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日报》刊登了署名甄言的文章：《关于“普世价值”的几个认识》。我并没有读过这家报纸，看见司马南为之欢呼的说道，于是寻来网刊读了。我更不知道这个“甄言”是个人抑或一个写作班底，例如“四人帮”时期那些“梁效”、“石一歌”之类。倒是发现甄言的文章前言不搭后语，例如前边说：“理论上不存在全球统一的主体，现实中不同种群、国家的利益需求，又千差万别，怎么可能产生对谁都适用的普遍价值？”（简评：昏话！正因为“不存在全球统一的主体”，才可能产生大家共同追求的价值，也即普遍价值；倘若全球“统一”成单一的主体，“普遍”也就不存在了。）“那种所谓的‘适用于所有人适用于所有时间、所有地点，不以任何条件为转移的、必然性的’普世价值，事实上是不存在的。”但后边又说：“普世性价值是个抽象概念，它是人类在长期的生活实践和交往中，在不同文化的交流碰撞中，逐渐形成的共同价值取向，最后以规范化的形式表述出来。”又承认它确实存在了，不过作者接着解释道：“它来源于人类的共性，形成于诸多民族的共同参与之中，只是不同民族、国家对普世价值形成参与的早晚、贡献的大小不同而已。因此，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民族都是普世性价值的创作者，普世价值不是哪个‘优选的民族’独特的发明，普世价值体系是开放的体系。”唯独不甚明白的是，谁主张过普世价值“是哪个‘优选的民族’独特的发明”了？感觉到此文各部分大约为不同的人所写就，凑合到一起成文便难免发生这等自相矛盾、不堪理论的事情。

    我们必须看到，世上没有任何概念可以做到完全清晰，尤其是从哲学的层面上去探究，概念的边沿永远是渐进的、模糊的。例如“民主”，“美国式民主”就与“瑞典式民主”各执一端，例如美国政府对于市场只伸“看不见的手”，而瑞典政府则到处伸手；至于“中国式民主”就更滑稽了，它成了“为民作主”，“公仆”决定“主人”的权利。又如“社会主义”，自从这个概念诞生以来它就五花八门，《大英百科全书》曾经总结出六百多种“社会主义”模式。邓小平一而再、再而三地宣称：“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还没有搞清楚，反正我是搞不清楚。”然而，并不妨碍“社会主义”汗牛充栋，它甚至被写进宪法里去了。所谓“一犬吠形百犬吠声”，“公仆”们领头念叨他们自己也弄不明白的概念，“主人”们只能跟着调门齐唱“社会主义好”。

    然而概念的核心应该是清晰的，“民主”就是主张人权至上，或曰个体权利至上；“社会主义”就是坚持人权低下，或曰集体权利至上，这两者是背反的。同样，无论“普世价值”还有多少可供争议之处，它的核心也是清晰的：一个层面表示有利于全人类的进步与融合，另一个层面表示每一个人的权利都受到尊重。甄言先生看来连抽象与具体都弄混淆了，否则不会说出“不同民族、国家对普世价值形成参与的早晚、贡献的大小不同”这样的昏话来。价值不是东西，轮不到谁去“参与”更谈不上什么“贡献”，它只不过是一个尺度，衡量具体事物的用途

    文章的后半部分着力抨击“西方文明论”。只是很奇怪，普世价值本来就是全人类认同的文明成果，我并没有读到《南周》或者《南都》文章里谁说过普世价值是“西方文明”的什么。给辩论对手编造一个论点，然后煞有介事地抨击一通，与堂.吉柯德假设风车、酒囊为敌人然后行侠仗义差不到哪里去。即便文章列举的“如亨廷顿所说的‘普世文明的概念是西方文明的独特产物’，‘西方消费模式和大众文化在全世界的传播正在创造一个普世文明。’这就过分夸大了西方文明中的普世价值，把其中的特殊价值也普世化了。”亨廷顿的学术观点在西方也遭到不少批评，它根本不能代表西方学术界的主流意见，近观谈说普世价值的文章也确实没看见谁引用了他的观点来说事。我个人不认为亨氏的“东西方文明冲突论”是严谨的，文明应该只有一个，全人类所共有的才能叫做“文明”，任何局部的文化都不能称之为“文明”，充其量不过是这种文化里是否具有或有多少文明积淀。一句话，文明只能是各种文化现象中所具有的普世价值的历史积淀，亨氏危言耸听地宣扬“东西方文明冲突论”既不合理，也不利于“全球化”进程，这种“文明相对化”反倒是给各种冲突带来了冠冕堂皇的借口，弱化甚至消除了冲突的心理、道德障碍，使之愈演愈烈。我们认同普世价值本身，也包含了对亨氏“冲突理论”的否定。妙就妙在，司马南之流（包括甄言此文在内）所挑起的对于普世价值的讨伐，恰恰立足于亨廷顿“东西方文明冲突论”，他们打着“中国”的旗号踏着亨廷顿的鼓点狂跳，喋喋不休的所有说道其实不过为亨氏理论张目罢了！

