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10月20日，星期五，下雨

 

起来胡乱洗了，收拾好行李。我的童，少年就是在这地方过的，虽然都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也很想到外面四处走走，看看能否找寻到一些逃过了变迁的旧痕迹。可是雨下得很凶，没有伞，寸步难行。给陈强打了电话，让他来接我。还有一点小尴尬，我的脏衣服很难处理。这些年在美国，不 知不觉习惯了用干衣机，，已经很久没有晾衣服了。有时纳闷，怎么会浪费了那么那么灿烂的阳光呢？可是也没采取什么行动。即使是下雨天，从干衣机拿出来的衣服又热又干，很舒服。旅行的人，一般都使用旅馆的自助洗衣干衣机。即使流浪汉，也能在街上的硬币洗衣店用硬币把衣服洗了干了。现在回到了生长过几十年的地方，找不到方便的洗衣，干衣设备，脏衣服变成了一道难题。后来我把衣服带到陈强家，请他帮忙用洗衣机洗了，着他把家里很少用的一台墙式风干机准备好。他告诉岳母在洗衣机完成工作后，替我把衣服干好。

 

安排停当后，我们到当地的茶楼饮茶。请饮茶的朋友为我请来了几位小学一到六年级的老同学。这些1958年，42年前认识的老同学们自从64年小学毕业后就基本上没怎么见，因为当时我和班上成绩较好的三位学生一道到江门一中读寄宿学校。现在看着看着也能认出当年的轮廓。最妙的是有几个女同学带来了一帧1962年拍的野餐照片，以及1964年7月16日的小学毕业集体照，我用老花眼镜也要花上不少努力才能把当年的同学认全。谈话中我记起，他们在1968年我下乡后都上了高中，毕业后都分配到工厂里。本来我那老父亲不但是工人，还是党员，我应该是可以和他们一起升高中的。遗憾的是抗战期间我父亲曾经被卖猪仔去印尼干过几年苦工，厂革委会里一个小鬼升城隍的芝麻绿豆小职员提高了革命警惕，认为他那段历史交代得不清楚，通知招生办公室硬生生把我的名字从升学名单中抽了出来。我父亲找军代表理论，厂革委会支支吾吾，说什么要复查等等。我年纪虽小，却深明世事，看出了他们只是在搪塞他。等得不耐烦，我干脆从家里把户口本拿了出来，跟着我的好朋友一起报名下了乡。认为自己混得还可以，却不能把长子留在城里继续升学，父亲很为这事懊恼。我那时偶尔从农村回来，有些自卑，没敢想过要找他们聚聚。以前回来过几次，也都没想过找他们。现在快到知天命之年，念旧之情油然而生，朋友就为我把他们找来了。

 

外面的雨下得滴滴嗒嗒，里面的人讲得吱吱喳喳，几十年的事情想在一二个小时里都把它说出来。一位女同学甚至拨通了我们小学一年和二年级的班主任万老师的电话。我现在赖以打中文字的汉语拼音就是当年万老师教的。1958年刚兴起汉语拼音，学校门口偶尔会设一个岗哨，就象文革考背语录那样考过往者的拼音字母，就是那位给万老师打电话的女同学以及几位高年级的，有一次在放学的时候把我截下并把我考住了，扣留着我一定过了她的关才让我回家。讽刺的是，在座各人包括这位女同学现在都把这本事扔到了九霄云外，我，可能就是因为那一次扣留，却把这学问放到脑子里，而且一直受用到今天。（1978年我在香港教过一个香港大学社会学教授普通话和汉语拼音，25港元一小时。）

 

午后，我告别了老同学们，等“傻佬”安排车接我们到我下乡的龙泉大队。趁着这空挡，陈强和他太太，一个厂长，一个党委副书记兼副总经理，亲自开车陪同我参观陈强领导的发电厂。到了厂门口，看到墙上贴着一张告示，大意是说整个厂区内禁止吸烟。令我惊奇的是烟禁的理由不是基于安全，而是以工人健康为理由，是由党委办公室签发的。陈强太太骄傲地告诉我，那是她经过斗争换取来的。

 

