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要是跟着它一路前进，他一定永远也不会灭亡 
 ——前苏联歌曲和它的故事(1-6)

                       一、《青年近卫军》 

 
     1922年四月，共青团诗人、政工人员阿历山大·别泽勉斯基被招到俄罗斯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团中央委员会托他写一首歌。其实，别泽勉斯基早就想写首新歌，可是共青团还没有自己的作曲家。他建议采用现成的曲调来填词——那是由几位来苏联参加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外国同志所唱的一首歌曲曲调。 
     这个曲调的起首句原是奥地利梯罗尔省的民间小曲，流传已有二百多年了。海顿的G大调交响曲、莫扎特的E大调嬉游曲和歌剧《魔笛》的终曲、贝多芬的第一钢琴协奏曲第三乐章中都采用过这一曲调。 
     给别泽勉斯基的限期是三周。但年轻的诗人一下子来了灵感——他从团中央书记办公室出来，走两层楼梯回到共青团的集体宿舍只不过一刻钟，他就写出第一段歌词：“向前去迎接黎明，同志们，去斗争！…”到深夜3点，四段歌词全部完成。又过了半小时，团中央各部门的负责人都被别泽勉斯基的电话叫了起来听这首新歌。大家听了不光是喜欢，而且觉得它一字一句都令人热血沸腾，于是大家立即分头把歌词复写了许多份。到了早晨，越来越多的被吵醒的人都在唱这首歌曲了。 
     《青年近卫军》很快就流传开了。1922年10月在共青团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整个大厅都齐声高唱这首似乎早已熟悉的心爱的歌曲。1923年由作曲家舒尔根改编的《青年近卫军》第一次出版。这以后，无论是游行集会，或者在学校晚会上和野营篝火旁，都可以听到这首歌曲。 
     卫国战争时期，顿巴斯矿区克拉斯诺顿的一群青年就以《青年近卫军》来命名他们的反法西斯地下组织。他们在监狱里，在刑场上都高唱这首鼓舞人心的歌曲。这些情景，我们可以在法捷耶夫的小说《青年近卫军》中读到。 
     这首歌早在1926年就已经被介绍到我国来，第一个翻译这首歌的是瞿秋白，他当时译为《少年先锋队》或《少共国际师》，刊载于当时的中国青年社出版的《革命歌集》上。 

 
                         二、《卡秋莎》 

 
        “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 
        河上飘着柔曼的轻纱， 
        卡秋莎站在峻峭的岸上， 
        歌声好象明媚的春光……” 

