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我的知青战友赵德源

 

认识他是在下乡的途中。

由上海开出的知青专列到昆明后已是第三天晚上了。在热烈而又激昂的广播声中，我们肩背手提大包小包，在前面大旗的引导下二人一排跟着往外走。和我并排走在一起的是个胖胖的圆脸知青，忙乱中也没顾上交谈。在欢迎人群喧闹的口号声和响亮的锣鼓声中我们匆匆走出了车站。

第二天早上，几十辆老式而陈旧的客车已列队在迎候我们了。先上车的人们坐在位子上兴奋地谈论着，激动和热情不减。不知为什么，待我上车时，车厢里已没空位子了，于是就在靠后的地板上把行李包挪开坐了下来。紧挨我边上还有一位，我一看，就是昨晚并行那个圆脸知青。见着我，他只是憨厚地笑笑。

我俩挤坐在一起没说什么话，只是机械地望着前方。前面的驾驶员忙着不停地扳方向盘。车子左弯右拐，时而轰鸣地望上爬，时而又急切地往下冲。我们的身体也随之一起晃动并互相挤压。有时猛的一下屁股会被高高弹起又重重落下，引起车厢里的一片惊叫。二个坐在地板上的人，跌落的感受显然要更厉害一点，但此时他和我一样，最多只是本能的轻轻“哎”一声。

一路上我俩就这样挤靠在一起而成为了“亲密”战友。

车子昼行夜息，中午则停在小县城里用餐。每当此时，我们两个“多余的人”就相伴而行。得知他的名字叫赵德源，穿的是半新的灰色衣裤，解放鞋。眼神中有着几分的忧郁和自卑。他的话很少，语速慢慢的，声音低低的。我们也只是说些眼面前的事。

到了农场，我们被分在一个连队且又同住一屋。我清楚记得那天为了把蚊帐挂上去，面对一张光光的床，他看看我，我看看他，心想：这往哪儿挂呵？最后，两个笨手笨脚的人折腾了半天，总算东拉西扯地把蚊帐吊了上去。

一个月后，我被调往新建连队。由于没有电话及交通工具。加上自己生活得又累就没再联系了。后来听说在我调走后不久，他也被调往新建的十五队。后划归为十五分场一队。

大约到了75年，那天不知怎的我突然心血来潮怀念起我的“亲密”战友了。于是在热辣辣的太阳下走了几个小时到了十五分场。在场部一排平房端头的阴影里看到他正给人理发。见我来后，他憨厚地笑笑。感觉得出他是高兴的。

“你怎么理发啦” 我有点新奇。

“你不知道？我是祖传的手艺。”他自豪的说。

“是吗？”以前从没听他说过。

“你看，这些家什都是我爸给我的。”说着他展示了一下手中的推子。看的出他喜欢这份工作。

我想，比起在山上挥锄头，这活要轻松多了，而且不再晒太阳，我为他高兴。

“没有专门理发的房间？”见他在露天给人理发，我问道。

“没有。”

“下雨天呢？”

“走廊里。”

“那你的家什放哪儿？”

“办公室。”

“你也有办公室？”这可是干部身份的象征呵。

“就放在这台子后面。”他带我到办公室，指着桌子后面的角落告诉我。

虽然我觉得这也太不正规了，但想想能这样已经很不错了。

接下来理所当然地是他给我剃头。

“十五分场我最大。”他一边用理发推子在我头上喀嚓喀嚓地推着，一边自豪的说。语调依旧慢慢的。

“是吗？”我当然不信。

“场长、书记的头我随摸摸。我把他扳向东，就朝东。转到西，就朝西。”他笑着说。

我也笑了，感觉到他幽默后面的满足感。

之后，我们就一直没有联系过。79年我回到上海，终日忙于生计，依旧没有和他有什么联系。

大概在2001年，突然听人说赵德源回来了，有人看见他在共富新村的马路边给人理发。于是，那一张圆圆的带着憨厚笑意的脸立刻又浮现在我的眼前。二十多年过去了，如同失踪了一般，突然地他又冒了出来。