陈强带我看了他的六台发电机组，总发电量是3.8万千瓦。平时一般只需要启动一台1.5万千瓦机组就足够甘化厂的电力需求。若全部开动，可以向一个几十万人口的小城市供电。发电厂烧煤，火力发电。码头有运煤船日日夜夜地送煤来，再由输送吊车不断地把煤送到涡炉车间，由机器把煤粉末喷射到涡炉里，不用人手。各个车间都很干净，黑板上写满了工人们组织的互相讲课的时间安排。工人们是通过互相教授而提高专业知识，老朋友的领导看来很成功。

 

也参观了他的厂长办公室。和外国的比，他的办公室就显得简陋多了。就一张木桌子，一把木椅子。而且三个人，两个是他的副手，共用那个办公室。和外间明显的分别是办公室内没有电脑。在美国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里，我估计已经找不到即使是一个最低级职员的桌子会没有一个连了网的电脑。陈强也坦承，不使用电脑的原因不是钱的关系，而是很多我们这个年龄层的老三届们刚刚和电脑这个新鲜事物脱了钩，要追上潮流，也真要下一翻不小的苦功。后来我特意去晋见了陈强的哥哥陈坚，和陈强一样，陈坚年轻时也是非常出息的学生，一个斯文儒雅，聪慧过人的谦谦君子，是我们少年时的偶像。1966年文革时他刚念完高三，要不是文革，他若不进清华就一定是北大。他现在在工作上也很出息，是一个区的主任，等于一个区长。中学时期六年的俄语虽然学得出息，对学电脑却一点用处也没有。（现在玩电脑的朋友可能用中文版的视窗操作系统也不必碰英文，但十多年前视窗还未成气候，用DOS操作系统的时候，电脑的应用范围远没有今天广，不懂点英文还是很有些不便的。）家庭及工作的压力又不允许他潇洒地再自学英语。虽然他一向都是无线电爱好者，对于这个新时代的产物就是不容易钩上。

 

参观完陈强的发电厂不久，“傻佬”的车到了。我们和其他要去的同大队知青们用手提电话联络，在倾盆大雨中把他们一个个接上并往那辆小面包车里塞。我们在的那年代是没有汽车可以开到龙泉的，现在有几条路，可是由于变化太大，我无法辨认。

 

车里的男同志们马上一根接一根地点起烟来。外面下着大雨，不能打开车窗，我只好又享受他们的二手烟。

 

我原先的想象是和陈强两人开一辆车在一个秋高气爽的大晴天上午出发去，到达后或许去拜访一两户旧日相好的农民，看看他们现在如何了。我想到一些田里走走，过一道海，为摆渡人象以往一样摇摇那久违了的大橹，看看我的功力是否还象几十年前一样。现实和我想象的全部都相反：一车的人，由不认识的司机开车，下着大雨，已经下午三、四点。我的这些梦想都会成泡影。

 

忘了是什么钟点，我们到了龙泉。1985年，我的好朋友勃莱恩太太在和我旅行大陆的时候说服了我和她去了一次。那次回去村子变化还不大。街上看到有些当年的农民们大家还相互认得。我们隔邻队的生产队长说，这是头一回有外国人踏足龙泉这村子。我们这次是把面包车一直在窄道上强行开到以前的市中心。面目全非了，房子在没有规划的情况下各自侵占着公共地方，致使路变小了。虽然撑着雨伞，大雨中我担心我的球鞋，我只有那么一双鞋子，弄湿的话我会很尴尬。我毅然跑回车上，把鞋子脱掉，放好在车上。我挽起裤管，赤脚走路，有很爽的感觉。

 

房子们大都翻修过，甚至重建过。大了，但也不见得漂亮了。下雨，加上周围的不整洁给人一种颓败的感觉。偶尔有间屋子有个人伸个头出来看看这帮子生人。我估计我很难会随意地认得任何人，也没有谁能认得出我。时间不多，下着大雨，我关照我们的人，除非有人认出我们来了，原则上不主动和贫下中农们搞什么“相认”一类的活动。

 

