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延川老乡"——关于北京知青的回忆 

　　来源:延川县知青协会

　　作者：厚夫

　　2011年8月初,我有幸在桥儿沟鲁艺旧址前,为正在延安干部学院学习的"全国高校主要领导延安培训班"学员们讲授了一堂《鲁艺与延安文艺的繁荣与发展》的现场教学课.这个班有两位曾在延安插过队的北京知青:一位是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教授;一位是浙江大学校长杨卫院士.钟秉林校长当年在延长县插队;而杨卫校长则在我的家乡延川县插队.在此之前,我虽一直没有见过大名鼎鼎的杨卫院士,但这毫不影响我对他的了解.我少年时代,曾在家乡的县级文艺小报《山花》上读过他的诗歌,他当年是位文艺青年.

　　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我与杨卫校长的交谈在现场教学课之前就很顺畅地展开了.杨卫旁边的西安交通大学校长郑南宁院士,似乎奇怪我的普通话,他问我:"你也是北京知青?"未等我开口,杨校长就说:"他是我的延川老乡!""延川老乡?"郑校长更加疑惑了.我赶紧解释:"杨校长当年在延川插队,我是延川人,我们这就成老乡了!……"我的话把郑校长逗笑了,我和杨校长也会心地笑了.

　　是啊,"延川老乡"这个朴素得不能再朴素的词语,在我和杨卫心里却有更深层次的含义,包括信任和理解.而能用"延川老乡"这个词把我们这两位未曾见过面的人的情感紧紧焊接在一起的,则是那场让众多北京青年与这块土地发生联系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一     

　　"文革"期间,先后有二万八千名北京知青来到当时的延安地区插队,其中的大部分人是1969年2月初来到延安地区的各个县农村的.有资料记载,我的家乡延川县当时接纳了两千多名北京知青,全部来自海淀区,这其中的很大一部分还是清华大学附中的学生.这些知青里包括现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同志,已故著名作家史铁生先生,著名作家陶正先生,浙江大学校长杨卫院士,美国某文图公司总裁孙立哲先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吴美华女士,著名画家邢仪女士,等等.我的老家禹居公社禹居大队梁家沟生产队,这个当时只有二十户人家的单一姓氏的小山村,呼啦一下子来了十九位北京知青,他们对这个小山村的文化影响可想而知.我现在仍能清晰地记得他们的名字:录志宏、赵红梅、李万英、任颖光……

　　我生于1960年代中期,北京知青来到梁家沟村时,我的年纪还小,尚不能清楚地记得他们到来时的情景,但经常听爷爷像讲"古朝"一样讲述(微博)他们的新鲜事.爷爷抽着旱烟锅,不紧不慢地说:"文革开始了,这群北京娃娃们没有事情干,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他老人家发话了,这些娃娃们盛在北京城里会无事生非的,干脆送到延安农村去锻炼锻炼,给他们这些生驴驹们套个笼头,压压身子,调教他们哩……"爷爷好像稳坐朝堂的决策者一样,能把事情说得有根有据,有板有眼.最高领袖当年是否有这样的决策考虑,这一切已无从知晓了.然而,当我在中学语文课本上学到孟子言:"故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困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时,我更加坚定了北京知青到来延安农村就是压担子的一道工序的想法.现在看来,我当年众多幼稚的想法今天终于成为现实.这批脚踩过泥土的、曾接过地气的北京知青,今天已经真正成为中国的栋梁.远的不说,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的好几位曾拥有知青生活经历.

