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游记—“大陆行”旅行汇报
作者：老 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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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游记—“大陆行”旅行汇报
作者：老 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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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 想了好久的香港、大陆行，终于能如愿。饮水思源，还得谢谢妻子。子女还小，每天早上张罗他们起床，梳洗，穿衣，吃早点，然后送他们上学；晚上接他们回家，洗澡，吃饭，然后监督他们做作业；周末画画弹琴等一应锁事，一向都像是天经地义地她的份内事，包了，没半句怨言。我说要去旅行，东岸也好，大陆也好，机票替我张罗了，钱替我准备好了，拎个背囊就出发。我上班，她也上班，公平地说，我这女人顶的可不止半边天。 12日，星期四凌晨的飞机，准点起飞。华航的班机，不像美国的航空公司，服务员中总有一些空嫂，空奶奶等大龄服务员。华航的空姐保持东方传统，年轻而且标致，一身合体的中式制服加上和蔼周到的服务，令乘客有宾至如归的舒服感。 13日，星期五早上六时多在台北中正机场降落，等候稍后转机往香港。因为广州交易会的关系，台北往香港的班机很满，我在LA时只能订到下午的班机。没有计划出台北，要在机场等6、7个小时，很折磨，于是前往柜台请求华航服务小姐为我和母亲安排尽量早的飞香港班机。一位叫王君壁的漂亮小姐终于为我们安排到9点的飞机。走向候机室的时候，见到通道两旁橱窗摆着国立历史博物馆展陈的字画，禁不住手痒买了一幅黄君壁的山水和一幅郑板桥的兰，78美元。 很难把零零碎碎的小事都写下来，但从我以前在台北住过的几个月到这次乘华航经中正机场，我的印象是台湾人在保持中国传统礼仪乃至价值取向等方面要比大陆来得浓重，地道。 一个多小时后，飞机在香港的赤腊角机场降落。新机场果然气派，机场快线火车方便、舒适，不一会就到了九龙，转换成巴士后几分钟就到了尖沙咀。香港人山人海，街上人头涌涌，个个行色匆匆，令人感觉到香港人好象走路都在忙着赚钱。 幸亏办签证的“中旅社”还在我熟悉的旧址，弥敦道与北京道交接处。虽然十多年未去，老马识途般毫不费思量就找到了。因为次日就要到广州，我们要办即时签证，380港元一位，但也要等到晚上六时半以后才能拿到。于是打电话给表姐和表弟，把他们请到中旅社来，等候过程和他们好好地聊了几个小时。 七时终于拿到签证，表弟带着我和母亲拎着行李赶往约好的酒楼，和几位舅舅吃晚饭。十年来香港变化很大，我虽自以为精明能干，却真有刘姥姥到了大观园的感觉。 时差加上飞行时间，星期四、五就这样糊里糊涂地滑走了。 第二天北上广州，参加星期六晚上姨妈的生日晚宴。交易会期间北上广州人多，我们买不到直通火车票，要乘巴士。也好，巴士走的是我未经历过的路线，向我提供了一个浏览风景的机会。这回过的是文锦渡海关。我的背囊里有一本张伯笠写的《逃离中国》，我刚看完，满感人的，想送给朋友。虽然有些担心会被搜出来，我还是把书放到背囊的底部，博它一博。我们母子的几件简单行李过了探测器后，穿着海关制服的一位大婶指示我打开背囊让她检查，我遵命了。她们一人在翻，一人在旁边看。我心想这书恐怕难逃厄运了。不知是否主耶苏再次发挥神力，海关大婶的手偏偏就停留在盖着书的那件衣服上面，不再往下翻。她把背囊轻轻一推，一挥手，我蒙混过了关。回到车上，坐在旁边的香港小姐抱怨她带的几本《壹》周刊被悉数没收了。 傍晚六点多，巴士在微雨中驶进了广州城，最后在花园酒店停下。母亲和我拦了一辆计程车，先往大东门95岁的外婆家晋见她老人家，兼放下行李，然后再乘计程车奔往西关龙津路现已改名为“幸运楼”的前“西区食堂”，参加姨妈的晚宴。 宴席上不但有众老表，还见到了二十多年前自我去香港后未见过的姨妈那边的老街坊。 