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岁时的回忆

       ——关于安徽歙县

 

（一）

十七岁，未知愁滋味的我去了安徽歙县东乡。

以前从未听说过这个地方，那年月除了知道陈胜、吴广、张角、宋江这些农民起义（相当于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故事外，真不知道历史这东西，更无从去读“方志”之类。只知道一切都是无产阶级创造的，当然包括历史。但又被教育说：无产阶级是“一无所有”的，当然也包括历史。

但十七岁的我，开始在那里读到了历史。

有位学医的朋友住在离我20里左右的绩溪。有一次去探望他，从他那里知道了原来绩溪是胡适的家乡。记得在鲁迅的书中读到，三十年代的文化人都以结识胡适为荣，没想到我能一访胡适故里。之后回城探亲向人介绍自己身在何处时便称“胡适的故乡”。但有一次被人嗤之以鼻：“反动文人的摇篮”，讨了个大大的没趣。近些年又听说“红顶商人”胡雪岩也是绩溪人，这是后话。

我住的地方叫桂林，虽不如广西桂林那么知名，却也有山有水。尤其是门前的那条清澈的河叫“练江”，诗人闻捷在诗中唱道：“月下的练江，一条银练…”，令我感慨许久。

练江的两岸是连绵的山丘，沿江北面山间的小路走五、六里，便能见到破残的石人、石马，有人说是明朝不知哪代的皇太子在此游玩时被贼人所杀，收尸时不见了那首级，就配了一个黄金的头，使其完尸安葬于此。但又有说是当年明朝皇帝的老师许国的墓，说许国用欺骗的手段让皇帝恩准他在县城十字街口建了一座“八角牌楼”，上书“先学后臣”，张挂的头衔为“少保兼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礼部尚书”，既避了僭越的罪名，又得了莫大的荣耀。许国告老还乡后横行乡里，鱼肉百姓，被当地大侠一刀斫了头去，皇帝为报师恩，铸一赤金头颅葬于墓内。

传说的版本很多，因无暇考证，所以至今也没有弄明白那是太子的墓还是许国的墓。从石人、石马的阵仗看，墓内的主人官职不小，家道殷实，熔些金器、埋个把金疙瘩也不是没有可能的。这墓所在的地方叫“太子山”。

练江在太子山面前折了个弯，再流五里，擦过歙县县城，又流往屯溪（即今日黄山市）。在歙县县城前，有一个十一孔的大桥横跨练江，当地人称“寡妇桥”。传说唐代初年，歙县一个有钱的寡妇（在当今应该称“富婆”，且单身）出资修桥，没想老也修不成，每次刚修好就被水冲垮了。究其原因，原来本应该修一座十一跨的桥，工匠们非把它修成九跨八墩，说超出九墩便是“僭建”，为灭九族之罪。寡妇说：我孤身一人，无九族可灭，凡事有我，但修无妨。

桥成。寡妇被处“点天灯”，以汞掼顶，剥下了整张人皮来。歙县人在桥头建“寡妇庙”二层木构，精巧玲珑，将人皮供于庙内。又将桥名之为“寡妇桥”。但当地又有不少人将寡妇庙称为“太白楼”，说后来唐代大诗人、青莲居士李白登过此楼，并有题诗。可惜我无论是寡妇皮还是李白诗都无缘得见。

每次去歙县县城，必须由住处穿过桂林村，走过桂林大桥，沿练江南岸上公路方能搭上汽车。一日，自县城回来时搭乘了一辆“丰收-35”轮式拖拉机。驾驶员同是知青，很神秘地告诉我：“带你去一个好地方。”

他将拖拉机径自驶入桂林村，又步行穿过以当地特有的红色条石铺就的小巷，来到一座破旧的大屋前，门口挂着“桂林小学”的牌子，他叫来一位叫“老汪”的长者。那时已近傍晚。

那是一间像祠堂模样的建筑，剥落的粉皮下见到裸露的水磨青砖，入口处有精细的砖雕文饰，向上拱弯的木梁，门两边的石鼓已经破残，黑漆大门上的门环也已经锈蚀。内外弥漫着一股草木灰的味道。

大屋内采光很差，如通常的徽派建筑一样。几排课桌，墙上几幅用油漆描画得很仔细的毛主席语录。驾驶员很认真地指着头顶上对我说：“你看！”

顶上黑乎乎的，实在看不清东西。

不知何时，老汪手上亮出一支电棒。借那束醒目的光柱我见到一块大匾，写着“状元及第”，落款为“同治某年某某题”。

我惊讶地看着驾驶员，他却兴奋地说：“怎么样？他妈的够‘四旧’了吧！”

