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队纪实 二五 作者:郑GR


二十五、知青去农村浅析疑  无悔论青春细探究 

 

在富县两年零八个月的时间里,没有撼天地惊鬼神的壮举,也没有流芳百世的传奇,只有平凡而不平静的回忆,忆往昔苦多乐少,回想起那爬不完的黄土坡,洒不尽的辛苦汗、伤心泪。白天经常黄尘蔽日,沟里塬上十八般农活样样掂得起放得下。夜间却是天高星密,屋里屋外擀面烧火也抵得上半个婆姨。在星月无光的夜晚,经常是一个人瞪着看不清三尺远的双眼,摸索着把辘轳摇。另一个人蹲坐在辘轳前吃力地倒着湿滑的索绳共绞一桶水。有时只有半个月亮照亮,还分上半夜和下半夜。年年耕耘时时看天,祈求个风调雨顺,保个口中食、盘中餐。过了初一盼十五,吃了上顿愁下顿,思光祈饱。

 

本以为战天斗地改荒坡为梯田是造福千秋于农民,换来的却是原植被遭破坏引起更严重的水土流失,打坝淤田想造出更多的平地却使眼窝泉从此失去光泽…。知青们想凭两只手一腔血改变我们认为的陋习,行善施药帮助乡亲们解除病痛,却也未能改变他们继续叫魂迷信。讲解科学知识告知良种高产的可能性,队长说:吾这达人老几辈辈就这毬的种,也莫饿死。含毬的话哩!多打下粮还要多交公购粮,咱挣死也分不哈多的粮…。好娃咧搞斗批改你还棒结,种庄稼你们可亥不哈。我在太宜村买苹果时还学了在杜梨树上嫁接果苗的技术,回来后想鼓动队长在坡地上多种苹果树既能增加经济收入,又有利于水土保持。队长说:考虑一下。催了几次,还是一句话:队上莫钱…。队长还说:地里种啥队上无权决定,要听公社和县上的安排,眼下农业学大寨,以粮为纲…可不敢胡毬种哩。70年在北京探亲时,工厂的一个朋友帮我找了个旧的汽车发电机,并改装成手摇的,想带回陕北利用风力发电,塬上常年大小风不断。由于家迁河南干校,等我从东北赶回家时,发电机已不知送给谁了。除了一个北京插干外,在试图改变农村落后状况方面国家没给一厘钱的经济资助,也未因村里增添知青而少收生产队一粒公购粮。两年半中村里除多了几间新建的房,殁了两个老人添了几个碎娃外别无变化。有变化的只是知青们的疑惑和思考以及浑身的糙皮嫩肉。

 

在那里我闻惯了陕北窑洞里刺鼻的柴烟和白毛酸菜的异酸;看惯了满村的猪狗当街做爱随地拉撒;听惯了男女老幼们的开口秦骂闭口叹息;受惯了白日的辛劳和长夜的寂寞;习惯了煤油灯幽暗摆晃的残光烟影对鼻、眼、心、肺的熏烤和一年到头才沾三回肉腥的日子;也习惯了虱子们的爬咬和人世间的冷暖。却永远也不习惯那种压抑、歧视和失去自由的浑噩天日。那里确是民风淳厚朴实,但也不缺乏智慧、狡诈和暴烈乖戾,只要能帮助乡亲们做点好事尤其是他们不会做的事,他们会对你感恩戴德,但你千万别以救世主自居触犯他们的利益,如触犯可别怪他们六亲不认噢…。

 

我在农村两年多的时间里的功过基本上是五五开,功且隐去单表过失:坑(分农民不多的口中粮,坑农。回家坐车不买票,坑铁路部门。临离开富县时还篡改路标,误导拉练的知青队伍走错路)、蒙(开假证明,蒙派出所报临时户口;蒙队长冒记工分;粜粮,蒙涮村书记)、骗(插队后知青们个个都练成了编瞎话的好说手)、偷(偷鸡偷桃;过路的商贩也要雁过拔毛;到公社革委会主任办公室顺参考消息;还顺了一根驴套上的枣木棍…),除了拐卖人口样样檫边。虽是坑蒙损人的恶人坏事却不得已而为之,运用误入迷途的智慧向社会展示了国人不敢正视的假恶丑,达到揭穿上层领域中的人渣借媒体之口散布歪曲事实的目的,以还上山下乡之实名,也算是以恶治恶吧。不过我等良心尚存,绝不伤天害理也未欠下人生的孽债,而且祸害乡亲们的作恶行为一般都在插队的头一两年,把对社会不满的怨气发泄在乡亲们身上,欠乡亲们的情绝非两句道歉的话就能偿还的。知青的善恶乡亲们也是心知肚明,不是不计较而是一忍二宽容,乡亲们对我们的作恶常说:算毬,都是北京来我这达受苦的娃嘛…。乡亲们越宽容,自己的良心就越感到内疚。这里我并不是准备对铁路部门和派出所表示忏悔,那只是社会对知青们不公待遇的回报。