菜是我在广州吃过的最丰盛的，应该说平衡香港的水平。表弟告诉我每席一千六百元人民币，约200美元，和洛杉矶中餐馆同等水平的中式筵席价钱非常接近。 早上起来，和姨妈及众老表温馨地谈话，表哥说他妹妹10年前为他办的美国移民明年就会到期，届时很可能就不移了。我也觉得，今时不同往日，从大陆移民到美国的价值已经不像我们当年那么明显，对某些族群来说，可以说不值。几位老表在香港都有骄人的事业，放弃移民美国的机会不但可以理解，甚至是明智的。表哥是67年逃港的支农青年，表弟和表姐分别在71年和74年分别到港。我是在表弟走后受到强烈震撼而做的决定，可以说，他间接地是我的启蒙典范。令我有些微诧异的是，70年代初移居新加坡，发誓要远离共产党，连香港也觉得不安全的表哥刻下却认同甚至赞扬了很多中国当局的作法，兄弟两人批评美国的口吻和大陆反美派的口径居然很接近。前天晚上在舅舅们的晚宴上仗着几分酒意冲着表弟也慷慨激昂了一翻的我，这时只好装出一副好风度的样子，微笑地听着表哥的演说。 广东人聚会少不了饮茶，姨妈带了我们几个不用张罗小孩子的大人们先行从光复北步行到解放中路的迎宾馆。走路去正合我意，路上我第一次领略到拆掉旧式骑楼，扩阔了马路的广州新风貌。 迎宾馆的点心，服务，卫生，装璜摆设都很好。广州食肆的质量已今非昔比，面目一新。 茶后我们去逛广州有名的西关购物街，上下九。听说广州当局正斥巨资翻新广州的临街建筑物，营造一个崭新美丽的广州形象。上下九，第十埔地段沿街的楼房都被用各种不同颜色粉刷一新，玻璃窗也换成新的，果然醒目。 午饭后，众老表纷纷乘坐直通车回港，我则移师瑶台往访我妻子的姑姐。 离美时匆忙，少带了替换的T shirt，姑丈带我到“万客隆”去买。是一家和美国“Price Club”有点相像的大型综合商店，货品种类从衣着到食物，应有尽有。可惜由于换季，居然买不到短袖的T shirt，回到姑父家中敲他的竹杠，向他要了两件顶数。 今天到东山拜访一个老朋友。两老友自然要去饮茶，在酒楼的选择上，他迁就了我的怀旧心态，去了“东山酒家”，就是在电影“秘密图纸”里出现过的那一家。东山的龟岗同样也在进行翻新工程，到处都是竹子搭建的脚手架，灰尘也很多。看来，再过两年回来，一切都应该完成了，广州将会是面目一新，不再会有现在那种飞沙走石的现象。 茶毕，老友带我逛天河的“广州购书中心”，印象非常深刻。书籍、字画、古玩、文房四宝、音像产品、等等，等等，没有见过如此包罗万有的文化用品展销中心。书籍的覆盖面之广，之深令人目不暇给，让人觉得自卑。我后来在江门也见到有“江门购书中心”，想必是现在国内已流行这种购物形式，和上文提到的“万客隆”应属同一路线，顾客可以在单单一个地方购买到尽量多的所需，免去了个人舟车劳顿之苦。在社会整体上对疏导交通，减少环境污染可能亦会有所裨益。 书毕，这位文化老友再带我到以古玩字画享誉羊城的文德路。看到一些很能乱真的仿古国画，价钱很相宜。一则是舟车旅行不便，二则寒舍也着实再没有适合地方悬挂，只好舍爱空手离去。 腹鸣，想找地方重温广州云吞面（粤人说的“云吞”应是国语里的“馄饨”），当下离昔时小有名气的中山五路“雨帽街云吞面”尚有些距离，于是我们由文德路步行到“永汉路”（我私下抗拒使用文革期间改成的“北京路”路名），就在路上的小巷子里随便找一家。吃起来也感觉到广州的“变”，连“云吞面”都和往日不一样，份量多了，没有了往日的精细。本来“云吞面”都用“韭黄”，我们碗里的却是“西生菜”。而且，从口音听得出服务员都不是广州人，似是潮汕一带的外乡女子。如此，吃不到地道的广州“云吞面”也就不足为怪了。此次到广州，我留意到差不多所有我光顾过的店铺，食肆里的售货员，服务员都不是广州人。广州女子都躲到哪里去了？抑或是她们都不做这些工作了？ 回老友家晚饭后，我们一起去预先订好的卡拉OK会他当年的知青朋友们。在南加知青会里平时玩得多的多不是广东人，唱卡拉OK的机会虽然不少，显露我唱广东歌或粤曲才华的机会到底不多，当晚虽然找不到一些我可以唱得很好的粤曲，几只许冠杰的名曲也给了我一些尽情的机会。 妻子早就想申请她在广州的姑姐姑丈到美国旅游，看看。我这次回穗的使命之一就是帮他们切实打听一下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手续。