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说：“民族主义”是近代欧洲历史上的一种现象。它并没有以可辨认的形式存在于中世纪。(6)中世纪前期的欧洲，在政治经济领域里是采邑制为基础的封建制。当时的欧洲的政治地图，被几千个公国、候国、伯国、骑士领地、自由城市国家和主教领地国割据而成，国家并不是一个统一而完整的政治单位，国王的权力只限于自己的领地，远远不如我们中国皇帝那般强大，臣民们不直接与国王打交道，广大民众只效忠于其直接依附的封建领主、庄园主、行会或城市等，呈现出明显的地方性。以德国作例子：迟至19世纪初，德意志仍存在1700多个独立的政治主权单位。虽然当时的德意志已经有了自己的语言--德语，但是使用法文却是整个德意志社会的时尚。德意志不存在一种统一的精神文化，人们习惯于把自己看成是巴伐利亚人、萨克森人或普鲁士人等等，不以为自己是德意志人。 
    我国的西周时期，“天下”亦被几百个诸候国割据，相信中世纪时欧洲社会的政治组织制度大体上近似我国这一时期。(也有人认为西周时期诸候国纷立，近似于现在的民族国家，所以这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组织制度更具有现代性，而秦汉时期的统一却是一种历史的倒退。希望以后能有机会讨论这个颇有意思的话题。) 
    在意识形态方面，欧洲人受到基督教的统治和支配，中世纪时期所有的西方基督徒都属于天主教会，受过教育的人常使用拉丁语（宗教势力往往是王权的一种制衡力量，罗马教皇俨然是各国国王之上的精神首脑，教皇在其权力鼎盛时期，甚至可以废黜国王）。对基督教的信仰使人们的思想更加倾向于普世主义。 
正是这样，在政治经济领域里的地方主义，在意识形态、语言文字上的普世主义，在这种“二律背反”的忠诚情感之下，人们很难产生国家意识（民族意识）。斯塔夫里阿诺斯说：“在那些世纪里，民众应忠于国家这一点是无人知晓的”，“大多数人认为自己首先是基督徒，其次是某一地区如勃艮第或康沃尔的居民，只是最后--如果实在要说的话--才是法兰西人或英吉利人。”(7) 
    各地的封建自治政权都有自己五花八门的税收和货币。比如14世纪末，易北河上有35个收税站，莱因河上有60多个。塞纳河上也有很多，一船谷物沿塞纳河走200哩，其费用可达这船粮食价格的一半。很明显，这样的政治体系很不利于经济和商业的发展。（吴秀夫） 
    中世纪初期欧洲社会等级结构，大致由三个社会集团组成：农民、组成军事贵族阶层的贵族和构成教会和知识界显贵集团的教士。这种情况随着一个新成份即市民阶级的出现而开始改变。随着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财富的增加、人数上的增多，使他们对封建阶层的特权，对妨碍自由市场经济的限制日益不满，因此他们经常和君主们结成同盟以反对这些封建特权阶层。君主们为了与教会和封建势力作斗争，加强自己的权力，也需要市民阶级的支持。至中世纪末叶，欧洲地区最先产生出几个民族君主国，如英国、法国、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国。这些国家的君主们加强了中央集权统治，取消各地的封建自治政权，建立统一的市场，统一的税制、法律、度量衡和货币等等，保护市民阶级不受战争之害和封建主任意征收的苛捐杂税。他们还支持商人们的海外扩张，如哥伦布和达·伽马的成功就是因为得到了西班牙王室和葡萄牙王室的支持。后来英国和法国也积极支持这种海外扩张活动。在与外国的贸易往来中，为了保护本国的利益，君主们还实行重商主义。作为报达，市民阶级则向君主提供财政支援。当时君主们所拥有的力量，多半来自于新兴的市民阶级。民族君主国的君主们在对外关系上往往成为国家统一和民族利益的政治代表，他们也因此赢得各自臣民的拥护和支持。恩格斯认为，在中世纪的混乱状态中，“王权是进步的因素”，“王权在混乱中代表着秩序，代表着正在形成的民族（Nation）而与分裂成叛乱的各附庸的状态对抗。在封建主义表层下形成着的一切革命因素都倾向着王权，正象王权倾向着它们一样。”(8) 
    伴随着君主政体的兴起，比较朦胧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也逐渐产生，民族君主国家为以后的民族主义运动以及民族国家的诞生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在君主国中，所有的权力归王室，君王的意志就是法律。君主国，君国一体，路易十四说过一句名言：“朕即国家！”君主国的政治目标在根本上并不是为了增进全体臣民的幸福，而是为了维护王朝利益。王朝利益不仅不可能在任何时候都与全体人民的利益一致，相反却常有可能与全体人民的利益相冲突。资产阶级不会长久地满意君主们大权独览，他们希望夺取一部分或全部权力，以摆脱王室对商业的种种限制，摆脱日益沉重的税收负担以及对宗教信仰自由的约束。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自身力量的日益强大，资产阶级与自己昔日的同路人迟早有一天会以刀兵相见。 