      恐怕没有比五十年代出生的人更熟悉更喜欢这支叫做《卡秋莎》的歌曲了。这支曲调优雅的苏联歌曲自诞生之后立刻传遍了世界，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喜欢，甚至包括敌人在内。 
     1938年，莫斯科著名文学家芮宁准备办一本杂志，他把作曲家玛·布朗介尔和诗人米·伊萨柯夫斯基邀请到编辑部，希望他们为创刊号写一首歌。 
     离开编辑部，在归途的汽车上，作曲家对诗人说，他当时在领导一支爵士乐队，他需要一首可供乐队演出的歌曲。伊萨克夫斯基想起了不久前才写下的八行诗，于是当场写下来交给了布朗介尔。歌词所表现的诗情、纯真和音韵美一下子打动了作曲家。歌曲很快就谱成了。乐队指挥维·克努舍维茨基也十分喜爱这首歌，连连催促要其余几段歌词，布朗介尔只好去了一趟雅尔塔。他在疗养地找到伊萨克夫斯基，把他那一大张写满诗句的草稿要了来，从中选出八行诗，这就是现在的《卡秋莎》。 
     歌曲的首次演出在联盟大厦圆柱大厅内举行，获得了巨大成功，演员们不得不重唱了三遍。于是，这首歌很快就在全苏流传开来。一开始人们把它当民歌来唱，往往自行填上各式各样的词。歌曲后来还流传到国外。二战期间，意大利游击队把它的音乐动机发展成为一首叫做《风在呼啸》的战歌；在保加利亚，游击队有时用它作为口令；在法国和美国，也填上其它内容来演唱。1942年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苏联军队第一次使用了一种新型的火箭炮，给了德国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于是，苏联士兵给这种火箭炮起名为“卡秋莎”。 
     伊萨柯夫斯基在《列宁格勒晚报》上谈到过一段有趣的插曲：在卫国战争期间，一天傍晚，战场上一片沉寂，苏军战士突然听到对面不远处敌人的战壕里传来一阵《卡秋莎》的歌声，而且，这支歌曲居然放了一遍又一遍。苏军战士愤怒了：“怎能让肮脏的法西斯侮辱我们的《卡秋莎》？”于是，战士们出其不意地冲入敌人的战壕，夺回了那张唱片和唱机。 
     布朗介尔曾谈到：“无论我到那个国家，人们必定把我作为《卡秋莎》的作者来介绍。我的朋友不管从多遥远的地方来，必定向我讲起有关《卡秋莎》的故事。我毫不掩饰，这使我很快乐，但又使我很难过。那么多人议论《卡秋莎》，好象我其它歌曲根本不存在。不过真正使我心满意足的终究还是围绕卡秋莎所发生一事。这件事不是发生在巴黎，也不是在佛罗伦萨，也不是在东京，而是在莫斯科。我们乘车到郊外去。突然，沿公路走来迎亲的队伍，现代农民的结婚典礼！他们打扮得漂漂亮亮，兴高彩烈，又唱又跳。他们唱的正是《卡秋莎》，那样清晰，那样委婉动听，我完全被吸引住了。幸福极了！请想想，现在村里人们办喜事竟唱着我的歌！这是对我的劳动成果的最大的奖赏、最高的奖赏。” 
     在伊萨柯夫斯基的家乡乌格拉河畔出现了一座《卡秋莎》纪念馆，那是当地人民出钱出力修建起来的。能工巧匠们就地取材，在一块平地上用整段圆木搭起一座类似俄罗斯传统木屋的象征性建筑，木屋里陈列着各种回忆文章，《卡秋莎》的各种语言的歌词、唱片以及有关这首歌的剪报，还有响着《卡秋莎》旋律的电铃。屋子左边放置了一块球型巨石，石上嵌有一块金属牌子，上面刻着《卡秋莎》的头两行诗句。平地的一边还竖起一段形状奇特的松树杆，样子酷似竖琴，象征着音乐和歌曲。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为一首歌曲而建立的纪念馆。 
 时代不同了，现代人再也不会喜欢这样的歌曲了。以前有个高中文凭就可算是个文化人，而现在，我觉得满大街挤来挤去的都是学士、硕士、博士和MBA。但是现代的人们宁愿花很多钱到演出厅里，看一些不男不女、阴阳怪气的人穿着女人内衣，唱着病句，满舞台小丑般的跳来跳去，我真不知这时代到底是更有文化了还是更没文化了。 
     曲作家玛特维·伊萨柯维奇·布朗介尔（1903—1990）。苏联人民艺术家（1944），苏联国家文艺奖（1946）获得者。他生于乌克兰波切普市一个手艺人的家庭。14岁那年莫斯科爱乐学校学习，17岁在玛斯特福尔剧院主持音乐部。30年代以《游击队员热列兹涅克》和《肖尔斯之歌》一举成名。代表作有《再见吧，城市和乡村》、《等着我》、《在巴尔干的繁星下》和《太阳落山》等；而《卡秋莎》一曲使他获得全民声誉。布朗介尔歌曲的特点是抒情、真挚、纯朴，反映了人民热爱祖国的感情，体现了苏联年轻人的精神风貌和他们高尚的意向与追求。 

 
                     三、《搭枪卡之歌》 

     搭枪卡是一种架有重机枪的二轮马车或四轮马车。由于它机动性强，曾在俄国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反对外国武装干涉时期发挥了极大的威力。这首歌的词作者米·鲁杰尔曼（1905-）在少年时代曾亲眼看到过红军与白军的殊死战斗，看到过这种搭枪卡风驰电掣的扑向敌阵的壮烈情景。 
     1937年夏，作曲家冈·李斯托夫从一本诗集中读到鲁杰尔曼的这首诗，这立即激发了他的灵感，他不加修改几乎是一口气地就为这首诗谱上了曲。1937年12月18日，在莫斯科音乐学院的大厅里，由苏军红旗歌舞团首次演唱它。在听众的热烈要求下，红旗歌舞团不得不连唱了三次。此后，歌曲传遍了全国。 
     二战期间，搭枪卡这种武器早已被淘汰，但歌曲却仍在战场上传唱，鼓舞着战士们的战斗热情。在节日的游行行列中，体育界的队伍就是在《搭枪卡之歌》音乐的伴奏下通过红场。 
     冈斯丹津·雅柯夫列维奇·李斯托夫（1900-1983）。俄罗斯联邦人民艺术家（1973）。他生于一个工人家庭。1917年毕业于察里津市音乐中学，1918-1919年参加红军。1922年毕业于萨拉托夫音乐学院钢琴系和作曲系。卫国战争时期以海军少校身份在海军总政治部任音乐顾问。其成名作为《搭枪卡之歌》，但使他获得全民声誉的是《窑洞里》。 