在东华东路的一家怀旧茶居“云香楼”早茗之后，我们到沙面的美国领事馆去。门口人不算多，有一百几十人排成了几个不同的组别等候递表或什么的。十多年前我和广州的美领打过交道：1986年底我带足了单身证明，州务卿证明，中国领事馆证明等一应中领馆规定好的文件回广州结婚，却被广州民政局一个穿着旧军装的干部用非常无稽的理由刁难，要我回美国重新办理不可能而且无理的文件，再回去结婚。我百般解释，申诉，央求俱告无效（我不知是否因为忽略了烟酒攻势）。幸亏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他吐出一句：除非美国领事馆能写一封信来。这下立刻向我提供一个转圜的机会。我即刻飞自行车奔往美领。接见我的是一位三十来岁的白人副领事，名字好象叫John Whitham，我却清楚记得他的中文名字叫魏家河。这美国人高高瘦瘦，随和、友善，没有任何架子，和民政局那位干部的无知，摆官腔成了鲜明的对照。魏家河微笑着听完我的述说后，笑着说我的文件完美地齐备，根本没有美领插手的必要。但既然民政局要，他当即走到柜台后面用打字机打了半页纸的一封信（那时电脑文字处理还未普及）。为免夜长梦多，我婉谢了他们次日派人把信送去翻译的建议，当场就在柜台上把信译了。经过领馆里中国员工阅读认为准确后，魏家河在他的原件和我的手写译文上分别盖上美国领事馆的公章，把信交给了我。整个过程不到一个小时。 我和未来妻子拿了信，骑自行车飞车赶回好象是在广卫路的民政局。那干部却用牙签剔着牙，打着客家口音的官腔，冷冷地说要去开会听文件，要我们第二天再去。第二天就第二天吧，在人矮檐下，你有什么办法！ 次日一早去到，别说魏家河的原件，就是我的中文译文，他也只用眼睛瞟了一下，看都不看就悔悔气气地把我们的手续办完了。那脸色就象是我该他欠他似的。 那是我的一次在中国境内和美国领事馆打交道的经验。 这回我们见到门口有人兜售律师服务，在询问了细节以后，我们到他们的办公室作了进一步的了解。申请旅游签证的手续听来虽然并不复杂，我们还是决定寻求律师的帮助。他们二人告诉我，要不是我当时在场，他们是不会让律师行的人兜搭上的，他们怕受骗。 下午，我要去见思念已久却素未谋面的白云鸟及广州地区网友。那天我们要在流花公园里的“粥园”晚饭。白云问我的意见的时候，我还以为她说的是“竹园”，因为粤语里“竹”“粥”同音。其实对于广州的新鲜事物，我知道什么呢？只要能见见这些朝思暮想的网友们，就是我最大的心愿了，管它“竹园”还是“木园”！六点来钟，和繁忙的交易会交通经过一翻搏斗之后，我们来到了“粥园”。哗！果然好地方。这“园”由几道宽阔的长徊廊组成，围着中间一个喷水池，池中灯饰装点得恰到好处，最妙的是沿廊吊着的长圆形红灯笼，那时正值华灯初上的时分，灯笼们把个园子衬托得古味盎然，这时方暗恨自己才疏学浅，要不然，学那古人吟诗咏对一翻，才不致辜负了眼下的良辰美景，才子佳人。 女网友们相继出现，鹿鸣，风絮。后到的是笑呵呵的滴水岩。说他是才子却也真不夸张，这滴水岩能说流利的广府话，北京话，上海话，而且还是百事晓（应该说是万事晓），好象找不到他不在行的话题。最妙的还是他那一副福相，眉宇间总透露着笑意，似是他胸中藏的尽是开心的事儿。三位女网友更集才女佳人于一身，高雅、含蓄、青春、幽默。 既是“粥园”，点的当然是粥。我们叫的是“鲜陈肾菜干粥”，“生滚田鸡粥”，“状元及第粥”，“荔湾艇仔粥”，外加剪开的油炸鬼（油条），极具南国风味。白云加点一个萝卜酥，味美而不腻。比较失败的是我唯恐岩叔和我两个大食鬼吃不饱，叫了一个卤水鹅翼，又大又韧，吃得颇狼狈。 享受间，白云忽然提出“珠江夜游”，说不知是如何一回事。哈，这“珠江夜游”可是63、64年我年少时就知道并且很向往的事。那时年少，囊中羞涩，只有望江兴叹的份儿。刻下白云提起，倒很想圆了那30多年的梦。白云说不知如何查询具体情况，我反而变成地头虫了：打114问“珠江夜游”不就行了吗！ 匆匆结帐，白云坚持要请客，斗她不过。我是受了有些少美国流毒，只要你坚持，我是一定尊重您的意见，让您付账的。几人分乘两辆的士，赶往天字码头赶九点的船。广州人手提电话的普及程度也是居美的我们远远比不上的。到这时，几位靓女已经娇声沥沥地几翻电召生锈左轮，此君在几十公里外的佛山开会，闻呼唤答应扔下手头上做着的任何事，马上赴会。鹿鸣命他速速飞车往天字码头候命。 