七月份，农村最忙，早稻熟了要抓紧时间收下来，接茬又要栽晚稻。据说八月一号以后栽的禾苗收成不好，于是“不栽八一禾”就成了各个生产队普遍遵从的指令。为了抢进度，这时大家起早贪黑，男女老少齐上阵，清早、上午、下午、晚上连轴转，虽说队里杀了一头猪卖给大家作营养补充，但不少人还是熬红了眼睛，累掉一圈肉。记得那时我写了一首诗，记下了晚上参加清秧(把秧苗从水田清理出来扎成小把以备大田栽种)劳动后的情景： 满空星宿野萤飞，理罢青秧戴月归。艰辛本是寻常事，海阔天空要有为！ 那时我对“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最高指示毫不怀疑，很自然地就把这句话用上了。后来我才知道，我自己太幼稚，下放学生在农村连自己的基本生活都维持不住，要说“作为”，除了冠冕堂皇地分走农民老大哥的一部分劳动果实，其他实在有限；报刊上确实宣传了一些扎根农村的知青典型，但他们除了自己得到一官半职，可有哪一个改变了当地农村的落后面貌，又有哪一个帮助贫苦农民富裕了起来？ 三、我的乌托邦实验 我们二十个下放学生分散到各个生产队后，每个生产队的下放学生是一个伙食团。队里给下放本队的学生都安排了住房、厨房和菜地，这使得大家忙了起来：要到五里路外的粮站和集市去买米买油买菜，要到十多里远的山上去砍柴，要到分给自己的菜地去种菜浇水施肥，每天三餐要自己担水弄饭烧菜，还要按时到生产队参加劳动，挣维持明年生计的工分。生活上的事尽管男生和女生有大致的分工，但分散开来后吃小锅小灶的新鲜感很快就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每天单调而又乏味的忙碌和挥之不去的身心疲倦。 对这种现状我很不满意，我觉得还是二十个人在一起生活更好，于是我把我的想法写了出来。首先，我分析了分散开伙的不利因素，接着谈二十个人合伙的好处，一是节约人力，二是节约物力，三是提高劳动效率，四是改善大家的生活。我把这篇文章拿给大家传阅，得到工读班学生的一致支持，只有街道下放的知青表示反对，好在他们只是少数。支持者纷纷签名后，我把它交给了我们“五七大军”的带队干部。刚好带队干部也有相同的想法，于是重新打灶架锅，我们十五六个表示赞同的下放学生重又过上了合伙的日子。 在这批下放学生当中，除了老王，我是年龄最大的一个。老王是比我高一届的高中毕业生，在工读学校当代课老师，这次是随他的学生一齐下放的。这批学生只有十六七岁，我们两个二十一二，自然是他们的老大哥。这次重新合伙，尽管少了几个人，我们仍算一个排，一位小青年被任命为排长，我被任命为班长。其实排以下并没有分班，我之所以当了个班长，是因为我是这次合伙的发动者和组织者，合伙后很多事情还需要我的支持。至于当排长的，家庭出身是工人，非其莫属；而我不过是个狗崽子，当班长可以说是最大限度地贯彻了“有出身论，不唯出身论，重在政治表现”的阶级路线。尽管我的任命很荒唐，但我还是能充分理解下放干部的良苦用心。 但是，我的乌托邦理想没过几个月就被粉碎。纸上罗列的一大堆好处，合伙后并没有一一变成现实。先是去菜地干活有人偷懒，后是砍柴有人装病，十多个人的生活琐事，谁都可以敷衍谁都可以不干，只有去生产队出工实打实，赚来的工分是自己的，不用安排大家都会去。苦乐不同，劳逸不均，谁也没有权力支配谁，到处都有空子可钻，很快彼此间意见纷纷，矛盾百出。在一个没有权威，没有制度，没有责任，没有奖惩的松散集体中，大家都是靠自觉和良心办事，而一旦个人利益战胜自觉，道德良心遭到鄙视，这个集体也就土崩瓦解了。在过了几个月我们曾经憧憬的共产主义生活之后，我们又散伙回到各自生产队的小伙房，重新过起四五个人在一起的小农生活。毕竟小团体只有几个人，男女分工，明明白白，患难与共更容易。 四、农村的革命 农民的生活是艰苦的。吃的粮、菜、鱼、肉，都靠自己去种，去养，而土地、鱼塘等生产资料都是集体所有，大家混在一起，按照上面的指示干，干好干坏干多干少反正吃的是大锅饭，谁也没有主动性和积极性，因此能混个温饱就不错。劳动工具，虽然有拖拉机，但那主要是跑运输用的，而且一个大队还未必有一辆，农民手中用的无非是锄头、镰刀，同几百年前没有多大区别。十多年后，看日本电影《远山的呼唤》，才知道当中国农民挥舞着原始工具跟着社队干部高喊“解放全人类”口号的时候，日本农民已经开着拖拉机和汽车在从事现代化生产了。 村里谈不上搞“文化大革命”，凡事还是以种田为主。没有谁看报纸，也没有谁听广播（尽管不少厅堂里都安了广播匣子）；有什么重要精神，多是在晚上传达。各个生产队晚上都要记工分，大队干部就利用这个机会，传达上级指示，落实各项任务。但“文化大革命”的用语，在大队干部嘴里还是不少。谈到上级指示，有谁贯彻不积极，那是阶级斗争；谈到农活，有谁干得不认真，那是破坏生产；谈到有人在山上的荒地偷种南瓜，那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谈到有人没有完成生猪交购任务，那是破坏革命。大队干部对各个生产队的四类分子都是很清楚的，谈到关键处，常常点出这些人的名字，厉声询问他们是否老老实实，有没有破坏行为，于是刚才还叽叽喳喳的队部，一时空气肃然，大家的眼睛都盯到几个一开会就缩在墙角边低着头不吭气的人身上。 农民毕竟是朴实的，听得进的主要是自己的吃饭问题，知道如果荒了田就没有饭吃。就是大队干部传达精神，吼过一阵之后，也都把话落实到生产上来。种什么，种多少，怎么种，总要反复交代。公社干部也经常下乡，检查生产情况。记得是春天插秧的季节，一天中午，我听到从离我住处不远的大队部传来一位中年妇女的哭声，还夹杂着一个男人的厉声喝骂。后来才知道，男的是公社干部，下来检查春插的。当时各队统一栽种的是矮秆密植水稻品种，不少人不习惯，插的秧苗密度不够。这位公社干部看了，不由怒火中烧，从水田里揪起一个正在插秧的十五六岁的小男孩，结结实实教训了他几巴掌，结果不知是鼻血还是牙血，给这个瘦骨嶙峋的孩子挂了满脸花。母亲见了心痛，跑来找公社干部论理，却忘了自己是地主婆，自己的儿子不过是个狗崽子，被公社干部怒斥为有意破坏生产，赏了她几记耳光，并决定当晚召开大会，对这一对地主夫妇及其狗崽子进行批斗。 我发现，农村的四类分子就像一群老鼠，不敢抬头看人，不敢大声说话，见了谁都毕恭毕敬，低眉顺眼；从早到晚，整天缩头缩脑，心惊胆战，溜边躲后，大气不出，过的是一种不敢见人而又时时被人作践的日子。 五、五七大军中的阶级斗争 没有多久，“五七大军”内部也出现阶级斗争新动向。