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那天晚上5点，俺提前下班回宿舍，路过龙舌坡菜场时，买了肉馅、韭菜和啤酒，因为小刘明天启程远赴包头回家过年，他是俺公司雇用的员工。

快7点，负责业务销售的小丘回来了，告诉俺高工被两个客户用车接走，说与他们的台湾老板就安装卫星接收系统的事面谈。很正常的事情，俺就只顾包饺子了。

8点左右，两个施工小组的人员也都陆续回了宿舍，饺子包好菜也炒好了，大伙说等等高工吧。

看官，这高工不是旁人，是俺当家的那位爷。91年11月14号公司开张的时候，俺们的注册资金是借的，自己只有攒下的3000元，付了房租后就赤手空拳了，连电话都是后来才装的。公司小，事必亲躬，先生要跑业务要管技术，从形象考虑不能当如今说的CEO,这总经理的头衔俺就当仁不让了。可是俺当的可不轻松，收发、接待、会计、库管之外，还要每天早走半小时，买菜煮饭加打扫卫生，凡是能不雇人做的都是俺的活儿。最多的时候吃饭的是11个人连厨房7个房间。

大约9点左右，先生回来了，当时饺子已经上桌了，俺忙着指挥那杯盘碗盏，没有太在意先生的举止，其实那一晚，他没吃一个饺子，也没说上几句话。

转天一早送走小刘，先生才向俺吐露实情——昨晚被5个持枪和刀的歹徒绑架到海甸岛最北边的防海大堤附近，声称有兄弟在狱中被打，需要治疗费用10万，期间诸多的威胁。先生还算机智，说我们的家底既然你们都清楚，就应该知道宿舍没装电话，如果今晚我不回去，家里必定报警，我就是被你们扔进海里，你们也白忙了。在用烟盒纸打了张欠条后，约好第二天上午9点，在市中心中国银行对面的供电局营业大厅门前交钱。先生没忘从被搜去的东西中要还了打车的钱，回家了。

怎么办？

看时间已经7点，俺们迅速分析了一下，觉得知道这么多情况，包括俺女儿们都在哪里读书，上下学的时间路线，以及俺不到10万元的家底，看来是内部出了问题。匆匆向就要出工的四川达县小叶了解，他说了些可疑的情况，这个小伙子很钻研，他的一项革新曾经获俺1000港元的奖金。

找到房东阿雄，他的意见是先不要报案，因为一旦不能一网打尽会遗患无穷。他答应去派出所找同学，看能不能弄清楚对方的来路，再做定夺。约好9点在中国银行下面的免税商场见面。

去公司安排好各自的工作后，只剩俺们两个人，俺固执己见把先生反锁在办公室，嘱咐他千万不要接听电话，俺出了门，时间是8点40分。

9点的时候，俺已经在中行明亮宽敞的营业大厅里了，这是俺的开户行，绑匪们也了解，地点是他们指定的。

转了一圈，俺来到门外的走廊向马路对面的供电局眺望，许久，也没有发现可疑的对象。又连忙下楼找阿雄，想探听他去派出所的结果，又一次失望了，偌大个免税商场进进出出的人中，没有阿雄的的影子。

难道只是一场虚惊？还是绑匪们放人后又改了主意？俺不禁窃喜起来，阿弥托佛！

且慢！天哪，前面花园里正在拍照的五个人，那个看来白净的不是额头上有一道疤？他们的年纪身高胖瘦，与先生的描述相差无几，俺周身的血液仿佛一下涌到了头上，心也狂跳起来……

（二）

 

火速返回机场东路的公司，电话铃声竟然跟着我，令人心悸地响了起来。

“叫你老公听电话！”

“他不在这里……”

“他去哪里了？”

“中行……”

“你撒谎啊！是你去的中行。你搭7路中巴回公司，就是刚才的事情。……放聪明一点，你们想逃也逃不掉的！”

……俺觉得几乎快晕倒。先生在抢俺的电话，俺躲着他。

“你们听着，我们在明处你们在暗处，我们不认识你们你们认识我们，所以我们压根儿没想跑……”

“算你明白。如果报案……”

“如果想报案，昨晚就报了。”接下来就是与他们纠缠，听出对方态度有的装红脸有的装白脸。电话里传出小孩的哭闹声，估计是公用电话。

俺以诚恳的言词邀请他们“老板”出来“饮茶”，俺试探着说，俺知道是谁雇他们“做事”，俺与那“老板”无怨无仇，不知道哪里得罪了，如果他缺钱用，可以商量，但是俺至今没有去赴约，是俺们实在拿不出那么多，'他应该知道啊！”俺说。

