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中地灵天宝，历来风骚英才不绝于史。汉代扬雄、司马相如；宋代苏轼父子；本世纪张大千，阳翰笙和郭沫若等人，无一不是绚丽多彩的蜀中文苑这幅画卷中的夺目亮点。其中集诗、书、文、史、戏剧诸大家于一身的郭沫若，不但在现代中国文化史上占有着墨颇多的席位，在世界文坛上也享有盛誉。 郭沫若是文化人，他的博学勤奋，多才多艺使他成为举世公认的大学者，赐予了他在文艺学术众多领域耀眼的光芒。郭沫若同时又是战士、革命家，他的不同寻常的人生经历，带给他赞誉也带给他非议。尤其是在他身心俱疲的晚年，说过一些话，表过一些态，甚至以不惜否定自我来“紧跟”时势。以至在斯人已去的今天，依然还有不少人不言谅解。不能说紧跟时势就一定是错，他在1944年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前夕写的《甲申三百年祭》，便被定为当时中共整风学习的文件。以一代伟人毛泽东的眼光，断不会将一篇不切时宜的文字，交给正在日以继夜浴血奋战以夺取胜利的全党学习。也不能说他的“紧跟”出于怯懦。郭沫若是才气横溢的诗人，也是敢于挑战权威的战士，他写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谁说不要胆魄和锐气。但他的一些“紧跟”中确乎多了些诗人的浪漫和激情，少了作为学者和史学家的冷峻求实，特别少了如他在研究甲骨文，青铜器时那种考辩求证的细致。他在1958年为紧跟“除四害”而作的《咒麻雀》一诗，今天读来、恐怕少有人会相信那是出自写出不朽诗篇《女神》的同一诗人之手。 
　　郭沫若晚年遭遇了史无前例的“文革”，对他影响最大。早在“文革”“山雨”欲来前夜，他已就有了“风满危楼”感觉。借助姚文元“海瑞罢官”的发难，关锋、戚本禹等人便宣称：要公开讨伐“历史学界人物的错误”，郭沫若是历史学界公认的权威，自然首当其冲。针对他写的历史剧《武则天》和《蔡文姬》中主张的批评，也在一些内部刊物上出现了。虽然有领袖毛泽东的重申：郭老、范（文澜）老要保护。毛泽东还明确说“郭老是好人”。但向来敏感的他面对种种非难和挑战，仍然准备知难而退，1966年1月29日他给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写了辞职信，在没被允准后他只好置身“文革”了。发表在1966年4月28日《光明日报》上，署名郭沫若，标题为《向工农兵群众学习，为工农兵群众服务》的文章，就是一度震惊中外文艺学术界的郭沫若检讨书。检讨中他勇于解剖自己，在差不多全盘否定自己时，也推及到了整个知识分子队伍。此悲剧之烈，至今为整个知识阶层所不堪回首。抑或他当时只是本着他对时势的认识，还有对革命领袖素有的尊崇，由衷地想为中国文化在革命中新生尽一份心力。这位当年已届古希之年的老人那时所作为的，无疑是错误了。然而明确这个认识，并公开作这样的批评，是在“文革”已被否定并且早已成为过去之后。──“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古往今来绝不只一人，或许我们自己也不止一次地以“身在庐山中”这一原因，见谅过“不识庐山真面目”的自己和他人。单单不见容于“文革”中的郭沫若，是否有些苛责于他。对于“文革”中的郭沫若，其错误即便真的“事无可原”，也应该是“情出有因”。如果因此就以此否定斯人一生，或是以晚年有错误的郭沫若，来否定曾经写出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的战士郭沫若，都不是唯物史观的态度和方法。 
　　郭沫若另一招至批评的是《李白与杜甫》一书，这是他在“文革”期间的著作。书中一改他原来对李、杜二人的评价，扬李抑杜倾向十分明显。作为文学家，郭沫若一生著作等身，勇于学术领域探索。早年发起组织“创造社”从事新文学活动，其《女神》诗冲破一切诗的形式和旧的格律，成为我国“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新诗创作的奠基之作。作为史学家，郭沫若也每有“离经叛道”观点或主张，其为曹操、武则天的翻案就是在今天依然得到认同。这些都似乎应该是纯学术问题的争鸣讨论，众所周知，即便学者坚持多年的观点，在有新的认知以后一朝放弃，并不奇怪。学术界也从无什么规定，非要学者对某一观点从一而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历史上不止一次活跃过学术界思想。但对著名学者，在文艺理论、史学等领域堪称权威的郭沫若，有批评者对他在《李白与杜甫》书中一改初衷，颇多微辞。不认为它只限于学术范围，他们认为郭沫若所以改变观点，主要的原因在学术以外。更有些言辞激烈的批评，既哀其晚年的迷失，也为其瑕显于瑜而悲伤。 
　　纵观郭沫若一生经历，从做蜀乡学子到留学东瀛；从新文学活动到投笔从戎；从北伐战争到抗日战场；从共和国的文联主席到“文革”的检讨者，说他很多时候都身处“风口浪尖”并不失当。他的生平在他浩浩数卷的《沫若文集》、《郭沫若选集》等著述中有着展露，尽如他的检讨书一样坦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