走到1968年我们进村的，我很想看看的村口。一座即使以城里的标准看也是富丽堂皇的建筑物伫立在那里，而且，照例是种了几排“大树椰子”，是“龙泉中学”。以前只有公社级，镇上才有中学，现在居然办到大队，即乡级了。建筑物有四层楼高，教室看上去通透明亮，而且数目不少，真不简单。同伴们告诉我，是一个在香港做地产生意的本地人回乡捐的。我后来在路上又见到另一座大型建筑物，上书“龙泉礼堂”。乡政府，即以前的大队部，都在那里办公。也是那个香港客捐的。

 

顺着一条不小的马路向村外走，偶然也有些汽车，电单车等疾驶而过。25年前，那马路是田，这龙泉单车也少见。马路旁建了不少房子，大都用瓷砖贴了外墙。

 

说着我们来到另一个村口，本乡的粮食加工厂－辗米厂。龙泉算是水乡，村中心地带有个船埠头，供各生产队停靠船只用。加工厂对开，是一个水闸，控制着外面江河水和船埠头这个小港湾里水的关系。船埠头的水跟着外面大河的潮水涨退，吐故纳新，一向来也还干净。可是现在看来，水脏得多了。到了加工厂一看原来水闸是关着的。一条沉了的大木船露出大部分船身，倾斜地躺在那里。从上面长的草来看，那船躺在那儿起码有几个月了。加工厂门口的小码头成了倒垃圾的地方。看那势头，似是要用垃圾完成个填河工程。我没细看那水闸是如何被封死的，看来，涨潮时的干净江水是进不来了。

 

加工厂黑咕隆咚的，看那样子好象已经不再经营。旁边有一个颇大的工棚一样的“建筑物”。举眼望去，一块大木板上用红油漆以拙劣笔迹写着“南盛酒楼”。我的同行人告诉我，那里边一定有小姐。什么？这样的地方也有小姐？好奇之下我抬步过桥向“南盛酒楼”走去。好家伙，门口果然有四个穿着亮丽衣服的年轻女子坐在那里，微笑地打量着我这个“赤脚大仙”和我旁边的“傻佬”和“鼎叔”。

 

陈强和其他人在河对岸和“相认”上了的村民聊天，我们一行三人施施然地走进那“酒楼”。我们随便走进一个小单间里，简陋、粗糙得连我们那时修水库住的工棚都不如。小单间的中央有一张小木桌，有几把凳子。我们三人坐下，几个女子拿了茶壶杯子也跟着进来。“傻佬”原籍河南，一口普通话说得很流利，加上面皮特别厚，很快就把气氛弄得很融洽。听这几个女子的口音，我猜她们是江西人。果然不错，具体地点我就记不得了。其中有一个圆脸白皙的长得满好看，人也温顺，我就提出要和她合照一张照片，她很乐意地和我照了。另外一位打扮得较为入时，穿着黑色紧身衣的女孩问我照片是不是彩色的，我说是，她就高兴地问我可不可以给她也照一张，我当然同意。照完后，她再求我，问我可不可以给她们姐妹几个再合照一张。我答应后，几个女孩高高兴兴地跑进跑出，各自去打扮了一下，嘻嘻哈哈地在“傻佬”的导演下调整着姿势，照了几张彩色照片。她们不知道我是由那么远的地方去的，要求我照片晒好后给他们送去。我说，我寄给你们吧。她们重复了几次“南盛”的地址，一再叮嘱我不要忘记了。

 

我们开始和几个女孩聊家常。

 

“你们都多大啦？”我问。

 

“我二十五岁，她二十四。”圆脸女孩笑着指指黑色紧身衣的那位，“我们都是同村姐妹。”天真无邪，没有城里人，外国女人那种对自己年龄保密的神秘。

 

“家里人知道你们在广东，知道你们在做什么工作吗？”

 

“他们知道我们在广东，但他们以为我们在工厂工作。我来了两个月，已经往家里寄了好几百元钱啦”圆脸女孩骄傲而高兴地说。

 

“我的男朋友要来看我，我告诉他我很忙，没让他来。”穿黑色紧身衣的捂着嘴笑着插嘴，有一种成功地开了她的男朋友一个恶作剧玩笑的喜悦。

 

