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水库漫遊夜行野峡谷   寒风袭人独自把家还

 

富县开展了农业学大寨，两年上纲要农闲人不闲的冬季水利工程，准备在牛武公社以东4公里的地方扩建柳梢湾水库，从各村抽调民工，光东雷村就抽调了十余名壮劳力去水库工地，民工自带口粮和铺盖都是出义务工没有一分钱报酬，由队里记工分，县里给每人每天补助5分钱菜金，合两个土豆或半颗白菜。保学在民工灶上做饭，铁刚是管理员。有一次他回村，让我和周帮他写了一大堆买土豆得白条，并胡乱签上狗娃、来柱等的名，还用十个手指分别在每张白条上摁上一个手印，看来陕北人有点权就得造。

 

我不愿意在村里呆着就跟着安百玉一起去牛武看看水库，牛武公社地处富县以东约16公里，在一个宽300—600米的狭长山沟里，此地煤矿资源较丰富，有一个县办小煤窑。牛武公社比羊泉还小，就一条土街，街上有些土房、一个商店和一个陶瓷作坊，陶瓷作坊的全部家当就一个比一般农户略大的石碌碡（把碎石压成粉，然后用箩像箩面一样箩成细石面），两头毛驴和两个靠人力皮带传动的石磨盘，我路过那儿时一个精瘦的老汉正在搓泥条往磨盘上堆，我见新鲜就在一旁瞧着他们如何做水缸，堆完泥只见一个中年婆姨用手摇动一个石磨盘通过皮带传动带动另一个石磨盘转起来，那个被动磨盘上堆着细石面和的泥条，老汉手挺巧，双手上下来回摁着泥条，不一会就把一堆泥变成了一个泥水缸，然后再涂釉烧制。

 

牛武柳梢湾水库工程是加宽加高一个长约300米的堤坝，坝的北端是条公路通往宜川县及壶口瀑布，水库面积近似于北京的积水潭，民工们实行军事化管理被编成班、排、连、营，上千民工在坝上挑土夯坝，原汁原味的无伴奏打情骂俏的号子、小调声回荡在工地上。面黄体瘦衣衫褴褛的民工们干得热火朝天，那情景让人看了很受感动。民工灶位于水库附近的一个土坡上，我到那时保学正在给民工做晚饭蒸窝头，菜是一大锅清水熬的白菜帮土豆汤，汤煮好后保学擓了半勺大油，半勺大盐粒往菜里一搅，比熬猪食强不了多少，我问：民工干那么重的活就吃这个啊？保学说：莫法，每人每天就五分钱的菜金，不吃这个能吃啥。民工住的工棚是苞谷杆和草席围成的四处漏风，民工睡在苞米杆铺的地铺上，山沟里风大，晚上最怕上厕所，一出被窝就开始哆嗦，等回到被窝里还得哆嗦20分钟。我在那种地铺上睡了三个晚上。

 

百玉的姨住在牛武公社附近管头村，他姨父在富县中学教书，家境比较宽裕，他带我去看望他姨，我在他姨家看了半天文革前的高中物理课本，受益匪浅。百玉的姨说：这达的后山就是树林，林子里的核桃、木耳好着哩！核桃一分钱四个，大木耳晒干了还有这大。她用手一比说：有猪耳朵大（北京卖的干木耳才有五分硬币大小），两块一斤。夏天还有鲜野蘑、野兔……。就是山路不太好走。明年你夏天来这达，让我娃带你到山上耍去。

 

在水库逛了三天，11月26日早9点往回走，到了县城已是中午1点了，到县新华书店买了一副对联，又到百货商店买了两条枕巾，前几天还托同学秦从北京寄来一条军用腰带，准备送给我们对门的安文学，他十一月初一要结婚，我们偷吃了人家好几只鸡，清理阶级队伍时我还踹过他父亲一脚，借此机会暗地里补偿一下。由于没带粮票中午没地儿吃饭，紧了紧裤腰带离开了县城，风大云低，心情更是沉闷……。

 

顶风赶到雷村对面的塬畔时已是五点半了，天马上就要黑了，还要翻一个大山沟过一条小河，走十里山路，沟里经常有狼豹出没。路过塬畔的杨家合村时，我想在村子里找根棍子好对付狼，正好有一个婆姨推完碨子卸了驴，大概是到饲养室还驴去了，但驴套还在碨子上挂着，我看看四周没人，就上前把驴套上的枣木棍解下来，拿在手里抡了抡还挺合手，一溜烟跑出了村。富县与北京时差约30分钟，寒天催日短，刚出村天就黑了，下沟的路是羊肠小道，那天是农历十月二十八又是阴天，真是星月无光四周如墨染漆涂，借着天空最后一丝余光勉强能模糊地分辨出小路和枯草在视网膜上依稀可见的轮廓，慢慢地走下沟去。