 

老乡们开始对这些倒灶的北京娃既敬又怕还当贼娃子防。后来与知青互相取短补短交往亲密了,这主要是知青的经济状况和政治地位与当地的农民处于同一水平,同属于社会的最下层,有了共同的利益和厉害关系,知青初到农村时的自我优越感已荡然无存,所不同的是他们的报复和叛逆心理在目睹社会上的丑陋和虚伪后更增强了。知青是播种机是宣传队他们把自己的真实遭遇口头散布到城乡的每个角落,使得媒体的虚假宣传显得苍白无力,使得对上山下乡运动不满的人越来越多,动摇了这个理论的根基最终使得该运动土崩瓦解,也验证了我699月在连阴雨中的推论。最后乡亲们认同并容纳了知青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这主要是一看知青干活不惜力,一般农业技术活如坕地等掌握得很快,能当一个整劳力使用,有时还能帮助出点好主意;二是看知青既怪又磳(犯混玩命),有正义感敢顶撞队、社、县各级干部,有时遇到不平事还真能帮逆来顺受的老乡们出气。另外知青利用肤浅的知识和信息也帮助乡亲们做了些好事。

 

当初对于陕北的爱也好恨也罢,都已是往事的烟云,32年来忙得很少再去想它。当初想的只是早日脱离苦海走向新生,今天闲下来回忆起那时的风华也有说不尽的感慨,忆不尽的故事,同插人可能觉得趣味无穷,异路人可能不屑一顾。想组织几个当年的村友故地重遊却至今没人响应,也许到这种岁数而又如此不安分,精力有余而又如此怀旧的人不算太多,也许哪天能遇到趣味相同的人到那时再说吧。

 

亿万年来黄河水携带着黄土高原的泥土不断地改变河道就像精卫填海冲击填造出华北及华东沿海的大平原,使中原得以沧海变桑田中原人民得以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沿海地区的人正是靠着这些土地才建起了城市和特区,当上了暴发户。生活在大城市的人们经常有意无意地嘲笑叹息西北农民的贫穷愚昧,他们自以为是救世主提出这工程那观念,可他们中的许多人拿的黑钱比他们所捐的钱多得多,他们的骨子里是鄙视西北农民的。我曾和一个参加过西部某考团的中年人交谈。他说:黄土高原的人就是懒,越懒越穷,自己不努力就想等救济…。

 

我告诉他:你在那儿才呆了几天,能了解到什么,那儿的农民除了终年勤劳外,几乎没有别的优点了…!在那种穷山恶水的环境中要是懒早就饿死了。本来种点庄稼就不容易,当地的贪官污吏还变着法地对农民强取豪夺,生产的越多捐税越重,政府机构越来越臃肿,办公室越盖越豪华,汽车越坐越高级,农民被压得喘不过气来,他们早就失去了积极性,有道是:采得百花成蜜后,不知辛苦为谁甜?干得再多也不够那帮大小丫挺们挥霍的,够自己吃就行。你难道希望让他们拿起枪杆来当土匪劫富济贫才算不懒?你要是出生在那种环境中,你还不如他们呢,你能否设身处地替当地人想想。再说谁不想偷懒,洗衣机、汽车、遥控器就是人类想偷懒才发明的。你大概觉得自己是救世主,到那儿施舍去了,考察团让你这样的人去真是糟蹋纳税人的钱,就欠让你去那儿插队。他说:你以为当土匪容易呀,当土匪也得有本事才行…。我一想,此话虽糙但理不糙,国人一直都把不择手段地赶时髦叫本事,当年是打砸抢造他妈的反现在是弄钱…。

 

