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鬼了，一看到505元气带或哈慈五行针，我的心就隐隐的疼，当年下乡插队时的战友赵建军的形象就涌现在我的脑海中，久久挥之不去。

赵建军，曾用名赵无云，“文革”时期，他那当大夫的母亲挨斗，其罪状之一就是给儿子起了个乌云密怖的名字，用心何其毒也，红卫兵小将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于是，改名为赵建军，也与他的生日相吻合。而赵先儿，赵半仙，都是他下乡插队当了赤脚医生后，老乡们对他的尊称。他是我们知青组最瘦小的成员，一脸病色，整日戴了顶洗得发白的军帽，下乡时，我们都叫他“军帽”。不论世间发生了多少变故，但他苍白的脸色、瘦小的个子、永不再会退色的军帽似乎是不可更改了。

说来当年我们那个知青组，也算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当得知大队要在知青中间选拔一名赤脚医生，谁不心动呢？如同在今天的高校，一年一度从诸多的副教授中选拔一名正教授，于是便会在那些平日矜持的绅士及半老徐娘中引起春心荡漾一样。尽管那时懵懂，不知道请客送礼拉关系，但谁不想每天不用割麦锄地拉车就得十个工分（计0.23元）呢。当时我们振振有词说要为贫下中农服务，可心里免不了为自己的剥削阶级思想感到羞愧。记得消息透出，几乎人手一册从县新华书店买来的<<医学卫生常识>>，上面有伟大领袖的头象和“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的谆谆教诲。唯有同屋的“军帽”出了奇招，在床头赫然挂了两个裸体人象。我求知心切，十分专业化地问他，那些红线哪一根是动脉哪一根是静脉，还煞有介事地背诵了一条毛主席语录：“通过动脉和静脉，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空气，这就是血液循环。”他鄙视地看了我一眼，说，这不是动脉，这也不是静脉，这是经脉。说着，他拿出两根黄色的针来，撸开裤子，用合拢的食指中指在膝盖下量了一下，便故作熟练在腿上扎了起来，一脸掩饰不住的痛苦状。我问他：“痛不痛？”他说：“愚昧，这是足三里，健康穴，扎一针等于吃一个鸡蛋”。说着，他的那张大嘴便习惯性的啧啧起来，似乎他正在有滋有味地品尝煎得黄黄的、放上少许酱油、撒上一层白沙糖的煎鸡蛋，顿时让我不得不把口水往肚里咽。

说起那两幅挂图，曾一度是我们知青组最为亮丽的风景线，每到下工，便有几个农村小伙子骗得几个农村媳妇来一分钟开眼界，于是，打骂声嘻笑声声声入耳。甚至那些未过门的姑娘们也装作走错了们，斜乜着眼往墙上看，红了脸，扭头便走，瞬间受到了难得的婚前启蒙教育。

说来也是，就凭建军的渊源家学，外加这两幅挂图和几根银针，让我们别的竞争者知难而退。不久，经过解放军这所大学校一个月的培训，他就成了我们村的赤脚医生。他爱穿军装，外加白大褂，头顶着终日不曾脱去的军帽，乍看起来，很像是有七、八年悬壶济世经历的医生，他很为自己那身军医的扮相自豪。难忘他刚获得了处方权的第一次出诊：那是个炎热的夏天，我们在烈日下锄地，他挎了个带有白色十字的药箱，裤腿卷得恨不得到腰上，赤裸着双脚，到生产第一线，每人发了三粒人丹，说防止中暑。同组的文山与他关系好，以为是什么仙丹，一口气吞下去整整一袋。

那时，农村缺医少药，自打建军成了赤脚医生，我们屋就成了医院。有趣的是，在他的处方落款处，他总是龙飞风舞的写着：Bare Foot Doctor Z. 尽管我知道，他高中时的英文同我一样，记忆中只留下“Long Live Chairmen Mao!”这句当时最为辉煌的语言。