　　我仍能清晰地记得爷爷当年讲"古朝"时的情景.爷爷说:"这些知青像星星一样从天上撒下来,撒到咱这些山沟里的.他们来时,用面包喂狗、饼干喂驴,把韭菜当麦苗哩!……""面包喂狗,饼干喂驴?"孩子们生怕听错了,反问一遍."是面包喂狗,饼干喂驴!"爷爷在此肯定地说."噢!……"我们发出惊讶的笑声.我们这小山村里的孩子怎也不相信这事是真的,因为我们这群孩子中的大部分甚至连面包与饼干都没见过、都分不开,而从爷爷的讲述中那应该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一种东西了.至于把韭菜当麦苗,这更让农村孩子们好笑,稍有农村生活常识的人是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的.在孩子们惊讶与感慨之后,爷爷又说:"这些娃娃们原来什么也不会,可只用了半年功夫,锄镰老镢样样会使,成了好受苦人了!咱山沟里条件不好,这些娃娃们可受了罪了!……"我那时候怎也想不明白,北京知青到山沟里来就是受罪?那么,我们这些像土疙瘩林里刨出来的洋芋蛋蛋们,就不叫受罪?……这些幼稚的问题在当时幼小的脑际盘旋了很长时间,但又终于没有问出口.

　　长大后,我对北京知青的历史颇感兴趣,在阅读资料时才了解到当时的北京知青并不像爷爷所说的像天上的星星一样撒落下来的,而是辗转来到家乡的.1969年2月初,也就是农历的1969年春节前夕,这些北京知青乘着西去的列车,一路向西.到西安后,乘火车到煤城铜川;再从铜川乘汽车到延安.到延安后,地区按照指标先分到各县.到各县后,县里再次分配到各公社的各村庄.这样,北京知青像下阶梯一样,由北京到省城,由省城到县城,再由县城分配到各村,大概花费一个星期的时间.我也当面问过北京知青"面包喂狗,饼干喂驴"的事情,他们说那是个别现象,面包发霉了,就顺手扔给狗吃了,村里人就传出去了,说知青糟蹋东西哩.哈哈,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情!

　　据资料介绍,当时延川的知青是各村队长们赶着毛驴车从县城接回村里的.我的家乡禹居大队梁家沟村,虽说在公社的所在地,属于自然条件相对较好的那种村子,但当时尚一不通公路,二不通电,人们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与北京城简直是天上与地下之别.那十九位从北京天上降落到偏僻落后的小山村的知青,首先要过"生活关"的考验.

　　我听母亲说,这群知青来的时候快要过年了,生产队专门配了个人给他们做饭.过年时,村里把这些知青分派到各家过年,我家也分到一人.过了年,开了春,知青们就自己起灶炉做饭了.头一年,知青们吃公家发下的粮,他们往往前半个月管饱吃,后半个月饿肚子,没有调剂观念,也不会节省着过日子.母亲说,这群知青爱看书,每天晚上都点着煤油灯看书,第二天早上出工时就爬不起来了……事实上,我能想来母亲所讲述的知青们当年的狼狈样.一群十七八岁的中学生(甚至还有更小的知青),他们在京城的家里娇生惯养,可谓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生活无虞.可就在一夜之间,他们落到延安地区的沟沟洼洼,虽说他们还满怀战天斗地的激情,但面对每天具体而繁琐的日常生活时,自然就是手足无措的.

    二   

　　陕北方言,把"干活"说成"受苦",把农村人叫做"受苦人".古代社会中,陕北人李元昊、李自成等揭竿而起的重要原因,就是不想忍受受苦的生活.但在轰轰烈烈之后,又是千百年不变的沉寂惯性.现代社会的刘志丹、谢子长等,替穷人们打天下,也为的是让穷苦人过上好日子.当上个世纪那场改朝换代的革命高潮推向北京城之后,新中国顺理成章地成立了.可是原先在革命风暴中心位置的延安农村,却在改变农民生存问题上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进步.

　　"文革"时期的延川乃至整个陕北,受苦是农村人的基本生存方式.北京知青插队延安的初期,延安广大农村仍然是"毛驴驮水,牛耕地;煤油点灯,粗布衣",甚至连饭都吃不饱.交通不便,电力不通,所谓现代化的设施可能就是村里的有线广播,而"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仍旧是农村人遥遥无期的奢望与梦想.即使在北京知青来延安插队几年后的1973年,当时的延安地区仍很贫穷.那时,已经身患癌症的周恩来总理陪同外宾访问延安,听说延安农村有许多人吃不饱时,老人家流泪了.他说:"我这个总理没当好,延安人民生活还很苦……"他给延安地区领导提出"三年变面貌,五年粮食翻一番"的要求后,不顾病痛的身体,坚持与延安同志一一碰杯.后来,延安地区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兴建起如钢厂、卷烟厂、毛纺厂、丝绸厂、造纸厂、化肥厂等一批现代化的工业企业,对改变延安面貌起了重要作用.当然,这是后话.甚至到1978年,延安地区的情况仍不容乐观.新华社记者冯森龄顶住"左"的错误的干扰,冒着风险,采写了一组《延安调查》的内参,如实反映延安地区贫困状况,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这才有中央一系列解决陕北贫困问题的政策.我曾在2009年接受《中国财富》杂志记者采访时,表达过"延安人应该给他立座碑"的观点.当然,这更是后话.