大大方方，这些女孩子看起来丝毫没有我们从传统电影、小说里看到的描述娼妓的那种辛酸感；也看不到被逼良为娼的无奈。她们都只念过两三年的书，有一个甚至说完全没有上过学。从她们的眼神里，我觉得她们稚嫩得还不会说谎。而且，她们能从我们标准普通话的斯文谈吐里觉察到这几个人和她们平时的客人不一样，表现得很信任我们。圆脸女孩告诉我们，她做一次30元。这些女孩子，天真、无知得好象根本不知道自己身世的凄凉，却还懂事到愿意用自己的身体去换取微薄的金钱孝顺家中的父母，帮助家里未成年的兄弟。听来令人心酸。

 

说着，酒楼老板走了进来，一个高高瘦瘦，三十出头的男子。“傻佬”以前来过，认得他是以前某生产队干部的儿子。我问他，这么一个地方，有客人吗？他笑着反问我，要是没有生意，我养得起这十一个小姐吗？我的天！原来还有七位稍后才来上班！我们在他的带领下参观了一下他的“酒楼”以及内里的设备。我回美后给一个和我同时在龙泉插队的回乡知青朋友打电话。她说我大惊小怪：龙泉不但有了色情事业，毒和赌都已经成行成市了。

 

“傻佬”建议在“南盛”吃了晚饭再走。看见外面污浊的河水，我有点担心那水会被用作某种用途，婉拒了他的建议。

 

走到水闸上方的桥，想起20多年前这里“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的景象。除了那棵大榕树外，一切和以前都大不一样了。那时这水闸是我们冬天经常来冬泳的地方，桥顶也是我们的跳水台。夏天我们天天到水井边沐浴，冬天水井水低了，河水清了，我们就到这水闸来。想起那时到这水闸洗浴，加上已有几分饿意，令我的思绪回忆起那些年吃狗肉的情景。

 

粤人喜食狗肉，对我们这些正在发育期的饿知青来说，狗肉更是上等佳肴。俗语说，狗肉滚三滚，神仙站不稳，意思是说神仙都禁不住狗肉香的诱惑，把狗肉的美味描述得很贴切。冬天，隔那么个三头几个月，我们食指大动，就会心思思买条狗来打牙祭。一只十几二十斤的黑狗，五到六个人吃，最美。几年的贫下中农再教育，我练就了一手好的烹狗手艺：去毛前的那一段就不细说了，用稻草烧火把去了毛的狗从头到尾烤一次，到焦黄的程度。再开膛取出内脏，留下狗肝，狗肠。把狗斩开，切到刚刚能放到嘴里那么大的一块块。我们一直用生产队的厨房，里边有一口直径80厘米的大镬，非常适合烹狗。把大铁镬烧红，不放油，把切好的狗肉在红镬里“烙”一次。在粤厨里，这叫“出水”。十分八分钟后，把“烙”好的狗肉取出，把镬洗干净，再把它烧红。这次要用油，最好是花生油。一只18斤的狗，约要用半斤油。那时油虽缺，但只要吃起狗来，那五、六两油也总会找个什么地方冒出来，总有办法解决。让油镬烧热后，先把二斤掰成二、三寸左右长短的枝竹（枝状腐竹）放到滚油里炸上个三几分钟，捞起放一旁，再把大半斤的姜块放到锅里炸几分钟。炸好姜以后，把“烙”好的狗肉倒进镬里，和姜一起好好地炒透。炒好后，把用四块南乳，红糖，烧酒，酱油以及水调好的调味料倒进镬里，拌匀，放上炸好的枝竹，把镬盖盖上。焖上两个半到三个小时，有神仙在附近经过，根本抗拒不了那狗肉香的诱惑。

 

等那狗肉焖上一会儿，找个人负责看火，我们就会拿上干净衣服，走路到加工厂边上的这个水闸去游一个冬泳，把身上的腥膻气，油气洗掉。这是一个必须的程序。到冷水里浸一浸，游一游消耗一下再回到饭桌上享受那佳肴，感觉是非常不一样的。我到加工厂里找个地方放好衣服，脱得剩条短裤，在寒风雪雨中跑到水闸上，打一个后空翻没入水中。几下疯狂的自由泳动作后，从冷水中跳上岸，从头到脚涂上肥皂，浑身乱搓一气，带着浑身白泡沫（对不起，那时还未听过“环保”这说法）又跑到桥上，再来一个后空翻跳入水中。几下很夸张的自由泳，几下蝶泳，身体就很干净了。冬天的河水很清，每次我们来冬泳，加工厂的工作人员都会倚在门口观赏。对于枯燥的农村，我们的这几下跳水，游泳的娱乐性对他们来说比得上专业体育队伍的表演。