他怎么样？活的好吗？当年为什么没有回来？这么多年又混的怎样？

在上海外环边上的共富新村，我们终于又见面了。他站在小区的大门口，依旧是憨厚的笑意，胖胖的圆脸已变成了一张木纳的、已呈老态的长方脸。头发黑白相间，穿的是一件工厂里的工作服，脚上是球鞋。

在到他家最后一层的楼梯上，我听到他老婆响亮而又热情的招呼声。

让进房间后，赵德源坐在椅子上很少说话，我们一起抽着烟。当谈到什么事情时总是他老婆抢先说了。

“什么时候回来的？”我问道。

“98年”

98年，我心里一算，68年我们一起下乡，刚好有30年。30年了，他还是回来了。

“小孩也回来了？”我又问道。

“大儿子一直在上海，小儿子也一起回来了。”他老婆回答，说的是带有苏北口音的普通话。

“小儿子多大了？”

“回来那年18岁，原来在农中读高中。”还是他老婆回答。

“18岁？那年我们下乡也就17、8岁。”我不禁感慨地说道。这一晃……。

“你们是什么时候结的婚？”我继续问道。

“76年。”赵德源的声音依旧又低又粗。

“你太太不是知青？”事先我已听别人说过，但不知其详。

“我是扬州乡下的。那时是他爸托人来说的亲，我就跟他到上海。结了婚就跟他到农场去了。”他老婆接着回答，过后还拿出当年他们结婚时拍的半身照给我看。

照片上，年轻时的扬州姑娘长的还是很清秀的。赵德源在憨厚地微笑着。

结婚成了家，他们就住在场部仓库后面隔出来的半间披棚里。一年后有了孩子。当78年底知青闹返城时，赵德源可以说已经没什么选择余地了。从别人的口中得知，当知青基本都走完后，有人问他：

“赵师傅，想不想回家呵？知青都走完了。”

娶外地老婆拖儿带女只能选择留下的赵德源自言自语地说：“回家干什么？又没地方住，在这里算了。”

他说的是实话。他们家住在一条大马路边（现铁路新客站南广场前）的一间私房里。当时来说这房子还算不错，是他父亲靠理发挣来的。但解放后二十多年来一直没动过，而兄妹五个都已长大。他的妹妹也已从安徽插队落户回去了。如果他拖家带口的回去住哪儿呢？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他清楚自己家的情况。再说老婆也没上海户口，每天的日子怎么过？好歹在农场还能够安身。

农场还算照顾他，在知青基本走完后，场部的一排砖瓦房让出一间配给了他。

我们就这样随便聊着。整个过程赵德源话很少，而不是知青的扬州妹子成了他门家的“发言人”。

交谈中他们还告诉我，顾秀珍夫妇也在附近买了房。顾秀珍是当年我们一起下的乡，后与退伍兵老杨结婚就留在了农场，听说也在15分场。前二年退休回了上海。于是电话联络后我就顺道去拜访他们。

“赵德源后来在农场混的怎样？”我随便问问。

“不太好。”老杨用云南话肯定地说。

“怎么会呢？他不是理发吗？”我有点疑惑。

“生意不好。搞到一点是一点，搞不到就没得。”老杨浓浓的云南话总把最后一个字重重地拖一下。

“农场不管？”我不信。

“不管，农场就管交“四金”，其它不管，叫做“自谋出路”。”老杨告诉我。

“生意怎么会不好呢？他的手艺可是祖传的呵。”我觉得不太可能。

“哎，说给你不信，那个洗头的破脸盆脏的很，边上一圈都粘的…不好说啦。洗头就到下面沟里去舀水，人家嫌脏。头也剃的不好，农场里的人一般都不叫他理，情愿跑到外面街上。”老杨边说边摇头。

“那个搪瓷脸盆有一些锈出来的小洞，伊就用小布条塞住。”同老杨响亮的云南话不同，顾秀珍是用轻轻的上海话补充说道。

“他在什么地方理发？”我继续问到。

“就在场部门口路边的那棵大油棕树下面。没有生意的时候就双手抄在背后站在那里”老杨把双手放在后面摆出姿势给我看。我想象他那时一定是呆呆地望着面前的那条红土路，眼神是茫然的。

“有时就坐在椅子上看书，要不就端着那个水烟筒呼噜呼噜地吸”