到了码头，白云又再请客，她的诚恳令我根本不知如何应对，只好由她了。是十点的船。买好票后，还有好些时间，我们沿着河堤散步。当年的广州，只有14层高的“爱群”大厦最高。那时见得多的“红星汽水，五羊啤酒”广告已经不知所踪。广州的长堤翻修得美伦美奂，地如果不是磁砖就是铺得很好的水泥，忘了。榕树都修剪得很得体，婀娜有致。每棵树下有两盏射灯向上射着树叶，远看，有火树银华的效应。另外，好象每隔二三十尺就有一枝灯柱，两盏圆灯罩的明亮街灯，很气派。但我觉得好象太亮了点儿，把浪漫都照掉了。忽然觉得有上厕所的感觉，抬头一望，马路对面有间气派豪华，灯饰辉煌的酒楼，叫“艺都”。一行五众鱼贯过马路到艺都去解决。又开了一次眼界：酒楼的豪华自不用说，进门左手那一片鱼池大堂，宽敞、明亮、干净，穿戴整齐的英俊男女侍应生背手而立，随时准备给客人选鱼。除了各式名贵活鱼，活虾，活螃蟹外，还有各类活山珍，诸如穿山甲，果子狸，猴子等和一些叫不上名的品种。这么豪华，山珍海味如此齐全、气派的酒楼真是第一次见，可谓叹为观止。不过话得说回来，洗手间倒不见得如何好。不干净，是蹲厕，也没有厕纸。和这么气派的酒楼，似觉不配。设计者可能过分偏重于食而忽略了“拉”。 和大家回到习习凉风的河堤上，望着火树银花，被几道灯彩辉煌的过江桥倒影着的江水，以及马路那边的“艺都”，我叹了口气：到“艺都”晚饭，饭后到河堤上散散步，再来个“珠江夜游”，这样的生活，民主不民主也就罢了；一党也好，两党也好，只要能过上这种质量的生活，又有谁会再去介意呢？我的感叹马上迎来了众网友的欢呼，我想他们是为我终于开了窍而高兴。 十点我们上了船，我们靠船尾的桌子被几个干部模样的人占了，白云拿出票来，让他们看我们是对号入坐的。几个人颇有一副不很在乎的样子。我心想，别惹他们了。正想说，服务员来了，强调说他们那真是我们的桌子，他们才一脸不高兴地离去。 我们后来走到船头的地方，迎着扑面而来的凉风，饱览沿江美景。那种写意简直就是上乘的，用键盘根本无法打出当时的感受。船经天字码头时，鹿鸣又再打话给左轮，让他看着我们向他挥手。我估计他是在车里睡觉，敷衍我们他出去看我们挥手了。 船兜了一个多小时，回到了码头。这回终于见到了众女网友念叨了整整一个晚上的生锈左轮。这左轮不能参加我们的晚饭，又没参加我们的珠江夜游，看着这批美女，让他什么事情不做就散队，我能理解他的不甘心。于是他请我们去消夜。六个人，连他自己，全部都“亲热”到他的轿车里，任由他把我们拉到他想去的地方。 车在一处有一排临江酒楼的地方停下，我们下车。见到那些酒楼以及露天的桌椅摆设，那灯饰，那气氛很醉人，不拍些照片似乎太浪费了，于是张罗叫服务员用滴水岩的数码照相机拍了一张又一张。 虽然我们都还未饿，好客的左轮点了一桌丰盛的海鲜，还有大闸蟹。一边吃一边侃，左轮是个记者兼电台主播，见多识广，自然口若悬河。其实那时已经很夜了，（应该说很早了，因为过了零时以后已是翌日）虽然有几次我必须刻意地晃动脑袋才不让眼皮合在一起，左轮那经过训练的抑扬顿挫，以及他说的从理论到他的见闻，天南地北，海阔天空，扣人心弦，让人不忍离去。唉，我明白那的确是良辰美景，这么难得的一夜，在这么一个醉人的地方，这么一帮网友聚在一起听生锈左轮侃大山的机会要多久才能有一次呢？看来他们想的跟我一样，心有灵犀一点通，个个居然神采弈弈。可是，时间还是无情地按照它的既定的步伐移动。到了凌晨四点半，为了留点时间在天亮前起码回家到床上打个滚，算是睡过，我鼓足勇气提出分手。左轮说什么也不让其他人付账，我们只好谢他了。 （之二） 按日程安排，我今天去云浮，到农村去见我那快三十年未见面的姑姐。 昨夜和左轮以及众网友疯到四点半，回到外婆家已经五点多，洗好后六点登床，以为能睡上一会儿，谁知不论如何打滚，竟无法平静大脑皮层里热烈地翻滚着的和网友们在一起的那种余波，无法入睡。 七点过后，终于耐不住爬了起来。盥洗过后，请来照顾外婆已经十几年的阿燕已经把白果腐竹粥，油炸鬼，以及肠粉给我摆好。我是回到了社会主义的中国（包括香港特区）才有机会享受了一下被人伺候的味道，有点大少爷的感觉。 九点出门，往为我开门的阿燕手里塞了二张百元港钞，推了几推之后她收下了。这韶关乡下来的姑娘，十几年前就被请来伺候我的外公，现在又再服侍我的外婆，把自己的大事都耽搁了。 离开广州前还得汇报一下广州的交通。