建国五十多年了谁让西北农民受教育的机会少,除了刨黄土没学到别的本事呢。要不老孔说:学而优则仕。可他们哪有钱学呢…?目前在农村每个小学生居然每年需要400多元学费,比二十多年前几乎涨了一百倍,这怎么能叫义务教育呢!叫发教育财还差不多。许多西部乡镇连普及初等教育都得不到落实更何况其他教育,又有谁愿去山沟沟里向农民义务普及不断更新的科学知识和谋生的技能教育呢?这不是搞几个样板作些表面宣传就能解决的问题,也不是盲目开发和低级的商品潮就能给黄土塬带去福音。

 

农民的贫穷愚昧正是嘲笑他们的人所期望的。只有贫穷愚昧才能有大批的廉价苦力,才能为少数人积累财富。而他们发家所依赖的最珍贵的土地资源,正是从黄土高原流失的精华在平原地区沉淀淤积的结果。失去精华的农民必然元气大伤变得更贫困。黑妹子说得好:她喜欢富县,…富县是块宝地,无论在哪达只要有可亲的人(相伴)都会有幸福的…。其实何止富县整个黄土高原都是块宝地。人的生命源之于父精母血,中原大地的生命取之于黄土塬与母亲河结合的结晶,是他们孕育了中华物种缔造了陆相沉积,中原直至沿海的每一寸土地都遗留有黄土高原的基因。称之为宝地并不过分,只是我无缘在那达探宝了…。

 

对当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褒贬如今众说纷纭,为之涂脂抹粉者有之;檄文声讨者有之;不愿回首往昔者有之;试图还其本来面目者也有之…。其中试图还其本来面目者难度最大,一些秘史至今尚未公开,当年的策划者人尚存,他们不想这段丑文真史让世人知晓,年轻的一代对这段历史并不关心,包括我的女儿在内,她说:你写得再真实又有什么用?现在还有谁会对你们那段历史感兴趣?不信你随便找个中学去问问那帮小屁孩,连文革是怎么回事毛泽东是谁他们都不想弄清,就更甭说你们这帮老插了。

 

另外强迫欺骗青年学生上山下乡,作为责任方至今拒不敢公开认错。他们对自己所犯的罪行和错误奉行的是:犯再大的错误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公开认错,那样太丢面子有损于自己的光辉形象。他们企图淡化这段历史掩盖过失,即使偶尔提及也不过只是在媒体上借几个发迹的知青之口鼓吹青春无悔。大家常听到一些那个时代的人现在还在就知青插队的功过愤然激呼青春无悔,其实就知青来说根本谈不上后悔(要后悔也就后悔自己没个好爸爸)。虽然当初尚流行中华儿女志在四方的说法,但我们去哪儿是没有自己选择的权利,而是受到不可抗拒外力的强制干预近乎于绑架(遭到绑架的人只能祈祷自己别被撕票,哪有闲心后悔),另外有户口的控制志在四方也是不可能的,只能是绑哪去哪。与18世纪的奴隶买卖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如此执着地宣扬青春无悔的人只能说明自己还缺乏反思能力或是有意误导他人,给人一种欲盖弥彰的感觉。并涉嫌替铸错之人掩瞒过失与罪行。真正因该有悔的是这个运动的决策者,多次的决策失误使他们在和平年代里策划了这段悲泣的历史,他们才应当彻底悔悟,还受难者一个公正的说法。

 

也有一些趋炎附势者说:如何去的并不是关键,重要的是要看自己如何努力。不妨把此作为一喻:一个少女被歹徒强暴了,不觉得自己是受害者,反而还要无怨无悔地自我安慰吹嘘:‘被强暴的女人与自由恋爱的女人一样会怀胎,是否能产下健康的婴儿要看自己如何努力了!’这样来颂扬强暴无悔,即前提被置换后,理论上倒也说得通,只是听起来太荒唐,有哪位少女愿被强奸而怀胎呀?不过也难说,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偷换概念的无悔年华论者不正是如此吗!当然虔诚的无悔者亦可享受无悔的自由,他们尽可以潜心思虑自己的无悔青春,但最好别把不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的闲言费语满市里吹捧招摇误导后人。

 

上山下乡运动的成败虽已盖棺却尚未论定,也许还要时间磨合。不过,不论对这段历史如何掩盖杜撰,绝大多数知青和正直的人们都认为上山下乡运动是一场空前绝后的浩劫人祸,其对广大知青的身心摧残和暴戾恣睢之手段亦不可避免地将昭然于天下。中国历代的执政者总想给后代留下一个光辉的形象,所以历史编撰随机性较强。正史本是历代官方所记,大都是授意而写,谈不上戏说也是歌功颂德的多,有一部分甚至是掩真存伪,近、现代史包括知青上山下乡史尤其如此…!