　　我在这里有必要对延安农村当时严酷的生存环境作一番陈述.先说住的问题吧.当时的延安农村,居住条件差的问题尤为突出.插队到延安的北京知青,与到黑龙江、内蒙古、云南的兵团知青的最大不同,在于这两万八千名知青是撒到延安农村的,有的村子四、五人,有的村子十多人,像我的老家梁家沟属于较多的,有十九位.这些知青接触到中国最贫穷地区的真实情况,而不像兵团知青那样始终是一个相对封闭的整体,与百姓没有更深切的接触.这些知青在北京城里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而到了延安农村住的是在黄土崖上挖出的窑洞,俨然成了"山顶洞人".土窑洞里既没有木板床,更谈不上席梦思,只有一盘小土炕,多人挤到一起,卫生条件自然无法保障.在陕北农村,人们除了每年夏天在村前小河洗上有数的几次澡之外,一年四季再也洗不到澡.农村人又没有换洗衣服,这样虱子、跳蚤这些穷人的寄生虫就尾随而至.我小时候,经常与小伙伴们比赛捉虱子,对虱子大开杀戒,全面围剿,但往往是几天的消停,因为虱子的繁殖太快了.虱子多了也就不痒了,那时的农村人,谁身上没有两只虱虱?还有跳蚤,这个能跳出四十倍身高的小昆虫,咬起人来很疼,它在陕北叫"虼蚤".这种小昆虫既善吸血液,也善跳跃,极为机智,人要捕获是很困难的事.夏天的时候,一只跳蚤往往折腾得人一晚上睡不好觉.这些小小的昆虫,陕北农村人尚很难对付,更不要说细皮嫩肉的北京知青了.北京知青来到农村后,不服水土也表现在对于虱子与虼蚤的抵抗能力差.这些机警的小昆虫们,嗅到与陕北农村人不同的人体气味后,往往能准确地捕捉目标,群起而攻,饕餮大餐,洋洋得意.现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同志,当年曾在距我的家乡禹居村六七公里左右的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插队.他在2005年任浙江省省委书记时,曾接受过延安电视台《我是延安人》栏目记者的采访.他说他当年在延川农村插队,是过了"五关"的历练——即跳蚤关、饮食关、生活关、劳动关、思想关.他对跳蚤尤其记忆犹新,"当时跳蚤搞得我们痛不欲生.我皮肤过敏,跳蚤一咬就起水泡,水泡破了就是脓包,全身长疮啊,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严重到我们把六六粉撒到床单上睡觉,否则治不住跳蚤.三年以后没事了,硬扛过来……"在当时的陕北,虱子和跳蚤几乎是家家无法驱除的寄生虫,知青们也是一样.久而久之,他们也就慢慢地也适应这种"虱子多了不痒"的生活.