电话那头频频换人，漏洞也就出来了。但是最后他们咬定了昨晚的理由：没人指使，只是要为“兄弟”治伤。

无果，俺只得拖延时间，答应他们俺们商量一下再答复。

这以后，几乎一个小时一个电话，俺坚持先生没回来。不甘心就范，要尝试一下还有没有机会。

10点多，阿雄的电话来了。说派出所的人晚上执勤都到很晚，现在找不到。心凉了半截。

向熟识的人求援！电话打到机场保卫处，找的人不在！电话打到南航部队，找的人不在！……邪门了，认为能帮上忙的熟人一个不在！心更凉了。

已经拖到了午后，电话里穷凶极恶的声音已经快让俺精神崩溃了……

冷静下来，除了投降只剩一个办法了：报警——

（三）

 

张主任带着两个小兵来到公司，一脸严肃，时间是下午3点左右。

主任的官衔是新成立的机场地区“军民联防办公室”委任的，张的准确头衔是海府路派出所副所长，小兵们的确是驻军部队的，很紧张的神情。

开头的谈话叫人沮丧，张主任似乎一开始就认为是经济纠纷造成的，反复追问有没有欠帐。看俺们回答的恳切，就又转移到江湖恩怨，追问俺们有没有仇家。可惜他一无所获，因为俺们真是奉公守法呆得可以的一族。

走廊里不时有人探头探脑，是隔壁渔业公司的，这栋楼的三层只有我们这两个公司。

先生迅速为电话接出一部分机。俺们是“电子工程公司”，正巧近水楼台。

当绑匪的电话打过来时，依然是俺接的，俺遍搜枯肠地找话题引导对方，为在分机上接听的张头释疑。直到他用手势向俺表示“OK了！”

张主任终于明白了俺们的无辜，他说听对方的口气不象是惯犯，应该不是眼下黑社会帮派干的。他开始与我们商量对策：接受对方的条件，但要说得不露痕迹，避免对方生疑，然后在交钱过程中抓住他们。

“这回电话谁接啊？”俺。

“谁去交钱谁接。”张。

“当然我。”先生。

“不行，有个三长两短，他可是公司顶梁柱啊。我去！”俺。

“你去？真干起来，你跑都跑不出去……”杨。——前郭旗的朋友老杨来访，目瞪口呆地浏览了这打着灯笼也难找着的一幕，“比电影还电影！”他事后说。

最后的决定是俺们俩同往，张觉得既然绑匪已经认识俺，但去无妨。俺却是生死与共式的悲壮。俺实在是没办法一个人等消息。

争论。决定。4点钟的时候，电话铃又响了。

先生终于接了电话，对方的疑虑释然许多。按照既定方针，先生不断侃价至3万，分机上的张头手势“OK”了。再谈接头地点，没费很多口舌就敲定了四海酒店大堂，那里正是机场范围，急忙“OK”！之前对方曾经提出去南航东路的一处新楼工地，先生说那里不熟悉，怕拿钱后再“撕票”，理由充分，对方信了。

接下来是张头频用对讲机联络部下将电话打到公司，向俺们解释说“对讲机会泄密.'部署很快完成，他一再强调了注意对方有枪。也一再表示俺俩是安全的，但要灵活机智一些，比如遇到熟人先装作不见，以免伤及无辜，得罪人事小，以后再解释。

穿制服的都走了。俺们怕隔壁公司的熟人关心询问，连忙把保险柜里所有的现金带上，也随后离开公司。回到宿舍，按照部署找个腰包把现金和一叠报纸装好，又向阿雄简单报告了情况。饭是两顿没吃了，也吃不下，还好，员工们去了很远的高山村作业，眼下正好不想让太多的人知道。焦急中等到7点多，阿雄送俺们穿过龙舌坡的曲折小巷，到大街上打车奔四海酒店。

张头嘱咐，尽管路不远，但一定要打车，而且一定到酒店大门门童站立的位置落车，旋即进入大堂。中途无论什么情况不要下来，因为这段路最危险，提前劫持赎金对绑匪是安全的上策。

（四）

 

四海酒店的门童拉开大门，张头西装革履已经等候在大堂尽头。

客人不少。俺们领会了张头的眼色。这时三个年轻人若无其事地站起身，为俺们让出一组座位。漫长的等待开始了。

今晚酒店大堂里几乎座无虚席，俺们隔壁是三个个头高大的北方人，时尚的休闲穿着，俺们估计是“伏兵”。远处悠闲吸烟的张头，灰黑色西装花领带，比制服精神许多。看着这些人加上多做深呼吸，俺也定下神来，猜测着即将发生的一切。