    即使甄言所引这一段，亨氏说的也只是“普世文明”这个概念的起源，却无大碍，绝不等于“把西方的价值观等同于普世价值”。作者这个说道首先就把“价值观”与“价值”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搅混了，说他“搅混”，是我根本不认为他们分辨不了这两个概念，而是故意为之；其次，无论东南西北方，只要不是全人类认同的都谈不上“普世”，说“普世”就是说全人类主流认同，用不着作者在这里枉费许多笔墨来说废话。第三，任何概念都必然会有起源地，“普世文明”这个概念也不例外，亨氏说它“是西方文明的独特产物”并无大错，因为这个概念本来就就是西方首先提出然后才传导到世界的。何况，任何价值的存在及其普世性，与其创造并不是一码事，根本没理由混为一谈。我不怕犯忌摆些事实：“阿基米德定律”是否具有普世价值？它无论何时到地球的什么地方由哪一个族群来实验都是成立的，谁都可以用它来解决相关问题，难道不符合作者所谓“适用于所有人适用于所有时间、所有地点，不以任何条件为转移的、必然性的”这个苛刻条件？阿基米德正是西方文化的发祥地古希腊出现的物理学家数学家，他的科学成就还不止此定律。此外还有哥白尼的“日心说”、牛顿的“力学三大定律”等等，这样的例子数都数不过来，因为它们都是科学，而科学就是有因果系统的有实验共性结论的可重复验证的学问。说到底，科学正是人世间最具普世价值的事物，所谓“可重复验证”其实就是检验其普世价值，倘若换一个地点或时间或人群就不能重复验证者它的普世价值便不具备，也就不成为科学充其量只是“伪科学”。可怜靠着“反伪科学”才混得“斗士”头衔的司马南，竟然抽取科学的核心――普世性价值――来开刀，足以证实他当年充其量不过迎合上峰决意剿灭异端、邪教而“裸体冲锋”，至于什么是“科学”什么是“伪科学”他并没弄明白，他所明白的不过投权力之所好以为自己挣得些功名利禄而已。

    为什么普世价值这个概念会使得如此之多卫道士们跳脚乱骂？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尽管有人对于普世的东西给出了“全人类共同创造”这样的前提，但这个前提是有问题的。普世的东西必须获得全人类主流认同，对其发展有利，但不能等同于“共同创造”，例如“日心说”，绝对具有普世价值，但它根本不是“全人类共同创造”，只是哥白尼个人创造的；“四大发明”是中国人创造的，你不能因其具有普世价值便把它归于“全人类共同创造”。很不好意思的是我们的文化中普世价值成分太少，例如自然科学，它具有如此明显的普世价值，而搜遍中华文化竟然连科学这个概念也无，它还是从日本引进的。从小学到大学，学生们学习的各类科学知识基本上都是外国传来的，那一个个定理定律全都跟一个个外国名字联系着，就连我们得意不已的“四大发明”也是英国人李约瑟所归纳出来的，要不然我们还不明白老祖宗竟有如此创造。

    甄言的文章洋洋洒洒，基调是对于“普世价值”予以否定，为此作者弄来一个“共同价值”以取代“普世价值”中那些实在难得抹黑的内涵。一个可能性是：自打司马南趁着汶川地震之机会跳出来攻击《南方周末》某文章提及的“普世价值”之后，众多网民予以反驳，其中便有人引用了温家宝答记者问：“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2007年2月27日发表的温家宝文章《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里也有这段文字）以及今年5月7日胡锦涛与福田康夫共同签署的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所说：“为进一步理解和追求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和普遍价值进行紧密合作，不断加深对在长期交流中共同培育、共同拥有的文化的理解。”这使司马氏的后盾北京报系出版人有些难堪，他们毕竟属于体制内人物，必须遵守某些戒律。于是甄文强调：“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共同价值’或‘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与普世价值并不是同一个概念。共同价值是强调各民族、各国家从自己的历史实践中形成了带有人类共性的价值，共同价值是各民族都有贡献、共同认可的价值，而不是某一国、某些民族独创的专利。”这段话除了延续作者搅混“价值”与“价值观”这两个不同的概念之外，还显示北京报系“与中央保持一致”的脸面，顾不得文章前半部分对于“普世价值”的否定，加了一句：“如果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和界定‘普世价值’，就更能反映人类文明历史，更能推进人类文明。”结果是使人不得要领，读不懂作者究竟是赞同还是反对“普世价值”这个概念。如此逻辑混乱的文字组合，南方报系不予理会看来是一种合理的蔑视。

    需要指出的是，按照温家宝所说“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去想出一个“共同价值”的概念是很无聊的，甄言欲借此概念以自圆其说恐怕连自己都弄糊涂了。按照汉字的逻辑关系理解，“共同价值”绝非“普世价值”，任何两个以上的客体皆可以具有“共同价值”，例如牛肉、猪肉皆具有食用价值，也即其“共同价值”；然而它们绝对谈不上普世，伊斯兰教徒忌食猪肉，印度教徒忌食牛肉。由此可见，“共同价值”这个概念本身并无什么价值，相对于“普世价值”而言，还是一种倒退。其实，“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就是对于普世价值的肯定，价值观决定了对于价值的认同，只有“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得以成立，普世价值才会被认同。本质上，司马南之流包括北京报系那些才子们，他们的种种言说要害恰是否定“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他们拼命地摇晃“中国的”大旗，目的在于否定“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只有彻底否定这个价值观，才有可能否定普世价值的存在，如此而已。