 

游完，洗完，顺道到供销社打两斤九毛四一斤的阳江大曲，回来后摆好桌椅，大盆地从大镬里往外舀热腾腾的狗肉，吃完一盆再舀一盆。跳动的煤油灯光下，看着门外的微风细雨，进入吃狗肉的最高境界。

 

受了长期的资产阶级思想熏陶，今天就算有狗，也下不了手做这种事。在美国，我可以买黑草羊腩按同样的方法炮制，效果也非常好。不再有的是：当年那胃口，那食欲。

 

俱往矣，整一个龙泉都已经没有了往日纯朴的乡村风采。虽然人们富有了，却少了往日的亲切感。

 

我们登车离去。我还想回去，没去看看那些山，那些田，不去摇摇那摆渡的船我似乎死不了心。

 

回程的路上，每逢遇到村镇，我们都见到小食店，每个店里都有三、四名以上的小姐。想不到回龙泉一趟却见识了乡村蓬勃的色情事业。简陋的小食店丝毫没有文学著作里花街柳巷，秦楼楚馆的风流雅致，都平民化，简单化，庸俗化了。有人说，这些来自贫困农村的女孩子到沿海地区赚了钱，汇回贫穷的家乡，这千百年来为社会垢病的娼妓行业在这个特定的“社会转型期”其实是担负了一部分平衡贫富差距的历史使命。孰是孰非，这可是一个高深的社会经济命题，非我等匆匆过客可以插得上嘴的。

 

在水闸上忆起了当年吃狗，突然很想吃一次狗。这种要求难不到“傻佬”，回到江门地段后，他跟司机嘀咕了两句，车就停到了一家大排挡形式的食肆门口。当天晚上我们吃了不少的狗肉，还喝了一些味道不错，浓烈度恰到好处的白酒，而且是用那种“酒鬼”瓶装着的。这时的生意人都很精，很有市场头脑。我想，他们把酒都调到这种既有酒味却又容易入口的程度，令人喝了一杯还想喝一杯。

 

吃完饭以后我们就散了。陈强和“鼎叔”陪我到新华酒店。前一天晚上在甘化厂招待所住了一个不舒服的夜晚，我宁愿住酒店了。太贵的也舍不得，新华的200元一晚满合适。那天晚上和“鼎叔”谈了一晚，到差不多两点他才离开。“鼎叔”是老高二的，和我同一天被分到龙泉。“鼎叔”这亲昵的外号是农民们赠他的。“鼎叔”在学校是个好学生，下乡后是个很能干活的地地道道的老实人，是一个既受知青爱戴，也被农民喜欢的好青年。刚有工农兵上大学的那些年，唯有他被大队提名过几次，但最终还是因为他的家庭成份吹了。“鼎叔”最后还是跟着大家招工回了城，一直在当工人，现在每月工资600多一点。幸亏他爱人退休后拿一份退休金，再到她弟弟的公司打一份全职工，才不至于那么捉襟见肘。他有时也会用电单车到外面兜兜客，帮补一下家计。“鼎叔”叹口气：我们这辈子是“毁”了。唯一令人欣慰的是：儿子在江门一中念高中时，参加新加坡教育部门在广东省举办的一个招生试，因为成绩优异，被新加坡的一所好大学提供全额助学金，到新加坡念大学去了。“唯有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吧。”鼎叔眼里闪烁着希望的光彩。看来老天这回是让出息的儿女补偿父辈的失意。

 

稍早的时候我给广州网友白云鸟打了电话，打听邀请广州网友玩卡拉OK的事。白云鸟说在选择卡拉OK店方面还没有得到生锈左轮的明确指示。为免到时手忙脚乱，她暂时把我们的聚会地点安排到“清平路”一带的音乐茶座去。白云鸟一边解释，我的脑子已经开始想象：在那些店里，顾客可以一边吃饭，一边欣赏现场的广东音乐和粤曲表演。顾客中有兴趣者，也可以上台演唱，由现场的专业弦索师傅伴奏。由现场专业乐队伴奏我可从来没有尝试过，但它将比卡拉OK更能检验我的功力，也更刺激。我高兴地赞成白云鸟的建议，兴奋地期待着星期六晚上的到来。

