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丑陋的老三届”一文引用小女孩的话“这群人怎么一个儿一个儿的都那么丑陋”之后，我还真对着镜子仔细看了几天自己的模样。现在50岁出头的人了，老眼昏花，不戴上放大镜式的老花镜还真看不清自己的这张脸。记得原来眼睛长得就小，现在不但有点浮肿，周围还布满了象“横断山脉”式的褶皱。本想用玻璃腻子找找平，再涂上广告上说的“大宝挺好的”粉底霜，抹上张蔓玉、赵薇、周润发他们电视里说的什么“百年不老” 之类的“万花油”，可又一想这不是自己在糟蹋自己吗？翻出小时候和年轻时已经发黄的照片，又与生我养育我的父母的照片反复核对，原来他们的眼睛也不大。看看弟弟妹妹也是这个样子，也就怪不得小女孩说我们“都这么丑陋”了。我们是“丑陋”了一点，但也不至于都“象废弃物一样被扔到垃圾堆里”，在“阳光照射不到”的地方“一直糜烂下去”呀。

    作为一个思想境界特高，又是修养、文化内涵极深沉的刘双来说，用长长篇幅抨击老三届的种种“丑陋的表现”，挖空心思把自己满腔仇恨和诅咒泼向当年只有15-20岁左右的所有青少年头上，这是不是有点过头了一些呢？这一代人的经历太丰富了，其实他们已经不再需要别人的怜悯和同情，更不需要乞求什么“救世主”而夹着“尾巴”做人。“知青情结”也好，“青春无悔”也好，不过是他们在那个疯狂年代里得到的什么是真实、真情的唯一补偿。至于看看他们的“老照片”，到歌厅聚一聚，这是他们选择生活的一种权力。把这点生活权利都拿来做批判的佐证，是不是也有点太“专制”了？

    在网上粗略地看了一下“丑陋的老三届”一文，感觉刘双的用意是在批判“文化大革命”。虽然文章面面俱到，中心不突出，显得有点散乱，对“老三届”所有人的用语过于偏激，但出发点可能是要唤起人们的一种“忧患意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文化大革命”，无论是官方还是理论界都有非常明确的批判和否定。“四人帮”极其他们的追随者都程度不同的受到了惩治。看刘文也没有什么“标新立异”的东西，所以也就没当回事。以后在网上陆续看到对袁向南的人身攻击，才引起我重新看“丑陋的老三届”一文的兴趣。

    刘双如果通过老三届、红卫兵、知识青年在文革的种种现象，认真深刻地揭示“丑陋”产生的历史根源，不乏会是一篇好文章。但刘双没有胆量去触及那段历史产生的根源以及以后又延续发生的种种敏感的话题。 刘文有“低调评价‘老三届’就是具体地，一点一滴地否定和批判‘文化大革命’。”又有“‘文化大革命’被否定了。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控诉文革的罪恶。好象在那场持续了十年的浩劫中只有四个人在做坏事，而其余十亿减四的人都是受害者，都是无辜的，洁白的。于是历史上的‘文革’失去了载体。但是，如果这个载体确实不曾存在的话，‘文革’就根本不可能发生和发展”。 这种自相矛盾的论断使人得不到要领，不得不认真研究文章真实的用意了。按着刘文的“载体”说法，如果没有改革，没有12亿中国人和全民族的“丑陋”、“劣根性”，也就不会有“四人帮”、王宝森、胡长青、成克杰等等罪恶“发生和发展”了。

    “丑陋的老三届”的第四个标题“丑陋的行为”的最后部分，列举了陈永康先生、何芳芳女士、宫小吉等数十位 “代表人物”，不知刘双用意何在？好象有点强迫这些人对“历史有个交代”的意思。真有点象当年闹红卫兵和“秋后算帐”的吓人场景。

    前几天在网上写了一篇“何必拣来一块“臭抹布”硬往自己的脸上抹呢？”的文章，没想到引起一些网友的“关心”和“错爱”。有人怀疑我是田小野，也有人说我是“市侩”、“汉奸”之类的话。其实网上讨论、聊天可以用真名，也可以用笔名。不象“文革”辩论“对联”时，还得先报出身。如果“出身”不好，连上台发言的权力和机会都没有。在网上讨论问题也需要先报“家门”的话，不妨告诉问“宇鹏是谁”的朋友，宇鹏是我在网上聊天一直用的笔名。宇和鹏是我和爱人名字的其中一个字。有兴趣的话我们的名字在“曾经草原”网站上的“知青名录”中可以找到。记得我妈生我时是个男孩，我妻子也一直认为我是个男的。不知道这几天上网是不是染上了什么“性变型病毒”，有的网友楞怀疑我是“她”。

    还要告诉一些网友，本人虽然“丑陋”一些，但还不至于下贱地到了去当“汉奸”，以至失去起码做人的资格。

2000 年11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