开始时，我们这个医院病人还少，只是偶尔有一个老头或一个孩子患了头痛感冒，来请赵先（生）儿瞧瞧。我有些嫉妒但非常留心地观察他行医，渐渐也记住了合谷、曲池、肩禺、人中等穴位，无非想有个一技之长，什么时候他先回城了，好接他的班。我渐渐发现，他最常用的只有两招，一是扎两下针，二是发两片药。而那针多半是扎在足三里（＝两个鸡蛋），而那药，一定是安乃近，头痛发烧感冒腰疼包治百病。后来，随着赤脚医生赵大夫医术的提高，病人也越发多了起来，常有些农村媳妇们来看病，他说我在医院不便。于是，他搞特权，住了单间，我搬到了隔壁。

记得村东头的那个狗顺媳妇，人称病西施，先后生了三个妞，常闹腰疼，从未下过地干活，生怕断了独苗狗顺家的烟火。一个雨天，我与为民象棋下得正酣，狗顺家的挺着大肚子来到了我们知青组，说是腰疼得很哩，得让赵先儿瞧瞧。赵大夫慌忙穿上白大褂，正襟危坐给她把了脉。然后，他摸出银针要给她腿上吃鸡蛋，可那媳妇守身如玉死活不肯，红着脸说：“俺不脱裤子”。赵大夫看着我说：“这作何玩耍是好”。我戏虐说，拿出你的第二手绝活，给她开一包安乃近。他说，嫂子贵体没有这个福气，不能接受这灵丹妙药，吃了有伤龙胎。无奈，赵大夫左思右想，掏出一卷纱布，把药压碎，添加了一些中草药，倒在纱布上，再卷将起来，做成了一条腰带，让她回家后缠在腰上。

说来也巧，几个月后，那个算命无子的女人生了个小子，腰病也好了。她逢人便讲，赵先儿给她的是神带。于是，村里的许多适龄女人都先后患了腰病，人人佩带上了最早的神功元气带，以至于今天505问世，我这个讲授过专利法的教师，很为没能及时提醒为民君提出专利申请，从而让他先富起来而后悔不迭。

建军不仅为人治病，也为老乡们家里养得鸡呀猪呀打针吃药。他用功好学，人也热情，随叫随到。他说，都是生命，鸡就是个瘟病，重在防疫；猪跟人差不多，剂量大一些罢了。每次为民坐诊或出诊，不论是寒冬腊月，还是三伏暑天，他总是要穿上他的白大褂，戴上那顶军帽，还对着小镜子，扶一扶军帽，整一整领口。那真是他感觉最为良好的时刻。或许这是一种礼仪，如同今天的国家领导人接见外宾或出国访问，一定要穿西服打领带一样。

那时也搞军民共建。在村北坡上，驻扎着一团我军战士，常帮村里的民兵军训。遇到农忙，也常派一排战士来帮忙，甚至还送给我们一些药品。一天，部队在赵军医的央求下，还送给我们知青组两只可爱的小猪崽，说是品种猪，叫什么乌克兰白，一天可长八两肉，五六个月便可杀吃了。一开始，知青们很兴奋，给它俩垒了猪圈，盖了猪窝，每一顿都好好喂它们，为民在我的帮助下还给它们打了两针。但不知什么原因，几天后，还是死了一只。起初，知青组吃大锅饭，剩得东西多，猪的日子也好过些。后来，知青们分了伙，各人做各人的饭。这样，幸存下来的一只，长到四五十斤后就因此再也长不大了。那时，我们这些年青人还吃不饱，哪儿还再有心持之以恒照顾那畜生，即使那头猪常常因有一顿没一顿饿得直叫唤。
    一天，建军问我，村里谁最可怜，我说光棍老何。他摇了摇头。我说疯子同三。他说他看同三是村里最幸福的。我说我们知青。他点了点头说：“有点眉目了，但不是知青，而是咱的那头猪”。说着，他神色黯然。他说他今天进城，买了四个包子，吃了两个就不知咋地想起我们的猪来。他说：“现在没人管它了，今天我给咱猪吃了俩肉包子。”那年冬天，下了大雪，猪也给冻得不再有力气叫唤了。一大早，建军叫开了我的门。他穿着那身白褂，戴着那顶定军帽，一身雪花，面无血色。我以为他刚出急诊回来，说不定是那位老人因病医治无效，于今天早晨去世。他说，咱猪死了。