     革命首先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尼德兰开始，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资本主义革命。尼德兰革命推翻了西班牙的封建统治，建立了十七世纪第一个标准的资本主义国家--荷兰。立国伊始，荷兰便开始与英国、法国及西班牙争夺海外贸易权和殖民霸权。于是，在国际交往中如何处理各国关系，国家之间应遵守什么样的行为规范就被提到议事日程上。17世纪荷兰法学家格老秀斯创立了国际法学理论，第一次把民族国家作为国际法主体。他指出主权不仅是一国之内的最高统治权，它对外还具有独立性和不可侵犯的意义。这在国际法中首倡民族平等的主权学说，揭示了民族国家对外独立性的民族主义要义。 
    随之而来的是规模更大的英国革命。英国王室的软弱和退让使英国革命以比较温和的形式完成，也决定了英国的现代化的渐进道路。英国革命确立了国会至高无上的原则，使英国成为第二个近代民族国家。英国的民族主义运动，虽然一开始是在政治上加强王权，建立中央集权国家，但其动因仍然是资本主义为了自身的需要，为了满足贸易上的自由，建立一个统一的民族市场和一个统一的民族文化。所以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既坚持王党立场，同时又宣布“一切人生而平等”的民主思想。洛克也认为私有财产是“不可分割的人权”，“在自然法的限度内，人有完全自由规定自已的行动，处理自己的财物和人生；不请求许可，也不服从任何旁人的意志。”
    成为了民族国家的英国率先在欧洲开始了工业革命。 
    法国的情况则完全相反。革命前的法国是欧洲最典型的君主专制国家，其统治者不仅极为腐败，也极为顽固，同时法国又是启蒙运动的故乡，这就决定了法国革命走的是一条极端的道路，革命必将以激烈的形式完成。当时法国的政治有些类似中国，专制势力比较强大，国家由官僚管理。法国没有科举制度，官职可由金钱买到，资产阶级一旦有了足够的钱，不象英国有产者那样靠增加投资，扩大生产和经商，在工商活动中进一步增加财富，而是去买官。做了官之后，靠损公肥私、贪污受贿或靠政治权力压榨百姓发财要比经商更轻松更有利可图。很显然，这样的政治制度并不有利于资本主义的良性发展。法国统治集团逆流而动，坚决维护专制制度，没有成为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代表者，被彻底推翻也是迟早的事。1789年，法国革命开始了，人民攻占巴士底狱。民族主义极大地动员了和团结了法国人民，各地放弃各省之间的分歧，庄严地“在上天之前宣誓”，“为保卫国家贡献我们的赤诚和武器，……和衷共济，迅速去支援在争取自由的事业中可能处于危难之中的巴黎或法国其他城市的我们的兄弟。”法王不甘心失败，勾结欧洲反动势力，企图破坏宪法，扼杀革命。但是外国人的入侵更大地激发了法国人民的民族主义意识。当国民议会宣布“祖国在危急中”时，全法国沸腾了，所有的人都好象站了起来，准备“迎接欧洲的进攻或进攻欧洲”，“整个法国只有一个愿望，只有一个呼声：抗战。谁要是反对抗战就被看作对祖国不忠，对祖国的神圣事业不忠的罪人。”（2）最后法国人民不仅击败了入侵者，同时也把路易送上了断头台。就这样，又一个民族国家诞生了。法国因没有英王威廉三世那样甘当立宪君主的国王，而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其根本利益又不可能和专制制度相容，革命不得不以最凶暴的形式进行。法国最终实行了共和制，是一次非常彻底的革命。 
    法国革命深受启蒙主义思想的影响，以“天赋人权”批判“君权神授”，否定了王权的合法性。此时的民族主义原则要求民族国家首先必须是民主国家。约翰·斯图亚特·米尔说：“在民族情感以任何力量出现的地方，就会有一个诉讼案以求把这个民族所有的成员联合在一个政府之下，一个他们自己的政府。这就是说，政府的问题应该由被统治者决定。” (9)早在17世纪时，法国思想家拉·布吕耶尔就说过“专制之下无祖国”。他认为当广大人民是专制统治下的臣民，而不是独立自由的个体时，决不会有对国家的忠诚，而这种忠诚正是建立民族国家的先决条件。亨利·阿格索也指出，在封建君主政体下，人们对祖国的爱根本不存在。只有在共和政体下，祖国的利益和个人的利益一致，人们才会热爱祖国。孟德斯鸠对民族主义的表达则更为直接：“爱共和国就是爱民主政治。”