在下放干部当中，先是传播一年后也要停发工资，到生产队吃粮挣工分的消息，有些下放干部是妻儿老小一起下来的，因而引起极度恐慌，人心浮动；接着出现各种牢骚和怪话，说下放如同劳改之类。在下放学生当中，则有长期不出工的，偷偷返城不归的，四处游荡不见踪影的，成群结伙打架斗殴的。于是，阶级斗争的弦就开始在“五七大军”内部绷紧了；而我们这群下放学生当中，有几个人恰恰撞在了枪口上。 那是夏日的一个上午，邻近两个队的四五个男同学，包括老王，没有去出工，相约去五里路外的集市理发。中午，这些同学全都跑到我和小发的住地来，嘻嘻哈哈向我们展示自己的英姿：青一色的和尚头。接着他们七嘴八舌诉说一齐剃光头的经过：先是其中一人说天气热，干脆剃个光头才舒服，进而就有人说，你不过是嘴上说说，未必真肯剃秃瓢；提议者不服气，发誓赌咒，同行者都说，你敢剃，我也敢剃；最后大家较劲儿：谁不剃谁是龟孙子！于是云市村的石板路上，就出现了身着城市学生装的一溜和尚头，并引来不少人异样的目光和小声的议论。 几个男同学顶着除尽青丝后的光辉灿烂，在世俗的惊诧中雄赳赳了好几天，不久就都泄了气。原来，“五七大军”的领导知道了这件事，把他们当中年龄最大的老王找去了。先是盘查经过，继而追问动机，最后定性为对下放政策不满，用剃光头的形式攻击下放是劳动改造，因为只有劳改犯才个个剃光头；而老王曾是这几个人的老师，无疑起了教唆作用，实属坏分子。 毕竟是下放知青，而且家庭出身也没什么问题，老王并没有因此挂牌子遭批斗，只挨了一顿训斥而已。具体处理这件事情的是和我们一起从南昌下放的干部，他们对下放学生有一种感同身受的同情和怜悯，不想把事情闹大。事后我暗自庆幸那天我没有跟老王同去，当时如知道他们去集市，我想我一定会乐于前往，而且一定也会剃个光头回来，那么追究起来，倒霉的可能就不是老王，而是我这个货真价实的狗崽子了。狗崽子教唆大家搞破坏，后果会如何呢？我闭上眼睛，不敢再往下想。 不久，从泷油村传来下放学生与大队民兵连长打架的消息。泷油村离云市村只有两里路，是个比云市更大的村子，也住了我们“五七大军”的下放学生和下放干部。下放学生当中的小骆几个人，跟大队民兵连长同住一个厅堂。不知什么小事，小骆和民兵连长吵了嘴，民兵连长大怒，动起手来。小骆身高体壮，民兵连长不是对手，结果吃了点亏。下放干部从中调解，小骆不肯道歉。在农村威风八面的民兵连长感到很丢面子，第二天，带了几个持枪的民兵，把小骆五花大绑，步行押往公社。公社没有受理，说下放学生归“五七大军”管。“五七大军”办公室设在县城，于是又绳捆索绑步行押往县城。但县里并没有袒护这位蛮横惯了的民兵连长，反而批评了他的粗暴做法。据说经过这件事后，这位民兵连长尽管对社员依旧蛮横，但对下放学生的态度却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以后同小骆还成了朋友。 小骆尽管身高力大，但不是个强横霸道的人。他生性耿直，是非分明，通情达理，很得人缘。一年后，部队招兵，小骆通过了民兵连长组织的政审和公社体检，成为下放学生当中通过参军最早离开农村的一个。临别的时候，他照了张身穿军装的标准像，眉宇中透着股英气。 也是在来到农村的第一年，我还看到下放学生罚跪的一幕。那天因事到泷油村去，听到住有下放学生的一个厅堂里传来阵阵喝骂声。我吃惊地赶过去，见民兵连长率着一帮人站在厅堂上一张大方桌旁，指天画地，口沫横飞，似乎在揭发什么。四五个地富反坏低着头，站在天井当中，其中居然还有下放学生小肖。突然间，民兵连长猛一拍桌子，大声地喝令小肖跪下，周围八九个民兵也跟着一片怒喝。立刻就有人冲上去，对着小肖的膝关节狠狠踹了一脚，小肖跪下去了，接着抡圆了的巴掌在小肖头上背上狠砸下来，打倒的口号声响成一片。我看不下去，匆匆离开了现场。事后找人询问，有人含糊地告诉我，小肖的父亲在单位被揪斗，小肖得知后跑回南昌，据说为父亲翻案，被造反派押回来，交给当地严管。我这才知道，“五七大军”中又多了一个狗崽子。 六、埋头苦干 农村炎热的盛夏是最难过的日子。抢收抢种之后，虽已没有那么紧张，但田里的活仍不好做。在旱地浇水施肥，没有一丝风，惟一的感觉是热；在水田耘禾除草，被蒸腾的热浪围裹着，更热。太阳把灼人的光芒严严实实地罩在你的身上，血管中好像有无数火蛇在蠕动，挣不开，甩不掉。汗水似乎流光了，粘在身上的只是一层盐分。偶然发现水田边的高塝下有个泉水窝，便顾不得干净不干净，埋头喝它个饱，连蚂蟥叮在大腿上都忘记把它拈下来。汗衫和短裤湿了又干，干了又湿，浸透了汗味。中午收工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在水塘边冲澡。吃过午饭，迷糊了一会，重又套上脏兮兮的衣服，匆匆去赶下午的活。三点来钟，正是一天最热的时候，水田里的水都是烫人的。秧苗还很嫩，大家都弯着腰，以手代耙在秧蔸下耘草，这时背上仿佛贴着一大块烙铁，胸前是扑面而来的一股股热浪，让人喘不过气来。那天下午，也许是身体不适，我觉得胸口发闷，胃里一阵阵想吐，从水田的这一头跟随着社员们一口气耘到对面，站起来的时候，眼前金星四射，天旋地转。我挣扎着稳住脚，才没有倒下。 这是我们下放的第一年，我们干活都很卖劲。尽管每天只挣 6个工分，跟妇女一个档次，但下田以后，我们从来不愿落在别人的后面，有时还暗中跟最强的男劳动力比速度，比质量。在我们眼中，农村的庄稼好手并不比我们个子更高，也不比我们力气更大，干点体力活，凭什么我们要不如人呢？那时我写过一首小词《江城子》，表达了我下放初期的思想感情： 辞家万里事耕桑,小山庄,好风光。贫下中农,相唤下田忙。肩荷银锄南亩去,青箬笠,正时装。 禾耘三遍转轻黄,汗沾裳,又何妨。雨打风吹,增我志刚强。豪气满怀歌一曲,天地广,任翱翔。 但现实生活并不像我写的那般浪漫，有时还很严酷。我和小发辛苦了一年，年终结算的时候，扣除了明年的口粮和平时队里按人陆续分发的一点农产品的开销，每人不过拿到三四十元。队里还有人很羡慕，因为我们是进款户；不少家庭劳动力少，七扣八扣，还欠了队里一屁股债。 拿到自己亲手劳动所得的第一笔钱，尽管不多，心里也是高兴的。我盘算着自己的开销：理发、寄信、乘车，购买牙膏、牙刷、毛巾、火柴、猪肉(生产队卖肉时要付现钱)，还有四人小伙食团要交的油盐酱醋费，同朋友们出去赶集时的零用钱……算来算去还是心中无数，毕竟自己从来没有理会过这些琐细帐。而且把这几十块钱分配到十二个月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也太艰难了，还是不去算的好。 