    再说直白一些，我认为，现在中国某些人例如北京报系乃至司马南之流对于普世价值的否定，其本质不过是“闭关自守”观念死灰复燃的一种表演而已，这种表演自改革开放以来没有一天停止过。我们如果稍微了解一点中国近代历史，就不难看到，每当中国面临历史转折的关头，总会有一批遗老遗少跳出来大肆反对。中国近代之所以“落后挨打”，根子不在于列强持有“坚船利炮”，而在于中国自己的文化造就了太多鲁迅所说“他们的脑袋是用阴沉木做的”遗老遗少，这批人顽固地抵制一切进步，不承认任何普世价值，甚至连派出外交使臣也认定是有辱国格的事情。闹到义和团，就连铁路、电报线这类“西方文明”所发明的器物也必须予以捣毁破坏。现在的司马南之流比起义和团的大小师兄显然有进步了，他们一边乐于接受“西方文明”所发明的手表、汽车、火车、飞机、电视、电话、空调、手机、电脑、互联网等等所具有的普世价值，一边喋喋不休地论述普世价值的不存在乃至“神话”，人格分裂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其实，就在司马南、甄言之流洋洋洒洒否定普世价值的时候，这个价值正在越来越严重地冲击着中国的经济。美国发生的次贷危机不仅折腾着美国民众，也越来越明显地影响世界包括中国经济。去看看今年春季广交会吧，那里的客商明显减少，成交大幅度削减；再去看看长三角珠三角，已经有多少中小企业已经关门大吉，又有多少企业在苦苦挣扎以求活下去，还有多少企业卷铺盖搬家到越南等劳动力成本更低廉的国家？甚至有官员、学者不再幸灾乐祸庆贺美国的危机，倒反用“唇亡齿寒”这样的词语来描述了，而这个词语过去一直是用于北朝鲜这类“兄弟国家”身上的。无论这些激愤的无知人士怎样贬损普世价值，这个价值毫不客气地影响着全世界，当然也包括中国。客观的存在是不会被主观的认识所局限的，鸵鸟把脑袋埋进沙堆丝毫不会影响它的屁股被踢。当然，司马南、甄言之流并不在乎中国的经济形势面临何种危机的，只要他们自己得以扬名立万就知足了。

    为什么会在汶川地震这样的大灾难中挑起关于“普世价值”之争呢？很显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它是中国历史文化之陈腐成分不甘自身被扬弃的挣扎。众所周知，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获得巨大成就，但其致命缺陷恰在于严重缺乏创造力。经济上已经与世界市场紧密挂钩，创造力的缺乏使中国经济只能充当世界经济的附庸而不可能发挥导向作用。为了突破这个瓶颈，十七大确立继续改革开放的总方针之后，又提出了“进一步解放思想”的主张。今年伊始，南方报系便开始张扬“进一步解放思想”的主题，接着是《南都》受到围攻，一连串变故之后，司马南充当马前卒挑起了对于《南周》的“裸体冲锋”。司马先生是一位不甘逐渐过气的三流明星，正恨不得将地震灾区所有的罹难者的尸骨与血泪全都化作他继续扬名立万的肥料，看来他已经实现了部分目标，使自己的名气跟着余震看涨。他挑起争论显然与高层某些潜流不谋而合甚至有谋而合，总之，“进一步解放思想”的主题被冲淡了，

    俺的前一个帖子说了普世价值的世界性，还未涉及它的另一层含义：即平民性。众所周知，“普世”这个词源于宗教，古希腊就有oikoumene来描述它，意思是“整个有人居住的世界”；古罗马以公民权的逐渐开放演绎了其含义；在中国，儒家学说里的“施仁政”已经具有“普世”的内容，正因此汉族才会同化各个历史时期的外族，实现孙中山所提议的“中华民族”；基督教的新教更是发起了一场“普世运动”，以寻求各教会之间的合一与和平发展；自法国大革命延伸至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也迎合了“普世”的部分含义，所不同的是它的手段丝毫也无“普世”的内涵；直至2000年8月联合国第55次大会以人权委员会对土耳其的调查报告所作决议，“普世”的含义被诠释为“消除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的一切形式的不容忍和歧视问题”。

    “普世”的对立面就是“狭隘”，人类的全部文明史正是消除狭隘走向普世的历史。关于此，无论是《北京晚报》编导或司马南之流在意识形态酱缸里被浸泡得木讷的脑袋是不可能想明白的，他们恰如毛泽东所言，是“愿意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的那一拨人。无论打着何种旗号，民族的、国家的、地域的、宗教的、阶级的，等等，屁股上都打着“狭隘”烙印，它们的瓤子里都必不可免地隐藏着对另一些人的“不容忍和歧视”，最终的结果只能是“战争解决问题”，其实也就是动物世界里“牙齿解决问题”的延伸，决不是人性。

    鲁迅先生1925年4月29日写下《灯下漫笔》一文，我们无妨摘录其中一段文字如下：

任凭你爱排场的学者们怎样铺张，修史时候设些什么“汉族发祥时代”“汉族发达时代”“汉族中兴时代”的好题目，好意诚然是可感的，但措辞太绕弯子了。有更直截了当的说法在这里――

一、 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二、 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早就死掉了的郭沫若之流就不去说了，现在振振有词的余秋雨、王兆山、司马南等等，大抵都是些自以为“做稳了奴隶”因而有责任有义务写文字劝导那些“想做奴隶而不得”的人们，他们应该怎样做奴隶。

    那么，汶川大地震救灾与唐山大地震救灾有何不同？其他的我们就不去列举，第一，唐山救灾不存在自愿者前往灾区施救的现象，也即不存在民间自主自为的救援行动；第二，唐山救灾不允许外国救援队进入灾区施救，还拒绝了一切外国援助。这两点恰恰证明了现在的中国党和政府与32年前那个党和政府在价值观上的差异。鼠目寸光的司马南之流是不可能看到这个差异的，所以他们以为什么都一样。而这两个差异又证明温家宝总理说的：“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不是说说而已，而是认真的。也就是《南方周末》文章里所提及的“兑现承诺”，对于普世价值的承诺。

    有一位叫做甄言的――我不知道他是个人抑或一个团队，例如当年“四人帮”组建的“梁效”、“石一歌”那样的团队――大概发觉了温总理答记者问使他们被动，吃体制内的饭若不与中央保持一致即使不砸了饭碗也会使饭碗贬值的，于是在《北京日报》上又发文章：《关于“普世价值”的几个认识》司马南如获至宝，格外用黑体字录下“《北京日报》质问得好：“理论上不存在全球统一的主体，现实中不同种群、国家的利益需求，又千差万别，怎么可能产生对谁都适用的普遍价值？”两行字。这种“外行话”只有司马南之流才会奉若至宝，建议他们去读一下老毛《矛盾论》，看看“矛盾的同一性”是从哪里来的？要么就认真批驳一下老毛的这本书，不要四处出洋相。