 

我个人认为:虽然当时毕业生的分配和安置工作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但如果不是低能的决策者们把复杂的事简单化;如果还有半分民主和理智而不是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如果上山下乡略带有人性化和理性化;如果这不是天怨人怒的‘潮流’而是知青作为真正的志愿者的或是作为基础教育的定期轮训;如果一两年内想回城的知青可以回到故土另行安排。则上山下乡的功过也许就不会有太多的争议以及留下千古贻笑的孽债。如果不是甩包袱把文革中由于少数人的决策失误所造成的灾难转嫁到农民和知青的头上,而是在插队期间由国家给予知青和生产队适当的补偿,以平衡少男少女的逆反心理,最低应维持女知青在付出了一年辛劳后不至于倒贴粮钱,不至于生残病死无人过问;如果不是造假典型美化本是丑陋的事实;也不是以各种非人道的理由阻止知青一年一次与家人团聚;更不是知青在探家时被打入另册,当初动员下乡时连蒙带骗,回京探亲时却处处遇冷眼遭歧视,时时防驱赶遣返回乡;则知青亦少了几分自卑感,多了几分精神的寄托和动力,农民也能得到实惠。变双亏为双盈:城市青年可轮流了解中国的农村和农民,同时增强自己的生存能力。山沟的人们则可以获得新的知识和经济收入。可当年数千万党员干部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中,却没有一个敢对党中央的错误做法公开提出异议。喜剧?悲剧?一位哲士曾说过:如果一个人对自己身边发生的罪过未加制止,那么他就是罪恶的同谋。也许只是些违心的同谋…。

 

知青在渴望求知的年龄,在最需要他人关怀和呵护的时刻,心理上又是处于最脆弱的转型阶段,却被迫弃家园离父母来此偏远乡村号称需从事一辈子繁重的体力劳动,在那儿往家寄封平信最快也需要7天,航空信竟需要10天,十天才能看上一次报纸,半月洗一次脚,三月擦一次澡,一年才沾了三次肉腥,三年才能看上一次电影,大干三百天挣不够单程回家路费不说还要被严正警告:父母不病、不死不许回家探亲,要‘就地抓革命’。听上去有点像犯人要被‘就地正法’的感觉。逆来顺受的知青们本有被人欺骗抛弃的感觉,到那儿再吃了上顿没下顿,糠菜残汤都不管饱,逼得男知青为生存学会了偷鸡摸狗,给乡亲们造成了很大的损失。逼得一些女知青为生存傍书记、傍队长,结下了半世沉冤终身孽债。瞻念前途一片渺茫的知青之间恃强凌弱不是吵就是打,有的还结伙打劫,划地为王。谈不上受教育,倒是染上一身坏毛病。

 

国青的特点是头脑单纯,好激进易狂躁,易被善恶不明看似新鲜的事物所蒙骗,媒体灌输什么不辨良莠全盘接受,要不国人总是别有用心地诱导:领导班子年轻化、激进化而不是提倡理智化、人性化呢…。知青们本应正常发育的心理在那个年代却受到严重的摧残和扭曲。知青们尚未发育成熟的心灵,被强压上近乎于旁门左道的巫术所扭曲践踏而玷污的印记,这将在知青们的心理上刻录下终身难以抚平的伤痕。说到教训倒是有点:如果媒体以变革大潮为名把满世界搅得使民众晕头转向时,切勿被几个文痞的非逻辑思维所诱导而头脑发热,作为中国弱势群体的老百姓最好洁身自好静观其短命的变更,汝等既无普渡众生之大法亦无扭转乾坤之大权,只能是:心里不敢忘了受苦人,别随着呼啸而至气势汹汹的政治恶潮祸国殃民。这也是陕北老乡的实情话。

 