有了钱，我想到了二姐阿敬，她生了个胖小子，我还没给她以任何祝贺。于是我写了封信，在信里夹了五元钱，给她寄去。我知道钱应该从邮局汇寄，但邮局设在离云市村五里路远的集镇上，跑一趟来回就是十里路，还要花邮寄费，我想，免了吧，况且我寄给阿敬的信还从来没有丢失过。谁知这一次我却算错了。信寄出后一直没有接到阿敬的回信，再写信去问，才知信和钱她都没有收到。那时的五元钱，就是一个普通百姓一个月的生活费，被邮局截去了，我感到说不出的沮丧。 有了钱，我第一次尝到了买醉的滋味。那时正是年底，我们跑到泷油村参加“五七大军”召开的年终总结会。在村里的小卖部，我看到有同学在那里买酒喝。小卖部卖的是米酒，这使我想起了母亲酿过的糯米酒，又香又甜，非常好喝，于是我也买了半斤。但我不像孔乙己那样还有余钱去买下酒的茴香豆，也没有像孔乙己一样慢慢品尝，而是站在柜台边，一口气把半斤酒喝了个精光。谁知这里的米酒度数不低，我坐在小卖部旁的石阶上，头昏沉沉的，脸红得像醉虾，一任同伴们取笑，好半天才缓过劲来。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喝含有酒精浓度的酒，因而常被同伴们提起，也在我的心中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 七、理想何在 来到乡下一年以后，我们这些下放学生在粮站的商品粮和食油供应就停止了，开始吃生产队分配的口粮。在吃粮问题上，按照“五七大军”要求，生产队给了我们照顾，按最高的劳动力标准发给，每人每年可分稻谷八百斤左右。这些稻谷都存在生产队里，需要的时候就称一些出来，挑到碾米房加工成大米。一百斤稻谷一般可加工出大米七十多斤，吃饭的问题是不用发愁了。另一个问题是吃油。好在生产队每人每年可分到几斤油菜籽，送到粮站可换成菜油，隔几个月能买到一次猪肉，也可熬点猪油；每餐炒菜之际时有时无地放点油，也就对付了。我以前饭量一直很小，一餐有一小碗饭足矣，然而在农村这几年，也锻炼出一餐能消灭两大碗饭的英雄海量。 在农村最困难的还是吃菜问题。每年春节返城，菜地就荒了。春节过后回到乡下，第一要务就是种菜。可惜我们的菜总是种不好。种菜是个细致活，除了种子要好，还要施足底肥，勤除杂草，疏松土壤，及时浇水；还有掐枝、打叶、除虫、追肥，每天都得投入一定的劳动。而这一切下放学生大都难以一一做到，种出的菜自然就比老乡的要逊色多了。下放一年后，知青中就刮起了偷菜风。后来愈演愈烈，还有人竟去偷老乡的鸡鸭，在甲村捕获了猎物，跑到乙村买酒摆宴，呼朋引类大嚼一餐。在原本充满古朴风气的农村，一时曾闹得鸡犬不宁。云市村的知青尽管没有十分伟大的战绩，但我和小发也曾有过深夜出击的记录。记得是第二年春节过后从南昌返回乡下不久，两个女同学还没有来，米缸里只有米，没有菜，于是趁着月黑人静，悄悄地跑到其他生产队社员的菜地，拣成熟的青菜摘了满满一篮，战战兢兢地跑了回来。我们蹲在阒无人迹的池塘边，一边清洗着自己的战利品，一边诅咒着自己的生活和可悲的命运，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减轻一点自己的负罪感。 下放学生在农村的生活单调而又乏味。农村中本来就没有什么文化设施和娱乐场所，再加上文化大革命，百事禁忌，每天大家除了为吃饭奔忙——担水、砍柴、碾米、种菜、下厨，再就是为挣工分买口粮忙。除了端午、中秋和春节，这里没有星期六星期天休息日，没有五一、十一、元旦休假日，每天都是睁开两眼忙到天黑。夜里，躺在床上辗转难眠的时候，有时也会想起在学校时我们天天高谈着的理想。我们下放农村，给农民带来了什么？这里的粮食产量并没有因为我们的到来而增加，也没有因为我们的离去而减少。我们没有给当地农民带来知识，带来技术，带来文明，带来富裕，相反，下放学生中的打架斗殴，鼠窃狗偷，却给每一个住有下放学生的村落都带来动荡和不安。没有我们这些下放学生，当地农民可能会生活得更好——我常常这样想，也常为农民老大哥感到一点不平。 从农民这方面来讲，其实他们并不欢迎下放知青的到来。我们在这里分去了他们不少最好的菜地和最好的住房，分去了本应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劳动果实，并获得了当地农民所没有的各种各样的额外照顾；而这一切，都是根据上面的指示必须落实的。当生产队自己有权力评定我们工分的时候，我们便看到了不少社员对我们这些下放学生分取劳动果实的不情愿。我们下放生产队参加劳动一年后，队里照例进行一年一次的社员工分评议。评议结果，我和小发两人仍和去年一样，每天的劳动算 6个工分。而去年和我们同时参加劳动同样拿6个工分一天的两个放牛娃，工分却升到了7.5分。这两个放牛娃发育还未成熟，个子矮小，两条胳臂像麻秆一样，体力上比不过我们自不必说，就是在农活上，也并不比我们高明，而在实际干活的时候，也从来没有比我们干得更多。同社员谈起评工分的事，他们总是笑着说，你们不过是下来锻炼锻炼，不比我们靠工分养家，你们不是人人都进了钱吗？——听了这样的话，我们只能苦笑。这种下放学生劳动不值钱的现象，在全公社各个生产队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别。有些队的知青比我们好一点，也不过每天拿6.5分，至多7分。我下放农村三年多，就拿了三年多的6分。至于那两个放牛娃，工分年年涨，三年后每人每天劳动所得均涨到了9分，在农村大小也可以算得是条汉子了，而我们永远是妇女级别的儿童团员。 另一方面，我们这些知青下放农村自己又得到了什么呢？看到了农村的贫困，文化的落后，尝到了劳动的艰辛，谋生的痛苦，除此以外，我们还有什么收获？每天除了吃饭就是下田，吃饭是因为下田的需要，下田就是为挣那一天 6个工分三四角钱以获得吃饭的权利，一年忙到头，结果是连自己的衣食住行都难以维持，这就是我们的理想、前途、事业所在？ 在昏暗的电灯光下，小发在补着自己因砍柴而挂破的衣服。谈到生产队评工分的结果，他也一样心中充满不平。他比我身体更强壮，干活的时候，常常比拿10分的社员还要卖力，一年的风霜劳碌，那些简单的农田活计对我们来说早已不存在任何技术问题，却没想到评来评去还是个儿童团员。这个一直靠姐姐的工资维持生计，切盼自己能早点自立的漂亮小伙子，过早地尝尽了人生的艰辛，脸上常常挂着一缕抹不去的愁云。我们同病相怜，聊着聊着就会一起叹气。 下放农村的第一年，是知青参加生产队劳动最积极的一年。