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不牢”死了，上吊死的。30多年了，我总觉得这事和我有那么点儿关系，那种隐隐约约的思绪挥之不去。
    “记不牢”是广东佬。1969年冬，战备最紧张的时候，吉林白城镇赉劳改农场的释放留场人员大疏散。当时的战备传达令人窒息、紧迫：“苏修亡我之心不死”，如果苏军机械化部队从蒙古国开进内蒙，其中一路必将直插白城、长春、四平，拦腰截断东三省。于是，“记不牢”和外号“麻痹症”、瘸腿的原北京林学院学生（“流氓犯”）一起发配到我们生产队。
    “记不牢”精瘦个、秃顶眍眼。可能常年习惯于牢狱农场的集体作息，发配到生产队单身独居后，这老广出门便分不清东南西北，上大队部“群专”（还记得这名词吗）报到训话结束后，经常迷路。大队部不远，离我们生产队也就二三里路，可他常稀里糊涂晕头转向摸上半天，找到地头才知还是其他生产队。老乡们问他，他总是摇头，一口广东腔：“我记不牢啦——”。不知谁开的头，全村男女老幼全喊他“记不牢”了。
    生产队把场院边才2米多高的看场小平房整巴整巴，抹抹泥，顶上再铺些苞米杆，按上一扇旧门板，就给 “记不牢”住了。约四五平方米的地儿，一铺炕一口锅一占，也没多少余地了，好在“记不牢”也实在没东西。
    他是杀人犯，建国初，农村家族械斗误伤人命，从南国服刑到了北国。在劳改农场，这个“南蛮子”练就了一手垒炕砌灶修烟筒的手艺。在北方农村有了这手绝活儿，还怕没饭吃？刚开始，老乡碍着劳教释放人员的帽子，少有开口要老“记”帮忙的，后来一起出工干活。一起闲着唠唠嗑，一起扯扯鸡巴淡，厮混得熟了，大伙儿倒也不见外了。老乡是讲实惠的，“记不佬”有用得着的地方，又俯首低头、唯唯诺诺惯了的，你和他说什么，他也习惯立正回答“是”、“好”。那态度，你和他说话，真觉得爽，也觉得自己高人一筹，虽然你不一定有“记不牢”的个儿高，而且老“记”那广式口音实在是有趣儿，从他嘴里吐出的东北土话，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常逗人发笑。
    那时节，运动就像刮风，一阵阵的，要不，要干部干什么，大队的、公社的、县里工作组的，斗了“后悔”再揪“兔子”（见“老乡之二”《后悔与兔子》）。运动要出成果，最好还有阶级斗争新动向，那总得有事有人，干部们琢磨琢磨寻思寻思，该抓“记不牢”了！因为“麻痹症”到生产队没几天就溜回了北京，以后再也没出现过（传说其老子是什么什么，我也记不牢了）。“记不牢”的罪状？一拍脑袋就有——“拉拢腐蚀贫下中农”。说自己“记不牢”，
完全是迷惑贫下中农嘛，给老乡修个烟囱修个灶，火炕冒烟呛人的整顺畅了，那灶台费柴禾的整火旺了，老乡还不给送碗面，送口汤的？这不，阶级阵线混淆了，敌我不分了，那还了得。什么“记不牢”，破坏贫下中农队伍，时时刻刻记得很牢啊！
     大队革委会的头儿们来集体户告诉我们，大队决定要斗“记不牢”了，生产队长也鬼啊，说就在集体户斗吧，老乡都有牵连。
    上午大家伙儿还在和“记不牢”一起出工，给队里盖仓库，知青和泥、搬坯，他拉线砌墙，中午一歇，老“记”就被叫到集体户来挨斗了。大队“群专”的头儿、生产队长，加上我们十来个知青，要“记不牢”交代，和哪些老乡有来往，去哪家干了活，吃了谁家的饽饽，喝了哪家的汤。很有顺藤摸瓜的意思。
    “记不牢”吱吱呜呜满腹委屈，说的又是广腔粤式东北话，能老实得了吗。不过队长积极性不高，自己屁股也不干净，也和“记不牢”粘粘乎乎的，“拉拉扯扯”过；我们知青则见好就收，再说平时也乐意和“记不牢”开个玩笑的，乐意听他的“鸟语”，下午还得接着出工挣工分呢；“旗帜鲜明”的大队干部也没了趣，要“记不牢”回头写一份交代，批斗会也就草草收了场。
     有谁想到这闷头干活不爱吱声的广东佬竟是这么个犟脾气呢。
     下午出工不见了“记不牢”，还等着他砌墙呢。左等右等不来，“打头”的派人去喊，回来说小泥屋反锁着门呢。有点不对劲了，大伙儿着了急，大家到场院小屋敲门的，爬窗往里瞅的，没点儿动静，屋里黢黑一片也瞅不明白。砸门了！知青小付仗着身强体壮，抬腿就踢，“咔嚓”一声，旧门板下一个大洞，趴在窗前的“阿木林”一声尖叫，一道光亮看清了屋内：“记不牢”低头垂身悬在梁上。大家冲进屋内，户长抱起“记不牢”的双腿往上提，其他人赶紧回集体户找剪子，绞断绳子放下“记不牢”。那时，老乡们全不知跑那儿去了。
    “记不牢”没救了，裤腰带勒得脖子上一条深紫色的印记狠狠嵌进皮肉里，哪里还有气。
    派人上报大队，大队手摇电话机“唧唧吱吱”摇上半天，再上报公社，最后传来的回音是：先撂着，明儿个，公社派卫生院大夫来验尸。
    正是七八月夏天，幸好晚上还算凉快。“记不牢”躺在小泥屋的地上，小小房间，人一横下别提有多局促。大队说要保护现场，又是我们知青守夜。
    天黑时，户里的阿德跟车回来，听说“记不牢”死了，非去看看。乌天黑地的，走到小平房前，阿德一打手电，吓得后退一步，惊出一身冷汗，“记不牢”的脑袋正斜在门口地上，那束光就照在他死不瞑目的脸上。
    那几天，我正在守夜“看青”，那是大队组织的。深夜，一人拿着把镰刀，在6队7队间的田埂里土道上巡查，万籁俱静，两边是长得一人多高的苞米地和高粱地，风一过，那庄稼叶“哗哗拉拉”、“哗哗拉拉”直响。我想着“记不牢”正躺在小屋里，有些心惊，有点肉跳。走着走着，就觉得后面有人，把镰刀握紧，把喉咙绷紧，“嗬嗬”咳嗽一声，再哼一声小曲，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儿，猛一回头，除了月光下泛白的土路，黑黝黝的摇曳得有点妖异的庄稼，啥也没有呀。
    直到第二天中午，卫生院的大夫才来验尸。“记不牢”紫色的脖子肿得老粗，身上全是一块块褐色的尸斑。不知道从哪儿飞来这么多泛着金色的绿头苍蝇，在“记不牢”精瘦的灰白色脸上舞动，在死白的唇边叮吻着，在没气的鼻孔里钻进钻出。
   “记不牢”就这样死了，上吊死的。
    后来我看到过“记不牢”的遗物，有《毛主席语录》；有从练习本上撕下的，写满着相思情愁的文字；也有一些发黄的照片，一个女子相片的背后写有“佳人”字样，有人说是他女儿，有人说是他老婆。见到一张“记不牢”年轻时的照片，一个老太太坐在红木太师椅上，尚未被风霜雕刻，少有褶子的“记不牢”正正经经地站在边上。老太太一定是他的母亲了。
    他不多的衣物，被老乡们分了。

                         2003.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