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雪

    飞机早上七点半从羽田机场起飞，一个半小时后降落在札晃机场，北海道律师团的田中先生早就在机场外面等候了。

我们来不及到旅馆放下行李，就租了一辆车直奔一个叫室南的小城。二战的时候，这儿是日本重要的煤炭．矿业基地和军事码头，曾经有几千名中国强制劳工在这儿从事过奴隶劳动。据当地强制劳工研究者上野先生介绍，中国劳工在这儿的境遇极其悲惨，在北海道零下几十度的寒冬里，居然身穿单衣在户外的风雪中从事着超强体力劳动，而一天的饭食，只是中午一碗面糊糊，晚上一个饭团子，饥饿的劳工竟被迫吃自己同伴的尸体充饥。上野先生的介绍，可以从日本外务省的报告书得到证实：中国劳工只是从四四年一月至四四年五月在这儿从事了五个月的劳动，死亡率却达到了百分之三十点三，其中年纪最大的七十一岁，最小的只有十二岁，绝大多数是青壮年。上野先生说：当时日本军方和企业对中国劳工的行径，只可以用“虐杀”这样一个字眼形容。

午饭是在室南一家小餐馆里吃的。是那种很低档的家庭餐馆，一间不大的房间，一半是操作间，有几口锅在煤气炉上开着，灶台外面是漆着红漆的柜台，柜台的另一侧延伸出来，就成了餐桌，吃饭的人就坐在高脚凳上，面对灶台吃饭。没别的饭，只有面条，老板一家三口在柜台里忙活：老头下面，儿子调料，老太太收拾碗筷和桌面。三人都穿着雪白的工作服，不大言语，只在客人进来和临走的时候例行公事地送上一句问候。一些西装革履的人闷不作声地坐在高脚凳上，各自把脸埋在热汽里吃着。和热闹的中国餐馆比起来，这儿的气氛显得沉闷而冷清。

我们入乡随俗，每人花五百五十日元要了一碗酱汤面，也各自埋头吃着。吃完的时候，发现了问题：下午摄象机要用一块新电池，而装电池的箱子的钥匙却远在东京另外一个同伴的身上。于是去问老板，那老头告诉我们，走不远，拐弯那边有一个钥匙店，于是唯一的翻译带着另外两个人去了，剩下我和田中先生在那儿等着。

我觉得十分尴尬。我和田中先生已经认识了，现在没了翻译，却连一句话也没法说，只好装做互不认识，各自把脸别着。等了一阵，脖子都别酸了还不见他们回来，只好从包里拿出本子，装着在看东西。

就这样过了大概一刻钟的样子。在这期间，那老头一直在忙他自己的，没见他往我这边看过一眼。一会儿，他走进了里间，片刻从里面出来，走到我面前，一抬手，默不作声地把两包小盒的巧克力放到我面前。

我吃了一惊，抬起头，看到老头仍然不苟言笑的样子，只是把两盒糖又往我面前推了推。我愣了愣，赶快说：谢谢，谢谢。说完了，才想起，他可能连这句话也不懂。

一种深深的感激之情油然而生。当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这些语言不通的陌生人中间时，当我自以为独在异乡为异客时，我不知道，其实有一双和善的目光一直在关心地注视着我，理解我的全部孤独和陌生。他想安慰我，却言语不通，于是送来这价格低廉的两盒糖，藉着这两盒糖表达他的善意。他没说一个字，甚至吝啬他的笑。只用轻轻一推，一推就让我知道了一颗充满了善和同情的心。我珍惜地把那两盒糖捧在手里，用潮湿的目光远远地看着那忙碌在水汽中的老人。自从长大成人，自从看透了这人世，就再也不相信一切关于人的神话，不相信感天动地、惊天地泣鬼神和一切海盟山誓。唯有这片刻间人性人情的闪光，这短瞬间不需回报的善良，却总能深深地打动我的心，让我永远回味和铭记着人性的崇高和美好。

一会儿翻译回来了，我赶快拉住她，把刚才的事告诉她，请她代我向老人表达谢意。翻译一边鞠躬一边说着，而这老人却正在热气腾腾的锅前忙着下面，嘴里说了句什么，头也没抬。

我走了，手里紧紧地拿着那两盒糖。我期待地看着老人，老人还是例行公事地对我们大家鞠躬致意，并没特别地看我一眼。我回到车上，把其中一盒分给大家，让同伴们分亨这异乡的暖意，另一盒珍惜地装进包里，准备把它带回遥远的中国。

室南是北海道一个很小的城市。自从战争结束以后，室南的战略地位不断下降，所属的矿山和煤碳企业先后倒闭，码头上停泊的船越来越少，城市也变得萧条。我们回程时，天突然下了鹅毛大雪，成朵成朵的雪片象蝴蝶从漆黑的夜空深处翩然而至，抬头望，满天白色的精灵扬扬洒洒，真是美不胜收。翻译告诉我们，在日本，只有在春天温暖而湿润的空气中，才会下这种雪，它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叫牡丹雪。我听着，稍稍拉开车玻璃，迎着那绽开的千万朵牡丹，深深地呼吸着室南清新而寒冷的空气。此一生恐怕再没机会来室南了，可我不会忘掉这个地方，因为那个小店，因为小店里那位充满了同情的老人，因为这人与人在瞬间交流的理解、同情和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