 

两塬间的沟底更是黑不可测，四周都像竖着一堵堵黑墙，可见度0米，远处依稀能辩出天际和硷畔的分界，凭着印象往前走像瞎子一样摸到河边，光听见哗哗的流水声却看不见河水，在荒山野谷的河上是不架桥的，只是在路口水浅处垫几块露出水面的石头，供人们踩着过河。我划了一根火柴看准了第一块过河的石头，先把一只脚踩上去，然后凭着常规的经验用脚探着石头过河，但最后一脚还是踩到了河水里，河水冰冷刺骨，好在就湿了一只鞋。顺着沟心惊胆颤地走了一段，心里一个劲地犯嘀咕：要是遇上一只狼还好对付，要是遇上一群狼该怎么半……？一边走两眼一边往四周踅摸，看有没有狼眼发出的绿光，听说狼爱搭人肩膀，走段路就猛蹲下回身看看。沟底静的让人恐怖，除了自己的喘气声和脚步声什么动静也听不见，我点着一颗烟拿在手里边走边抡着胳膊瞎画圈，时不时地还学着陕北人扯着嗓子吼两声，想给自己壮壮胆。吼完后不知是山谷的回声还是真的狼嚎回荡在山谷间，更肝颤了怕把狼真的给招来。虚惊了一路，直走到村里也没遇见狼。回屋一看湿鞋袜都走干了。

 

第二天大队支书满仓告诉我今年征兵工作开始了，知青可以报名参军，让我积极报名参军。我当即表示报名参军，其他三个男知青也都报了名。

 

11月29日（农历十一月初一）对门的安文学（19岁）办喜事，早上天刚亮文学就打扮好，肩上斜挎着条红布带，在几个人的簇拥下牵着两头毛驴接亲去了，一直到晚上5点唢呐、鞭炮声响起，我们跑出来看，只见新娘穿着大红花袄裤头上戴着红头巾就露着两只眼睛，端坐在垫了好几条新棉被的驴鞍子上，绑在驴鞍子两旁的两只公鸡被鞭炮声惊得乱叫，文学把新娘从驴鞍子上抱下来进屋去拜堂，然后入洞房。文学家的亲戚男女老少坐了一院子，不相干的人赶紧退出来各自回家喝汤。晚上9点多文学的哥哥文义来请我和周去他家吃席，八个菜一席（桌），几碗罗卜、洋芋、白菜上盖着两片薄薄的肥肉，还有两盘辣豆腐，一碗鸡骨头炖粉条。当时捉襟见肘的陕北普通农民的红白喜事基本上也就是这种水平。

 

12月初媒体又开始鼓吹乱整人的业绩：从1970年2月开展的全国一打三反运动，截止到1970年11月，共挖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1840000多名（按5%的指标凑），逮捕了284800多名。文革后被冠以优秀共产党员桂冠的张志新就是在一打三反运动中以‘现行反革命’罪名在70年8月20日被判处无期徒刑，不久又遭枪杀的。北京青年《出身论》的作者遇罗克也是在70年3月以反革命罪惨遭杀害的。在一打三反运动期间北京隔十几天就枪杀一批政治犯，以体现无产阶级专政的王道。‘犯人’在绑赴刑场之前，怕他们临刑前喊出不祥的口号来，据透露通常对一些宁死不屈的‘犯人’动一次外科手术——割断声带！据说南方的酷吏更是残忍，在临刑前把‘犯人’的下颚和舌头用竹签钉在一起。更骇人听闻的是七十年代的中国军医曾不止一次地对临刑的年青‘女犯人’实施活体取肾，按当时的说法从活体中取出的青年女性的肾为上乘。由于强加的罪名在身，‘犯人’死后，亲属还要被迫与之划清界线而不敢去收亲人的遗骸……。

 