但到第二年的时候，大多数人就泄气了。春夏秋冬一年四季的农田劳动再也没有了新鲜感，务农的艰辛，收入的微薄，前程的渺茫，使不少人提不起精神。时不时地，有人在家歇个一天半天，用不着找任何借口。对知青是否出工，生产队也从不过问。在社员的心目中，这些下放学生都是客人，早晚要走，所以总是客客气气的。来了，见面笑一笑，大家一起干；没来，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城里人嘛，还能跟乡下人一样天天干？人家能到乡下来，这就很不错。大多数知青和社员都没有很深的交往，彼此间户口簿上的基本情况谈过之后，了不起再谈谈庄稼活儿，其他话题就再也谈不上了。即使出工的时候，知青大多也只是闷着头干，难得与社员说上几句话。说什么呢，社员的家长里短我们搞不清，生产的计划安排无须我们过问，甚至连社员都无权过问，自有公社、大队作主，我们的喜怒哀乐社员们难以理解，社员的生丧嫁娶不会和我们谈论。没有共同的追求，共同的理念，共同的生活基础，自然也就没有共同的语言。那些散布在农村广阔天地的知青，很难有几个能真正做到与贫下中农“结合在一起”，形成水乳交融的局面，大多数不过是一团团浮在水面令当地农民感到嫌恶的油污而已。 八、精神寄托 在为生活而挣扎的日子里，写诗成了我的一种精神寄托。诗歌是一种很容易给人误导的艺术，它常常在你面前展示一幅幅风光绮丽的画面，使你看不透画面背后现实的丑陋。来到农村以后，我也写过一些诗，如描写春天的《南城曲》： 桃花香，菜花香，春风吹绿过盱江，两岸农家处处忙。 渠水长，港水长，平畴千顷望丰穰，锦绣南城胜故乡。 远山青，近山青，一片青山立翠屏，晓莺声里又清明。 烟冥冥，雨冥冥，早稻新铺细浪平，架犁人在画中行。 又如描写夏初的《浣溪沙》： 岭上明霞送晓光，鸡声催唱起耕忙，长锄短笠赴南冈。 万里江山凭点缀，一天云锦任铺张，南风吹面稻花香。 还有秋天写的《虞美人》： 春风吹遍盱江岸，柳暗梨花淡。南风吹到却多情，早稻堆金晚稻又青青。 而今飒飒秋风早，已见秋成好。晚来闲坐共村翁，四季风光都付笑谈中。 我也写过自己的劳动感受，比如《春耕》： 早稻初萌绿似坪，村居又是一年春。书生习气今淘尽，喜趁东风带雨耕。 躬耕原不怕春寒，裸胫行泥岂所难。借得他山石为砺，一蓑风雨等闲看。 我还写过我们伙食团四个人共同经营的菜地，比如《小园》： 小园春水乱交通，蕹菜花开翠蔓中。自种畦蔬唯自爱，瓜萁满架绿阴浓。 这些所谓诗歌不过是押韵的顺口溜而已，但我还是希望有喜欢这种顺口溜的人，然而不幸，这只是一种奢望。我因此常常感到寂寞，感到孤独，并终于把这种难言的寂寞和孤独之感用诗的形式偷偷地表达了出来： 漂泊天涯剩一身，途穷谁个是知音。新诗写罢无人鉴，独立苍茫泪满巾。 但没过多久，我就通过下放学生在泷油村结识了一位对诗歌颇有欣赏能力的老人。为避免麻烦，我们是在晚上去拜访他的。老人五十多岁，姓周，讲话轻言细语，动作缓慢，身上透着一股浓浓的书生气。他原在深山沟里教民校，因文化大革命而失业在家。他拿着我的写满新旧两种形式诗歌的练习簿，像改小学生作文一样，把他认为满意的诗一一打上红钩，使我获益匪浅。 周老师写的诗歌我也拜读了，那都是以前写的七绝七律，眼下正在搞文化大革命，我知道他不可能再写什么。他的字非常漂亮，一笔一画均透着深厚的功力。诗也写得很漂亮，至今我还记得其中两句“业少主人嫌懒惰，功严弟子结冤仇”，把一个乡村塾师的教书景况描绘得活灵活现，入木三分。在他那里，我还借到了《邹韬奋文集》。我这才知道，农村也是藏龙卧虎之地。只是不明白，在大队小学里，不少教师连初中水平都没有，为什么不请他去教书。但这是个十分忌讳的话题，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年代，大家都学会了尽量把不该说的话吞到肚子里，否则就难以交往。 这是我在农村收获最大的一天。我借了周老师写的诗歌，回去要一一抄下来；我还借了《邹韬奋文集》第一卷，看完以后还可以接着借：这是多么让人快乐的事情。在月光下的田间小道上走着，我的心里感到说不出的充实，这是好久以来都没有过的了。 1981年，我重返株良公社，在中学任教，曾托人打听周老师的情况，知他还健在，于是捎去一首《水调歌头》： 问讯周翁好，十载久暌违。当年同是沦落，邂逅梦耶非？ 我愧萍踪浪迹，三十功名尘土，百感集心扉。闻道君犹健，喜极泪双垂。 云溪水，盱江月，垄头梅。可曾勾引诗思，笔下走惊雷？ 遥想先生今日，风雅依然如旧，胸次益崔嵬。愿乞新诗句，一日诵千回。 但我没有得到他的任何回音。那时的周老师，据说贫病交加，身体衰弱，天一冷就拥被而坐，连行动都困难了。一个难得的饱学之士，却学无所用，老境凄凉；我遗憾自己帮不了他任何忙，只能为他深深地叹息。 在农村插队，最难以忍受的是没有书看。这是个文化的荒漠时代，除了几个革命样板戏，一切文学艺术都遭到禁止和批判。三年多的时间，我除了在周老师那里偷偷借到过《邹韬奋文集》外，还在一个姓涂的下放女教师那里借到一本《萌芽》杂志社编辑的诗选《青春集》。这本书在下放学生中辗转经过了很多人的手，当我看完后，有人告诉我，这本书涂老师不要了，你留着吧。从此《青春集》一直陪伴在我的身边。那个时候，书籍对我有着巨大的魔力，甚至超过异性对我的吸引。有一次，我和小发去山里砍柴，清晨路过中云村的时候，在村边三个南城县下放学生的住处喝水歇息，看到他们的床上丢着一本旧杂志《中国青年》。当时因为要赶着上山，没时间看。砍完柴回去，中午已过，只见三个人的房门锁着，肯定出工去了。我们没有再停留，匆匆往回赶——在农村生活，砍柴是件最苦的事，每次总是清晨出发，上山后爬高蹿低，累个七死八活，然后在山上随便吃点干粮，下午才能返回。来回三十里路，其中返回的一半路程还要担着上百斤的柴，咬着牙提起自己剩余的全部精力，一步一步往回挪。回来以后，腰酸腿软，筋疲力尽。但那天我脑子里始终晃荡着清早见到的那本《中国青年》，挥之不去。吃过晚饭，我再也坐不住了，于是跟小发说去中云借书。小发说，你疯了！我笑说，你不去，我一个人去。从云市村到中云村有八里路，好在都是机耕道，天上还有朦胧的月光，并不难走。三个南城的小伙子见我摸黑来访，不知有什么要事，当我说要看那本《中国青年》的时候，三个人都笑了。我把那本旧杂志很快就看完了,晚上我住在他们那里，心里没有了牵挂,睡得特别香。 九、苦中作乐 在不想出工的日子里，我们这些下放学生常常聚在一起聊聊天，或结伴去集镇上散散心，有时也到屠师母家中去打牌。屠师母四十多岁，胖得像个圆桶，一脸的富态。