这话放在今天不好懂，“四旧”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和旧传统的简称，“文革”大规模的兴起就是从“破四旧”开始的。当时的理想是：把一切“古”的、“洋”的都归类与此而毁灭掉，让每个人和整个社会都变成彻底地“无产”，最后实现铲除一切其他阶级，完成世界大同。

老汪将我引到墙边，小心地揭开那被描画得很精致的毛主席语录，一张薄薄的三合板下是完整的石刻，清晰的碑文，被墨水复拓得黑沉沉、光溜溜的石面。可惜当时的我读不懂，但我认真地读，仔细地抚着那石面。可能是这虔诚的态度令老汪感动，他一定要留我们吃饭。

三两八毛钱一斤的地瓜酒下肚，老汪聊开了。

可知这“状元”指的是谁？告诉你：就是洪钧！怎么，没听说过？那听说过赛金花吗？别说人家是婊子，她可是北京城的救命恩人！也是洪钧的老婆！

洪钧祖上是宋朝的名臣，这间学校以前是洪家祠堂，建于宋代。洪钧的父亲守不住这份家业，随朋友到苏州去贩酒。洪钧很小时父亲过世，随母亲流落到山东烟台。洪钧自小读书用功，后来又识多国文字，同治七年中状元，曾跟随李鸿章出访欧洲七国。

赛金花也是一个外语天才，要不然怎么会让洪钧看上，又怎么能跟八国联军司令瓦德西沟通，救下了北京城呢！

记得那时听得出神，忘了问赛金花是状元的第几任老婆、桂林村还有没有状元后裔、这牌匾是不是同治爷的亲笔……。但我记得当时老汪在煤油灯下那神圣的风采，记得我们当时那似懂非懂的神态，记得那晚宿在老汪的家，记得那挥之不去的地瓜酒和草木灰的味道。

在练江北岸的一条狭长的盆地上，集中了我们一千多名知青，经常的工作就是“学大寨”。大寨修梯田，我们也修梯田；大寨挖“虎头山”，我们就挖太子山。有时心里也想，没准将个太子或者许国的金头挖出来了也不一定。金头虽然没有挖到，枯骨倒是挖出来不少，有时竟是成排的，也不见有棺木。大家都怀疑是发现了“万人坑”，问及当地的老乡都说不知道，只劝告知青别再到那里学大寨了。

一日，知青们挖到了一个大墓葬，在清出大量白膏泥和泥炭之后，居然起出了一口大棺材，费了老大的劲撬开了棺材盖。据当时站在近边的知青说，开始还见到有红的、蓝的花布，但手一碰就成了灰，再也分不清了。我站得远，没有看见什么，不知是真是假。但那付棺材我是见了，好厚的寿材，还能见到红漆、黑漆。队里书记当天去县城请来了文化馆的头，说是没有价值的东西，比不上长沙马王堆。最后也劝我们换个地方学大寨。太子山的学大寨运动算是告了一个段落。

当年冬天，知青们学大寨的热情又高涨起来，不知是谁倡议“向水库要粮”，我们又举着红旗上了山。

那欠了我们粮食的水库在太子山的后面，有好大一片水面，有时雨后我还爬到那水库边上去看彩虹，很奇怪，每次竟然都能见到。现在是枯水时节，倒是露出了好多平坦的土地来。倡议者可能觉得浪费了这上好的土地怪可惜的。只见开阔的视野中红旗猎猎、人声鼎沸，倒也壮观。

休息时见到老汪，也没问他为什么会上山，拖了他便一起啃馒头。老汪说了一个故事。

这水库是歙县东乡和南乡唯一的水库。原来放水没有渠口，水库底下有一口管井，以石凿成。井口用一木塞堵住，每年放水时有识水性者下去拔出木塞，人也必须随水冲出管井。这水养活了东乡和南乡的百姓，也令歙县成为安徽省最富足的两大盆地之一。另一块盆地是安庆。歙县古称“徽洲”，原先这里富庶无比，宋朝已是商贾云集、店铺林立，形成“二十里长街”的经济规模。而且这里不象苏州、无锡、安庆或秦淮，从没有歌坊和青楼，读书成风。但这里遭受了两次人祸。一次是宋末方腊到此，一把火烧了二十里长街；另一次是民国年间，南乡的恶霸为独占这水库的水源，找人打造了一把月牙形的刀，水库放水之前将刀插在管井内壁石缝上。那时有一位放水工叫春生，是外乡人，水星极好。每年春生老婆在水库的出水口等着春生与水库的水一起冲出来。那年等到的却是开了膛的春生和一汪血水。