天气越来越冷，夜间室温已达零下六至八度（室内外同温），队里给女生找来一个带烟筒的小铁炉，又从牛武煤矿拉来一车石炭（18元一吨），我们每天晚上在女生宿舍聊天烤火取暖，直到她们睡觉我和周才回到自己胜似冰窖寒气袭人的屋里。我们屋的火炕已经拆了，用两块木板搭了两个单人床。屋里除了两人的体温外只有油灯不到半寸长的火苗还有一丝热气，煤油灯的火苗被从门缝刮进的西北风吹得在灯芯上乱跳，连这一丝热气老天爷也不想给我们留下。睡觉前放在桌上的一杯开水第二天早上就连根冻成冰坨，手脚也生了冻疮又疼又痒。要不北京人说有钱不住东南房，冬不暖夏不凉一年中有多半年得受罪。

 

我回村时是初夏，冬装都被家里带到河南干校去了，我到现在只穿了条薄呢裤，上身穿了件空心棉袄，头上带着顶老鹿的单呢军帽，这套行头难抵高原寒风冻得不行，我决定回家去。第二天找队里说明理由请假，队长不敢批，大队派老高来跟我谈话。老高说：上级的政策还是提倡知青就地抓革命，促生产。没有特殊情况不批假。何况征兵工作马上就要开始，你如果在这达当上兵家里不也是很光荣的吗。我伸出又红又肿的双手来说：你看我这手冻得胡萝卜似的满是血口子，怕是还没等上征兵我就成冰了。他说：等下我给你寻副手套，你要是没衣服过冬我把我的军大衣借给你。他见我不言传，以为我接受他的意见了，安慰了我几句就走了。其实他和我心里都明白，就凭我的出身在那个血统论猖獗的年代里根本就没希望当兵，他走后我就开始收拾行装，自己写了一份证明找铁刚的媳子缑百叶（铁刚去工地了）盖了个章。安春保说送我到洛川。一切准备就绪，就等明天开路。

 

12月5日早8点和春保一搭相跟着上路了，沿着老路顺着洛河又路过去年我们趟水过河的地方，其实从这儿再顺洛河走半个小时就有一条钢索渡船。此时洛河的流水已变清了，岸两边的河水已结了冰，渡过洛河就开始上塬了，下午两点多就到了洛川。

 

在粮店旁公路边的大车店住下，在大车店遇见了农业大学马车队的几名教职员工，他们赶着十二匹高头种马拉的四架大车也在这住店，我跟一个车把式打扮的北京人聊了起来，原来他是农大的教师，他说农大准备从北京迁往延安地区甘泉县的一个叫清泉寨的山沟里。他们算是先遣队，大队人马不久将开赴甘泉。他还说：以后北京知青将是农大招生的主要对象，并希望我今后成为农大的学员。我说：我出身可不算太好，你们招生时讲不讲成分。他说：……重在表现吗！你在这儿呆了两年，觉得这儿怎么样？

 

我告诉他：陕北一是缺水，靠天吃饭，不是旱就是涝，塬上怕旱，川地怕涝。旱时河干井枯塬上人喝水都困难，涝时水土流失严重川地庄稼颗粒无收。农村几乎99%以上没电，就连富县县城也就靠柴油发电机每天晚上供四、五个小时的电，农村更是连柴油机也买不起，根本无法进行抗旱排涝。二是缺肥，土地贫瘠亩产低。三是缺良种，现有粮食种子已袭用了不知多少代严重退化，地方政府不重视良种的培育工作。四是缺专用机械，大量的坡地不适宜使用通用机械耕种。五是广种薄收农民吃不饱肚子，逃荒要饭的多。六是地方干部欺上压下吹牛成风，排外倾向严重。天时、地利、人和一样都不占。不过陕北的桃、苹果和香瓜比北京的味美，只是农民缺乏嫁接技术和资金，我们在这战天斗地两年了，对现状没有丝毫改变，我在这可呆腻了，你们来了可能会好些，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他说：你真会开玩笑，中央都这么关心陕北知青，你们一定会大有希望的。我说：两年多了，社会上一直歧视我们，我第一次听见有人说知青的好话。他说：我的两个表弟都在内蒙插队，那儿比陕北富点，不过也挺苦的，回北京时也受歧视，所以我挺理解知青的苦衷。

 