她是随着丈夫屠师傅一起下放的。屠师傅五十多了，据说是八级工。按我们学过的教科书所说，工人属领导阶级，最大公无私，最富有远见，而农民在革命队伍中的排行还属于老二，因而属于工人阶级一员的屠师傅，是断无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道理；但现在屠师傅却作为受教育的对象下放到农村来了，真让人想不明白。那时让人想不明白的事情到处都是，谁也不敢去刨根问底；有道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否则就成反革命了。屠师傅每月工资七八十元，对乡下农民来说，这简直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有的农民家里除去口粮，一大家人辛苦一年也没有七八十元进款。因而屠师母在村子里受到不少人的羡慕，有人常常跑到屠师母这里来，悄悄卖点农产品，换几个油盐钱。屠师傅是个本分人，每天按时到生产队或大队去帮帮忙。屠师母一个人在家，便常和下放学生一起打扑克。她在床边摆了个小炕桌，放好茶水、香烟，于是大家边打牌，边拉家常，两三个小时一晃便过了。没有人陪她打牌的日子，她常一个人在铺着石板路的村子里到处转悠，看到有自己想要买的东西，便讨价还价地把它们买下来。在所有下放人员当中，应该说屠师母是活得最逍遥最有滋有味的。 在农村里苦行僧似的日子熬久了，有时大家也会聚在一起嘬一顿。如果说我在泷油村有了第一次喝酒的男子汉生涯开篇，那么我在云市村，则有了第一次喝得大醉的男子汉骄人业绩。那是秋天的时候，我们五六个男同学聚在一起凑了点钱，买了点酒和肉，炒了几个菜，痛饮起来。我本没有丝毫酒量，却不甘示弱，喝了有半斤左右；这次不比水酒，而是烈性酒，结果很快就坐不住了，倒在床上，说着胡话。最后昏昏沉沉睡到第二天中午，在说不出来的难过之后，翻江倒海般把胃里的东西都吐了个空，才慢慢恢复。我这才知道醉酒比生一场大病还痛苦，从此以后，我变得有了自知之明，再也不敢在酒桌上硬充英雄了。 十、阮囊羞涩 从春天忙到秋天，没有一分钱进项，我们原本就没有丰满过的口袋变得越加干瘪和羞涩。怎么才能赚到点儿钱呢？一次我和小发把自己吃的稻谷加工成大米后，就把米糠担到五里路外的新丰街上去卖。平时，米糠都被我们三文不值两文地卖给了队里的老乡；这次我们想，自己拿去卖总可以多赚几个钱吧。清晨的街市上，人来人往，我们把箩筐里的糠放到街沿边，只见周围卖糠买糠的人都不少，但大多是妇女和上了年纪的庄稼汉。一种从未有过的落魄感使我们两人都备觉羞愧。平时我们总觉得自己是从省城下来的，似乎比乡下人更高一等，现在我们觉得自己比这些乡下人还不如。我们两人谁都没有勇气站在街上大声吆喝，只是小声询问身边的行人是否要买糠，仿佛我们的糠是偷来的一般。很快就有人过来了，给我们出了个最低的价钱。她自己带了量桶，我们让她自己舀，她用手把米糠装入量桶按了又按，堆了又堆，在周围小贩吃惊的眼光下，我们的近三十斤米糠很快就以最便宜的价钱转移到了她的箩筐里。于是，我们逃也似的离开了集市。这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动过自己去卖糠的念头。 快到冬天的时候，每个下放学生都感到了手头紧张的窘迫。大家在闲聊时商量了一下，决定砍柴去卖。砍柴卖对社员来说是不允许的，但我们是下放学生，从来也没有把对社员的禁令往自己身上套过。商量好了就行动，第二天，我们六七个男同学就出发了。从清晨折腾到傍晚，累得七死八活，我们总算一人砍回了一大担柴。第二天天刚亮，我们又匆匆起床，把柴担到五六里远的砖窑，结果一斤柴火只卖到八厘。拿着到手的八九角钱，想着这一天多的辛劳血汗，感受着身上散了骨架似的疲累，我们之中再也没有人重提砍柴去卖的话了。在令人伤心的穷困面前，我们一个个束手无策，都变成了弱智和低能。 年终分配的结果终于出来了。各个生产队的分值不一样，低的队10个工分五角六角，高的队七角八角。我所在的一队今年的分值比去年略高，七角多一点，但我和小发的收入却比去年还少，原因是工分没有去年赚得多，可我们还是进款户。有的队里的下乡知青，扣除口粮款，还欠了生产队的钱。 春节又快到了，下放学生纷纷返城。我因大姨去世，这一年呆在乡下没有回南昌。生产队里分了点糯米，住在对门大院中的刘嫂听说我想做糯米酒，帮我把米蒸熟了，拌上酒药，看我没有东西装，又借了个小瓦缸给我。刘嫂对我一直很好，因为我帮她治好了关节炎。她的两膝关节酸痛，我说可以用针灸的方法治一治，于是帮她针了足三里穴。她是个敏感型的人，针感很强，只针了两次就好了，而且疗效稳定，保持了一年。当她第二年膝关节又酸痛的时候，我又给她针了一次，这以后就再没有酸痛过。 我把装了半缸糯米饭的瓦缸放进厨房的稻草堆中，但天气太冷，十多天后只略微闻到一点酸味，酒还是没有来。于是我把这些略带酒酸味的糯米饭煮一煮，慢慢地吃掉了。 那时候，因为文化大革命，农村过年，除了从东家吃到西家，一般再没有什么别的节目。大队的邱书记是一队的人，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整天喝得满脸通红，醉醺醺的。有几个社员很好客，热情邀我去他们家里吃酒。厅堂里摆着好几张大饭桌，桌上放着米糖、花生、大碗的鱼肉和各种炒菜，亲戚朋友们吃着、谈着，我坐在他们当中，能谈的话不多，却能感受到这些朴实农民心中的快乐。毕竟劳累了一年，是该快乐一阵子了。 十一、不敢玩火 也许是为了促进知识青年在农村扎根一辈子吧，南昌这些下放学生都是以男生和女生一一对应的数目分配到大队和生产队的。但在那个人人都难以维持自己最低生存条件的特殊年代，尽管每个下放知青的内心都有青春的萌动，却没有几个人敢轻易尝一尝禁果。 男女相悦之情却有着无比强大的生命力，即使生活再贫困，境况再严酷，也扼杀不了。有一段时间，我住的小屋成了男同学聚集的场所。因为我有一本《独唱歌曲三百首》，里面有《红莓花儿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爱情歌曲，吸引了不少男同学来我这儿唱歌。他们尽管都不识谱，但跟着我也能把曲子大致唱下来。我们唱得如醉如痴，陶醉在想像的热恋之中，并希望我们的歌声每个女同学都能听到。 在云市村的十个下放女同学之中，分在我这个生产队的小兰和小芳都是能上镜头的漂亮姑娘。