 

可是，当我和鼎叔欢快地谈着话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嗓子在出问题。不知道那是因为睡眠不足还是因为那天晚上的狗肉和那白酒，我说话开始感到困难，声音开始沙哑。我很担心次日晚上我的表演状态，在向柜台索盐失败后（我相信盐水可以帮助我），到街上找药店买润喉糖一类的东西，也买到了。

 

10月21日，星期六，下雨

 

早上洗澡的时候，我还是耿耿于怀我的嗓子，于是练习了一次我的首本名曲，好象还可以。

 

星期六是我读中学的江门一中70年校庆。这次回来，适逢这样的盛会，自然要去参加。

 

跟着陈强先去和他们高一级同学会的同学饮茶。这几位朋友们不但抽烟，还大杯地喝白酒，看来人们由于生活的提高，享受的名目和款式也都日新月异了。

 

实际上我真没有多大的兴趣泡在酒楼里，我很想早点到一中的校园里，看看能碰上谁。那么难得的机会，把时间花在酒楼里没有什么意思。11点多，一阵的寒暄，客套，互相敬酒之后，我们终于脱了身。当我们的车开到一中后，可能是由于下雨，大批的人潮已经开始离开。我们逆人流、车流而上，终于到了校庆的中心点。非常可惜，人都走得七七八八了。这个江门一中，也变得面目全非。到处都是一幢一幢的美伦美奂的雄伟的楼房，大都由一些到了外面的校友发了财以后捐建，连当日如在深谷下面的运动场都填到差不多和路面相平。如果用车把我载到校园里扔下，我不会认得那里是我读过的中学。除了那个“红楼”的轮廓外，没有一丝一毫旧日的痕迹留下。我见到了30多年前与我交情颇好的体育科主任郑镳。我那时踢学校足球队，他是49年前参加过世界级田径比赛的跨栏运动员，谈吐和生活方式以当时的标准很资产阶级地出格。我们都很惊喜能再相见并拍了一些照片。

 

按他们的日程安排，陈强又要和他的同学们去酒楼中饭。因为我必须跟着他，虽然没有吃的兴趣，只好跟着去。

 

幸亏陈强接到他哥哥陈坚的电话，才让我灵机一动想起我应该见见陈坚。我告别了饭桌上的众人，到楼下坐上陈强为我截下的电单车，花两元到了陈坚和他的高三同学们聚会的酒楼（至于我们级，我们班有没有同学会聚会，我就无从得知了）。陈坚对科技很感兴趣，询问了美国电脑网络的一些问题，再带我去参观了他领导的机关的电脑使用情况。他的办公室有一台电脑通过ISDN上网，在谈电脑网的时候，我顺带向他介绍了我们的知青网站和华夏知青网以及论坛。我很惋惜陈坚这么一位杰出的人物被文革葬送了学习的希望，真希望他能到一次美国，带他看看，向他介绍我们单位的电脑网。

 

一点多钟，我的小学同学们的追踪电话打来了。他们已经到了1958，59年担任我们班主任的万老师家里，让我马上到那里。

 

陈坚开车把我送到万老师的家里。万老师已经八十多岁，她是安徽人，但由于走南闯北，说得一口没有安徽口音的很纯正的普通话，我一直都认为我能说标准普通话根本就是因为她的关系。我告诉她到现在我还在使用她42年前教我的汉语拼音，她很高兴。和万老师，和同学们谈了很多聚旧的话，照了很多照片以后，眨眼已经到了三点半钟。强打来了电话，我要离开，乘车往广州了。我们依依不舍地告别。我看到送我们到门口的老师眼里噙着一眶泪水。

 

从江门往广州的豪华客车每20分钟就有一班，方便得很。

 

到这时，我的嗓子呈现了很不乐观的现象，沙哑到差不多说不出话。我一粒接一粒地往嘴里扔喉糖，梦想为即将到来的演唱恢复状态。我也明白疲劳和我的失声很有关系，可是很可惜，我居然不能利用两个多小时的车程睡一会儿，整个旅程我的大脑都处在高度的兴奋状态中。