　　再说吃的问题吧.农民要打一粒粮食,必须经过"春种、夏耕.秋收、冬贮"的过程,真可谓"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啊!粮食打下了,要磨成面才能做成食品.我的家乡那时是条件相对较好的生产队,磨面尚且需要用牲口来推磨,这也是农村妇女们必备的功课.每天天蒙蒙亮就开始把驴拴在磨道里推磨,常常能推到半后晌.推磨是个技术活,妇女们把面磨成不同的等级,供家庭在不同的时节食用."头道面"是最好的面,有韧劲,也有面香,一般是招待重要客人或逢年过节才吃;"二道面"相对成色差些,也只能隔三差五才能吃上一顿,解解口馋;"三道面"是黑面,是平常的面食,就这也掺玉米面或高粱面才能食用.麸子是喂牲口的好饲料,当然在困难的时候也要食用.母亲说,知青们开始不会推磨,只能央求村里妇女们换工推磨;妇女们也乐意干这活,也可以赚一些麦麸.再后来,他们就自己推磨了.面推好了,距做成馍还有一个过程,也需要几项条件:一是要发酵,面发酵了,要打碱,才能蒸馍.不然,不是碱大就是碱小.碱大了是黄的,馍发苦;碱小了,馍是硬的,发酸.二是要烧火做饭.当时农村人烧不起石炭,只烧柴禾,而光山秃岭的农村砍柴也很困难.勤快的男人们往往跑上十里八里路,砍一担柴.硬柴火旺,做饭也快;绒柴火弱,锅很长时间开不了;湿柴更麻烦,一早上烟熏火燎的做不熟一顿饭.某种意味上,柴火的好坏是对男人们勤快程度的检验.生产队里,男人们早上要出工,到山上干活;妇女们在家里做饭.太阳照到窗棂上时,送饭人要敲钟送饭.这时,各家各户把准备好的早饭送到指定地点.有些人家因为柴火不争气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在规定时间内送到饭,送饭人也不等.一顿早饭,往往能看出谁家婆姨麻利、谁家婆姨周正.母亲说,这些知青们当时受了罪,经常有时候连饭也做不熟,她那时也经常帮女知青们做饭.

　　吃在当时的延安农村,绝对是妇女们潜心钻研的一门学问.陕北农村有民谚:"肥正月,瘦二月,半死不活的三四月."三四月是陕北农村人最难熬的月份.那时,头一年打下的粮食吃完了,种子刚刚撒到地里,还看不到一点希望.我的老家梁家沟村的条件相对好一些,穷人家搭点糠叶还能勉强涉险过关.但对绥德、米脂一带地皮薄、人口多的村庄而言,三四月里的光景太难过了,许多人家只好走南路讨饭.我小时候,曾见到过成群结队的讨饭人群.等到了五六月份,情况就开始好转,榆钱能吃,槐花也能吃,能救命的东西多了.再到七八月份,瓜果梨枣上来了,一年里最能敞开肚皮的日子也来到了.这样的日子,知青们也同样不例外.我曾看过习近平同志的一个讲话,说他们那时吃饭没有油水,把胡萝卜和洋芋切好,倒进锅里一块煮.有一天晚上,他觉得自己做那顿饭特别香.打开锅一看,原来是黑灯瞎火打水时,打上来一条蛇和一只癞蛤蟆,把蛇和癞蛤蟆煮到锅里了,所以这个汤特别香.民以食为天,吃是人生存和发展的头等大事.想必这顿味道特别的晚饭,深深地嵌在习近平同志的脑海里.我还看过延川著名知青丁爱笛接受记者采访时的资料,丁爱笛说他曾一连吃过三个月的辣椒面伴饭.他说能吃三个月辣椒面伴饭,还会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看来,知青们了解民生,哀民生之多艰,是从吃与住开始的啊!

