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读到仓桥的故事是在一位日本精神分析医师和心理学者写的关于战争罪责的书上，从那以后就一直想见见她。上次我的工作同伴到日本拍摄的时候，我让他去采访了仓桥，但到底还是不放心。这次去日本前，我把要采访的名单提前发过去，第一位就是仓桥绫子。
    仓桥的故事要延续到日本的群马县，因此我们狠狠心租了一部车。八月三十日一大早，我们如约开车到新田车站，一位看上去很端庄很日本味的中年女性已经在那儿等着，身后，站着一位衣着整洁的男人，手里搬着一个塑料保鲜箱。不用说是仓桥的丈夫。
    用了足足一个半小时，汽车才开出了东京，窗外展现出日本秀美的田野。仓桥倚窗而坐，窗外的光和影不断地在她脸上闪过，她的故事就在这途中徐徐地展开。
    仓桥的故事要从她的父亲开始。
    仓桥的父亲叫大泽雄吉，原本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子弟。日本战前在继承上有一种奇怪的规矩：家中的财产只传给长子。大泽雄吉是第三子，长大后没分得财产。为了改善自己的命运，他当了兵，三五年左右来到中国。又因为听说宪兵可以升得快一点，他要求当了宪兵，这一当就是近十年，日本战败后才回国。
    仓桥至今不知道她的父亲在中国干过些什么。但父亲给她的家庭带来些什么却是写在她命运中的。仓桥说，据她的亲威介绍，青年时代的父亲是个性情温和的人，但自从从中国回去后，父亲却以严厉、暴戾而著称，全家人都活在父亲的阴影里。从那以后这个家庭就被悲剧笼罩着：先是母亲，因为受不了父亲，曾多次离家出走，并得了精神忧郁症，终于在二十五年前自杀；其后轮到了仓桥的两个哥哥。两个哥哥都在父亲严厉的管教和训斥下长大，其中一个哥哥和父亲彻底反目，一直到父亲已经谢世十多年后的今天，仍然不肯原谅父亲，另一位哥哥在父亲去世十年后，也因精神抑郁而自杀；再后就是仓桥。曾经有许多年，她的精神也一直被抑郁症困扰着，终于不得不求助于精神治疗，但直到今日，她自觉阴影还未完全消去。
    父亲活着的时候绝口不提战争时期的事，仓桥也从来不以为在她的家里发生的事情和战争有什么联系。但在十几年前，父亲得了绝症就要谢世的时候，突然发生的一件事使她意识到这家庭的悲剧另有原因。
    大泽雄吉有食道癌，但最后致命的却是他的肝病。就在生命的最后几天时，某一天，他叫住仓桥，从枕下摸出一张纸条给她，嘱咐她将来要把纸条上的话刻到碑上去。话的大概意思如下（经翻译口头翻译，准确的译文还没出来）：
旧军队勤务十二年八月，共计十年，在中国陆军下级干部（元宪兵少尉），先后在天津、北京、山西省、临汾、旧满州、东宁等宪兵队当勤务，参加了侵略战争，对中国人民犯下了罪。我向中国人民表示道歉。
    父亲留下了一张字条，也给仓桥留下了一个巨大的谜：父亲在中国到底干过什么呢？为此，她遍访了父亲过去同宪兵队的战友、曾经和父亲同在中国做战的伯父以及家族里其他长者。但所有的人似乎都曾经约好，要对她保守住这个秘密。他们总是对她说：“你父亲什么也没干过呀。”“你父亲是个善良的人，他不会干什么的。”“一定是被病弄糊涂了吧。”对于父亲留下的遗愿，所有的人也一致反对，特别她的两个哥哥。大哥已经和父亲断绝关系，对于有关父亲的一切都不闻不问，二哥（就是后来自杀的那位）则表示坚决反对。尽管他也和父亲关系紧张，但在父亲死后却要刻意保护他的名声，理由是：在家族的墓地里有这样一块碑，让别人怎么说我们呢？