那时，队里若死了大牲口，就会在伤心之后转化成为全村人改善生活的节日；谁家不幸死了猪，那家人也会流着眼泪把它杀吃了。村里人知道我们知青不吃死猪肉，不一会儿院子里来了好多人，一人一句说：“这猪跟着你们知青真可怜！”“真可怜！”那天，建军很怪，说要把猪埋了，还要为它开个追悼会。他还对老乡们说，这要形成一个制度。说着，他就进我屋里拿出一把铁铣，自己跳进了猪圈，铲开积雪，一铣一铣挖了起来。我们组的知青和老乡们都看着他。他挖了个深深的坑，把猪拖了进去。又进屋拿出一包饼干，撕开带子，把饼干倒了进去，又一铣一铣把土填上，直到老乡们一个个说着“真可怜”乘兴而来，又说着“真作孽”扫兴而去。第二天早上，组里的文山说，猪不见了。我赶忙赶到它的陵墓，只见好大的一个坑。猪不见了。

我们插队的那个村，太穷了，但民风却纯仆。每当建军出诊归来，老乡们总是给他许多花生红枣什么的，他总分给知青组的兄弟姐妹们吃。每当被他的医术惠顾过的老乡家娶媳妇杀猪，总要给他割上一条上好的肥瘦相间的肉来，他也总是把较肥的肉切下来送给我们，而把瘦的留给自己，已表明自打他当赤脚医生靠扎针吃鸡蛋以来，生活已逐渐好到不能再吃任何油腻的东西了。

也不知什么时候起，半仙的名号流传起来，尽管建军说他不是算命的，可我心里对日渐老道的他佩服得紧。一日，我饿得心慌，曾趁他不在时，我偷偷扎过两下针，可我的感觉除了疼痛酸麻外，怎么也品不出鸡蛋的感觉。

一日，村里的疯子同三触了电，命不但没有丢，平日胡言乱语的毛病却改了。人们感到奇巧，而建军说，这叫电疗。他还说，电疗与针灸是一个道理，也就是针灸加电流，最治腰酸腿疼关节炎病了。

我问：“你妈她们医院有这洋瓷器吗？”

他说：“肉联厂医院什么没有，我还电疗过呢。”

我问他电疗是个什么感觉，是不是与扎针灸的感觉一样。他迟疑了一会儿说，不一样。在我死缠活缠下，他神秘兮兮地讲了他被电疗的感受。
“你知道，我有关节炎”。他说，“后来自学针灸，大体也治好了，只是遇到阴天下雨，还有些疼。”

我嗯了一声表示同情。

“上次回家，就去电疗了一下”。他说，“你没有电疗过吗？”

我摇了摇头。

他接着说：“医院的人都认识我，我号也没有挂，就直奔电疗室。你真的没有电疗过吗？”

我又摇了摇头。

“你知道电疗室为啥蒙着窗户吗？”他的声音低了下来，“我一进了电疗室，只见一排人脱得一丝不挂。见我进来，王叔（我妈的同事，你知道的）问我，电疗吗，我说关节炎。王叔让我也把衣服脱了。然后，他把那些通着电线的小针，一个一个一个扎在我们腰上，屁股上，腿上，还贴了胶布固定好。最后，他说，不要紧张，要通电了。”

看我很吃惊的样子，他说：“毛主席怎么说的，百年妖怪怎么跳舞来着。”

我说，“是不是百年魔怪舞翩迁。”

他连声说：“对，对。一通电，一股麻酥酥的电流通过你的全身，顿时，一屋子人都忍不住手舞足蹈起来，还几哩哇啦地乱叫，像跳忠字舞。”
说着，他就扭动起来，有点儿像今天的劈雳舞加迪斯科。