    甄言还强调了一个观点：“当今国际社会，在全球化条件下，‘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仍然是通行的不容置疑的原则”。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陈腐观念，照此办理，人类必将重蹈中世纪原则，绝无宁日，全球化只能是一句空话。对于任何国家，其国家利益无疑是重要的，但决不可“高于一切”。对外，国家利益只能与他国利益谋求双赢互利，任何国家之利益如果“高于一切”，如希特勒、斯大林、东条英机、萨达姆，该国必然侵略成性，除了惨败不会有别的出路；对内，国家利益只能服从于民众利益，也即低于民众利益，国家只能是公民授权的管理机构，国家利益如果“高于一切”，必然会出现专制独裁的暴政。甄言先生脑子里信守着这一条陈腐的“不容置疑的原则”，可见其侈谈什么“共同价值”完全是虚伪的，在他所认定的“原则”之下，既然存在“高于一切”的价值，哪里还有什么“共同价值”的容身之地？作者的价值观显然是分裂的，矛盾的，混乱的，他骨子里深藏着对于人权的蔑视，嘴巴上夸夸其谈“为人民服务”的谎言，究其根源，无非只是一种欺骗，为权势永远骑在人民头上从而自己也分一杯羹所作的欺骗。（2008.9）

附：两篇原文

作者：甄言

近年来，“普世价值”已经成为一个新的流行语，频频出现在网络、报刊等媒体上，普世价值问题显然日益为人们所关注。然而，关于普世价值众说纷纭，很多问题都有必要深入讨论，比如，究竟什么是普世价值，存在不存在普世价值？如果存在，又该由谁来认定？普世价值是抽象概念还是具体的历史的？普世价值是否为某一民族某一国家所独创所专有？等等。本文试从哲学角度对以上问题做些探讨。

　　一、 有没有普世价值

是否存在普世价值，这本身就是有争议的问题。从哲学意义上说，没有只具有普遍性而无特殊性的绝对概念。长期以来，似乎并没有人对“普世价值”做出科学而充分的表述。从这个意义上说，普世价值并不是一个严谨科学的概念。但我们既然承认事物的普遍性，也就可以从概念上对普世价值加以描述。

要回答和描述什么是普世价值，就要先弄清什么是价值。从哲学角度看，所谓价值，是客体与一定主体发生关系时所产生的作用、效果的特定质态。区别这种质态（正负、好坏及其量的等级）的标准并不在于客体，而在于具体的主体。因此，当我们谈论任何价值的时候，都不仅要指明是“什么事物的价值”，尤其要指明“对于谁以及哪一方面的价值”。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准确判断某一个具体的价值。

从主客体关系角度来说，所谓普世价值，具有永恒的、普世性的价值，是对所有人都普遍适用的价值。这有三层意义：第一，这种价值具有普遍适用性，即不仅适用于个别人、少数人甚至大多数人，而且应适用于所有的人；第二，这种价值具有普遍的永恒性，不仅适用于一时一地，而且适用于所有时间、所有地点，不以任何条件为转移；第三，这种价值要以具有普遍必然性的命题来表述。可以说，这是关于普世价值的绝对和抽象意义上的定义。

按照这个定义，观念形态的东西很难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普世性。而且从人类发展史看，几乎没有形成从古至今不变的、适用于所有人的“普世价值”。因而，目前，大多数学者并不从绝对和抽象意义上来讨论普世价值，而是从相对性或者说现实的角度来理解普世价值：只要具备或者大致具备了上述条件的命题，即可称普世价值命题。也就是说，这种价值只是具备了在一定范围内的共同性。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价值原则在今天的人们看来，应该是最具普世性的，而且早在孔子时代就已经提出来了。但是几千年来，它究竟在何时、何地、被何人真正实行过，又为什么难以实行，则值得做更深入的探讨。

二、 “普世价值”只能是一种有限度的价值统一

从理论上说，既然价值是客体与一定主体发生关系时所产生的作用、效果的特定质态，因此，我们不可能抛开主体去空谈价值特别是普世价值。而人的主体形态又不是抽象单一的，而是具体的、多层次的、多样化的。每一个个体（包括个人以及团体、民族、国家等共同体），都以一定的方式存在并成为独立的主体。这些主体在生存环境、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上存在的差别，以及其生活方式和活动内容的不同，构成了主体多样化的现实。而尊重、确立多样化、多层次性的主体的地位，肯定他们的文化传统与现实利益的差别，承认特色和不同，是文明社会的基本准则。也就是说，这些特定的主体并不能简单地靠某种强力“统一”、“一致”起来。

从实践来看，现实中的主体也并非都准备实现“统一”。我们看到，在当今国际社会，在全球化条件下，“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仍然是通行的不容置疑的原则，越是强国，越是毫无顾忌，直言不讳。而弱势国家也已逐渐觉醒，通过不断探索实践，形成自己的发展特色和道路，维护着自己民族、国家的利益，对人类文明做着自己应有的贡献。民族国家如此，诸如宗教、阶级、企业、个人等，立场更是复杂而难以协调，差异和分歧更是多样而尖锐。

 

因此，正由于普世价值的主体——人、民族、国家，是具体的、历史的、相对的，那么普世价值的内涵、内容、作用方式等也是具体的、相对的。普世价值只能是一种有限度的价值统一。有人或许会说，人们从古至今一直推崇的“真善美”，难道不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吗？可是人们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不同的民族、国家、阶级、阶层，对它们内涵的理解是有很大差异的。这种内容上的差异性无不反映着特定时代、特定族群的独特性。也就是说，这里的普世性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