后来农大在甘泉县的清泉沟奋斗了两年多，花了上百万元的投资，学生没招一个，课没上一天，全体教职员工却受尽了各种摧残和磨难。生活极其艰苦，那里交通不便，清泉寨离西延公路约20公里，都是崎岖不平的山路，有钱在那儿都买不到东西。因开荒两名农大教师被活活烧死，不少人还患上了地方病。不久许多教职员工就扶老携幼逃离清泉寨到全国各地投亲靠友去了，农大的筹建工作也近乎于瘫痪。不得已，经国务院批准农大于1973年又搬迁到河北涿县基地，改名为:华北农业大学。在涿县农大又遭到当地党政官吏的刁难，并暗中操纵组织农民哄抢农大的财物和试验田里的粮食，农大的大量资料和设备遭到破坏损失惨重。直到1978年11月以后才重又回迁到北京原址。此事一波三折错综复杂，农大定址问题成为当时党内帮派斗争中的一枚筹码，农大的教职员工则是最大的受害者，他们吃的苦不亚于插队知青。

 

当晚在大车店盖着分不出颜色的被子睡了一宿，早上五点半我就去车站排队买票，在车站门口停着几辆挂北京车牌的大卡车，司机正在给车加水，我上前与一个司机搭话，请他看在老乡的份上让我搭车去铜川。司机说：上级有令凡是回北京的知青一律不让搭车，去延安方向的可以。我乘他不注意偷偷爬上了后车厢，这是辆空车，车上有几块帆布，我枕着我的书包躺在一块帆布上，把另一块帆布盖在身上。大约六点多车开动了，虽然有帆布裹身，但岂能挡住阴冷强劲的寒风，我下身就穿了条粗呢裤，脚上只穿了一双单球鞋，不久手脚都冻僵了，还不敢活动腿脚怕弄出声来被司机发现把我轰下去。

 

车到宜君附近，有几个北京女知青截车，司机们停车让她们分坐在几辆车的驾驶室里，我在后面听见他们在驾驶室里有说有笑的，原来天下司机一般色，都喜欢女娃坐他们的车，一物降一物遇上小妞上级的命令也不起作用了……。

 

洛川到铜川约120公里，十点多到了铜川，车开到停车场我发现浑身的血液似乎都结冰了，估计当时体温不到30℃，真尝到了透心凉的滋味了。腿木手麻都快爬不起来了，活动了半天才跳下车来，该车司机看了看也没理我就锁好车门自己走了，我一瘸一拐地走到一个小吃店，要了一碗热汤面，看起来热气腾腾的面汤，喝了一口舌头却感觉不出面汤是凉是热。心说：这可是一碗刚出锅的热汤面呀，奇怪，刚才那一口是怎么喝下去的，居然没烫着哪儿？我愣了片刻恍然大悟，刚才口里的温度一定是很低，热汤一入口立即被降温所以没烫着（如今谁能一口喝下100℃的热汤而不伤肌肤一定可创吉尼斯记录了），敢情我嘴里成冰箱了。我一边搓着腿一边慢慢地喝着热汤，心想可别冻出关节炎来……。

 

火车上倒一帆风顺，买张到临潼的通票2.6元，西安站可自由出入。12月8日早上5点多到了驻马店车站。家里来信说从驻马店到新蔡每天都有干校的班车，所以本着穷家富路的精神，路上尽量吃好点别太委曲了自己，反正干校的车也不用花钱，此时已是囊中所剩无几。在大街上吃完早点找到驻马店铁道部干校留守处的大使吴工一问，才得知那几天正好班车停开。驻马店离新蔡108公里，我只好厚着脸皮找他借了10元买了张9日（8日车票已售完）到新蔡的车票，当晚在留守处住了一夜。晚上与吴工聊天，向他散布陕北的凄凉景象和知青的苦难生活，吴工的儿子在内蒙插队，他挺理解，只是烦我抽烟。他说：年青青的学什么不好？怎么学抽烟，我儿子也是插队学会了抽烟，可在家我不让他抽。我说：我是插队半年后学会抽烟的，在那儿干活干累了老乡就劝我抽口烟说是提神解乏，一来二去就学会了。后来留守处的吴大使跟我父亲说：你儿子肯定在外边瞎花钱，他抽着牡丹烟却找我借钱买车票，你可得好好管管他。

 

12月9日早11点到了新蔡,新蔡县城比富县大多了,从长途车站到县高中(干校家属都住在新蔡高中)走了40分钟。县高中在县城东，距县城约一华里，是个长宽各200多米四周有高墙的大院子，校门口还有条小河。我家在县高中最后一排的土坯房里，是一间约30多平米的教室，此时就母亲和小弟在家，小弟在新蔡上小学。父亲在罗庄干校九连。因新蔡中学停课，小妹已在干校机械连打工生产客车车箱里用的摇头电扇，那年她15岁。父亲和小妹每周六晚上回家休息一天，周一早上返回干校，罗庄离新蔡9公里是分校。铁道部干校总校址在信阳地区息县张陶公社以东4公里处的小徐庄,距此地32公里。