乡亲们将春生葬在太子山，以后就再也没有见到春生老婆。因为再也找不到如春生这般水性的汉子来放水，东乡和南乡的田地逐渐荒芜。加之两乡为水的械斗不断，每年死伤无数，不知哪年开始瘟疫流行，只见白骨遍野。

听了老汪的故事没有人讲话，老汪也没向人打招呼便径自走了。当晚，老汪讲的故事在知青中流传开来，第二天，没有人再上山。

都是十七、八岁来到这里，只不过有人早来几年，有人晚来几年。离我们这里大概四华里的地方有另一帮知青，还自己设了一个卫生站。有位姓束的女知青当上了卫生员，那时都时兴“赤脚医生”，大家都叫她“小医生”。传说小医生长得很漂亮，那边的知青们说有病去找小医生看一看，不用打针、也不用吃药，病就好了一半；即使无病去看一看也能防病。听上去那小医生有如天仙下凡一般。其实我特意去看过，并不怎么出众，只是鼻梁是亚洲人中少见的挺拔。尤其是那气质与众不同，据说她出身于上海一户不很出名的资本家家庭，平时常戴一付白手套，大家也很认同，说是卫生站工作的需要。

那次去看小医生用的是什么理由、怎么去的、干什么去的都忘了，只记得她待我很客气。也可能我在当地也算是个“知名人士”。她问我：“有没有听到别人说我有洁癖，因为我常戴着手套？”

我未作答，她接着说：“其实是想保住我的手。我从小学钢琴，以后大概还有机会让我摸琴键的。”

我注意到她那白皙细长的手指十分灵活，还有点神经质。她的嗓音有点甜。

数月后的一个晚上，一知青气喘吁吁地赶来告知：“小医生自杀了！”我即刻与一帮人去了卫生站。路上知道中午与小医生同住的一个女知青声称自己少了十三元钱，这在当时可以过一个月日子的数目，而当时进出过那屋子的只有小医生。当同室的女友在外宣扬自己少了钱时，小医生在屋里没有露面。傍晚收工吃饭时大家没有见到她，想起来去找她时发现她已经喝了卫生站“来苏尔”药水。叫来县卫生院的医生给她洗胃，已经救过来了。

赶到卫生站时，见到门口围满了人，没有人说话，静悄悄的。那小医生同室的女友也在人群当中。我们一群人在她面前停住脚，一起不出声地看这她。她突然恐惧地大叫起来：“我什么也没有说！”

我进屋见到小医生，她双手始终捂住自己的脸，问什么话也不回答，白皙细长的手指不断颤抖。

之后听说她的嗓子坏了，偶尔一次在路上见到她，她也是低头而过。第二年，听说因为回城名额被别人挤占，小医生第二次自杀，葬在太子山。

一九七八年上大学离开安徽。在歙县东乡五年，眼见太子山逐渐被知青的新坟占满。其中因病死亡的占了一半，如小医生那样离开人世的占了一半。

一九九七年夏，驾车由安徽铜陵往黄山市，途经歙县弯进了东乡。开过桂林大桥时我又闻到了草木灰的味道，那时已经天擦黑了。在邮政所门前居然有人认出了我，一问原来是老汪的媳妇。见到老汪把嘴张得老大收不回去，我不禁上前拥住了他。老汪也老了！但许多我已经记不起的名字他依然如数家珍，问个没完。老汪开了一间工艺社，生产当地的名品“歙砚”，居然问我能不能掏钱参资，我只能回答大概可以联系个把台商之类的。

老汪已经戒了酒，却一定要我喝一口。临走特意上楼抱了一方用手巾左缠右裹的歙砚来，执意要送给我，关照说这是“苏眉”，歙砚中的极品。

离开东乡已经是深夜，我想着没去再看一眼那洪家祠堂、那石刻、那匾，没去看一眼那太子山实在是遗憾。

车过桂林大桥，景色依旧，月下的练江泛着点点磷光，真是一条银练。

 

（二）

下放的年代，已是没什么可认真的了。干活已是生活的一部分，“再教育”也就是这样，毫无神秘和兴奋了。

原先有一个知青乐队，经常在场院上吹拉弹唱，围聚起一批老乡。抽起的黄烟（本地的一种土烟丝，用水烟锅抽吸）熏得四周一片香气。老乡的孩子在旁边打闹，影响了演奏的环境，便有知青起身来大声训斥。这样倒也消磨了不少时间，当然也陶冶了某些情操。但是，一次我多事组织了一个音乐会，重新改写了配器，将乐队中那几件简陋的乐器凑合到一起，将几短简单的乐曲整得象模象样。最后还被“安歌”了好几把，因没有新的预备曲目，只得将那数个老曲反复了n次。没想到第二天农场党委宣传部长找来，说我们演奏了“黄色音乐”，是“散毒”，并且具体指出了是“我们象快乐的骏马，奔驰在草原上，啊啊哈嘿…”这首曲子（歌名已经不记得，曲调很欢快），要作深刻检查。我们怎么也想不起来如何写这检查。