    法国革命是世界上影响最大的一次资产阶级革命。“正是法国，世界首次强烈地、清楚明白地感觉到至今仍在我们脚下隆隆响的地震。”(10)大革命把从前国王和公爵的臣民、封建农奴和城市市民改变成了包括一切的民族。人民也从此认识到，他们不再是天然的被统治者，国家也不再是国王、国王的领土和国王的臣民；国家应由公民组成，“这些公民居住于一个共同的地区，在其共同的政府里拥有一个发言权，并意识到其共同的遗产和共同的利益。”(11)--请注意，这就是法国大革命所揭示的民族主义另一个要意！ 
    由于资本主义工业需要大批有文化的劳动力，这便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教育又促进了语言的统一。在基础教育中，历史和地理知识使大众的眼界开阔，对民族意识的形成和提高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中世纪，知识被少数贵族和教士垄断，但现在由于社会的进步产生了大量知识阶层，这个阶层对大众的民族意识提高也有很重要的示范和带领效应。报刊和书籍等印刷品的大量出现，对民族意识的扩展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法国大革命时期曾用以下几种形式促进了民族主义发展：它要求所有公民用“中央的或国家的语言”即法语来代替地区方言；它建立公立小学网，以教授法语和灌输爱国主义精神。法国革命促进了报刊、杂志的出版；它还创立了国旗、国歌和国家节日这些民族主义的象征和仪式。凡此种种，“所有这些发展使民族主义能压倒人们对宗教和地区所承担的传统义务” (11)。民族主义世俗文化的出现，使人们对宗教的信仰开始动摇。过去，人们还可能举行十字军东征，但现在的人宁肯为民族打仗，也不会为宗教卖命。如，德国的天主教徒可以为民族的利益进攻法国的天主教徒；同样，德国的新教徒也可以为民族利益与英国的新教徒开仗。 
    欧洲之外的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发生在北美。1775年，北美殖民地13个州独立，宣布脱离母国英国的统治。用世界史的眼光看，美国革命之所以重要，在于它创立了一个完全建立在个人权利基础之上的全新的民族国家，证明了启蒙运动的思想的确可行。《独立宣言》庄严宣布：“有一个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独立宣言》里的原则不仅仅停留在纸面上，它在现实中确实得到了落实。美国革命鼓舞了世界。音乐家舒伯特热情赞扬了美国革命，他说，在美国，十三扇金色的大门向不容异说和专制政治的受害者们敞开着。爱尔兰民族主义领袖亨利·格拉顿告戒自己的同胞说：“在你们确定当奴隶的可行性之前，请始终朝美国看。”他还警告英国：“当美国派遣其大使……前往欧洲并向全世界表明自己的独立和政权时，你会想象自己将说服爱尔兰满足于一个为它制定法律的英国国会吗？”
    民族不是一般的历史范畴，而是特殊时期的历史范畴，民族（Nation）是资本主义发展和资本主义革命的产物。阿尔及利亚早期著名民族主义领袖费尔哈巴·阿巴斯曾指出，在本世纪民族主义觉醒之前，阿尔及利亚民族并不存在。 
    斯大林说：“民族不是普遍的历史范畴，而是一定时代即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历史范畴”(12)， “随着资本主义的出现，封建分割的消灭，民族市场的形成，于是部族就变成民族……”(13)。“世界上有不同的民族，有一些民族是在资本主义上升时代发展起来的，当时资产阶级打破封建主义割据局面而把民族集合为一体并使它凝固起来了。这就是所谓现代民族。……这种民族应该评定为资产阶级民族，例如法兰西、英吉利、美利坚以及其它类似的民族”(14)马克思说“（资产阶级使得）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成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国家”。(15) 
    哈贝马斯说：“我们从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可以认识到，现代民族认同有一种人为的特征，它只有在特定的历史前提下才得以形成，并且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也就是说，跨越了整个十九世纪。这样一种认同形式得益于一个痛苦的抽象过程：民主国家的公民用民族属性的意识取代了地方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效忠观念。”（16）（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