 

兴奋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在陈强太太的帮助下，我成功地找到了我渴望寻找多年的一位女同学，并拨通了她的电话。她叫天娜，是我的小学和中学同学。在我们之前，我们职工子弟小学每年只有一个学生考入江门一中（上文提到的陈坚就是首开先例的学生）。到我们那一届，64年，天娜和我以及另外两位男同学一起考到江门这所最好的省重点中学。65年天娜因为她父亲获提拔到省级机关任职，转学到广州的华师附中，以后就没有见过她。天娜是一位漂亮，聪明能干而且很要强的女孩，这些年每次回去都想找找她，这次终于把她挖了出来。

 

车到广州省汽车站，我随乘客下车。见到有一男一女守着车门打量下车的人，我就有些疑惑：难道这是天娜来接车？我从他们跟前走过，有意看了他们一眼，不见有反应，有些失望。可我不死心，回过头来再注视着他们的举动。他们向还在下车的乘客打听着些什么，我心里有底了。再仔细看看，那女同志的脸庞真有天娜的轮廓。于是我走上前笑着说：你是天娜吧？她惊喜地回头，不相信眼前这个看来有些土气的家伙就是35年前的少年男同学。（在江门的时候，我弟弟的丈母娘让我把一个装有大量的果皮和竹笙的红蓝白间条袋带回美国给我母亲。我后来抱着那个包到香港，表弟告诉我说那种包是出了名的土气，而且是乡下老女人才愿意携带的。我就是因为抱着这么一个土气的东西而让天娜忽略了对我的注意。）原来天娜给陈强打了电话，知道了我的班车到站时间，接车来了。

 

我随天娜夫妇回到他们的家。天娜的丈夫郭先生斯文英俊，风度翩翩。他和我同年，但保养得很得体。

 

35年前的老同学重逢，我们都忙着互相打听对方几十年来的命运，有点象听侦探故事般刺激。很快就又到了吃饭时间，于是下楼到街上吃饭。“食在广州”，此言不虚。虽然现代社会讯息交流发达，我还是觉得广州食肆的菜式花款比洛杉矶由香港名厨主理的中餐馆来得丰富，地道。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服务小姐仍然是外地口音，虽有粤菜的口味，却少了粤菜的气氛。

 

在和白云鸟的联络中我知道我们的聚会地点由生锈左轮钦点在小北路的“加州红卡拉OK”。我印象中我们是连晚饭直落的，现在的人们讲究吃喝玩乐“搞腐败”，好友相聚少不免大吃大喝。在那种场合下，不能豪吃豪饮，任你说得天花乱坠也未必能服众。但天娜这里的菜也实在诱人，且也正是腹饥的时候，我唯有挑了几样做得精美的小菜不客气地大口大口下箸，尚留了一定的空间，就匆匆告辞，乘的士往小北赴约去了。

 

终于见到思念了好些天的网友们。可惜的是，在这个紧要关头，在这几个我最渴望向他们展露我的才华的知音跟前，我几乎完全失声。不过，我还是挣扎着和鹿鸣相互间款款情深地唱了香港名粤剧《帝女花》里的好几个唱段。生锈左轮为了照顾我的喉咙，竟然一整晚不抽烟，把我感动得暗暗发誓日后要认真报答这份左轮情义。可能是因为他的职业关系，左轮会唱很多歌，国语的、粤语的、英语的。他对拍子的掌握，抑扬顿挫的拿捏控制得很有分寸。也可能是因为他没有抽烟，左轮的歌喉看来是升华到了一个崭新的境界。一首又一首的歌让和他合唱的风絮发挥得淋漓尽致，沉醉在极大的欢乐之中，一付幸福得不得了的模样。生锈君不但能唱，他居然能在细小的房间里和白云鸟翩翩起舞，令擅舞的白云也把握到机会向众人略略展示一下她跳舞的优美风采。滴水岩除了吃东西外，把他的时间平均地分配给唱歌和拍照，把众人的欢乐用数码记录下来，传送到互联网上。

 

