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丑陋的“老三届”》有感.在1999年《黄河》第2
期上读到一篇文章——《丑陋的“老三届”》,署名刘双。该文表示，
否定文革，就要对上山下乡具体地、一点一滴地予以否定。果然，在
刘先生笔下，曾上山下乡的“老三届”面目丑陋可憎，成了最萎琐、
最不成器的一代。

　　对老三届这一代人如何评价，对上山下乡如何评价，这是个太大
的题目，是需要下大力气深入研究的。我对此缺少研究，怕掌握不好
分寸，不敢妄下断语，只敢写点回忆之类的文字，对刘先生的种种分
析和说法，我也不打算全面评价。写此短文，只是因为对刘文字里行
间所表露出的情感倾向感到不快，对其中的奇怪逻辑感到不解。恕我
直言，那文字间有一股阴冷之气，我感到这阴冷气絕不是源于对上山
下乡的否定，而是源于作者心灵深处的冷漠。

　　试举几例：

　　刘先生提到一次知青摄影展。他没有指明，但我敢断言他指的是
那次曾轰动北京、参观人数创记录的摄影展《魂系黑土地》。他写道
：“照片上的人多是蓬头垢面、龟头鼠脸，神情和目光都很呆滞，要
么做傻笑相，不知其所笑何谓；要么做英雄相，不知其意欲何为。他
们的服饰也无款式可言，男女皆宜，中性得很。”“照片上做为背景
的景和景物多是一些驴棚，马圈，土坯房和高粱地什么的。不知影展
的举办人想向参观者展示和说明些什么？”他甚至还感慨地发问：在
科技昌盛、卫星上天的今天，“还会有人去崇尚和再现这种丑陋的青
春模式吗？”“龟头鼠脸”，“呆滞”，“傻笑”，刘先生用词绝不
含糊也毫不留情，这些侮辱性的贬损用词，准确无误地表达了他的蔑
视，也不自觉地显露出一些自大狂倾向。这已经不是正常的历史评价，
也不可能是再回首后的反省，而像是一个从来不知尊重人也毫无责任
心的逞强者，站在十字街头以骂人为快。上山下乡是牵动着千千万万
个父母和数千万“知识青年”的心的一段历史，这场运动本身也许应
该否定，但是，用“龟头鼠脸”这样的语言来污蔑一代人，不能不让
人感到作者心灵深处缺少一点什么，也让人真难以相信他本人差不多
是老三届——他文中提到有一个上高中的儿子，由此推及他的年龄也
在老三届上下。

　　至于刘先生因为当今是科技发达、卫星飞旋的年代，就对人们怀
念“驴棚”“马圈”“高粱地”嗤之以鼻的话语，更是让人哭笑不得
。依我看，他的逻辑已经“高明”到了走火入魔，连人的正常情感和
思维都消失了的地步。刘先生，您难道不知道，那照片上的驴棚，马
圈，土坯房和高粱地，都是和这一代人的青春岁月联系在一起的东西？
就我所知，那次展览，前往者数以十万计，不仅仅是知青一代人，而
是三代人——知青的父母、知青、知青的子女，他们去看那些发黄的
照片，他们去抚摸那些生锈的镰刀，他们的眼睛里满含着泪水，他们
说“青春无悔”，并不是打算肯定上山下乡，而是出自最普通的人生
情感的需要。这是常识，是常理。像您那样发出“众人独醉我独醒”
的傲慢冷笑，依我看，倒真的是“傻笑”——一种扭曲的思维所导致
的反常的笑。这使我想起余秋雨先生文章中谈到的一件事：有人对黄
梅戏的戏文“夫妻双双把家还”揣摩一番，而后煞有其事地在报纸上
撰文批判说“这是放弃社会责任。”刘先生的批判，能比这强多少呢？

　　历史是一个多棱体，它的各个侧面充满了矛盾，在考察历史的时
候，我们的思辩必须是客观周密的而不该是主观僵直的。我们不能因
为秦始皇统一中国是历史的进步，就推论说一切反秦者都是“逆历史
潮流而动”，那样的话，就会得出忠君者荆柯是“反革命小丑”、忧
国忧民的屈原“不识时务”的荒唐结论；我们不能因为决策错误、红
军西征兵败河西走廊，就说西路军将士是“一群只知亦步亦趋的笨蛋”，
那样的话，上万的英魂地下有知也会抗议的。同样，不能因为上山下
乡是文革的产物，就“具体地、一点一滴地否定”到一定要把知青糟
蹋到“龟头鼠脸”、“呆滞”和“傻笑”的地步。遗憾的是，刘先生
就是这样写文章的。