　　再说说干农活的问题.在陕北农村,农民除了春节期间短暂的狂欢"闹红火"之外,其余的时间基本上是土地的奴隶.农活严格恪守二十四节气,每年开春土地解冻后,受苦人忙着整地、送粪,收拾土地.芒种前后,要把一年的秋庄稼安安付到位.耽误农时,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谷雨过后,青苗破土而出,紧接着就要间苗、锄草了.苗稠了,间距小,庄稼秋天的籽种挂不实;苗太稀了,浪费土地,成本太高.苗的行距、株距,全靠受苦人的眼力来判断.好的受苦人,一锄过去,留哪株锄哪株清清楚楚.下罢雨后,还要追肥,促进庄稼生长.受苦人最担心的是春旱,滴雨不下,种子难入土;即使入了土,也很难发芽拔苗.每到这个时候,受苦人就心急如焚,眼巴巴地望着老天,祈求龙王爷能下场透雨,保佑世间万物.初夏时节,麦子熟了.受苦人又投入麦收新战场,争分夺秒地在龙王口里夺食.因为这时的雨说来就来.受苦人稍有差池,夏粮就要成为泡影了.麦收过后,接着是打场,是晾晒,是入仓,程序不容闪失.稍容抽袋烟,紧接着就要翻麦地,预备明年的夏粮了.当然,秋庄稼也不容忽视,该锄二遍的锄二遍,该施肥的就施肥.白露时节,冬小麦就要安付妥帖,再抽出身子来收秋庄稼.秋庄稼虽说不像小麦是龙王口夺食那样紧张,但也必须抓紧时间收割完毕.红薯、萝卜和大白菜,该入窖的要入窖;玉米、高粱该捋穗的要捋穗.到霜降过后,寒风起来,受苦人要把地里的秋庄稼收拾干净.冬天不种庄稼,但也不能闲着,这是砍柴、送粪、打坝淤地的好时光.只有到腊月里年关近了,受苦人才能有几天短暂的放松时间.在年复一年的轮回里,这些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青们,也要和农民们一样地干活,在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里煎熬,而不是每天都有"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诗意.

　　我后来想,北京知青来到延安农村之前,绝没有想到他们心中的"中国革命圣地"的延安农村,在建国二十多年后,竟还是如此赤贫如洗.他们当初是满怀激情地奔赴陕北农村,在广阔的天地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可这种连基本生存问题都没有解决的延安农村,就是摆在这群从天而降的知青们面前的真实情况.某种意义上,这也让中国当年在以农补工、以农促城的城乡二元对立的城市环境中长大的知识青年们,亲眼目睹了中国的另一面,认识了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对此,这些心怀远大革命理想、以拯救天下劳苦大众为己任的北京知青们,怎能无动于衷呢?事实上,他们也的确以其柔弱的肩膀扛起了远大的理想,并进行最初的人生实践.

　　当然,经过几十年的建设,现在延安乃至陕北地区农村的条件好多了.路通了,电来了,经济富裕了,许多地方的新农村也建成了,已经完全不是当年的旧模样!我想,北京知青看到这些令人欣喜的变化,自然是无比激动的,因为这种变化的后面,还有他们所付出的一份努力!……

    三   

　　前些年,我见到一位曾在富县插队的北京知青.他以赞叹的口气说延川知青厉害:一是他们的学习成绩普遍好;二是他们大都是清华附中学生,普遍有一种帮助贫下中农改山移水、改变落后面貌的理想与抱负.这位知青对延川知青的总体评价准确不准确,我说不清,但我在少年时代就深刻地感受到北京知青文化的影响.

　　我1971年上禹居小学,那时学校里有好几位北京知青当老师呢!我上小学的第一课是"毛主席万岁!"我们问知青老师,"毛主席是不是住在天安门上,到北京能不能见到毛主席?"老师说:"毛主席住在中南海.""那毛主席怎就住在海里呢?""中南海不是海,是个地方名,就在天安门旁边.""噢,毛主席住在天安门旁边……"那时,我们已经改口,喊自己的"大"叫"爸"、"妈"叫"妈妈"了.我们故意偷偷溜在父母的身后,猛地大喊一声:"爸爸"、"妈妈",惊得父母直打颤.他们回过神来责备:"吓死我了!"伸出手要打时,我们早一溜烟跑了.那时,村里孩子们可以用普通话字正腔圆地朗读一些小短文,得到父母的表扬.

　　我的记忆中,当时延川全县范围内出名的知青有好多,其中孙立哲、丁爱笛、习近平和陶正最为有名.