三、为什么人类会有共同追求的价值观

强调普世价值的相对性，并不否认人类有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实际上，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正如一个硬币的两面一样。我们要看到，尽管由于人们所处的社会、 自然环境不同，形成了多元化、多样性的文化，但人性又确实有共同的一面，有超越民族、阶级和时代的共同点，所以能够形成一些具有共同性的理论及规则，再通过这些规则来调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的关系并促进民族和国家的发展。有共性，才能有相互合作、相互学习的基础。完全否定了共同的价值取向，也就否认了未来走向共产主义，走向世界大同，走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阶段的可能性。

人类社会文化发展的历史，也提供了大量的可以证明共同价值存在的例子。比如，不同人类群体在道德信条和实践上有着跨文化的共通性、相似性，即使从来没有发生过文化接触的不相邻地区，也有某种相似的准则。像谋杀、偷盗、乱伦、撒谎等等，在很多文化里都是被禁止的，由它们所体现的维护群体共同生存条件、促进群体发展的价值原则，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性。

总之，应该这样来理解这一问题：不同人群的价值观念、文化观念，体现了个性与共性的统一，差异性和一致性的并存。一方面，彼此间特性和追求千差万别，呈现出天然的多样性。但是，另一方面，人类在基本特性和需求上又有着一致性，在面临的基本生存问题上有着天然的共通性。文化差异背后的共性就建立在基本的人类共性上，这是人类不同群体以及文化间实现沟通的基础。温家宝同志说：“”为什么人类会有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就是因为文化差异的背后有着人类的共性。在这里，否认文化价值观的统一性，或者否认文化价值观的差异性，都是片面的观点，是偏颇的表现。

　　 四、 “普世价值”能成为标签吗，“普世价值”能为某一民族某一国家所独创吗

首先，普世价值是人类在交往中逐渐形成的共同价值取向，不是某个民族或国家的独特发明。

    事实上，非西方文明与普世价值之间并不存在一条天然的鸿沟。佛教文化所提倡的“众生平等”主张，伊斯兰文化所提倡的“为正义和敬畏而互助互爱”的观念，儒家文化中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思想自由），“和为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思想主张，都包含有许多普世性的价值观念，它们都为普世性价值的形成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美洲印第安人和非洲黑人都主张人类平等相待、和平共处。今天的人们已经认识到，需要努力发掘美洲印第安人文化、非洲黑人文化、伊斯兰文化、儒家文化以及印度文化等所包含的普世性价值，寻找出人类普世性价值观念形成的多样性文化资源。

其次，不能。不能把普世价值标签化。

西方文化和其它文化一样，是世界上众多文化资源当中的一种。西方文化对普世性文化的贡献只是构成普世性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能替代普世性文化的全部。某些西方学者坚持“西方中心论”，把西方文明完全等同于普世价值，把非西方文明看作是特殊价值，在现实中的突出表现就是，一些国家自认为是人权、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的发明者、垄断者和输出者。他们成了普世价值的惟一认定者。这种西方文明中心论、西方价值绝对普世化的理论，一方面把非西方的各种文明和各种价值当作其对立面，一方面用经济制裁、外交封锁、政治颠覆、武力打击等手段来推进他们自认为是普世价值的东西。假如这种缺少对话的文化相对主义大行其道，必然导致极端民族主义的猖獗，这是对人类尊严、人类文明的严重亵渎。

如果每个国家或民族都把自己的价值观念视为普世价值观念，而把其它文化当作普世价值的对立面或附属物，那么普世价值就变成了人们手中任意摆布的一张牌，成了一个标签，可以按照自己的标准来随便贴。历史告诉我们，全人类统一意义上的普世价值，并不能产生于任何人的主观设计和良好愿望，哪怕这种设计和愿望本身是先进的、合理的；也不能靠强力推行去实现普世价值的推广。任何人的设计和愿望要想得到全人类的普遍认同，都必然是有条件的，这就是：它必须不仅在理念上，而且在实际上都能够适合人类绝大多数个体的生活方式和切身利益，并且为人们的经验和条件所认同。也就是说，只有在主观和客观上都具备了条件的价值选择，才有可能实现；否则，任何人也不可能将一种设计强加于全人类。历史上曾有过不少人企图将自己所认可的价值模式强加给他人，结果都以失败而告终。

实事求是地说，西方文明和其他文明一样，其中既有共同价值的内容，也有特殊性价值的内容，要具体分析。特别是现代西方文化，它是一个以技术和经济为主体的文化，而普世性文化是一个涵盖面极广的范畴，决不是现代西方文化所能包揽的。不同价值观的背后，都有不同的民族传统文化以及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子，西方国家竭力推行的普世性文化不能不夹杂着西方的价值观念。毋庸讳言，不同的国家或地区都有一个与普世性价值相衔接、相融合的问题，但不可能千篇一律地克隆西方民主模式、自由理念，而应有其独特的实现方式。

以“美式民主”为例，这一制度是结合美国国情而逐步形成的。美国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推进了民主化进程，这种“美式民主”，得到了美国人民的认可。但这种民主模式并非适用于所有国家。脱离了具体国情，违背了不同国家的文化传统和民族性格，再好的民主美景在实践上都会成为空中楼阁。而且，从输出民主的案例来看，由于理论与国情不符，水土不服，不但给输入国人民带来混乱甚至灾难，而且使民主精神失去了原有的价值。在一些输入“美式民主”的国家，民主非但不能成功解决政权与民众间的矛盾，反而使各种社会矛盾尖锐化。从威尔逊到布什，长达百年的“民主输出”，不论是在美国国内还是在国际社会受到的谴责远远大于少数执政者的自我吹嘘。

