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马小冈，男，1948年生人，曾在中直育英小学校（现在的北京育英学校）、北航附中（老三届）、中国人民大学（1978级）就读。下过乡，扛过枪，进过厂，经过商。当过杂志社总编，音像出版社社长，文化中心秘书长，经济研究员，民企总经理，国企董事长。中南海下海干部第一人（1984.10）

 

 

我们这一代人，可能永远离不开“知青”话题了。

前些时日，因在北京“鸟巢”举办《与共和国同命运》知青展，知青是否青春无悔的纷争重新浮起；同时，对一代知青风霜雪雨的经历，某些人夹枪带棒地非议早已构成网络暴力的组成部分。我的大学同班有近60%的知青，我的中学同学则90%是知青，如此对知青肆无忌惮地攻击，殊不知会在他们心中产生怎样的反弹？

许多知青喜欢引用司马迁《报任安书》中的一段话：“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这段话似乎暗合了某些知青唱颂的“青春无悔”。由此一些知青认定，因为逆境催人发愤，所以应该无悔。

历史上因为身处逆境而成名者不计其数，当他们回首往事时有权感慨甚或自豪。身受宫刑的司马迁无悔吗？是的，他似乎说了无悔：“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即司马迁所言之无悔，并非常人能够理解。因为司马迁之无悔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可见他之所以无悔于偷安苟活，是因为他忍辱负重将全部身心放在了撰写《史记》上了。

但是司马迁真的无悔吗？非也。他在《报任安书》中感慨“诟莫大于宫刑”，并就此悲伤地说：“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戮笑，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足见司马迁痛悔到了极点。

但是无论如何，汉武帝的残忍“成就”了司马迁的伟业。可司马迁就应该为此感恩于汉武帝吗？他应该向世人唱诵生命无怨无悔吗？难道历史可以这样轻松书写吗？

公元135年，古罗马大军把犹太人逐出巴勒斯坦家园，受尽磨难的犹太民族从来不会哼唱无怨之歌。恰恰相反，从被逐出故土的那一天起，虽经1800多年的漂泊生涯，犹太人从来就没有忘记过重返自己的家园。

也许遗忘是人类的天性。今天居然有知青对那段蹉跎岁月以受虐癖的心态呻吟着——青春无悔。悲夫！许多主张看上去光鲜堂皇，但倘若那种主张成立，沿着那种思路走下去的结果是什么？莫去自寻烦恼？抑或是“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其实许多看起来繁芜的历史灾难，背后都隐藏着一个清晰的本质：无论是从人类进步的必然趋势还是人口流动的历史规律来讲，“上山下乡”都是逆潮流而动。而鼓吹“青春无悔”者是主客体的错位，是把知青政策的放逐意图与知青群体的愤发图存混为一谈。如果知青的蹉跎命运可以做“无悔”唱颂，终将导致对那个荒诞政策的粉饰或掩盖。

我绝不认同倒错的讴歌。因为那种荒诞毁掉了整整一代人的青春甚至生命。1700万城市青少年被扫地出门啊！在此之前的世界文明史上，何曾发生过如此无情地将中小学生从城市驱离的行径？公元1590年，神圣罗马帝国的奥地利萨尔茨堡大主教下令驱逐城中所有的新教徒，而这些家庭中不足15岁的孩子则要留在城里，交由天主教家庭领养，数万家庭从此被强行拆散，此一驱逐新教徒的行径成为萨尔茨堡永远的伤痛。

三百余年后，中国无数不足15岁的孩子被冠以“知青”的标签从全国各地的城市中被逐出，他们与父母天各一方，骨肉别离。更为悲哀的是，那种拆散和驱离竟然是在一种史无前例的大潮流挟裹下，由家长们“自愿”押解自己的孩子走向一片被称之为“可以大有作为”的陌生山乡，而那些惶惶然如丧家之犬的青少年们当时只有哭泣的权利。这就是文革造就的知青。他们的青春怎么能够用无怨无悔来抚慰？

北京站，即将赴内蒙莫力达瓦插队的北京知青，右1李冀安，中间者杨小勤，左1江辽东。

然而，当今天已成社会边缘的知青逐渐老去，一些人竟然指戳他们近乎苍凉的背影说，比起农民的日子，你们知青算什么苦难？这种非议在网络语境下居然调门颇高，对此我侧目无语，皆因对话不在一个层级上。

我曾经问过众多第一代进城的白领，如果今天以一种你们完全承受不起的高压手段逼迫你们敲锣打鼓“欢送”自己的子女离开城市，把他们发配到举目无亲的“广阔天地”落户开荒，去接受农民的再教育，你们欣欣然否？回答皆愤愤然。

呜呼！当苦难可能降临到自己头上时，他们才会有切身体会。指戳知青者永远都搞不明白，知青的苦难并非筋骨劳作，而是心灵摧残。倘若尔等仍以小农心态去比照世界，则永远走不出偏狭的心地。

回望知青蹉跎之途，他们确实“与共和国同命运”，但是知青的中坚分子——那些“老三届”里有相当多的人却成为无权无势的弃儿，他们该向谁去讨回被夺走的年华？生命是不能够任意蹂躏的，如果这种对人性的摧残可以淡忘可以粉饰的话，那么天下所有的荒诞都可以赦免。

也许有人辩解说：“上山下乡是为了解决知青就业”，但是笔者不以为然。如果“就业”的理由成立，就无法解释包括小学生、初中生在内的未成年人被逼迫上山下乡的事实，无法解释早已就业的机关干部和知识分子被遣散到五七干校的事实，无法解释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被迫关闭的事实，更无法解释自“一五计划”以后走工业化道路的国策。

只有认错，才能自强。上山下乡政策的实质，是以乱政收拾残局，是农耕意识与浪漫异想杂交的奇葩，此与文革的发动一脉相承。史无前例的上山下乡运动是不折不扣的倒行逆施，发动这场运动的本意就是“思想改造”，是强迫用体力劳动的办法修理所谓的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是上山下乡政策的总注脚。

然而很不幸，上山下乡运动的结果与始作俑者的意愿相悖，它劳民伤财积怨甚深，最终以失败收场。尽管它蹂躏了整整一代人的肉体和身心，却造就了“知青一代”的发愤与坚韧。如果说存在一种知青精神的话，笔者认为可以用司马迁的那句“发愤之所为作”来概括，但这恰恰不是上山下乡政策的初衷，大可不必用矫情的“青春无悔”来消遣一代人的苦难与辉煌。

谨以此文泣告我的中学同班好友李冀安同学

注：李冀安，男，1948年生，老三届人（北航附中67届高二），1968年赴内蒙莫力达瓦插队。返城后生活无着落，虽经老同学合力救助，但终因贫病交加于2010年病故，时年62岁。其父李呈瑞，原68军政委，转任海军航空兵政委，1955年受衔少将，文革中含恨去世。

转自微信公众号“新三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