 

那一排屋子除了我家另外还住了三户：曹（鸿謨）家、付（金印）家、严（复昌）家。曹叔和付伯伯是铁道部车辆局的工程师都是东北人，严叔是前铁道部部长的秘书,是武汉大学某届中文系的状元是南方人。说来也凑巧曹家的大儿子曹福是北京社会路中学67届初中生，也在69年1月19日和我同车去的富县,在富县的茶坊公社茶坊大队插队，离我们村40里,目前他还没回家，曹福的母亲徐姨说已给他寄路费去了，他来信说队里不批假。徐姨曾在东北上过大学，谈吐很幽默。付家的四闺女付欣梅是我中学的同班同桌同学，当时在北京新街口副食店工作。付妈妈是个极其温柔和善的家妇。

 

新蔡的农副产品十分丰富价廉，自由市场上的活鸡、鲜鱼0.38元—0.50元/斤，鸡蛋0.60元/斤，四指膘的肥猪肉0.80元/斤，县城里街上的商店日用品较齐全，饭馆几乎是昼夜营业，街上的红海洋、大标语似乎也少些，除了粮油、布匹要票其他物资都敞开供应，我感到惊奇是在各种票证满天飞的中国大陆上居然还有这样一块世外桃源般的风水宝地。市场没见到一个管理人员，可是做买卖的老百姓秩序井然，没有假货也没有注水肉，百姓安心度日，似乎没人教训他们改这创那的，也没见过政府职员、地头蛇和警察在公开场合欺压平民的现象，电影院里每晚上不是放电影就是演戏，几乎天天满场。

 

在农村大都住的草顶土坯房，窗户很小屋里光线昏暗冬天显得潮湿阴冷，人们的穿戴比陕北好一些，但并不富裕，市场物价对干校带工资的干部来说是低廉，可对农民的收入来说并不算很低。他们很少上街买肉类消费，主食是大米、小麦、玉米和红薯。大人们的面部表情比较木纳，人人似乎都挺忙碌，天晴时妇女坐在家门口切白薯片，男人们用线把切好的白薯片穿起来挂在房檐下、树叉上晾晒，孩子们无忧无虑地在泥泞的街上踢毽，老人们坐在墙根下一边晒太阳一边用土块、草棍下五子棋。这就是当时河南一个远离铁路的小县城的景象，也许是当年的县革委会主任治理有方。

 

干校经常对学员和小青年（在干校打工的干部子女）进行阶级教育，隔一段时间就吃一顿忆苦饭或请贫下中农代表来干校作忆苦思甜报告，忆旧社会的苦，思新社会的甜。河南老百姓是实诚的，贫下中农在忆苦会上忆的是59年—61年三年自然灾害……：……这辈子就那三年苦……。那时连续两、三年遭灾，地里打不下粮……，……县干部把生产队长吊在房梁上，不交粮下面就架起碳火烤全人……。……农民把一点点口粮埋在地下……，……工作队抓人、拷打、搜粮比日本人、国民党都厉害……，……不给粮就拆房……。……老百姓吃观音土、树皮……，……直到70年信阳地区无大树……。……揭开锅盖是婴儿的尸骨……换孩子吃……，……虽说不上尸横千里,饿莩遍野……但方圆几百里……有的村死绝户了……。……信阳地区饿死十余万人……。信阳书记被枪毙……，……他听谁的……？……农口夺粮是他的专利吗……？他是欺上，还是被迫……，……为何如此残忍置老百姓的生死不顾……。颠倒的理论……他是老百姓的父母官还是纳税人是他的衣食父母……？！他浮夸虚报不过是想争个面子，一是为显示自己的政绩，二是为替上级领导办几件实事……于是黄泉路上就多了十万冤魂……怪谁……？他充其量不过是个替罪羊，而那些决定政策的幕后人却逃脱了干系……。事后中央调来救命粮……，又撑死不少人……。这哪是忆苦？分明是给社会主义抹黑！干校的楚代表（军代表）勃然大怒：给我查他的出身。……查了三代都是正宗贫雇农……老楚也无可奈何……。从70年12月9日到71年3月3日在新蔡县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