       五、中国应该为丰富人类的共同价值做出自己的贡献

在当代社会，随着各国交往的深入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积极参与，使得多样化的特殊性价值观念之间频繁发生碰撞和融合，在此过程中共同的价值观念得到不断充实、重构和完善。

从实际需要看，由于人类所面临的全球性新问题层出不穷，需要更加丰富的价值观来引导和处理，比如，随着科技和经济的发展，人类的支配力和创造力空前增强，而人类精神领域内却呈现出空前的混乱与迷惘，理想阙如、信仰危机已成为全球性问题；高科技条件下人类所面临的共同问题越来越多，环境问题、核扩散问题、霸权主义问题、人口问题和艾滋病问题等都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而成为全人类的共同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光靠一国或几国的力量显然是不够的。发展中国家要以独立的文化价值融入国际社会，把自身文化中包含的共同价值贡献给全人类，以此来为解决这些全球性问题奉献力量。同时，这也可以改变原先西方总是共同价值的输出国、自己总是共同价值的接受国的状态。由此形成各个国家地区的人们既是共同价值的认同者，又是共同价值的创造者的和谐局面。

就中国而言，我们应该而且也能够为丰富人类的共同价值做出自己的贡献。在今天这个世界上，“自由、民主、人权”这些价值已显然不足以应付人类面临的诸多挑战。如前所述，儒家文化倡导的“和为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完全可以成为具有共同性的价值观念。再往深一点说，儒学体系中的一些基本观念，诸如人本、和谐、太和、中庸、诚信等等，是历经几千年变迁和社会实践而被证明有利于人类生存发展及社会进步的精神财富。其中，儒家的“太和”理论，以“天人合一，万物一体”之“和”为最高境界，倡导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相处，这对于当今社会环境污染日益严重、自然资源日趋耗尽，生态危机日显突出的人类来说，无疑具有重大意义。“人本”、“民本”理论，肯定天地之间人为贵，国家社会民为本，就是肯定了人的生存权、发展权，肯定了人民的自主权利。“中庸”思想强调“执两用中”。所谓“执两”，就是了解形势、把握全局；所谓“用中”，就是恰到好处、解决矛盾、谋求永续发展。这种既强调民本，又强调中庸的思想，对于解决南北差距、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世界难题，无疑也是有着重要借鉴、参考意义的。儒家历来以“诚”为道德之本、行为之源，并且强调言行一致、知行合一。这也正是现代社会或所谓“后现代社会”的人们永远需要的基本价值观与人生哲学。

在当代的国际交往中，我们倡导“和平共处”，“和平”也应成为人类共同价值。没有和平，还能剩下多少“自由、民主、人权”？此外，为什么“以人为本”不能成为普世价值？为什么“和谐社会”不能成为普世价值？以强调“对抗”为特点的西方文明难道不能从讲究“包容”的中国文化中受到启迪吗？为什么“消除贫困”、“共同富裕”不能成为普世价值？现在世界上饥民人口超过发达国家人口总和，“消除贫困”应当成为普世价值。

总之，人类共同价值的探索和发展未有穷期。中国理应为此做出自己积极的贡献。（作者：甄言）

怎样认识所谓“普世价值”

冯虞章 2008年09月10日 　来源：人民日报

当下，“普世价值”之说渐见流行。一些人或宣扬西方自由主义的“普世价值”，或赞颂民主社会主义的“普世价值”，或把所谓儒家经典中的“圣心王意”、“天道性理”奉为“普世价值”。既然是“普世价值”，似乎就符合世间一切人的利益，凡是世人都应趋而奉之，不会说“不”了。这就不免使人有些神秘感。更有趣的是，有的人一面把意识形态性很强的内容说成是“普世价值”，一面又把所谓“淡化意识形态”宣扬为“普世价值”，叫人摸不着头脑。本文试图对此作些分析讨论。

一

为了深入地认识问题，阐明我们在“普世价值”问题上的基本观点和为什么在历史领域不应侈谈“普世价值”，需要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一步进行分析和讨论。

为此，我们要回顾和援引恩格斯对于杜林“永恒道德”论的分析批判。

杜林是一个先验主义者和形而上学者。他为了鼓吹人类历史领域也存在“永恒真理”、“永恒道德”、“永恒正义”，先确定了他的道德观和正义观适用于一切世界，认为道德的原则凌驾于“历史之上和现今的民族特性的差别之上”，而且不容许“对这些原则的绝对适用性表示失望”。他的道德论就是这种普遍适用的“永恒真理”。如果用今天有的人的语言，这些原则显然也就是“普世价值”了。对这种“永恒道德”论，恩格斯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批判。

首先，恩格斯指出道德是具有历史性的。人们的道德观念因历史时代、历史条件的发展变化而变更。就拿道德领域被认为具有绝对意义的善恶来说，其对立就是“在属于人类历史的领域中运动”，善恶观念从一个民族到另一个民族、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变更得这样厉害，以致它们常常是互相直接矛盾的。因此，不存在超历史的适合于一切民族和时代的善恶观念。

其次，恩格斯指出，在阶级产生以后，道德又具有阶级性。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道德。“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因此，不存在超阶级的、对各阶级都“绝对适用”的道德。与此同时，恩格斯还分析了不同阶级的道德论中的某种共性和不同社会形态中某种共同的道德戒律的问题，指出由于“有共同的历史背景”，不同阶级的道德论还是有一些共同的东西的。但归根到底，人们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的，所以各个阶级“都各有自己特殊的道德”。由于“经济发展阶段”的相似或限制，不同的社会里也会有大致相同的道德论，但这绝不意味着“永恒道德”的存在。从动产的私有制发展起来的时候起，在一切存在着这种私有制的社会里，道德戒律一定是共同的：切勿偷盗。但是，在消灭了私有制、消灭了阶级，从而“在偷盗动机已被消除的社会里”，如果有人把“切勿偷盗”宣布为道德原则，就只会遭到嘲笑了。