　　孙立哲是在关庄公社插队的清华附中学生,他自学成才,敢在擀面的案板上做阑尾切除手术、妇女子宫大出血手术,他的事迹很快在县里传颂开来,他是延川百姓家喻户晓的"救命菩萨".据说当时的卫生部不相信一个赤脚医生有做过三千例手术的神奇事迹,专门派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黄家驷教授实地考察.黄教授考察了一个月后,得出了孙立哲的医术相当于一个从正规医学院毕业并有三年临床经验的专科医生的结论.这样,孙立哲名声大震,《人民日报》专门报道过他的事迹,当时的中小学课本上也登他的事迹.1974年,风靡延川的《延川十唱》的中第一唱就唱的是孙立哲:"一唱孙立哲,赤脚好医生,天天出诊在山村,土窑洞里治大病.孙立哲对病人,热情负责任,手术大病根能除,一心为人民."我少年时代曾见过孙立哲一面.那时,他已经出名,乘着一辆草绿色的救护车到处巡诊.他来到梁家沟村,给村里一个叫"寻吃"的人家的小女孩看病.村里大人、小孩听说孙立哲到村后,竟把寻吃家的院子围得水泄不通.我记得孙立哲当时二十多岁的样子,个头不高,寸头,剑眉,有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文革结束后,我听说他挨整了.再后来听说他到美国读医学博士学位去了,因身体过敏的原因弃医从商,成为美国一家图文公司的总裁.他当年与著名作家史铁生在一个村子插队,他后来还把史铁生接到美国住了一年.后来,我还看到过一则报道,说孙立哲发誓要给延安捐一座现代化医院.捐一座现代化医院的资金量太大了,这可能要花费他一生的积累,但他的这种精神非常值得感谢,说明他心里还装着延安.我前两年在凤凰卫视上看到他回村时记者同步拍摄的画面,他回到村里时,关家庄人像过年一样,秧歌队在村口迎接他,还杀猪宰羊,用狂欢的形式欢迎归来的亲人.看到这组镜头时,我的眼睛湿润了.孙立哲,延川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你!

　　丁爱笛是《延川十唱》中的第二唱人物,外号叫"丁牛",意思很有牛劲.歌词这样唱到:"二唱丁爱笛,张家河插红旗,扎根农村志不移,紧跟毛主席.革命接班人,敢于反潮流,顶逆风、战恶浪,革命路上大步走."丁爱笛也是清华附中学生,他曾在张家河村插队时,主动请缨担任生产队长、大队党支部书记.他带领全村百姓没日没夜地苦干巧干,打坝造田,栽种果树,发展副业,仅过了几年功夫就使村子初具新农村规模,他与同村的女青年结婚,立志扎根农村成为全省知识青年的先进典型.生产承包责任制后,他眼看着自己创造的成果一夜之间毁坏,含愤考取上海的一所大学,离开了他深爱着的黄土地.前几年,我在延安电视台《我是延安人》节目中看到他.节目中说他大学毕业后下海经商,多次被骗,甚至是血本无归,但屡败屡战,又重新打拼,成为一家知名的民营公司的总裁.他虽年近花甲,但精神矍铄,神采奕奕.他说,有在延川插队时吃过的苦垫底,这辈子没有迈不过的槛!好一个丁爱笛,依然是当年的"丁牛"样!

　　习近平当时虽没有写进《延川十唱》,但同样也很有名,他当时在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插队.梁家河村在文安驿镇对面的小山沟里,距镇子二三公里的样子,而文安驿与禹居虽说是两个公社,也不到四五公里的距离.当时,这两个公社只有一个文安驿集市,我们这群小孩每逢集市,总要走到文安驿集上溜达一遭.习近平在梁家河村插了七年队,乡亲们没有因为他是的"黑帮"子女而歧视,相反给他入了党,选举他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让他放手工作.他在担任村大队党支部书记期间,带领全村群众打坝造田,大办沼气,还建成了陕西省第一个沼气化农村."沼气"可是个好东西,既可以做饭,也可积肥,还卫生与环保,真可谓"一气"几得,在干旱少雨缺少肥料的陕北农村确实有推广价值.我记得大概是三四年级的时候,县里发文件,让全县人学习文安驿公社梁家河村大办沼气的经验,我也参加过挖沼气池的义务劳动.现在回过头来想,在当时的情况下,建沼气村无疑是一场深刻的农村革命:一是能彻底解决农村人的烧火做饭问题,解放生产力;二是有效解决农村的肥料短缺问题;三是因建沼气池能引起农村的"厕所革命"和公共卫生革命.当时,陕北农村人的厕所叫"茅厕",蛆虫乱爬,是公共环境最差的一个场所.一到夏天,绿头苍蝇嗡嗡乱飞,让人恶心不已.可惜我当时的年纪尚小,觉悟不高.如果我当年能有今天这样的认识,我会十分卖力地挖沼气池.习近平同志是1975年被乡亲们推荐到清华大学上大学的,这样他离开了插队七年的梁家河村.2005年,时任浙江省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接受延安电视台《我是延安人》栏目记者采访时说:他在离开梁家河的那天早晨醒来,发现全村的男女老少都站在院子里为他送行.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痛痛快快地哭了一鼻子.是的,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动情时.我看见接受采访的习近平同志的眼圈有些泛红,他控制住了自己的回忆情绪.但我却对着银屏落泪了,一个懂得尊重历史与感恩大地的人,他会走得更远的,我心里默默地祝福!