从另一方面看,了解农村和农民,尤其是黄土高原的农民之后,能使不谙世事者不易忘乎所以而随便骄傲自豪,少些虚狂多些务实,更会有自知之明。也许毛提出的‘接受再教育’是有一定道理的,知青去农村一段时间与农民沟通、了解和认识农村并非是一件坏事。只是执行者们对学生们采取如此卑劣强暴的手段和把少数人的利益建立在广大知青及他们家长的痛苦之上的做法实属世间罕见,即使是再好的目的和愿望也会黯然失色。何况毛在六十年代末,借甘肃日报记者马占海、顾立清一篇‘吃闲饭’ 的煽情报导为引子随口发挥的这段只言片语,连他自己恐怕也没功夫考虑过此举之长远的可行性,却被人拿来加上扎根落户一辈子等定语企图轻率地像甩垃圾一样地解决一代人的命运。

 

从我知晓审视社会以来的经历表明,不论什么好事一旦被某些中国官吏所涉及定会变成一场灾难,主要的是他们一旦混上个一官半职就像上了贼船,必须昧着良心坏下去,若凭良心则将被官场所淘汰,他们不论干什么坏事总爱给其祭起革命需要或政治任务的廷杖以吓唬老百姓,谁反对他们干坏事谁就是维旧保守、抵制新生事物、反对党中央。中国的官场上历来是把上级当神,把下级当狗,把百姓当草芥。即使不为民作主,谁又愿意回家卖红薯啊!

 

国人总是被约束在一个平面内看问题如:向前看。因而养成了不善于反思的习惯。尤其是悲痛的历史教训只要一提就被说成是:纠缠历史瞻前顾后,墨守成规畏缩不前。文学上被称为伤痕文学或贬之为陈芝麻烂谷子。反对立体、综合、多元化地看待整个社会所发生的变故的内在联系,而是提倡忘掉伤疤掩盖过失。国内媒体所推崇的一些所谓有识之士,多为学术界的混混,见风使舵的文托。别看尔等钻研各类科学无术,却略通唯上勾当,总喜欢趋炎附势地在转变观念上创词献媚卖弄风骚糊弄老百姓,从我懂事之日起耳边就没断过他们提倡的新事物、新观念的煽情鼓噪声,好像人的思维观念不是取决于社会的存在而是由一些人渣来任意改造、转变的。我在此文前段也提到过:我国历年来人为掀起的激进恶潮和用违法手段强加在人民头上的种种所谓新生事物、新观念绝大多数是经不住历史的检验而是短命的。这点已在实践中被证明,今后也还将会被继续证明的。而像梁漱溟、马寅初、梁思成、胡风等深谋远虑真正的有识之士却被诬蔑为阻碍新生事物发展的反动分子。试想:如果一个民族被约束得只记吃不记打,而控制这个民族的少数人却又缺乏最起码的人类文明与伦理道德的约束,这个民族的整体素质如何是可想而知的。

 

美国人尼尔·阿姆斯特朗在登上月球后向全世界人类说的第一句话是:这是个人迈出的一小步,但却是人类迈出的一大步。这句话不是哪级领导替他拟定的而是他的肺腑之言。如果中国人登上月球,他的第一句话会说什么呢?我想恐怕不外乎是:我为作为一个中国人而感到骄傲自豪…,这成果要归功于党的正确领导…三个代表…。这不是知识水平高低的问题,这就是一个民族自身的素质和修养。这种素质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综合社会环境:人民尊崇和敬仰的文化意识、是否尊重人权的治理方式、完善稳定的民主制度和健全的社会保障等等,以及个人在这些环境下经长期熏陶所累积的悟性,不是邯郸学步能办得到的。

 

