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浅先生今年八十六岁，六十多年前的那场战争时，还是一个翩翩少年，穿一身质地很好的军服，双手把一柄军刀，坐在一群军人中间，仍然掩不住身上的儒雅之气。六十多年后的汤浅先生更显得文质彬彬，领口挂一块盾形的玉牌，穿一身质地仍然很好的西装，说话的声音不疾不徐，目光和善，待人温厚，一派谦谦君子之风。汤浅先生是位医生，在医院里德高望重，尽管年事已高，每天仍然抽半天时间到医院为病人诊病。其余的半天里，汤浅先生也不闲着，几十年来汤浅先生只忙着一件事：悔罪。
    汤浅先生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六十多年前曾经在中国山西日军陆军医院里做过的一件事：他用中国平民做活体解剖来演习医术，先后做过十例。也就是说，有十名中国人在还完全清醒的情况下被他以一种科学家的精确和严谨的精神慢慢地摘去身上的各个器官，最终把一个健康的成人卸成一堆零件。
    他用和缓的语调对我们讲着当时的情况，讲来讲去只讲第一次。我问他为什么会这样，是不是后来的解剖已经成了例行公事。他回答说是的，当然个别的印象还至今未忘。
    那第一次的每一个细节他还记忆犹新：那一次解剖了两个。年长的一个已经听天由命，被命令躺到手术台上时毫无反抗。年轻的从进了房间就恐惧地呜咽，徒劳地向后缩着身体。一个军医在后面推他上手术台，他却拼命地向后缩，于是一个站在汤浅身旁的女护士微笑着对他说：上去吧，不疼，一会儿就完，给你打麻药。一边说，一边回过头来，向汤浅吐了吐舌头，意思是：逗他玩呢。说到这儿时汤浅找出了那女护士的照片。那是一个看上去还不满二十岁的女孩儿，和另外一个同样年轻的女孩儿亲昵地搂在一起傻笑着，看上去就是邻家那总也长不大的黄毛丫头。女护士这一句谎话安慰了那将死的青年，他停止了徒劳的反抗，乖乖地躺到了手术床上。那个青年年轻的、毫无瑕疵的身体给汤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他一再提起。然后几个日本军医就围着这两个中国人忙起来了：先摘去了盲肠，又卸去了胳膊，又锯去了腿，又截去了肠子，又切去了胃，又打开了呼吸道－－这些情况在战场上日军都可能碰到，这些初出茅庐的军医们需要有这方面的训练－－该摘的都摘去了，被摘成了一个空壳的青年居然还呼呼地喘着，打开的脖径那儿冒着血沫。那个时候的军医们还很仁慈，他们没活着把这两个人丢出去，而是找了一根绳子结束了他们，然后丢到了医院外的大坑里。在那儿，早就有习惯了的野狗等着这经常会有的美食。
    汤浅说这第一次对他还是有刺激，但第二次时就习以为常，等到第三次第四次，当他开始拿中国人训练新来的军医时，他已经觉得自己是在做好事。他说后来的解剖经常是在不用麻药的情况下进行，我无法问他，在那种情况下他如何能忍受得住被解剖者凄厉的惨叫。我执意要他回忆一个后来的例子。他又说了一个，却没能把它讲完：那一次他用一个中国人做大脑皮质的试验。他一步步地讲着把那个人的脑壳打开，取出大脑皮层，讲到这儿时他停下了，再也没能讲下去，所以我至今也不知道，当他取出大脑皮层的时候那个人是不是不是还活着，还在不停地喊着。
    我早就知道汤浅先生已经悔罪，知道他顶着日本右翼势力的巨大压力和威胁，几十年中不停地用自己的经历和罪恶向日本社会揭露当年日本军国主义者犯下的滔天大罪，但当他用安静的声音讲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坐在一旁，仍然忍不住用憎恶的．也许是充满了仇恨的目光盯着他。我难以想象象这样一个看上去富有教养．令人尊重的人如何能对自己的同类做出那种事情，更难以想象做过这种事情的人也有资格来悔罪，请求世界的原谅。
    象这样一颗灵魂也有可能复活吗？
    日本投降时汤浅还在山西。他居然没想过跑，因为他从来没觉得自己有罪。他只在盘算着：日本战败了，回去也没有什么事好做，干脆就留在中国，当医生算了。他果然就留在了山西，在国 民 党部队里继续当他的军医，直到被共 产 党抓住，关进了战犯管理所。当被关进去的时候汤浅先生愤怒得大喊大叫：他怎么可能是战犯？他什么事也没做过！
    共产党对日本战犯的政策以后再专门讲。总之，在战犯管理所里，汤浅先生受到了完全人道的．充满人性的待遇。在漫长的被关押的岁月里汤浅慢慢地回顾自己的军医生涯，当管理所要求坦白的时候，汤浅被迫交待了自己活体解剖的罪行。汤浅说：那个时候，他才觉得自己是犯了罪，并因此感到恐惧。
    当一个罪人被别人当人对待的时候，他的人性也在慢慢苏醒。汤浅说，那是个缓慢的但却是很实在的过程。他不再用天皇的命令来推脱自己的责任，他知道，无论有什么借口，做为一个人，他确实犯了罪，他所犯的罪，就是泯灭了人性。但那个时候的汤浅，处心积虑只想着一件事：如何能保住自己的性命，逃脱惩罚，活着回到日本。
    一个母亲的信使汤浅作为人的心灵受到了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