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辽宁农大的张铁生，因江青一伙倒台而入狱、而臭名昭著，其人因与“老三届”同时且为同一代人，不管愿意不愿意，在一些趋时附世者的目光中，张似乎就应该是与共和国一起降生的这代人的总代表。不知道这仅是“老三届”的不幸，还是与共和国同龄的整个一代人的不幸。更有甚者――因为这代人里出了个张铁生那样的人，好象就个个都是他当年胡闹的同伙，也个个都如他当年一样，是个只会考零分交白卷的角色。 
    张铁生是“四人帮”的同伙，但其最初声名鹊起，并非始自其人成为“四人帮”一伙之日，而是早在他参加高考却又考分不济的1973年。中国的大专院校自1966年“文革”开始后停止了数年招生，1973年是文革后首次恢复招生高考。因当时实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政策，中学生毕业后必须下乡作知青，于是，参加高考的考生便只有从经过实践锻炼和“再教育”合格的“工、农、兵”中推荐产生。而此前大学连续数年停招，累积着等待圆大学梦的已非“老三届”，加之从知青中招工，时告“冻结”，上大学成为知青当时可望挣出困境的唯一出路。一时出现知青“万马千军争过独木桥”的情景，致各地“推荐”，不得不采取在进正式考场之前，先实施层层考试，筛选推荐的方法。一番“过五关、斩六将”后，张铁生过了层层推荐关进入了正式考场。但面对因文革、下乡久违了的试卷，他一筹莫展，情急之下翻过试卷来，在背面写了一封给“尊敬的领导”的信，权作答卷交出。 
    然而，1973年大学恢复考试招生的首批录取书，依然发给了试场得意者们，当那些考高分的气宇轩昂地走进大学校园不久，权威的《人民日报》不同寻常地全文发表了张铁生写在考卷背后的那封信，并且加上了赞许他的编者按语，美之曰：“反潮流”。无疑这是惊动了当时的最高层，并取得非常认可的结果，张铁生也因此带着“反潮流”桂冠，风风光光地跨进了农学院的大学校门，同时还给全国各地大专院校带进了一批与他一样、本已是“名落孙山”的考场失意者。 
    照“规范”的说法，张铁生是以“白卷”上大学的，当年的媒介和后来的许多媒介在这一点上竟然惊人的一致。其实，1973年夏天，考场里的张铁生每门科目的考试，并不是以一纸白卷上交了事的。他不单认真地参加了各科的考试，也认真地尽其所能答过每一张试卷。写有给“尊敬的领导”信的只是那张数学试卷，那是他对试卷上那些需要时时熟记公式，需要用这些公式周密运算的试题、实在不知如何回答的无奈之举，也是招致不绝物议之处。其他科的考试成绩如何，一般没有太多说法。可能是以当年“反潮流”的眼光来看，其他科的成绩，基本还合乎考试结果的一般状况，因寻找不出其中的“反潮流”特色，无文章可做，也就无说法可传。 
    张铁生“白卷先生”名号来源于他当年的物理、化学考试成绩，两科合考共得了“6”分（100分制）。尽管差不多就是个“大鹅蛋”，却也不是“0”分。事实上，他的数学得了61分，语文得了38分，与传言所说的科科都是“0”分那种情况大有区别。 
    不能因为张铁生考试成绩惨不忍睹，就说张铁生智弱一等。实际上，他既非一个优秀善良之辈，但也决不是个智商和情商都未完全发育的角色。考察张铁生那以后的情况，确实不是一个弱智者的作为。他代表过文革期间的中国大学生，出访过向来以素质和智力倨傲的日本，居然没有象今天的一些出国“精英”们那样留下些怡笑大方的趣话和洋像。以“精英”自诩的“四人帮”还将张铁生引为一伙，江青公然就封他为一根可以用来打人的棍子，可见他在“四人帮”眼中还多少有些份量。古语有云：小人无才，不足以坏事、误国。另从“四人帮”倒台后对张铁生的量刑判处来看，也反映了他决非是个可以漠视其存在的草包。撇开其思想的反动，其“反潮流”的倒行逆施，单从其“能量”来看，远不是今天一些能唱几句“妹妹坐船头”之类的流行歌曲，便自以为聪明绝顶、“学识”了不得的“星”们所可比拟的，且上下之差，似乎要以“档、极”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