　　陶正,也是当时有名的北京知青,他是以清华大学高中毕业生的身份来延川关庄公社鸭巷村插队.他来插队时,专门从北京带了台油印机,痴情于文学,发誓要拯救全世界受苦受难的穷人.1972年,他与谷溪、路遥、闻频、军民等人,创办了文革时期具有"泥土气息"的县级文艺小报《山花》.《山花》的创刊,开创了延川文艺的"山花时代".从此,以路遥、谷溪、闻频、陶正、荆竹、海波等人为核心的"山花作家群"登上中国当代文坛.新时期以来,"山花作家群"越来越壮大,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就有十余名之多,这在陕西乃至西北地区都是个奇迹!陶正当时最有名的诗歌,是与高红十合作的长诗《理想之歌》,我上小学时曾学过,记得开头是:"蓝天,白云……"1974年,陶正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到北大中文系上学去了.再后来,他成为北京市一名专业作家.新时期以来,他以陕北农村生活为题材创作的多部中短篇小说,先后多次荣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优秀短篇小说奖,在文坛刮起过"陶正旋风".

　　除此以外,陶海粟、吴美华、蔡玉珠等人也很有名,我在小时候就经常听说他们的事迹.相反,在关庄公社关家庄村当饲养员的史铁生当时却默默无闻.据说史铁生那时候的主要工作是喂牲口,副业是给村里当画匠,画家俱.他本身有先天性的腰椎裂柱病,村里人给他安排了相对轻松的农活.谁也不曾想到,他在拦牛时遭遇了一场瓢泼大雨.大雨浇透了他,让他发烧感冒,引起腰椎裂柱病发作,才酿成后来终日以轮椅为伴的大患.他回到京城后,为了不自杀,开始文学创作.他把目光投向当年插队的小山村,并在那时找到了温馨而美好的记忆.他对我的影响是1983年发表的短篇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获奖以后,我知道延川走出的作家中不仅有路遥、陶正、谷溪、闻频、荆竹,也有史铁生.史铁生这篇用散文化的抒情笔法所创作的小说对我影响很大:原来陕北农村平淡无奇的生活,经过作者的深思过滤后,赋予了抒情的诗性.这篇小说教给我如何发现生活中的美,并如何加以提炼与抒发的技巧.史铁生2010年12月31日凌晨病逝后,我用最快的速度写出两篇悼念散文,表达一位深受他文学影响的延川晚辈的怀念之情.其中,《他到地坛那里去了》刊于上海的《文学报》上;《我与史铁生的惟一一次通信》刊到《延安文学》上了.在延安插过队的北京知青成为作家的很多,如高红十、梅绍静、叶延滨、陈行之等,他们的作品也不同程度地对我产生过影响.

　四   

　　1970年代中期,北京知青已经渗透到十多万人口的延川县的各个领域.那时,许多知青已经开始参军、招工、上学,纷纷离开了延川县.而留在延川的知青们,也当民办教师、公社专干、文化馆专干、宣传部干事等等.当然,北京知青与当地青年通婚的现象也不在少数,有当地小伙娶北京姑娘的,也有延川姑娘嫁北京小伙的.当时的文学青年、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路遥先生,他的爱人就是曾在关庄公社插队的"清华才女"林达.

