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着写着，感觉不对了。其实我真想写的就是耿老，另外的一位，和耿老列在一起辱没耿老了。
    中国知道耿谆的人很少。但在日本，他是个名人。当年重新出现的时候就引起过轰动，后来和鹿岛组打官司，每次到日本，日本媒体都会追踪报道。村山富士、土井多贺子等政治家都接见过他。耿老以他当年的大无畏、现在的耿介、自尊、不卑不亢，赢得了日本人对他的尊重。在日本人眼里，耿老是中国人中的英雄。
    但是可能很少有人能理解到，在耿老刚正、自尊的外表下，掩着他焦灼的难言之隐。
    问题在于：由于耿老家境的贫寒，由于花冈的集体诉讼没在它的祖国、它的同胞那儿得到任何经济上的支持，因此全部的诉讼费用、包括耿老一次次赴日的费用，都是由日本律师支付的。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耿老不是不明白这一点。
    其实耿老大可不必。当初，耿老并不想提出这诉讼，是那位著名的日本律师找上门来请他出山打官司的。作为日本的左翼，他们需要这场诉讼向政府施压和反抗右翼，如果换个角度说，耿老在耄耋之年投身于这场遥远无期的诉讼之中，实际上是支持了日本的左翼运动。但毕竟，从一般人的角度看，诉讼是为这些当年的中国受害者争取赔偿，所以，受人之恩的感觉，总是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 
先是和鹿岛谈判，谈判不成诉上法庭，官司一打五六年，初审败诉又上诉，二审开庭十二次未果，但形势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这时候，中国战争受害者的诉讼已经如火如荼地在日本各个法院开庭，和花冈艰难的诉讼前景不一样的是，其中的一两个案件有了胜诉的希望。 
    日本律师的心理随着形势的变化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当初花冈第一个提诉，在日本社会轰动一时，而现在，十二年的奋斗面临着失败的前景，而别的诉讼却可能开创第一个胜诉的局面。 
    这位律师接受不了这个现实。他既然是代表中国战争受害者诉讼的第一人，他也想成为中日战争遗留问题解决的第一人。他应该因为这个第一写入历史。于是，他积极地建议和鹿岛和解。 
    在花冈和解成为现实并成为人们争论的焦点后，对于当时这位日本律师的动机，不同的人做过不同的揣测，有的人说他是在有意出卖中国原告，有人说他在面临着有的中国劳工到美国起诉的形势下，要保护日本企业的利益。我和他没有过直接交往，但有过几次通信，提出当面采访的要求，他在同意接受后又出尔反尔。但我不断地琢磨着这个人，研究着这个人，我觉得，我说的这个理由，可能是最接近他的深藏不露、甚至自己也不愿承认的心理动机的。 
    可能耿老也敏感地意识到这位日本律师的这种心理。因此，在这位律师特意到河南就和解的事情和耿老商谈的时候，耿老问：如果败诉，对你个人没什么影响吧？
    耿老回忆说，当时，他愣了一下，回答说：没什么影响。 
    耿老相信了，表态说：那我们就选择败诉。我们败了，起码给我们的子孙留下了再次起诉的机会。 
    但他可能并不能完全理解，这位律师是不能接受十二年的奋斗以失败而告终的。 
    在和解达成前的两三个月，这位律师来到中国，由耿老出面，召集原告们开了一个会，会上律师提出，为了方便与鹿岛的谈判，希望原告们给他一个全权委托书。耿老说，合作了十二年，互相信任，便毫不犹豫地同意了，并带头把自己的名字签在了律师带来的空白的委托书上。因为耿老带头，其他的原告们也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和解快达成的时候，律师再次来中国，对大家说，和解的条文，和原来的共同声明（指最早原告和鹿岛达成的声明，那份声明是最接近原告要求的）差不多。并且要求擅长书法的耿老写下几句话以示对和解达成的祝贺。于是耿老又写下了四句话。
    2000年11月29日，在日本东京高等法院的主持下，花冈原告和鹿岛组达成和解，律师当场展示耿老写下的条幅，在日本报纸的翻译中，耿老的四句话高度评价了这次和解的达成。在和解达成的第二天，鹿岛发表声明，声明当年对中国原告进行了很好的照顾，声明拿出的五亿日元不具有补偿、赔偿的性质，声明对当年的花冈事件没有法律责任。 
    没人把和解条文给耿老，是耿老在日本的儿子寄给他的。看到条文的那刹那，耿老几乎昏倒，当即大病一场，几乎丢了性命。 
    大病痊愈以后，耿老几乎断绝了与花冈事件有关的一切活动。当各方人士都急着听他的看法的时候，他却对大家说：你们就当耿谆死了。 
    事情过去一年多以后，今年的五月份，我坐在耿老贫寒的家里，和耿老谈起了这一切。那深刻的创伤，还仍然在耿老的脸上烙着。我问，既然事先并没看到和解的条文，为什么轻率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耿老说：十二年了啊，觉得都是可以信任的朋友。我知道在和解条文公布后，原告们发生了分裂，反对和解条文的人希望耿老仍能做他们的精神领袖继续斗争，但耿老拒绝了。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耿老说：十二年了啊，日本朋友付出了那么大的精力和财力。而且，在和解后，日本律师方知道耿老的巨大影响，一再来信，生怕他说什么，于是耿老才有那句话：你们都当我死了。耿老说：我已经说过不说话的呀。我还知道对每人区区二十五万日元的抚慰金，耿老是拒领的，但有很多人是领了。坚持斗争的人们希望耿老能劝说大家不要领，但耿老始终不说这个话。谈到这一点时，耿老说了一句：不管怎么说，我是生活在县城里－－我顿时明白了他的为难之处：虽然在我的眼睛里，耿老家已经是一贫如洗，但和他相比，许多的幸存者生活要更窘迫！耿老怕别人说他站着说话不害腰疼。 
    从耿老家出来，一路上思绪难平。在现代的社会里，已经很难再产生耿老这种人格的人。他是儒家文化所能产生的最好的人格：一诺千钧、重义轻财、先人后己、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在律师想到和解的时候，曾经在日本给耿老买了一栋房子，取名耿谆馆，耿老一口回绝，后来他说，就是从这件事，他对这位律师的人格产生了怀疑）－－总之，你能想出什么词来称赞仁义君子，尽可以拿来形容耿老，但耿老的悲剧，也恰恰是他这种人格造成的：在一个契约的社会里，他仍然用情义来处置法律，用信任对待人心叵测，而当需要放弃情义坚持原则的时候，他却仍然拒守着一纸诺言。但是，他如何能回避自己的责任？没有他，花冈的结局怎么会是今天的样子？ 
    意识到自己在花冈和解上的巨大责任，意识到自己无力冲破自己设下的重重束缚，耿老终生将生活在自责和痛苦里。 
    不要轻易地对河南说三道四。打开《世说新语》，看看那些作者的藉贯，一大半是在河南，另一部分是在今天山东的临沂。可以这样说，这一带，是古老的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令人深思的是，这两个地方今天都衰落了。但如果你真正走进这一带的农村，走进那些白髯飘飘的长者之中，你会在他们中间发现无数个耿谆。他们是我们民族的骄傲和脊梁，但他们也是我们民族的苦痛和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