小兰身高 1.6米，出身工人家庭，五官端正，特别能吃苦耐劳，浑身透着一种朴素大方的美；小芳身高只有 1.5米，出身资本家，平时寡言少语，她长着一张秀丽的脸，笑起来显得很娇媚，使人想到林黛玉。我们四个人刚到生产队出工的时候，就有社员开我们的玩笑，说你们是老公老婆搭配好了的吧。我们四个人的脸都羞红了。 那时候我们确实会害羞。我是不消说的，我就读的那所中学里招收的全是男生，从来没有女孩子和我们打过交道，加上我的木讷，使我遇到女孩子总会感到拘谨感到不习惯感到说不出来的紧张和别扭，以致脸红心跳手脚不自然，仿佛自己是小偷是别有用心的人。小发这班同学都是初中生，那时学校的风气，男女之间界限森严，初中尤甚，所以小发他们男女同学在一起接触，彼此也总透着一种不自在。遗憾的是，我和小发直到离开农村，都没有改掉自己不善于同女孩子交往的毛病。 也许正因为如此，我们这些男生和女生很少在一起说点什么，做点什么，总是女生找女生谈天说地，男生找男生消磨时间。但在各个伙食团里，男生和女生的协作配合还是很默契的，彼此都能心照不宣地给对方提供方便和帮助。男生负责砍柴、担水、翻地、施肥，女生负责洗菜做饭、油盐酱醋，总之，凡是重点的体力活男生都包了，而一日三餐的琐碎事则由女生包。 但也有例外。三队的小胡就特别喜欢泡在女孩子中间。他出身工人，曾是我们的排长，长得黑黑瘦瘦，却很结实，在女孩子中间能说会道，常陪着女生洗衣、洗菜、弄饭、打杂，嘻嘻哈哈，有说有笑，有时看了真让人嫉妒。不过，从女孩子的眼光来看，男孩子大多是一团冰，只有小胡是一盆火，难怪他惹人喜欢了。 但我们敢变成火吗？我知道小发不敢，尽管小发年轻漂亮，出身工人，但他是男生中家庭境况极糟糕的一个；我自己更不敢，无论政治条件还是经济条件，我比小发都更差。我们都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如何，我们眼下都处在自身难保的可怜地位，所以我们只能是冰，否则，就要惹火烧身。在理智和感情之间，我和小发都是清醒的现实主义者。 不过在下放干部当中，却有胆大妄为的玩火者。我们这批下放干部中的一位头头，下来的时候还是带队的负责人，没有半年就和一位下放女学生发生了关系，结果被撤职并安排在生产队劳动。据说这样的下放干部在其他地方也有。 十二、漂亮女孩留不住 漂亮的女孩子是留不住的。小兰每到空闲时间，总跑到三队女同学小赵那儿去，说是去找小赵，不如说去找男生小胡，因为小胡和小赵在一个生产队。他们三人成了最要好的朋友，无论从南昌来，还是回南昌去，三个人都形影不离。而在感情的天平上，看得出小胡更倾向于小兰，毕竟小兰各方面都比小赵强。 就在下放第三年的春天，一次，公社书记来检查工作，在农田里看到了小兰和小芳，因两个姑娘的美貌而留下深刻的印象。经询问知道小兰出身工人，劳动表现很好，于是很快把小兰调到公社广播站，担任广播员。在当时的农村，这绝对是一个美差，因为从此不用再下田去受日晒雨淋蚂蟥叮咬之苦，而且每月还可拿到将近20元的工资。公社离云市村将近15里路，小兰从此离开了我们这个集体。据说小胡曾到公社去看她，在她那儿吃过饭。听别的女同学说，她在那儿生活得很好。 然而秋天的时候，小兰突然又调回了生产队。她面庞削瘦，目光呆滞，低着头，躲着所有的人，闷声不响地参加队里的劳动，做着自己该做的一切。事后才知道，原来是公社把她遣返的。原因是广播站一个小伙子勾引了她，这个小伙子是个有妇之夫，却耍尽各种手腕把情窦初开毫无经验的小兰骗到了手，致使小兰怀孕，后来不得不到县城堕胎。于是公社把他们两人都辞退了。 又过了几个月，小兰办理了迁转手续，插队到临川县乡下据说是她的一个亲戚家。从此，我们再也没有听到她的消息。每一个认识她的人，都深深地为这个漂亮的姑娘感到惋惜。 个子不高然而娇艳无比的小芳，也有一段浪漫的经历。泷油村的下放学生小沈，主动向她发起了进攻。小沈在我们眼中是个粗鲁的汉子，个头不高，粗声大嗓，心里藏不住一点事，我们谁都没想到他居然能赢得美人的芳心。小芳很快坠入情网，自己坦陈一天不见小沈，心里就放不下。两个人过从甚密。有一天晚饭后，小芳从云市村跑到泷油村小沈那儿，玩得很晚，以致一夜未归。我们盘问小沈两个人都做了些什么，小沈很爽快地说，收拾了一下房间，洗了些衣服，煮了点面吃，还有，她给我剪了手指甲，我给她剪了手指甲……第一次拉着女孩子的手，哎呀,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其他的?其他没有了，真的，就这些——小沈一脸的真诚，并用一大堆脏话赌咒发誓。 我们相信小沈说的确实是真话。在那个年代，性爱是黄色毒品，男女之情是生活禁区，小说里不准写，电影里不准演，以致年轻人都不懂得性的知识，不懂得什么叫爱情，很多人把男女相悦看成是罪恶，是耻辱。两个年轻的恋人在一起，彼此能拉拉手，那确实是很大胆很出格的举动，小沈和小芳算得上是那个时代我们这批圣徒中的勇士了。 但他们的相爱并没有成功。一年后，小沈被招去当了一名矿工；小芳经家人介绍，嫁给了一个小车司机。在那个时代，一个开小车的司机，整天陪伴在领导身边，算得半个高级领导干部，比一名大学教授还要吃香，矿工自然败在了小车司机的脚下。 十三、谁能上调 有一句顺口溜，概括了下放学生三年来的插队情况，叫做“一年干，二年看，三年转”，是说下放知青第一年都干劲十足，第二年开始眼巴巴盼着上调，第三年就开始到处找关系寻路子想方设法离开农村。但就云市村的每一个知青来说，情况却不尽相同，有的人只在农村呆了一两年，有的人却在农村呆了近十年，消磨掉了自己最美好的青春岁月，由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儿，变成一个年近三十的老姑娘。 第一个上调的是个戴眼镜的女孩儿，金鱼眼，圆脸庞，近视度数极深，算得上是半个瞎子，走在田埂上要人搀扶，在田里锄草常常把秧苗当草锄掉，闹了不少笑话。如果从劳动表现来讲，所有的人评上优秀也轮不到她。但她有两个优点：一是阶级斗争观念强，下放第一年老王几个人剃了光头受批评后，她立刻对老王实施全天候监控，将老王的一言一行写成揭发材料，上报“五七大军”领导。后来她被邀请到公社参加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讲用会，据说她在会上有声有色地讲述了自己如何克服重重困难同下放学生当中隐藏的阶级敌人作斗争的事迹。其实她和老王一个在四队，一个在三队，况且她睁大眼睛都看不清人，真不知她那些揭发材料和讲用材料是如何出笼的。她的第二个优点，是肯帮下放干部做事，洗衣弄饭，手脚不停。