    为找出父亲当年的秘密，仓桥曾三次到中国，先后去北京、沈阳、东宁。在群马，在死去的二哥家里，仓桥谈起这一段时情难自已。她告诉我，在芦沟桥，听抗日战争纪念馆馆长介绍芦沟桥事变的时候，她犹豫再三，还是拿出了父亲的旧照片，胆战心惊地给那位馆长看。说到这里的时候她的声音再度发抖，说：当时我很恐惧，毕竟，我父亲是亲身参加过那次事变的人，万一……万一后面的话她没说，作为一个父亲的女儿我却深深地体会到她当时的心情－－万一那位馆长认出了父亲，并说出父亲当年做出的残忍的事情呢？她还去了父亲在中国呆过的最后一站东宁，这一次，她鼓起了新的勇气，去找当地人打听。她的父亲当时在东宁是宪兵少尉，在一个县城里，一个日军的宪兵少尉应该是个有名的人物，不知道为什么当地也没人认出（这使我又一次认识到，我们对史志的开掘和调查是多么差），但有人告诉他，当时的宪兵曾经破获了一个四十多人的反抗组织，四十多个人全部被杀。
    寻找，一个人类永恒的主题和生存困境，十五年来，仓桥在她的生活中实践着和延续着。寻找真实的父亲的过程，是打破父性权威和偶象的过程，也是寻找真实自我的过程。这十五年，从根本上改变了仓桥绫子。
    仓桥自认过去和父亲是同一类型的人：过着苦行僧似的生活，对自己和他人都要求极严厉，瞧不起性情懦弱和没出息的人。在父亲和母亲的矛盾中，她无视母亲的精神痛苦，一直站在父亲一边，在父亲和哥哥的冲突中，也一直维护着父亲的权威。我想，在她的家庭的悲剧中，尽管她是最小的，今天想起来，恐怕也有难辞其疚的感觉吧。
    仓桥曾经是中国教师，在母亲和哥哥先后自杀、父亲留下那张字条谢世后，她再也无法继续工作，不得不辞职求医，并把寻找当成一生中几乎是唯一的事情。尽管，她没找到父亲生前在中国的秘密，但通过她在中国知道的日军的其他战争事实，她却逐渐猜想到父亲大概做过些什么。一个偶象逐渐地在心里破灭，也使她逐渐了否定了往昔的自己。她对我说：我现在知道了，生活中有许多的欢乐，人和人应该以其他的方式相处，过去的方式是不对的。
    我问仓桥现在是否还想寻找父亲当年的秘密，仓桥犹豫一下回答说还是想找。我说，如果我们的节目制作播出后，可能会有知情者提供线索，到时候要不要我们告诉她？她回答说要。我说：宪兵在中国干过什么，我们大概听说过，很可能，那事实是很残忍的。仓桥仔细地听着翻译，眼里突然有了泪，哽咽着说，我已经有了精神准备，尽管如此，还是知道好一些。
    我在仓桥的二哥家看到了这位二哥的遗象。是一个相貌严肃的日本男人，两条浓黑的眉毛紧张地绞着，戴着一付大大的黑框眼镜。听仓桥说，当年，他和父亲冲突时，曾有挥动菜刀追杀父亲的经历，不知道为什么在父亲死后，却要固执地保持父亲的形象。他不知道这一来也就让一座山沉重地压在了自己的头上，终于使他自己精神崩溃，在五十岁的壮年自杀身亡。
    二哥死后立碑的事有了转机。二哥的儿子不再反对，因此，在大泽雄吉去世十年后，这块碑终于立在了他的墓碑的一侧。
    在群马晴朗的天空下，黑色的墓碑闪着幽幽的光。仓桥在摄象机前点燃了一把香，在父亲的墓前拈香合十致意。按照日本的风俗，凡来到死人的墓前都要祭拜，仓桥拜完，同行的日本友人依次上前焚香。接下来轮到我们了，仓桥用期待的目光看着我，犹豫着没把香递上来。尽管事先没想到，但似乎一点也没犹豫，就上前接过她手里的香，面对着墓碑低下了头。我知道这墓碑下躺着一个曾经对我的国家和我的父兄犯过罪的人，但同时我也知道，这是一个饱受罪恶感折磨终生不得安宁的、痛苦的灵魂。我为战争给人性造成的戕害而祈祷，为战争给人造成的痛苦而祈祷，为他最后的忏悔而宽恕，愿他安息。
    回到东京后，仓桥绫子给我寄来了大泽雄吉在中国的履历表，过了两天，又发过来一份传真，提出了几点注意事项，其中几条是关于她父亲的，比如不要说墓碑在具体什么町什么村，而要说群马农村等，但最后一条引起我的兴趣：二哥息子（二哥的儿子）有病的事请不要提。
    问题是她从来也没向我介绍二哥的儿子有病的事，我也根本不曾问过。此前，我以为战争的梦魇在她这一代可以结束了，现在我知道，它没结束，它仍然在她的家庭内盘桓着，延续着一代又一代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