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胡平的《“老三届”的悲剧》，十分感慨。胡平说苦难只对造就诗人、作家与思想家有利,对其他人只有害。这话不够全面，还应该加上政治家。事实上，“老三届”中不仅出了许多诗人、作家与思想家,还出了许多政治家，即中高级官员。柯云路的《新星》里的李向南就是一例，柯云路还论证过当今天下舍“老三届”其谁。当然李向南是高干子弟，没有经过文革也会当官。然而据我观察，还是有不少平民出身的“老三届”如今做了官。这应归功于文革。文革是一所超级政治大学，有政治天赋的平民少年在文革初看到了中共高层残酷的权力斗争内幕(这在文革前与文革后都是严加保密的)，初步学会了政治手腕、权术、策略、技巧、艺术、智慧.首先活学活用于造反派的斗争中，下乡后活学活用于与农村干部的斗争中，招工、上调、回城、文革后考上大学分配后又活学活用于本单位的斗争中.当然有失败、淘汰的,但也有成功而爬上去的。只要留心一下，一定可以发现许多这样的例子。

类似的还有文革中毕业的“老五届”大学生(1966-1970届)。他们也是发育时挨饿(因而身体不好)，进大学后不久就停课(因而专业不好).“毕业”后被发配到小地方小单位。许多人被分到与他们所学专业毫无关系的小单位.无法在实践中补课,只能打杂混日子，不少人如今被迫下岗或提前退休。

他们比“老三届”强的是有一个铁饭碗，无须身无分文地颠沛流离、
与农民争工分。并能及时结婚生育。但从总体上说,他们在政治上吃的苦头却超过了“老三届”.许多人在“一打三反”与“清查516”运动中被斗被关甚至被判刑。这是当时尚属中学生的“老三届”所未经历的。

有趣的是，“老五届”出身的诗人与作家远远不及“老三届”出身的多。“老五届”出身的名作家似乎只有达理夫妇。这可能与“老五届”没有被打到社会最底层、生活相对比较稳定,因而缺少更丰富的社会生活体验有关。但“老五届”中涌出了更多的思想家(社会科学家与人文学者)。特别是平民政治家.却是不争的事实。我是1969届大学毕业生，因为“一打三反”运动，推迟到1970年才分配。我有个同学，与我一样因“家庭出身不好”而被“工宣队”打成“现行反革命”，与我一起流放到边远山区小工厂。几年前已是省计委副主任。我在边远山区小工厂里的同事，也是1970年毕业的大学生,家庭出身农民，几年前已是地区副专员。至于国务院各部与省市地县的局长、大学校长中的“老五届”平民子弟更是多如牛毛。这里的原因也很简单。“老五届”在文革中经历的政治斗争比“老三届”更高级更丰富更激烈更残酷(那时大学生造反组织一度可以左右一省政局,而中学生组织大都只能追随大学生组织).他们中具有政治天赋的人学到的政治手腕、权术、技巧、策略、艺术、智慧自然也更地道。文革后知识分子一翻身，他们就杨长(政治手腕)避短(专业技术)。大显身手，甚至能同中高干子弟角逐.迅速爬上去。

像前述我那两位出身平寒的同学、同事。如果没有经过文革的熏陶，怎么可能当到那个级别的官？当然话要说回来，有天赋的人在任何时候任何阶层中都是少数。大多数“老五届”也像大多数“老三届”一样脱了班.被时代列车无情地抛弃，落到了社会的边缘.总的来说仍是悲剧。这也是个很有趣的社会学课题.希望有人去调查研究。

2000年12月21日写于波士顿贝思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