在广州，行人过马路的技巧要求很高，我那七十岁的老母亲虽然在洛杉矶的街道上横冲直撞，却不敢独自在广州她出生，长大的街上走走。在广州，斑马线的概念看来很难实行。人之多，汽车之多，如要汽车绝对让行人优先，那汽车恐怕只能在夜间开了。不知当局如何解决这“多米之炊”？个人觉得最危险的是当行人绿灯打着后，虽然直行的交通停止了，向右拐弯的汽车，电单车，自行车却肆无忌惮地和行人争道。这种现象等于向过马路的行人设一个陷阱：绿灯告诉你可以安心地过，却让车辆和你争道。 截到了的士，去省汽车总站。这次回穗碰过很多从中国各地南下广州的的士司机。这回遇上的是江西来的。 好奇心驱使下，我总喜欢跟他们拉拉家常：“你以前在家也开车的吗？”我想到的是退伍汽车兵一类的事。 “不是。” “那你在家是做什么的呢？”我问。 “种庄稼呀。” 我禁不住鼻子一酸：什么？种庄稼？这几个字令我脑海里马上闪出一幅穷苦，甚至家徒四壁的农村景象。而且，这个看来斯斯文文的年轻人怎么会是个庄稼人呢？我心里毫无根据地产生了莫大的同情。司机跟着告诉我家里地也不够种，他只好在农闲的时候到广州开的士。我问他：打算在广州长期呆下去吗？他叹了口气，说：不行呀，舍不得家里的老婆孩子。坐在后面的我已经老泪纵横，掩着嘴和他说话，不让他听到我语音里的颠抖。人，都是要做工觅食，可为什么有些就是特别艰难。 说着话儿就到了省汽。现在的汽车运输很发达，各种规格的豪华巴士直通目的地，舒适安全。有的长途巴士甚至是双层卧铺的，还有空调加MTV，极尽舒适、豪华之能事。我离美前亲朋听说我要去云浮，都劝我找人安排一辆私家车，起码包一辆的士去，理由是车匪路霸的猖獗。我当时唯唯诺诺地答应了他们。调查过后，我觉得没有那个必要。用实践检验过后，我觉得广州以及临近地区的公路客运很可靠。 巴士的班次也很密，去云浮、罗定线算是比较冷门的，也一个小时就有一班。我买好了车票后，到候车室等车。这回轮到我同情自己了。按照我自己定的日程安排，我这次广州行就到此为止了，星期日将从江门回香港，星期一回美，不再经广州。想着和广州网友们，白云鸟、鹿鸣、滴水岩、风絮，左轮，刚刚开始，意犹未尽，这么快就分手了，有点舍不得。我脑子里不住地回荡着许冠杰那几句歌词：。。。至爱知音感谢你恩深厚，临别依依不忍再望转头。。。。。。。 舒适的豪华巴士还是把我带离了广州，一路向粤西的方向开去。沿途经过肇庆的七星湖。以前在大陆的时候，这七星湖离得虽然不远，却也从未来过。那时的人顾的都是衣食住等最基本的需求，而且捉襟见肘，何来闲钱奢望旅游？是故从未游过七星岩。这次我从深圳开始，另一个很深的印象是随处可见的“大树椰子”棕榈树。差不多所有的单位，机构，学校，任何新的建筑物，任何可以想象的地方，都种这种棕榈树，好象是种风气。 车到云浮地段，绵延起码 巴士是去罗定的，不进云浮市区，我在公路边下了车。马上就有几辆电单车围上来。我上了一辆，让司机把我带到市里最大的酒店，三块钱。 多年来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以及在居住环境上的养尊处优令我担心农村地方在洗浴方面的不便，我想当晚住酒店算了，而且要住一家星数比较高的。虽然我十多年前也曾艰苦过：把我那金龟车改了改，变成一架车屋，居然住了九个月，但那毕竟是自己的家。说说我住车的事：1986年我刚大学毕业，在圣塔巴巴拉一家电脑公司当工程师。因为计划年底回广州结婚，兼把父母接过来，我必须在几个月内筹够起码的一笔钱。我用原始的开源法：去餐馆打三晚工；再出毒招节流：连三百块一个月的一个房间的租金也省了，我睡我的车。我把那辆德国福士的后排座位靠背拆掉，把副驾驶座的靠背拆掉，根据余下空间锯一块木板。再绑上一块相同形状的海绵，用床单包着，往车里一放，一个可以驾驶的小“房车”就做成了，也还真相当舒适。一开始的时候怕警察（在停泊在公共地方的车辆里过夜是不允许的），开着车到处找僻静的地方停。有次我把车停在一个柠檬园边的路上，睡到半夜，被强烈的摇晃惊醒。一看，原来是一头黑熊在摇我的车。二话没说我立刻跳进驾驶座，发动车，一阵风似的逃离了现场。打那以后，我晚上把车停到YMCA（基督教青年会）门口，躺在我的床上只要不动，警察不容易发现。我还可以就着路灯，看一会儿书才入睡。我每月花33元加入YMCA成为会员，每天早上六点钟起来，穿着短裤进YMCA举重，健身，游泳，然后洗澡，刮胡子，穿衣打领带上班。