 
                    四、《快乐的人们》 

 
     “快乐的心随着歌声跳荡，快乐的人们神采飞扬，我们的歌声唤醒了城镇，也唤醒偏僻的大小村庄。这歌声给我们最大的力量，引导着我们奔向前方，谁永远跟它一路前进，他一定永远也不会灭亡。……” 
     这段神采飞扬的诗句是电影插曲《快乐的人们》中的歌词。 
     1934年，著名导演格·亚历山大罗夫（1903-）正筹拍影片《快乐的人们》，这是苏联第一部音乐喜剧片。因为是音乐片，音乐在影片中具有重要意义，实质上是影片的主要支柱之一。导演格·亚历山大罗夫深知这一点，于是到处物色一位能谱写出符合时代精神的音乐作曲家。影片的主要演员列·乌焦索夫（1895-1982）建议导演聆听一位年轻的作曲家伊·杜纳耶夫斯基所写的音乐。 
     乌焦索夫是苏联第一代爵士乐队的领导人兼爵士歌手，他于1929年结识了列宁格勒音乐宫的音乐指导杜纳耶夫斯基，杜纳耶夫斯基曾为他的爵士乐队写过不少音乐，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乌焦索夫相信自己的推荐是正确的，他在自己的寓所里安排了格·亚历山大罗夫和作曲家杜纳耶夫斯基的第一次会晤。这次会晤为他们以后多年的友谊合作奠定了基础。亚历山大罗夫听了杜纳耶夫斯基的音乐，立刻感到这正是他所寻求的作曲家。 
     主题歌的音乐写出来了，但是没有歌词。《共青团真理报》为了协助这部音乐喜剧片的诞生，决定在报上为这首曲子征集歌词。应征的人很多，其中包括一些名家，但导演和作曲家都觉得不满意。他们希望歌词能鲜明地表现出当代人和影片主要观众——青年人的思想感情。最后，来了瓦·列别杰夫-库马契，他写出了：“快乐的心随着歌声跳动”这样焕发着青春热情的诗句，一下子打动了导演和作曲家。 
     诗人瓦·列别杰夫-库马契（1898-1949）善于把政治性的题材和口号赋予明快的诗意的形式。他那警句式、格言式的歌词在苏联青年当中有着巨大的鼓动力量。如“谁要是跟着它一路前进，谁就永远也不会灭亡。”（《快乐的人们》），“我们骄傲的称呼是‘同志’，它比一切尊称都光荣。”（《祖国进行曲》），“只有寻求才能找到。”（《快乐的风》）。列别杰夫-库马契的诗和杜纳耶夫斯基的曲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两人后来一直合作，一直到诗人列别杰夫-库马契去世。 
     1934年12月25日，音乐喜剧片《快乐的人们》正式上映，不到几天，几乎全苏联都在唱这支热情奔放的歌。第二年的五一劳动节和十月革命节，游行队伍高唱这首歌走过红场。11月，莫斯科召开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代表大会。闭幕的那一天，全场不约而同地唱起了这支歌，场内的气氛热烈到了极点。 
    《快乐的人们》标志着杜纳耶夫斯基创作道路的一个新起点，同时也是苏联群众歌曲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 
     伊萨克·奥西波维奇·杜纳耶夫斯基（1900-1955），生于波尔塔瓦州一个公务员的家庭。1919年毕业于哈尔柯夫音乐学院小提琴系和作曲系。从20年代至50年代，他写了不少轻歌剧。从1932年开始，杜纳耶夫斯基开始转向电影音乐创作。1934年他为电影《快乐的人们》创作的主题音乐在当时几乎人人会唱；1936年《大马戏团》里的终曲《祖国进行曲》几乎成了苏联的第二国歌。杜纳耶夫斯基为电影创作的插曲总是立刻风靡全国。 
     战争时期，他主要带领铁路员工合唱团在前线和后方巡回演出，歌曲创作中断了一个时期。在为数不多的创作歌曲里，《我的莫斯科》是最出色的一首。战后，他又开始了歌曲的创作。 
     杜纳耶夫斯基对音乐有极其敏锐的感觉，他能创作出明朗、优美的旋律，他的歌曲充满了快乐、爱情、青春、健康和力量。杜纳耶夫斯基创建了独树一帜的歌曲创作体系，把普通、平凡的歌曲提高到真正的艺术水平。他曾经说，“我是用严肃的手法来创作‘轻松’的作品”。 杜纳耶夫斯基在世界音乐文化史上亦有其不可低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