已经8点半了，还没有动静。俺俩闷头坐着不敢起身，因为行动暗号是——先生站起来。

忽然，张头在大堂尽头的楼梯拐角用手势打招呼，先生遂装作寻找洗手间的样子走了过去。原来他们在马路对面发现一辆可疑的出租车，里面三人中有一个与绑匪特征相似。张头叫先生去窗前核实一下。先生向对面张望了很久，还是难以判断——距离太远路灯不太亮看不太清楚。

先生几乎是刚刚走回了座位，几个人呼拉拉风也似的闯进大堂，俺们还没回过神来，张头从身后出现：“走吧，解决了——”

马路对面是民源公司新落成还没有装修的数幢别墅，黑黝黝的房子里传出了拳打脚踢和嚎叫的声音，很糁人。不久，一串出租车无声地停靠路边，许多拽和被拽的人影鱼贯上车。和俺们同乘一辆的士的是位穿一身名牌运动装的小伙子，东北口音，温和地说着一些安慰话。

以后在派出所的见闻不说也罢，大伙就敞开想象吧。只有几点提纲备忘而留：

抓住的绑匪是三人。

所以没进酒店，因为感觉客人太多，准备俺俩出门再劫款。

招供时已经过了他们约定见面分钱的10点钟，乘摩托赶去抓捕另二人的警察扑了空。

协助破案的五六个小伙子是中国警官大学的实习学生，据说是未来的国际刑警。俩女儿曾经极力要求去一睹“星”颜。

俺把包里的钱和一面大幅锦旗，一并献给“联防办”，以真诚地尽心尽力。

以后就没了案子消息，为安全计，俺一位河南的律师朋友给报社写了稿件，敦促结果。

开春的时候，事情的原委终于逐渐浮出水面，说来蹊跷，竟然是俺们自己破的案。

（五）：瞠目结舌的结局

 

话说公元1993年1月13日午夜之后，绑票案子没了下文。绑匪消息杳然——牢中的三个和漏网的两个。

可俺们急啊！那个春节俺们守着八间房子的空院（阿雄也去父母家过年了），一家四口挤在一间屋子里听着街上的鞭炮声，琢磨着女儿开学后的日子。

当时各个渠道的信息很多，一说钱没到手属于未遂，罪过不大没人重视了；一说不开口供出幕后人，只要咬牙受些皮肉之苦，就算一般的“烂仔”滋事；一说现在撕票的案子尚且难破，这等小事哪里顾得上来。总之，小事一桩，早晚放人，俺们被“水深火热”缠身的命运已经注定。

不久，狱中“额头疤”的哥哥找上门来，凶神恶煞地要他的兄弟：“是你们把他送进去的，当然问你们要人！”随后又大闹过两场。

春天了，提心吊胆地与时俱进着，孩子的学还是要上，生意还是要做，日子还是要过。但是何以能够安稳？

终于有一天，“额头疤”的老爹带着律师来了。所幸者，那老人是一位小学校长。一番沟通后，他和俺们都恍然大悟。他请的律师也坦言说：“这没有人家一点点责任，怪只怪你家仔们！”

长话短说，原来幕后买凶绑票的不是别人，竟是俺们公司的雇员小吕。12日那天下午他向俺陈情，老家定安要盖房子，他需要提前放假，结算了两千四百多元的工资和奖金，他走了，做了晚上那幕恐怖戏的导演。

四川小叶那天一早曾经跟俺说的，就是小吕曾屡次散布“用钱找老板！”。但是真正的起因却是在小陈身上，那小陈是小吕介绍来的老乡，在试用期内就被俺依章辞退了。不料他是卖掉家里的牛给小吕上供“介绍费”的，这些俺们可全然不知啊。小吕于是向想索回牛钱的小陈打气：“是老板辞掉你的，这钱找老板要！”不用说，同村的“额头疤”等“烂仔”成了台上的小丑。

俺们都明白了，可是俺们拿不出证据。其实小吕年后没来上班，俺就已经证实了当天的猜测。

那一年是俺的多事之秋,3月15日婆母去世，三天后俺老父亲作古，6月俺自己突患急性胰腺炎，因误诊8月复发，十几天的水米不能沾，使俺将近130斤的体重减掉两位数的零头，死里逃生之后，走路扶墙……

唉，罢了罢了！

2003。1。12－13搁笔后不敢再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