我的做法美国同事们大都支持，也有反对，床板就是我的上司帮我锯的。我“颜子自得其乐”，不但不觉得委屈，反而因为每天早上必须健身而把个身材练得象模象样。我妻子告诉我，回广州相亲的时候，她很为我那时的胳臂倾倒。 从酒店里给我的表兄打了电话。十几分钟后，表兄以及一个未见过面的表弟来到酒店大堂，我们都不认得大家，但毕接上了头。 说说我的这个姑姐。她是走日本仔（广东人说法，即抗战时逃难）那年代从广州逃难到粤西和我祖母失散的。以后就在云浮白石横迳乡住了下来，一住就在那里生根了。直到好象是60年，我父亲才得知她的下落。63年冬天我的这位表兄，那时十六，七岁吧，来看我们。虽然是广东，冬天我们也都要穿毛衣，外面再加件棉袄才能御寒。可我这表兄只穿一件单衣，里面什么也没有！赤脚穿着双塑胶拖鞋，没有袜子。他告诉我，只是因为要出城了，才张罗添置了这身没有补钉的衣服和那双拖鞋，平时多冷的天都是赤脚的。看着真叫人揪心，农民可真是穷，真是苦啊。这表兄后来参军了，79年还参加过“自卫反击战”。后来以连级转业，回到家乡的高峰镇上，当了个派出所长。这时已转到政府部门工作了。前些年他写信给我要求经济支援，我没能帮上忙，心下一直耿耿于怀。他当年的凄凉境况还留在心里，于是专门为他积了点美元，这次带来给他。 刚拿了驾驶执照不到一个月的表弟从他工作的建设银行借来了单位的一辆韩国轿车，很高兴有机会在他美国来的表哥面前露一手，于是我们驱车回表兄的家。 表兄的房子很不错。有千二、三尺的光景，三房一厅，厨房很大，厕所还可以。地上，甚至有些墙壁都铺了大理石，那是拜云浮的石所赐。那样的居住条件，撇开地点，风景等不算，在香港起码要500万港币以上。我后来也被邀请去看了表弟的单元，也是很好的地方，三房一厅，也是香港500万以上的格局。香港很多中上收入的人家都住不上这么宽敞的房子。看来这些小地方的亲人们都混得可以。 在表兄家稍吃点午饭后，我们驱车到乡下去看表兄的妈妈，我的姑姐。 粤西的高要、云浮地区的山很美，山的石成分较重，也就变得很企立，陡削。石成分高可能也导致水土流失不如泥山严重，是故河水也比较清，可谓山清水秀。我们离开市区后进入一段盘山小路，不一会儿我就注意到表弟的车开得有点问题：二档起动，三档慢速转弯，而且是上山，引擎发出吃力的“得得”声。再看表弟，他双手紧张地握着方向盘，不敢腾出右手换档，头上甚至沁出了汗珠。是盘旋的山路令我这位经验未足的表弟紧张了。我于是建议我开。意识到这个美国表哥会开车，表弟马上如释重负。我问如有警察检查怎办，表兄挥一挥手，慢条斯理地说：如果我连这点小事都罩不住，那岂不白在这地头上混了这些年！ 汽车在我这个归国华侨的操纵下，矫若游龙地在盘旋的山路上疾驶。临进横迳乡时，一段有 终于有惊无险地进到了横迳乡，一个小山村。偶尔见到一辆电单车停在某间屋子的门前，一些村民们也穿着印着“Nike”的T shirt。表兄表弟表妹高兴地和认识的村民们寒暄，并向我介绍：这是大叔，这是大婶。在向山上走往姑姐的住屋的过程，表妹指着一间烂得不能再烂的破房子说：这就是我们以前住的房子，我们兄弟姐妹几人都是在这屋里出生，长大的。我站在屋子前，良久地望着那颓墙败瓦，只能无声地摇头。 终于见到了1970年曾到过我下乡的地方看过我的姑姐。80岁的老人，还相当硬朗。虽然她亦烟亦酒，可能是山村空气里负离子充足的关系，她和姑丈都能维持不错的健康。 他们的屋子，听说是去年表兄回来叫人为他们做了一个洗手间，还安装了一个蹲厕，比以前高级多了。洗手间里还有自来水。厨房是传统的农村式的，但有好几个灶，都是烧柴禾的。屋子很简陋，但挂着一幅周恩来俏像的小客厅里也有台彩色电视机。 老人们很开心，很激动。美国，一个那么遥远而神秘的地方来了个几十年未见过的亲戚，姑姐早就在村子里唱开了，一大早就到村口望，并且早就杀好了自家养的鸡。我往她手里塞了几千元人民币，让她更高兴。给她看了带来的照片，并解释了谁是谁。老人们依仗传统的“养儿防老”系统生活，由儿女们供养。他们不能再耕田，只是养些鸡，打理十棵八棵荔枝树，龙眼树。我跟着表妹到村里走走，到稻田边上看看，到当地的学校看看，也参观了两位老人的荔枝树。见到大婶的儿媳收工回来，肩上扛着锄头，簸箕上带了些番薯。这女子也不过二、三十岁光景，样貌还相当标致，就这样心甘情愿地把自己屈在这山村里。