所以第二年夏，她就被推荐上了大学，毕业后听说在中学担任政治教师。 接着，根子红、体格壮的小骆通过参军离开了农村。那时参军体检非常严格，一些家庭出身好的同学都因检查出有这样那样的毛病而纷纷落榜，一个个说不出的沮丧。 再后来，有的同学通过亲戚的斡旋，被调到抚州或县城的工厂当了工人。 一些下放干部开始为我和老王着急，毕竟我和老王的年龄已经二十四五岁了，他们叹息着说，其他人还不到二十岁，还可以等一等，你们是不能再等了，得早点走哇！ 可我们有什么办法呢？好在大多数人都还没有走掉，也许还有机会吧。但是，想到自己的狗崽子身份，我心里一阵发冷，我怀疑，即使有机会，它能是属于我的吗？ 在企盼中等待的日子是难熬的。学校招收工农兵学员，工厂招收工人，这些消息我们都无法知道也不可能过问，我们的去留，只能等待上头的安排。我们满怀惊讶和嫉妒，看着一个又一个同伴从农村调离。他们走了，不管去哪儿，相信都比眼前这插队的日子要强得多。他们脱离苦海，带着无限欢欣；我们送走同伴，心里却滋生了更多的苦涩。什么时候好事情能轮到自己呢？靠埋头苦干吗，我们埋头苦干了这样久；靠坚守岗位吗，我和小发返城探亲的日子都最短，在乡下劳动的时间都最长。还有人说“重在表现”，然而什么是“表现”，以什么为标准，让谁来评判，这些都是谁也说不清楚的谜；这样你就永远被一把弹性标尺玩弄着，需要你的时候可以让你在一夜之间变成万众仰视的巨人，不需要你也可以让你一辈子都不过是个匍匐在地的侏儒。哦，我们真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办。 十四、走向何方 没劲，干什么都没劲，但你还是得按部就班照样天天做着你不能不做的事。我的沮丧心情在给住在西安的大姐阿敏的信中忍不往透露了出来，她感到很不理解，说，你姐夫的侄女下放在边疆生产建设兵团，思想可不像你这样。阿敏附了女孩子的一封家信给我看，希望我能改变一下自己。那封信里充满了战天斗地的豪言壮语，我不得不承认，这样的话我现在确实是说不出了。但我刚来到乡下的时候，也曾一腔热血满怀豪情；也曾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把自己的一滴滴汗水倾洒在田间地头，去浇灌理想之花，去培植事业之苗；更曾在自己吟唱的一首首诗歌里，写雄心，抒壮志，慷慨激昂，吞吐天地。然而现在，一切都过去了。理想和现实的巨大反差，使人瞠目结舌。对事业的失望，对前途的迷茫，对信念的怀疑，使人说不出的痛苦。这并不是我的过错，也并不是我一个人如此。环顾周围的下放学生和下放干部，大家都在谈论上调的话题，谁都希望自己早点离开农村，人们已经很少高喊“扎根农村一辈子”的虚伪口号了。人心动荡是一种普遍现象，只是我的感受更强烈一点而已。不是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吗，我想，阿敏对我的不理解，是因为她不清楚这里的一切，可我又怎么能把这里的一切告诉她呢？放下信，我长长地叹了口气。 但我还是接受了阿敏的劝告，觉得我是应该改变一下自己，应该从颓废中振作起来，别老想着天上会掉馅饼，应该老老实实做好扎根农村的准备。这种准备不仅是思想上的，还应该是物质上的。我看了看我和小发住的房间，两张床，一张桌。我睡的是一张三尺宽的竹床，那还是我用第一年的分红款买的；夏天很惬意，冬天却冷冰冰寒气刺骨。我想，首先应该为自己准备一张高低床，这才像个扎根的样子。屠师母家中放着的就是一张高低床，几根木料一拼，就是个床架，很简单。我想我是能够把它做出来的。我开始悄悄地从我和小发砍回的柴中寻找合适的木料，并收集了几根粗壮的木棍。一尺长的短木棍易得，但主料应该是四五尺长的长木棍，却一根都没有。上山砍柴的时候，我开始有意识地寻找我需要的目标。我这时才发现，靠我自己收集木料是根本办不到的事情。用我的柴刀能够砍下来的杂木，至多不过茶杯粗细，但这样的小树没有一棵不是弯弯曲曲的；能有四五尺长树干笔直的杂木，全都又高又粗，非用斧头不能砍倒，也非有两个鲁智深般的金刚力士不能搬动，即使砍回来，也得用大锯两个人对拉几个小时才能破开。我不能不暗笑自己的愚蠢，并庆幸自己没把这点可怜的心事对任何人透露，否则真是个大笑话。 在这段日子里，我也开始有意识地去观察农村独身社员的日常生活。一队有个单身汉，三四十岁了，个子很高，一脸的憨厚，却得了血丝虫病，俗称橡皮腿。他的两条腿肿得像两根圆柱，皮肤表面粗糙，疙疙瘩瘩的，走路蹒跚，步履艰难，发作起来据说脓血淋漓，几成废人。但他照样每天出工，还兼着砍柴、种菜、养猪、弄饭。我到他的厨房和猪圈，只见到处收拾得干干净净，真让人钦佩。听说也有人给他介绍过媳妇，但前后几个女人见了他的两条腿，都吓得不敢再来了，所以他一直打单。我想，我将来恐怕就是像他这样生活着，其实说准确一点，我独自生活肯定在很多方面比他还不如，毕竟我没有他那样强的生存能力，我也难以想像自己怎样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庄稼汉。 多少次，黄昏的时候，我走在田埂上，望着远处暗淡下去的山影和周围越来越浓重的暮色，常常想到几年前，离开北京的前夕。那是在长安街上，子夜时分，和同学分手后，我沿着长安街大道慢慢往回走。周围是一片寂静，夜色下的路，灯光一直延伸到无尽的远方，让人感到一片茫然，就好像我面临的生活之路。我会走向何方呢？那时我不知道。现在，在这田间的小路上，我一次又一次发出了相同的疑问：我会走向何方呢？ 十五、小发啊，你在哪里 根据上级指示，大队小学戴帽办起了初中，由于师资缺乏，经“五七大军”领导推荐，老王被调到初中部教书去了，毕竟他原来就是初中教师，我们都为他庆贺。下半年，又来了一个喜讯：乐安县七二一矿大批招工。这次不是悄无声息地个别录取，而是大张旗鼓地自由报名。听说开采的是带有放射性的铀矿，农家子弟都不愿去，只有下放学生踊跃上前。小胡、小沈、老王等一批人通过体检，均被录取，喜形于色。留下来的人愈见寥落，也愈觉恓惶。 几次参军、招工，我都没有报名，撇开政审关不说，我知道自己即使体检这一关也过不了，因为我的两眼视力都不到 0.5。但由于老王上调，这次我被“五七大军”领导推荐，顶替了老王的位置，当了临时代课教师。因为在这些下放学生当中，只有我和老王是高中毕业。 小发的视力也和我一样糟糕，上次参军体检他没有过关，这次招工体检又没有过关。他是工人家庭出身，身体强壮，踏实肯干，处处要强，惟一的缺陷是眼睛不争气，因而失去了一次又一次机会。