快乐不知时日过，11点的打佯时间扫兴地给我们欢乐的聚会画上一个句号。和各人拥抱，依依不舍地话别以后，左轮和鹿鸣开车送我回天娜家。

 

我在江门买的一大包喉糖已经消耗殆尽，我说话也越来越艰难。看着我的狼狈，天娜翻出了她的家的喉糖，而且比我原来那种还好，马上就开了声。真后悔事前没有发现，要不然我当晚唱粤剧名伶陈笑风的《山伯临终》时，效果应该好很多，也就可以给网友们留下一个较为理想的印象。

 

春宵一刻值千金，我强撑着眼皮和天娜夫妇说话儿到两点多钟，到不能再支持下去才不舍地各自去睡。

 

10月22日，星期日，阴天

 

今天要坐11点的直通车返香港。早上起来，郭先生考虑到我时间上的紧迫不宜再到街上吃早餐，已经买好了地道、可口的小点心。我和天娜一家三口一边谈着话，吃了一顿美味，温馨的早饭。

 

贪婪地享受着和老朋友在一起的分分秒秒，我一直等到10点15分才下楼乘的士往广州火车东站赶11点的火车。

 

回到香港，背着一个背囊，抱着胀鼓鼓的红蓝袋，我在香港发达的地下交通系统中穿穿插插地来到表弟家里。虽然气温并不高，湿度颇大的香港令我满身大汗，到这种时候我就特别怀念加州干爽的气候。母亲，几个舅舅和家人以及老表们都在表弟家中。寒暄之后我们又移师到表哥在宝马山的寓所，和亲人们在那里吃了一顿欢娱、丰盛的晚饭。

 

10月23日，星期一，阴天

 

今天搭乘1：30分的华航班机返美。

 

这在心里想了好几年的大陆行，就这样轻轻地滑过去了。这次东行，见到了很多我想见的人。遗憾的是，全部都意尤未尽。我梦想每个我见到的人我都能有多一个星期的时间和他们相处。很渴望，除了我们可以去探望他们，他们也能随意地到西半球的这边来看看我们。

 

临离开美国前一天，我在互联网上转贴了一个帖子，主题是建议大陆赴美留学人员回流回大陆的。有网友问：老潘你是否有意回去？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就登机起程了。

 

我们有儿女在美国出生，已经在这块土地上安身立命。从生活习惯乃至行事方式，我都已经习惯了这里的一套，已经不是那么容易离开。而且，有这种胆色要回去的人一般都抱着创一番事业的理想。我早年也曾梦想投身于中美之间的经济拉平的大气候中，渴望能捞点油水。都没遇上机会。心灰意冷加上本身生性聪明，未及知天命之年就已经知道我大概就只能是这个样子了，也就没有再作白日梦。不管那边有多么大的机会，我已经没有那个胆色了。

 

从一般百姓关心的日常生活来看，就我所见而言，美国并没有任何比中国优越的地方。从物质生活的层面看，两边都有各自的优越。我们回去生活会觉得不习惯，中国人到美国也会觉得不习惯，完全是习惯的问题。事实上，特别是在感官的娱乐享受方面，中国要比美国丰富、密集得多。即使在洛杉矶这么一个国际知名的大都市，晚上八、九点以后基本上一切都静了下来，人们绝大部分的时候都把晚间消磨在自己的家里。一个在中国过得不错的人，到美国可能会觉得不舒服。如果一个人在中国混得不怎么样，到美国他也不可能好到什么地方去。假使到美国单单是为了谋生，而不打算学习，欣赏那儿的语言、文化，将很可能会是一件令人失望的事。我表兄说过：以目前的情况看，一个人要是有本事，在中国大陆发展的机会比在香港要来得大。我想，那比美国就更大得多了。

 

当然也有例外。我有一位好朋友的女儿，20岁光景，她很想来美国。她在大学里念英文，很有志向到外面闯闯。对于这样的年轻人，我觉得他们到美国来是值得的。如果一个人对西方的文化有兴趣，有英文的基础，向往美国那种 “精神上的彻底自由”（王朔语），那这个人就不至于太容易为可能的谋生方面的失意而懊丧。

 

经过了十几个小时的飞行，同样是10月23日，星期一的中午，飞机在洛杉矶国际机场降落。我回到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