“就这样，”他说，“我们扭阿，叫阿，笑阿，足足被麻辣辣的电流折腾了五分钟，有的人都歪倒在了地上，王叔才断了我们的电。”而建军也就真的像发了癫痫病，两只手呈鸡爪状，歪着嘴倒在了地上。

说着，他从地上爬了起来，拍了拍他腿上的灰说，这不，全好了，这就是科学，那真叫神。他还说等到咱村里通了电，他定要让乡亲们尝尝这洋针灸。

可建军这一愿望还没有实现，就不时兴扎根农村了。后来招工、招生，知青们陆陆续续离开了那片土地。

我一直为小赵难过，不是因为他没有参军入伍，圆了儿时的梦想，而是想不通他为什么没有考上医学院。他是那么热爱医生的职业，读了许多医学方面的书。记得在高考复习时，他为了防止瞌睡，他在合谷穴上扎着银针，常常用功到后半夜。但两次名落孙三后，他被招工到了市肉联厂。

他那地方我和知青战友文山曾去过一趟，浓郁的味道让人透不过气来，无论如何与医院所独有的淡淡药味联系不起来。记得那是一个很冷的冬天。刚见到他时，我们吃了一惊，他穿得很薄，嘴唇冻得发紫，衬衣外面罩了一件白大褂，拎着一双黑色的大大的皮手套，脸色依然苍白，个头更加瘦小，如同刚刚放下了手术刀，从外科手术台上下来。我们问他穿得这样少冷不冷。他说，一点儿也不冷。

他的宿舍还是那样干净，桌上摆着几本厚厚的书，玻璃板下还有一张他插队时的照片：他双手插在腰间，昂着头，背着药箱，打起裤腿，赤裸着双脚。那时他是多神气呵。我随手翻了翻桌上的书，一本是<<针灸学>>，还有两本是金庸先生的<<书剑恩仇录>>。给人印象最深的还是墙壁上挂着的两幅人体经络图，一看到它们，就又把我带到了难忘的知青岁月，发自心灵深处的笑声似乎又在耳畔响起。

那天，他从职工食堂打了一桶菜，是一桶排骨。

同去的文山说，“你们这儿真熏人，不靠着墙，吸口气能让人折一个斤头。”

建军说：“凑合着吃吧。”

结果我们拌着空气中的混合气味大吃了一顿。

那天，建军几乎什么也没有吃，抽着烟，时不时喝一口水，眯着眼看着我们。我问他，为啥不住在家里。他沉默不语。又问，还在学习针灸吗？他摇了摇头说，在练气功。他说，有一种气功练到一定层次，一周都不用吃东西，喝点水就行了。他还说，还有一种气功叫热浪功，穿一件衬衣就可以过冬天。看来，这两种气功他都练到了一定火候。

文山边啃排骨边说：“你该回咱村里让老乡们学学，他们就不用再撅着屁股种粮食、种棉花了。”

建军哑然。我觉得文山的话煞风景，便转了话题，问建军，在厂里干什么活。

他表情怪异，然后结结吧吧地说：“杀、杀、杀、杀猪的。”

此后，建军很沉默，只是问了几句当年插队的其他战友的情况，还说抽空一定再回咱村看看。他说，那段日子真是难忘。他一直想让我们多呆一会儿。但他那个地方每次呼吸都几乎让人背过气去。我们吃完饭，抽了一支烟，就打着饱咯离开了。记得他最后一句话是：“春节到弟兄们这儿扛猪腿。”

此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建军。

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令人难过的梦。

梦里，文山来了电话，说建军自杀了。我很吃惊，半天也说不出话来。我问到底为了什么，他说：“不大清楚，说不定是练气功走火入魔，也说不定是要下岗了。”文山说，建军双手抓着电线，手都被烧焦了。他还告诉我，听说建军自杀的那天，他赤裸着脚，穿了件白大褂，像一名守护着生命的乡村赤脚医生。

人们都说，梦是反的。但愿如此。

记得当年与建军在乡下读过革命样板戏《杜鹃山》的剧本。有一个场景让我们俩模仿了好一阵子，告诉你：“苍天保佑（拱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