“他吸水烟？”我脑子里呈现出农场老工人歪着脑袋半个脸贴在竹筒上吸烟的神态。

“吸，经常是没烟丝了到我这里抓一坨去。有时实在没钱烟瘾上来了，地上的烟屁股也检起来吸。”

“看着可怜了，一个知青，那个裤子破了也不补，看得到屁股啦。鞋子就那么拖着，后跟从来不见好好穿在脚上。”老杨接着说。

“他老婆不管？”我说。

“他老婆自己管林地，回来要顾儿子，那里还顾的上他。”

“确实也难呵，二个儿子要养，四年探次亲要花费，怎么办？只能自己省了。”我深表同情。

“场部老工人的娃儿外面打工回来开了个理发店，他那里就更没什么生意了。楞个大一点点的小姑娘都搞不赢人家啦。”老杨用手比划着高度。

“是吗？”我不全信。

“人家是转椅，他是什么？一个破凳子。人家白大褂，他呢？…”

“人家在屋内，他在露天。”我能够想象。

“就是啦。水平也不如人家。人家是“美发”，他是“剃头”。不过那些老傣族还是找他理。”

“那么雨季天下雨怎么办？”知道别人在室内理发，我忽然想到这一点。

“不干，就躺在家里那个睡椅上，一个脚搁在另一个脚上看电视，那个小小的电视机，早就过时啦。”

“他不搞什么副业吗？比如养猪什么的？”我想如果副业搞的好，日子同样会过的红火。

“养过一头猪，不到三个月就死了。”老杨告诉我。

“那么他们家吃肉怎么办？”

“搞着就搞着，搞不着就没得啦。”

这次偶遇的聊天冲淡了我与朋友见面的喜悦，心情反倒沉重起来。

后来他们还告诉我，98年赵德源回来后摆过较长时间的剃头摊子。他理发，老婆管收钱。开始是放在集贸市场，但人家要收费，不让随便放。于是他就放到马路边的街沿上，但城管要管，经常来冲他们。于是城管来了他们就放到小区里，没人时再出去。

2002年我们一家三口回访农场，走之前我去问赵德源需要我做什么。他说：“帮我带个水烟筒”。我心里想：这家伙，云南蹲了30年，怎么连习性都变了。回来时我在大勐龙到处找不到卖水烟筒的，因为当地人需要的话，砍根竹子自己做，没有市场呵。后来在昆明火车站才看到，但不是我想要的那种原始的，古朴的东西，搞的有点花俏。没法随便拿了一个带给了他，园了他一个云南的情结。

到了2006年，有天老杨突然打电话告诉我说赵德源病了。于是我骑着摩托，头上带着帽盔沿着宽阔平整的共和新路直奔他的家。那天阳光灿烂，在靠阳台的一张临时床上，只见他左半身瘫痪无力地躺在那里。他是突然中风，已经不能说话。但他认得我，自始自终用右手紧握住我的手。眼睛看着我。在这眼神里，我又看到当年我们一起下乡时的神态，几分的忧郁和卑却。想到那年他给我理发时那种自豪的神态，我的眼睛湿润了。

一个多小时，我坐在他的床边就这样互相握住手。他不能说话，我也不想说什么，因为我觉得此时说什么都是多余的。耳边只听到他老婆絮絮不休。

今年3月，我去顾秀珍家玩，他们夫妇告诉我，赵德源死了，是去年8月份。

我一惊，不是听说后来好点了吗，还能扶着站在阳台上，怎么就走了呢？我粗算了一下，生病瘫下来还不到一年，这也太快了。

“死前我去看了，可怜了。那个大腿还没有我的手臂粗。那次去医院看病，他婆娘叫我去帮忙，在仁和医院。我背他的。呵，那个味道，臭死了。我几天都没吃好饭。”老杨告诉我。

过后，有一次我路经此地，在路上碰巧见到赵德源那个“发言人”的老婆。他那被亚热带阳光炙烤过的脸显得红朴朴的，额头上有着细微的汗珠。她说是跳完早舞刚回来。她还告诉我，赵德源墓地已买好，在月浦（上海北部郊区），是单墓。

“为什么不买双墓呢？价钱差不了多少” 我说。

“我还年轻嘛。” 他老婆回答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