晚上全体乐队成员（其实是乌合之众，个别还住得很远）被叫到党委会议室，大家埋头听部长训话。突然吹黑管的说：这首曲子在最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放过！部长问大家：你们谁听到过？我们都无法置予可否，因为我们确实没听到过。那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放什么音乐大家太熟悉了，就那几首东西成天地反复，老乡的孩子都能唱下来。黑管被责成单独交检查。

第二天晚上，黑管叫上我们几个到党委去。到楼下时他说：“在这里等五分钟再上去”。说话间掏出一台半导体收音机，调到短波，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对外广播。一短文稿广播结束后突然响起了我们那么熟悉的“我们象快乐的骏马，奔驰在草原上…”。我们同时向楼上跑去，一边喊：“部长，中央广播了！”

部长开门出来，接过收音机。我们屏住呼吸，与部长一起听完这段短短的乐曲。部长毫无表情，说了大意如下的话：一、宣传工作历来“内外有别”，这是政治的需要。给外国人听的东西怎么你们可以听，甚至还给老乡听？二、你们怎么可以收听短波？有无听过其他电台？如果听过“敌台”，那就是严重的政治问题！最后收起收音机，撂下一句话：“明天找你们谈”。

当时心惊胆战地离开党委那小楼，以后老惦着被找谈话，却老也不谈。乐队却不敢再玩了。

那是玩“弹琴”不成了，接着就玩“谈情”，不然玩什么。当然“谈情”也是认真不得的。

宿舍都是以木架搭建的双层铺，有六人一间，也有八人一间的，但后来都加了倍，男女都吃住在了一起。这样就由玩“谈情”向玩“过日子”过渡，也挺象样的，却没见几个认真的。但这样玩下去却见玩出了下一代，奇怪的是下一代长得都一样：红红的皮肤，皱巴巴的，如刚出生的小老鼠。以后那“小老鼠”竟成了下一代的代名词，见面都说“你家的小老鼠如何如何”、“我家的小老鼠如何如何”。

这群人中也有少数没有玩“谈情”和“过日子”的，侉子就是一个。

侉子是我们这群人中特殊的一个，农机厂锻工。谁也不记得他的名字，因为他是河南人，大家便这样叫他。原先这里是劳改农场，侉子小时候在上海要饭，一回枪了路人的一顶帽子，被判劳改。劳改农场建制撤消，侉子留在了这里。

侉子爱喝酒，喝了便要讲自己以前在这里如何与其他劳改犯打架的故事。精彩的是故事中对打架的招数描述得相当仔细，而且的描述都不重复，哪怕侉子喝醉了。现在想来侉子比金大侠还厉害。

侉子也要玩“谈情”。别人给他领来一位要饭的哑巴女，听说还有一个兄弟跟在一起。侉子突然少喝酒了，忙里忙外地伺候哑女，“谈情”没见怎么玩，直接玩开了“过日子”。不到两周，侉子穿扮齐整地领着哑女出去了。第二天晚上回来非要拉我去他屋里喝酒，他说哑女兄弟看不上他，说劳改犯要不得，所以他领着哑女去兄弟处“讲清楚”。“讲”的方法很简单：长凳一张，上置清水一碗，当面放入三萘；旁边横刀一把。侉子给哑女兄弟两条路选择：“文死”拟或“武死”，“文死”即喝了那放了三萘的水，“武死”就将短刀插胸。那日侉子醉得早，没来得及说完哑女兄弟作何选择，也不知道若不选择会有什么结果，以后侉子再也没有提及这事情，好象他玩“谈情”和“过日子”就此结束了，只打铁、喝酒。

忽一日，侉子被公安抓走，说是犯了强奸罪。被奸的是女知青中长得最特殊的，驼背、鸡胸、暴眼、大嘴，完全是残疾人的倾向。那女知青一直没有机会玩“谈情”或“过日子”，平日也偶尔见她来找侉子，要打把菜刀或晾衣服的叉子等。没想到在玉米地的一场“野合”，侉子成了强奸犯。

侉子被处了极刑，理由是“劳改犯强奸女知青”，罪加数等。那年侉子二十九岁，却不知是“文死”还是“武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