当城里人一天的工资能买上百斤上等番薯的时候，她每天就为些那么不值钱的番薯芋头苦苦地耕耘着，所得的回报是那样的轻微。 回到姑姐家里，他们已在露天的堂院里摆开了饭桌。大碗的鱼、肉、鸡，大碗的瓜、豆、菜摆了一桌子。大叔，大婶，二叔，五叔等早坐在那里抽着烟等我们。昏黄，微弱的电灯光下，各人互相给大家大碗地倒酒，有啤酒，也有白米酒。大声地话家常，讲过去，大口地喝酒，大口地吃菜，吃得我兴起，大汗淋漓，干脆把衣服脱掉，光着膀子和他们吃，和他们喝。 酒足饭饱，醉眼惺忪，我们该回去了。走出堂院，望了一下山下的村子，虽然还只是八点来钟的光景，竟然是万簌俱寂，一片漆黑。村民们看来都已“日入而息”了。我们几人打着手电筒，深一脚浅一脚地踩着碎石子下山。告诉姑姐，最多两年后，我一定带着老婆孩子再来看她，就和同来的几位表亲登车离去。 那天晚上，表弟居然可以利用职权，把我安排到最高级的云浮酒店住了一宿。 第二天早上，表弟再利用职权请我和表兄饮了早茶。 我的下一站是江门。买好车票后，我们在云浮市区游览一下。表弟想再欣赏一次美国华侨的驾驶风采，又再把车匙交了给我。 市区也就是普通的城镇。云浮原本是县，这里大不了是个县城而已。但当我在表弟的引导下把车开到新建的云浮市政府大厦前面时，不能不惊叹那建筑物的堂煌气派。除了辉煌的主建筑外，门前几十米一直向大门伸延的大理石级比得过电影里见过的罗马古帝国的气派。大门口还有个军人笔直地站着岗。洛杉矶也算是国际知名的大都市，其市政府大厦（City Hall）论气派只及云浮的十份之一二。 云浮到江门的班车比较疏，表弟建议我干脆先去广州，再由广州转江门。我后来知道那其实是挺笨的，不但多花了钱，还耗费更多的时间。但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我接受了他的建议，先去广州。 巴士在山清水秀的公路上往东走了一个多小时后，司机把车停下，要去上厕所。既然下了车，我也顺便方便了吧。厕所是几十年前习惯了的建在鱼塘边的那种。鱼塘水肥得绿油油的，似乎已经稠到了“汁”的浓度。有些乘客在厕所边上的小卖部买了食物，有上车吃的，也有蹲在路旁吃的。吃完，都随手往车窗外，或往路旁的水沟一扔了事，掷地有声，潇洒得很。小卖部周围满是食客们扔下的各种颜色的塑料纸袋，饭盒等物，有些还有一定份量的物质在内，并且发了酵，引来了嗡嗡盘旋的苍蝇群。中共中央恐怕得尽早下个中央文件，搞个运动什么的，制止制止此种现象，不然，大好河山很快就会被污染得面目全非。 车到南海大沥的时候，我从车窗看到外面一座不知是什么性质的建筑物，比云浮那个市政府格调还要高。我马上联想到的还是电影里的那些古罗马建筑。看来国内有关单位在搞豪华建筑物方面的确有一定的心得。 车到广州窖口总站停下。我匆匆买好往江门的车票，就在候车室等车。突然一阵呛人的烟漂了过来，一看，身后一个抱着女儿的男子手指夹着根烟，正和女儿调笑，而那袅袅青云，却让我尽数享受了。赶紧换个座位。清静了不到一分钟，两个青年男子在我身边坐下，两人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掏出烟来，互相替对方点着。我欣赏他们到烟点燃以后就逃掉了。环视一下周围，诺大一个候车室，到处香烟袅袅，竟然无处是净土，只好背了行囊到外头溜达溜达。抽烟这回事，我以前曾亦是老革命，而且抽的是自卷的生切，劲度是这种滤嘴烟的数倍。在农村时有港客请我抽他的滤嘴烟，我把两枝“骆驼”同时放在嘴里吸都解不了瘾。只是这些年在加州这种地方待久了，抽烟好象成了一种道德上的缺陷似的，略有些让人瞧不起的无形压力，也就抽不下去。现在竟然到了也闻不得别人抽的境地，真是老革命遇上了新问题。 司机把引擎发动，开了冷气以后，我干脆上车算了。身在广州又勾起了我对广州网友们的思念，要不是约好了江门的朋友在等，真想就去找他们玩儿算了。多年来我很少有机会找到这样一群说粤语的，愿意自由地做思想交流的，和我同样有过那个时代的经历的朋友。广州网友们不但符合了上述条件，他们还是具备成熟思想的上网族。除了喜欢跟他们谈话以外，我渴望和他们玩一次卡拉OK。有几只经典粤曲唱段我已经在每天上下班开车途中练习了好些日子，专门为这次广州行做了准备。