所以，恩格斯说：“我们驳斥一切想把任何道德教条当作永恒的、终极的、从此不变的道德规律强加给我们的企图，这种企图的借口是，道德的世界也有凌驾于历史和民族差别之上的不变的原则。相反地，我们断定，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还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他指出，在历史发展中，道德方面“总的说是有过进步的。但是我们还没有越出阶级道德。只有在不仅消灭了阶级对立，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忘却了这种对立的社会发展阶段上，超越阶级对立和超越对这种对立的回忆的、真正人的道德才成为可能。”

之所以较多地回顾和援引恩格斯对于杜林“永恒道德”论的剖析，是因为这里直接涉及对所谓存在具有“绝对适用性”的道德原则的评析。杜林鼓吹“永恒道德”论的借口，就是认为存在着凌驾于历史和民族差别之上的道德原则，即类似于今天一些人所说的历史和道德领域里的“普世价值”。因此可以认为，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于杜林“永恒道德”论的深入剖析，实际上也为我们今天看待“普世价值”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方法。由此，也可以进而形成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观点。

1.在历史和道德领域不存在“普世价值”，侈谈“普世价值”是没有根据、也站不住脚的。

既然前面的剖析已经说明，不存在凌驾于历史和民族差别之上的道德原则和“永恒道德”，其逻辑的结论就是，这个领域并不存在“普世价值”。或者换个角度来说，价值观与道德观具有同一的一面，相互贯通、相互制约，因而价值观如同道德观一样也具有历史性和阶级性。历史发展中不同阶级的利益主体的价值诉求各不相同，以至相互对立。由此也可以得出结论，超历史、超阶级的“普世价值”是不存在的。何况，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只有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和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的具体人性，而没有超历史、超阶级的抽象的“永恒”的“普遍人性”，又何来作为这种“普遍人性”的价值取向和观念表现的“普世价值”呢？

诚然，当年资产阶级作为“第三等级”的首领，在同封建贵族的斗争中提出的自由、平等、正义、人权的价值观，不仅代表本阶级的利益，也代表当时劳动阶级的利益。这种状况是由特定的历史背景和资产阶级在当时处于历史发展中进步阶级的地位造成的。尽管如此，资产阶级从它产生的时候起，同自己的对立物的矛盾冲突和不同的价值诉求就存在了。所以，“虽然总的说来，资产阶级在和贵族斗争时有权认为自己同时代表当时的各个劳动阶级的利益，但是在每一个大的资产阶级运动中都爆发过作为现代无产阶级的多少发展了的先驱者的那个阶级的独立运动。”在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更表明了其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理想化的王国，被宣布为主要的人权之一的则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

2.对于在“普世价值”旗号下宣扬的价值观，应当进行历史的、阶级的分析。

这是承认价值观、道德观的历史性和阶级性的必然要求。只有这样，才能认清它的实质，给予其符合事物本来面目的评价。我们以民主问题为例。民主是一种国家制度和阶级统治的形式。不能只看到在不同社会制度下都可采用的某些具体形式和做法，而忘却了事物的本质。事实上，从来就没有什么“一般民主”、“纯粹民主”、“普世民主”，有的只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阶级的民主。所谓“一般民主”、“普世民主”等等，是资本主义的辩护士用来掩盖民主的阶级性质、借以欺骗群众和输出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及社会制度的一种策略。

所以，在民主问题上，邓小平一面指出，在发扬民主方面我们在“制度上有许多不完善”，要把发扬民主作为“全党今后一个长时期的坚定不移的目标”；一面又指出，要看到“还有公然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所谓‘民主派’”，“对这些所谓‘民主派’的总的倾向和真正目的是什么，一定要认识清楚，不要天真。”他告诫：“我们在宣传民主的时候，一定要把社会主义民主同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民主严格地区别开来，一定要把对人民的民主和对敌人的专政结合起来，把民主和集中、民主和法制、民主和纪律、民主和党的领导结合起来。”进入新时期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指出“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强调“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其根本精神，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为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提供政治法律制度保证。这里鲜明地体现了在民主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原则，并非所谓追求“普世价值”。

3.不侈谈“普世价值”，又要在实践中通过扬弃吸收历史上和外国有进步作用的价值观、道德观的有益内容。

人们的价值观念、伦理观念虽然归根到底是当时社会的经济状况的产物，但首先必须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因此，我们既否定凌驾于历史和民族差别之上的“永恒道德”、“普世价值”，认为对于道德传统、伦理文化应当进行历史的、阶级的分析，又强调必须立足于今天新的时代实践，通过扬弃、吸收外国文明优秀成果，弘扬祖国传统文化精华。

对历史文化遗产包括对伦理文化的扬弃，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总的来说，就是要看它对于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的态度，把批判、继承、创新有机地统一起来，从而立足于新的时代实践，推动传统从旧质向新质转化，实现对古代优良传统的批判继承与超越，使之适合今天的历史发展和中国人民今天的实际需要。就对中国历史长期发生影响的孔子的以“仁”为核心的伦理观而言，孔子以“仁爱”释仁，表现了一种宽大的胸襟和道德境界；但他又把“仁”和“礼”相联系，提出“克己复礼为仁”。这表明“仁”的基本含义是要求通过约束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来维系旧有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制度。这种伦理观念是同中国封建社会发生、发展的一定时期相适应的，因而在历史上有过进步作用。但即使如此，在封建制度下，这种“仁爱”学说也不能不同它的实践严重脱节。剥削者的“己所不欲”，是不可能不施于劳动人民的。当阶级对抗激化时，这种学说就更显示出虚伪性和欺骗性来了。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它进行检查时，就发现孔子的“仁”“是仁于统治者一阶级而不仁于大众的”，因而对于“孔子的这类道德范畴，应给以历史的唯物论的批判，将其放在恰当的位置”。