他摇着头，连连叹气，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大概几个月之后，县城有个石灰厂招工，这次他才被录取了，我真为他感到高兴。不料他走了没有半个月，突然又被遣回生产队，经询问才知道，他这次招工体检是请人代替通过的，厂子里复查时发现问题，追究并严厉处罚，将他清退了。他的情绪低落到极点，铁青着脸，说不清是羞愧，是怨艾，是愤恨，还是无奈。我是个笨嘴拙舌的人，一时也不知该怎样安慰他。一年之后，我在抚州师范学校读书，他给我来了一封信，告诉我他准备离开南城县。于是我匆匆赶回云市村为他送行。他情绪仍然低落，只告诉我，是他姐姐给他安排了一个去处，具体什么地方不必问，将来混得好了再联系，并送了我一个日记本，一张小照。从此，他从我们的眼中消失，如石沉大海，再也没人知道他的音讯。 多少次，我和下放时的战友相聚，大家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小发，念叨小发现在不知身居何处。我们都极端怀念这位命运坎坷的年轻人。当年他离开南城的时候，我知道他去的地方肯定不理想，所以他不肯说出去向。他是个非常要强的人，不愿别人看到他的不幸，看到他的落魄，并相信自己一定能混出个样子来。我们默默地为他祝福，祝愿他吉星高照，否极泰来。 十六、女生的命运 在下放学生当中，撇开工分收入不谈，女生的命运大多比男生还不如。从赚工分的角度看，女生没有吃亏。在我下放的一队，男生和女生每天都是6个工分，不过6分已经是妇女的最高分了。农村妇女一般出工要比男人晚，收工则比男人早，以便料理家务；干的活也比男人轻快：自然工分就不会很高。女生命运不佳，关键是出路狭小。招兵，部队不要女性；招工，厂矿大多也不要女性；读书，有限的指标很多被公社和大队干部的子女神不知鬼不觉地分光了。剩下的出路是嫁人。但你是个农业户口，嫁到城里吃不到商品粮，找不到工作，一般正经人家不敢要；在乡下找个农民，自己多不甘心，而且没有做惯的人也很难承受得了农村妇女一年四季那份沉重的家务。一些女孩子就这样年复一年地盼着，等着，熬着，从春到秋，从夏到冬，在如水的岁月中消磨掉了自己最美好的年华，直到父母退休，顶替返城——八九年后重新在城里落户安身，很多人觉得恍如隔世。 十七、意外喜讯 我在大队初中的教书生涯并不长，只有几个月。就是在这时候，悄悄地传出了林彪折戟沉沙的消息。详细的内情我们不知道，只发现大队、学校纷纷把林彪的画像摘下来，在开会前的例行程序中，也不再敬祝这位副统帅永远健康了。接着听到了副统帅谋害最高领袖的正式文件，使人大感震惊。一个是惊讶我们这位近乎神明的最高领袖居然会选错接班人，神的威望在人们的心目中打了不少折扣；一个是惊讶那位大喊“高举”“紧跟”，一贯最最革命的毛的亲密战友居然心怀叵测，这对那些自我标榜的所谓英雄好汉不啻是一次极大的嘲讽。但在农村，社员们对这一切反应都很冷淡，几声惊讶和叹息之后，没有谁去关心最高官员们的争斗，每人最关心的还是眼前自己的生计问题。毕竟在中国，普通老百姓没有与闻政治的任何权利，既没有被选举权，也没有事实上的选举权，更没有各种国家大事的知情权，惟一的自由不过是跟在头头们后面摇旗呐喊，表现你的绝对驯服和无比忠诚。 在大队教书，我每天的工分是按最高劳动力的标准结算的。我盘算了一下，如果像这样教一年的书，我在生产队里就会有上百元甚至更多的进款，这不能不让人感到高兴。二姐阿敬写信叫我回南昌过年，带着一种难得的愉快心情，放寒假的时候，我返回了南昌。 很快又要开学了，我匆匆返回云市村，却得到一个意想不到的喜讯，“五七大军”的领导通知我去抚州师范学校读书，要我赶快办理有关手续。天哪，好事居然轮到了我，这怎么可能！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但我手中拿着的确确实实是一份师范学校的录取通知书，我的名字赫然写在上面，这不是梦，而是事实。后来有人告诉我，师范学校招生，是“五七大军”领导给你报的名，考虑你年纪这样大，又是高中毕业生，最符合条件；报名时你在南昌，就帮你把报名的一切手续代办了。 我们这些人的“五七大军”领导，就是和我们一起从南昌下放来的航运局干部。我不能不由衷地感激他们。平时，除了坐在台下听过他们的讲话，我和他们从没有任何来往。他们多在大队和公社忙活。但他们是实实在在地关心爱护着每一个下放学生。我想到了老王，尽管因“光头事件”他当时受到批评，后来又有人在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大会上无限上纲，把他视为隐藏在下放学生当中的阶级敌人，但他和所有剃了光头的同学都没有因此遭受打击迫害，这应该说是下放干部的保护在起着作用。在那样一个特殊的时代，这些干部保留了应有的道德和良心，实事求是，设身处地，为每一个知青的命运和前途着想，才使几个曾经剃过光头的所谓“阶级敌人和受蒙蔽者”在以后几年能顺利地走上新的岗位。而我，属于狗崽子队列中的一个，这一点下放干部的心里是一清二楚的。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对我的关心，并把我列为亟需解决出路的困难户之一，当有机会的时候，便立刻付诸了实施。这使我相信：我们这个世界，终究是好人居多。 去师范读书并不意味着离开农村，毕业后还是要分回来的，只是回来以后吃的是商品粮，拿的是国家工资，身价大不相同。小发向我道贺，并答应帮我照看我丢下来的一个衣箱和一个书箱。屈指算来，这已经是我们下放农村第四年的开始，我们原先的四人伙食团，两个女孩子都已先后离去；好在我和小发在一起，同吃同住，在单调而又乏味的生活中尚有个说话的伴儿。现在我又要走，只剩小发一个人了。他被从工厂清退以后，几乎陷入绝望的境地。但他是个坚强的人，每天不声不响，埋头干活，把一切痛苦都深藏在心底。我知道此刻他的内心充满凄凉：我走后，他将一个人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与寂寞为侣。 就这样，1972年的春天，我离开了生活了三年多的云市村，结束了苦涩的插队生涯。
（2003-08-13 于北京） （责任编辑：冒冒） |
| 投稿 评论 上一页 下一页 回顶端 |
| 华 夏 知 青 网 版 权 所 有，未 经 作 者 允 许 禁 止 转 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