见到这几位网友，见到生锈左轮，我觉得不可能找到比他们更能令我心醉的听众了，如不能找到机会在他们跟前显露我的才华，那将令我此行大为逊色，会令我一直懊恼到下次这种机会再度来临。我决定改变我的行程。我决定星期六晚再回广州。我想和他们玩一次卡拉OK。 就这么着！决定做好以后，我平心静气地让舒适的豪华车平稳地把我带到了江门。我在这城市从七岁住到我十七岁下乡，下乡后当然还经常回来，一直到1975年我到香港。85年回来过一次，86年一次，91年一次，每次回来都有大变，因为每次回来都那么短暂，没有足够的时间四处好好走走，我早就放弃从新认识这城市的想法。这次九年后回来，果然又大变了好多。原先根本就没有奢望过能认出什么以前认识的景物，也就心平气和了。汽车把我拉到江门汽车总站。我下车后马上给我的老朋友陈强打了电话。在等陈强的过程，我拨通了白云鸟的手机，把我请求和广州网友们玩一次卡拉OK的愿望告诉她。白云鸟答应为我联络他们。 终于见到了陈强。九年没有见他，略略发了点福。他现在是一家发电厂的厂长，一个大干部了。走到陈强的车上，见到司机位上坐着的是 两人把我带回家稍作休息，他们的儿子抓住机会打听美国家庭使用DSL的情况，这说明他是走在网络科技的前端的。 七点来钟，陈强带我去江门新华酒店娥眉厅，参加他预先为我安排好的饭局。走到厅里，好家伙，满满的坐了两围，有廿人左右，男一围，女一围，应该全是当年我们大队的下乡知青。有五、六位我能认得出人，也叫得出名字。其余的，有认得出人叫不出名字的，也有根本认不出的。这种场面几十年来才第一次，寒喧中，我花了很多时间认人。一个绰号“傻佬”的，（66届初中），是当年的“丑星”，专门喜欢做些出格的事。“深挖洞”那些日子，有次他天刚亮来找我，说是手头有笔钱，想搞个“百鸡宴”，请大家吃一顿。好呀，有吃的当然好，我也就有意不去问那钱的来历。几天后，我们果然买了好多鸡，没有一百只也差不多，买了当时最高级的“金奖白兰地”请了一批知青，在我们那里吃了一顿丰富的。吃的过程他告诉大家，那些钱是生产队给他到江门买车轱辘，做挖防空洞的手推车的。我们都傻眼了，但也没有影响食欲。那以后，他被他们生产队罚了，没饭吃的时候他就跑到我们那儿，整月地跟我们吃，也没让他俄过。我每次回去都见到他，50岁的人了还是本性难移，照样地出格。当我提及他当年的百鸡宴的时候，他当着在场的女知青们宣布，拜改革开放所赐，他也完成了另一类别的“百鸡宴”，意指现下无处不在的卖淫活动。令我惊奇的是在场女知青们对这种事的泰然。当“傻佬”把话题引导到这件事上的时候，愿意表态的叹口气说：有什么办法呢？满大街都是。只要不沉迷，老公们偶尔涉足这种场所也在所难免。与其失去整个老公，容许他们有限度的介入或许还能留住半个，还是划得来的。 小小的娥眉厅里，我受到了强烈的烟攻击。除了陈强，差不多全部的男知青都抽烟。他们而且是一根接一根，不抽也点了烟在手上拿着。这种现象一直延长到下一个卡拉OK节目，情况更严重了，因为中途又来了四、五位，十几枝烟在小房间里不住地烧。陈强和女知青们也不抽烟，但他们都能泰然处之，丝毫不觉察到任何的不适。我想这是习惯不习惯的问题了。 午夜过后，大家决定回家。 陈强把我送回甘化厂的 招待所。那是四幢三层楼的红砖小洋楼，是1957年甘化厂建厂时为波兰专家盖的专家宿舍。那些年这地方经常见到金发碧眼的波兰人或洋娃娃一样的波兰小孩，如能有机会走近他们，远远的就能闻到一股香味。围墙内的专家宿舍是象租界一样的高尚地段，波兰专家撤走以后，曾经被越南来学制糖的留学生使用过，后来就变成招待外来人员的招待所了。我以前回来住过两次。这次见到，颓旧了很多。价钱却从以前的几块钱升到82元人民币一个晚上。里面的维护之低劣，令到我不想住第二晚：抽水马桶一直漏着水，却不能冲水。玻璃窗有些玻璃破了。冲凉花洒没有花洒头，没有任何装置可以把软喉固定住，一直要用手拿着它。厕所的墙壁由于水气，有些地方发黑，甚至隆起了一片片，一道道发黑的粉脊。灯光昏暗。第二天早上，我甚至见到蟑螂在墙上爬。对于一个厂级的招待所，80多块钱一晚已经不算便宜，问题在于管理人员根本没有丝毫的现代酒店管理概念，没有卫生概念，才会经营出一个如此低水平的旅舍。 <未完待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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