虽然反右、大跃进、四清、文革、上山下乡…已成为历史,但很难说国人从中汲取了多少教训,也很难保证今后那种一窝蜂、一刀切的全民跟风潮以其他形式在行政管理中再反复出现。其实至今为止这类违背客观规律的思潮仍在一些国人的头脑中占主导地位,动则大手笔,胆子再放大点,各地官吏把嗜痂之癖赞美为吃蟹之勇,不思脚踏实地稳步渐进却总惦记投机取巧、腾飞跃进、盲目攀比,蜂拥着用纳税人的钱出国观光,他们在国外大多除了吃文化和逛街购物外,既无鉴洋精髓之技又无品物优劣之能,有的只是奴颜媚外之劣根(说实话,在对国外技术去粗取精方面日本人强国人百倍),尔等回国后就晕飘得再也分不清是北京还是东京了,一窝蜂地策划着建立超国际的面子化大都市,滥用纳税人的金钱为自己开业创绩,狂建必将遭后代‘唾弃如粪丸’的形象工程,谁吆喝得响祸害得凶,谁的业绩也就越突出。与大跃进年代所提:一天等于二十年,创造人间奇迹放卫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满山遍野砍树毁林,大街小巷砌灶炼钢;超英赶美,五十年赶不上就开出球籍;以及把按逻辑思维的人比作小脚老太婆需在背后猛推一把的理论等真是异工同曲,低级的平面循环。按逻辑思维的人在吹捧意识强、道德修养差的国人来看似乎是保守。因为这些非逻辑思维的人的思维总想超越客观规律,把复杂的万物组合按简单的主观臆断排列。

 

不记打者文革后又拱过多少潮,浪费了多少纳税人的金钱,毁坏了多少历史古迹,乱占了多少良田,滥伐了多少森林,破坏了多少自然资源,增了多少沙漠,污染了多少生态环境,扶植培养了多少腐败分子…,大家心里恐怕都有点谱吧。更为可怕的是心中无底的糊涂帐:GDP中有多少是假冒伪劣产品所创造的以及有多少地方官吏为炫耀业绩而虚报浮夸的泡沫成分?假冒伪劣产品同样也能为地方创造税收而受到保护,因此很难查清,也不想查清,不然为何假货越打越多呢?八十年代初,只有福建晋江造假药,而打了二十多年假后的今天,各行各业的造假运动在全国遍地开花,谁之过?十年文革只不过造成国库空虚,而现在的内债、外债恐怕早已超过万亿元人民币,这种剜肉补疮的危害恐怕用不了太长的时间就会显露出来…。

 

一些国人习惯轻信泡沫前景和史诗般的历史,习惯极端地看问题,无选择地喜新厌旧,不顾客观规律地盲目追异求庞,不求甚解地照搬模仿,重眼前轻长远,只图创新不讲规律,重虚名图炫耀轻手段和过程。做一件事不是量力而行,而是用参杂政治因素来混淆偷换主体概念。总为争面子走形式,用不着边际的个人变态虚荣心和骄狂浮躁的心态代替公众利益,不惧万民怨,唯乞上司夸。在煽情上大做文章,为达到鼠目寸光的目标可不择手段不惜成本,杀鸡取卵不计后果,忽视法律蔑视人权更难顾及伦理道德。

 

在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封建社会末级阶段的思潮约束下人们都认为不屑于自己思考和分析,明白太多会招灾惹祸,所以一般不敢相信真理只奉行明哲保身见风使舵,偏信潮流和伪劣广告,不论什么下流噱头都只能跟着举手叫好,哪怕是欺世灭祖殃及子孙的政策和策略。传统的人治思维使中国的政策和法规大多都涂有极端化和想当然臆造的色彩,媒体宣传尤其如此,比如有人说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偏于保守,中国的文痞就敢朝另一极端改革并借媒体宣传成:头疼枭首,脚疼削足,并称此乃长疼不如短疼之妙方…。

 

2002年春节前,听铁道出版社的同学说富县的县委书记拉着两车苹果来北京跑关系,我想找几个插友去看看他们,同学说:人家是来找投资拉赞助的,你能出多少钱到那投资。我说:没钱,有钱也不往那儿投。同学说:那你去了人家也不爱搭理你。三十多年过去了我又想起当年富县知青办那两个办事员抽烟的故事,富县的势利官风仍是一成未变。他们光想着自己的政绩,很少考虑陕北人民的利益和环境。听说富县要引资1500万元重建杜甫本人在羌村仅住了三个多月的出租房以开发旅游。不知道有多少人会稀罕这种滥造的人文景观,而在数年前他们却拆毁了一座真正具有历史价值的古钟楼。八十年代宝室寺铜钟也差点被县委一帮人砸掉卖废铜,多亏一名叫遆靠山的干部加以阻止,此钟才幸免于难。也许当地政府算计羌村的门票100元一张,富县有15万人,每人去观光一次就能收回全部投资…。他们脑瓜一热不定又会做出什么急功近利遗害千古的蠢事,以这种态度找投资,投的越多危害越大。  

 

  2003年11月15   于北京初稿      200410 2   于北京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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