“将其放在恰当的位置”，就是要尊重历史的发展，既反对全盘抛弃的历史虚无主义，又反对全盘吸收的文化保守主义，努力在批判继承中实现创新。正是在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中，在对古代文化传统的扬弃中，毛泽东对古代的伦理观念“仁”进行了改造，赋予了它新的内涵，并吸收了古代“民本”思想的有益内容，进而依据唯物史观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原理，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崭新的伦理观，在党的长期奋斗中形成了“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的优良传统。这是在扬弃中融批判、继承、创新于一体的光辉范例。

二

我们讨论“普世价值”问题的意义，在于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廓清在这个问题上的迷雾，确立起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观点，以有助于更好地揭露在“普世价值”外衣包裹下的错误思潮的实质，主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为此，必须指出以下几点。

1.宣扬“普世价值”的典型舆论具有鲜明的政治指向性，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我们的同志不应把“普世价值”当作时髦的用语，随声附和。

鼓吹西方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普世价值”的实质，以及为什么我们应当拒绝把它那一套所谓“普世”的“民主”、“自由”、“人权”强加给我们的图谋，而坚持走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已大体如前所述。还有人把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主张的私有化和非调控化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推崇为“普世价值”。近几年来，宣扬“普世价值”的舆论比较集中在民主、自由、人权和私有化等问题上，这不是偶然的。在我们坚持通过改革完善、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过程中，这是国内外某些势力打着“普世”旗号，把他们那一套全盘西化的主张和要求塞给我们，企图改变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种手段。有人声称：“市场经济容纳不了四项基本原则”，因为“市场经济是统一的”，“各国都必须按照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规则去行事”，“什么又要改革开放，又要四个坚持啊”，“这些都不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统一要求”；并声言：“要实现现代化，就要西化，就是要实行西方那一套。”这里虽然没有“普世价值”的用语，但其逻辑正是借把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奉为“普世价值”而企图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借把全盘西化奉为“普世价值”而企图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里触及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根本方向问题。这也使我们进一步看到：国内外某些人宣扬的“普世价值”说，具有极大的政治尖锐性。我们的同志自然不应把“普世价值”当做时髦用语随声附和。有的文章把党的十七大强调的解放思想解读为“我们应该追求‘普世价值’”；有的把党的文件中讲的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公平正义，以及摆脱贫困、实现现代化等，都随心所欲地解释为所谓选择了“普世价值”；有的甚至说“普世价值不应成为迁就民族特色的祭品”，要转向“普世价值体系”、“拥抱普世价值”。这是一种混乱而错误的观念，是同党的基本理论相悖的，也是违背十七大精神的。我们要注意同用“普世价值体系”取代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倾向划清界限。

2.为了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在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的同时，还必须注意那种把“淡化意识形态”宣扬为“普世价值”的主张和倾向，认清它的严重危害，清除它的影响。

所谓“淡化意识形态”或“去意识形态化”，是一种国际性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思潮，其哲学基础是抽象的人道主义和人性论。由此出发，必然否定、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用抽象的“共同人性”、“人类本性”作为最高的价值标准。从而，也就把否定阶级分析的所谓“淡化意识形态”、“非意识形态化”奉作“普世价值”。

这种观点无疑是很虚伪的。因为“淡化”也好，“去”也好，它要“淡化”和“去”的只是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并不“去”反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但是，由于缺少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不能正确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和西方思想文化渗透等原因，崇尚“淡化意识形态”、“非意识形态化”的倾向在一定范围内较为广泛地存在着，并由于抽象人道主义和“告别革命”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不断出现而得到加强。这种“淡化意识形态”、“非意识形态化”的倾向较之前面剖析的在“普世价值”外衣下的错误思潮，是从否定马克思主义观察社会历史现象的基本方法论的层面上提出的问题。从这一点来说，有其特殊的危害性。这种倾向的蔓延，将会严重危害党对意识形态领导的主动权，严重危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也将严重危害青年一代的健康成长和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培养。它会对青年学生的成长产生双重不良效应：一方面，由于崇尚“淡化意识形态”、“非意识形态化”，会大大削弱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青年学生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也由于崇尚“淡化意识形态”、“非意识形态化”，青年学生会对各种渠道来的错误思潮缺乏必要的戒备和鉴别力，而受其污染和侵蚀。那种一面在“普世价值”旗号下宣扬西方主流意识形态、一面又把“淡化意识形态”宣扬为“普世价值”的舆论，是在复杂的国际国内条件下出现的一种现象，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和警惕，并继续加以研究。

3.价值观念的普遍性，在不同领域和不同问题上情况有所不同。

一种价值观、道德观有多大的普遍适用性，受制于现实世界经济、政治关系中互相联结又互相矛盾的错综复杂的利益主体。即使在现今凸显的一些全球性问题上，也因不同国家的利益矛盾或有的执意采取双重标准等原因，而态度各异以致对立。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应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从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的利益出发给予正确的应对。

恩格斯在谈到社会生活中某种确定无疑的事实和常识是否是“永恒真理”时说，“喜欢对极简单的事物使用大字眼”是不聪明的。这对我们看待“普世价值”问题也有意义。当然，真正的普世价值、普世道德是会有的。但现在我们还没有超出阶级的价值观、道德观。只有在消灭了阶级对立，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忘却了这种对立的社会发展阶段上，超越阶级对立和超越这种对立的回忆的、真正的人的道德才成为可能，普世价值、普世道德的发展也才成为可能。这就是人类社会的共产主义时代了。（冯虞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