　　我们梁家沟村的知青潮退却后,给村里留下三眼公窑.其中的一眼公窑架囤里,竟放着大堆铺满灰尘的知识青年用书.我和伙伴们把这些书全部偷回家,这些书籍也成为我少年时代认知外面世界的重要窗口.它们的名字我大都还能记得:《美帝国主义侵华史》《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各国概况》《世界地理》《世界历史》等等.我后来嗜书如命的习惯,均是少年时代培养起来的.当然,我们这批1960年出生的延川农村孩子,受到北京知青的文化影响是多方面的,我们从小开始学说普通话,从小就开始刷牙、讲卫生,均是受到他们的影响.我1990年代曾在《北京青年报》和《陕西日报》上写过《听"洋话"的日子》和《偷书》两篇小文,深情地回忆了这种润物无声的文化影响.直到今天,我在延安大街上行走,只要是看到操着纯正普通话的知青们,总会投去敬重的目光.我对1958年下放到陕北子洲县、新时期后成为著名诗评家的北大中文系高材生沈泽宜老师动情地说:"您来陕北,是您人生的不幸,但却是陕北人的大幸!"是的,这句话同样也能套用在北京知青那里.不管是什么原因,两万八千名北京知青曾在延安走了一遭,有些人甚至把生命也献给陕北,至今仍有三百多名北京知青留在延安工作.从历史的角度而言,北京知青对延安的文化影响是深远的,也是长远的,有可能超越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陕甘宁边区时文化人对陕北的影响.

　　2011年10月份,我赴京办事,见到北京师范大学技术教育学院博士生导师衷克定教授.他当年也是一位北京知青,曾到延安县临镇公社的一个只有六户人家的小山村插队,在那里待了六七年.本来应是我请他吃饭,但他却提前预定了一桌丰盛的饭菜,并告知我说,必须给他在京请客的面子,因为是家乡的人来了.我只得作罢.喝了几口酒后,他动情地说:"我的青春就在那个小山村里,我晚上做梦能经常梦到那个村子.1991年后,我有能力回到村子里看看,每过两三年,我总要一个人背着行囊回村子里,看看乡亲们.前不久,我回到村子时,乡亲们杀了一只羊款待我.我和乡亲们喝着酒,吃着羊肉,拉了一晚上话……"说着说着,他的眼圈有些湿润,话语有些哽咽:"我这次回到北京后,突然有个想法,我想立个遗嘱,让家人在我死后,把我的骨灰匀出一部分葬在村子里.我这辈子无法和这个小村子分开了……"他还说,他返京后把这个奇怪的想法告诉同村插队的战友,他们也十分响应这个提议.此时此刻,我能充分感受到衷教授的心情.从延安走出来的北京知青,他们的生命已融注进了这块土地的密码,他们的生命已经和这块黄土地融为一体了!

　　衷教授还讲到他国庆节期间回到延安时的趣闻.他一人漫无目的地在延安街头闲逛时,却听见前面传来熟悉的北京口音,他定睛一看,原来是北京师范大学某学院的教授.他们彼此之间都认识,衷教授和他对视了半天,互相喊到"老插",又相互捶胸顿足.他们在一所学校同事几十年了,互不知道相互的身份,想不到今天是以这样的方式增进了友谊.这位教授当年在延安县的贯屯公社插队,他也是领着一大帮同学回村看看的.于是,衷教授又跟着他们的队伍走了一回贯屯村.衷教授讲完这个故事后问我:"你说奇怪不奇怪,缘分往往就在那回眸之间!"是的,这正是不解的延安情所牵的手啊!

　　回到延安后,我专门索要了一套延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的北京知青资料集《回首青春》,并用挂号方式寄给衷教授.这套资料的附录中收录了当时到延安插队的两万八千名北京知青的名字以及插队的县区,是一份十分珍贵的资料.

　　我在翻阅这份资料时,突然意识到这两万八千名北京知青,每个人都是一部生动与鲜活的历史.我眼前矗立起一座历史的大墙,上面镌刻着他们的名字,熠熠生辉,一直到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