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之后，文学创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那些伤痕文学特别是写知青的小说、影视作品十分地抢眼，也实实在在地感动和教育了一大批人。

作为同时代的我，“文革”中写知青的文学作品我也看到过，比如《铁旋风》等。但那都是从正面去描写的，当时觉得也蛮感人。“文革”后写知青的文学作品就更多，如《年轮》等，却主要是从揭露和否定的角度去描写的，让人看后有如梦初醒的感觉—哦，原来是这样！

但是，虽然事情已经过去多年，我如鲠在喉的感觉一直没能消减。这便是今天写作此文的动因。我没有文学功底，也不想拿着斧头去鲁班们前去忽悠。我只就事论事，说有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想法。

首先，“文革”后绝大多数的知青文学是走极端的。

在我所接触的小说以及影视剧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那就等于是流放，等于是苦难，等于是死亡等等吧。比如，某男孩被狼吃掉了，某女孩被村支书强奸了，某女孩未婚先孕，结果胎位不正，母子惨死；比如没有粮食，忍饥挨饿，衣服不及劳改犯，等等。一开始，我总以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确实给一些城里的孩子造成了不幸。但看得多了，就有些难以接受：怎么这么多的文学作品都会把上山下乡视为洪水猛兽，所有的当事人都会遭遇不幸，所有的当事人都会遭受磨难呢？

到我们这里来的知识青年，他们的生活际遇与文学作品所描写的有着天壤之别。知青点是专款修建的，一般都是安架房，即便是箍窑，顶子也一定是撒了瓦的；墙皮上着白灰，地面铺着青砖；有专门的灶房和厕所，这在当时的农家，有谁可以与他们相比呢？他们的劳动一般都是最轻的活计，女孩子大多安排在大队宣传队，出工不出工，出勤不出勤，都由着他们自己。因为他们的供给是有保障的。农民谁有这种福分？但你看他们的作为：在县城，兰州来的一帮简直是街头一霸：大夫那种小白帽，前边用烟头烧几个小洞戴在头上；黄胶鞋用刀或剪挖几个窟窿穿在脚上；谁戴着黄军帽就一把抓走，谁不顺眼便是拳脚。农民谁有这种威风呢？而在我们村的，也是三句话没完就出拳出脚，群众敢怒不敢言，因为从公社、大队到生产队，都严格要求，不许动知青们一指头。也只有晚上看电影，知青寻衅闹事时，那些平时受了他们太多欺侮的农村小伙才能乘机来上两手。你说，当年这些个人里怎么就不出那么一个作家，去写写他们当年的所作所为呢？

其次，“文革”后的知青文学绝大多数在感情上是高人一等的。

纵观“文革”后知青上山下乡的文艺作品，几乎无一例外的为他们的主人公喊冤叫屈：他们的主人公过着非人的生活，他们的主人公遭受了非人的磨难，他们的主人公的这辈子就被那个所谓的“上山下乡”给毁了！这其中所影射的，是对“文革”抑或对中央领导机构的激愤与不满，这里我们不是在评价“文革”，也就不再扯上这个话题。但作者们想过没有，既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那就必然没有被流放到荒无人烟的地方去。那既是有人的地方，请问，当地人是怎么活过来的？哪些回乡的知识青年又会是什么样的人生际遇呢？答案是，当地的农民们更苦，当地的知识青年更苦、更无奈！城里的青年都下乡来了，农村的青年还能到什么地方去？城里的青年有些已经返城，有些正在做这方面的努力，而农村的青年们呢？你能努力到哪去？当兵？这在当时确实是大多数农村青年的首选，但也不一定能争得上；但最终还是要回到农村的。至于按表现推荐招工，那既是凤毛麟角，又是复杂关系的角逐，有几个人敢有那种奢望呢？还有，“文革”你怎么说得一无是处，也不能把男女同居、未婚先孕，把城里知青返乡时的抛妻抛子这些臭狗屎全甩给它吧？“文革”的时代并非禁欲的时代！只能说，那是城市青年颓废、绝望的心理驱使下所产出的怪胎，这其中的责任决不能一推了之。再看看农村青年吧，有几人会有这样的作为呢？

“文革”后知青文学的作者们只是想突出当时城市人群中那些自认为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知识青年，而把农村最广大的农民包括那些回乡的知识青年根本没有当人看，或者说对那些更下等的人不屑一顾！你说，当你写出的那些东西来源于生活而又过高于生活，你那些艺术真实远离了生活的真实，那么，对于这个社会特别是对于后来人只能是误导，还能会有什么教益呢？如果你站在当时一个农村人的角度去看、去写，那么，你的作品又会是个什么模样呢？

文艺的功用不是猎奇，而是教育。我们的作品如果不是公正立场上的产物，那么，不要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