　　如果不是思想方法有问题，那就更糟糕。因为那样的话，只能得
出另外一个结论：作者患了冷漠症。内心缺少一个“善”字，因而不
能理解人们的正常行为，因而敢于毫不在意地使用“龟头鼠脸”这样
的词汇去伤害千千万万人。思想方法有问题，那是可以原谅的，情感
里少了“善”而多了“冷”，那就不太容易被人谅解了。

　　再看对老三届这一代人的文化素养的评价，刘先生以多届知青总
人数和上大学人数之比予以说明。很有说服力。不仅如此，他那支鞭
子般的笔，还对这一代人中百里挑一考上大学的人继续穷追猛打，他
写道：“更何况在那些幸运儿中，对知识的渴求已不再是学习的第一
目的，人数不乏地表现出来的是对获得文凭的满足和对可以名正言顺
地混入知识分子行列的窃窃之喜。而那些浪迹江湖十年之久，把上学
读书作为进入官场的敲门砖的人确也不在少数。”你看！“文凭”、
“混入”、“官场”、“敲门砖”、“窃窃之喜”，一连串贬义词毫
不吝惜地一古脑儿叠堆起来，并且一再以定量的论断说这是“人数不
乏”、“不在少数”。不知这些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也不知为何那
语气里有那么多虐待狂般的快感，他似乎在快乐地大声吆喝着：“看
看吧，都是些什么玩艺儿！”作为老三届一员同时也是恢复高考后的
大学生，我要对刘先生说：您对老三届大学生的描述没有实事求是，
在您的那些“不在少数”的帽子扔过来的时候，我是绝不做谦谦君子
也绝对不会接受那些帽子的。这一代人，失去了整整十年的时间，有
幸上大学，自然万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大多数人怀着对知识的
渴求而努力学习，我做为这些年来一直生活在大学校园里的教师，不
止一次地听到老一辈教师对77、78级学生的评价，那些评价绝不是像
刘先生描绘的那样，而是相反。那时，课堂上我们如饥似渴孜孜以求，
虽也有散漫懈怠之时但绝谈不上厌学更非仅为文凭，课余时光我们大
多在阅览室里度过春夏秋冬，虽有人带“红卫兵”遗风但总体上蓬勃
向上。有没有想“混文凭”的？有。有没有只为“跳龙门”的？有。
但哪一届学生中没有这样的人呢？这一代人中的此类问题，绝不比其
他年代更多。

　　再举一例。刘先生两次提到一位著名的知青诗人，我不明白为什
么他每一次都不忘记在名字前边冠以“精神病患者”。看来像是有意
而为。是要贬低其个人？还是为了蔑视这一代整体？笔者写过的回忆
中也曾提到过这位诗人，写的时候就知道他在八十年代住了医院，但
是，我小心翼翼地避开了这一点。一是没有必要，因为没有要由此揭
示一些什么；二是出于对病人的尊重——一般情况下，患者本人及家
庭不愿被随意提及此类病症，如果可能，这常常是被作为隐私的。己
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为人的原则。而刘先生不是这样，他像游荡
街头的野孩子那样，毫无道理地对患者指指点点，大声对过往的人说
：“看哪！精神病！”这样的表述，令人感到厌恶。我不解：刘先生
文中两次写上“精神病患者”，到底是因为不善解人意而粗心下笔？
还是因为内心冰冷刻意而为？

　　还有，对知青的后来自寻出路、各奔前程的局面，刘先生这样表
达：“……落户农村的千千万万的‘知识青年’，也早已作鸟兽散。”
连小学生都知道“鸟兽散”是一个有着强烈情感倾向的词汇，这个词
用在知青身上表达既不准确也不传神更不幽默。遗憾的是，刘先生使
用这个词的时候似乎是毫不留情斩钉截铁。我从这样的文句中感觉不
到对一代人命运的真正关切，我在作者的目光看不到忧郁和善良。言
为心声，对同一件事，不同的人会用不同的目光去关注，我想，此事
若在“世纪良心”巴金、冰心老人的笔下，无论如何是不会有“鸟兽
散”这样的词语出现的。

　　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丑陋的“老三届”》也有写得比较好的段落，但本文无意全面
评价。我只是有感而发，想就文人的心灵品格说几句话。我想说，刘
先生的遣词造句可能是犀利的，他看到了血，但是，为什么我在他的
眼睛里看不到泪水?老三届如果沾沾自喜自吹自擂是要不得的，但是，
面对《丑陋的老三届》中的某些说法，我惟有不客气地对它说“不”
。

　　我的感慨很浅白——文化人，首先要解决好“为人”的问题，有
一颗健全而善良的心，而后才能解决好“为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