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上山下乡运动四十年 作者:龙泉庄主


 

   思考上山下乡运动四十年

         ——谨以此文纪念上山下乡运动40周年

 

思考上山下乡运动四十年,我忽然发现了知青定律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从此,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展开,遍及城镇的每一个角落。到1977年止,全国共有1700万城市青年下乡。当时全国总人口近8亿,城市人口近两亿,约三千多万个家庭,1700万知青按每家一个计算,意味着城市的半数家庭都有子女下乡。历时十年的上山下乡运动范围之广,影响之深,使其它运动望尘莫及。时至今日,“知青”这个特殊的名词,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它的含义可能只是一段历史;但对于那些经历者来说,它代表的却是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
  笔者从下乡的第一天起,就努力从正面去思考上山下乡运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但适得其反,竟然悟出了相反的道理。在随后的几十年时间,凡是接触到当年的知青,我都要与之攀谈,交流彼此对农村岁月的感受。在众说纷纭的意见中,我发现知青当事人对农村的亲身感受不尽相同,大致可分为感觉良好型、温和评介型及坚决反对型三种感受。为什么同一群体的当事人对同一事物竟然存在着三种不同的态度呢?经过长期的分析与思考,我忽然从中发现了知青定律。  

知青定律一:知青对农村岁月的感受与下乡时间成反比

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进行了十年之后,被彻底否定了!但贯穿于文革中的上山下乡运动却被人遗忘,当局即不肯定也不否定,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文革这个大运动中套有许多小运动,这是现在许多青年不知道的。经笔者粗略的不完全的回忆,就有:批判“三家村”、大串联、破四旧、清查516分子、文攻武卫、上山下乡、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批林批孔、整党和吐故纳新、批陈整风、反击右倾翻案风等十多个运动,这些运动长的有一两年,短的仅数月。但是上山下乡运动则长达十年之久(1968——1977,如果加上知青大返城的安置时间,则要计算到1979年),几乎贯穿于文革始终。
  由于家庭背境、个人能力与机遇的不同,知青在农村插队的时间也不尽相同。就我接触的知青来看,短的一年多,大多数是2至6年,最长的老三届知青和兵团知青竟然长达十年。我发现,知青对农村感受的不同,正是来源于他们下乡时间的长短。一般来说,下乡时间越短,对农村感觉越好;反之,下乡时间越长,对农村的感觉越糟。我在交谈中发现,大多数感觉良好型的知青在农村呆的时间不长,一般为1至2年,有的连国家供应粮都未吃完便离开农村,在以后几十年的个人生活中,留下的多是新鲜和有趣的回忆。另外,知青所在生产队的富裕程度、离家的远近、是否有人照应都会影响到他们对农村的评判。比如,在城郊落户的,或是投亲靠友的知青由于生活条件较好,对农村的感觉就好很多;反之,落户在边远山区,生活条件艰苦,时间又长达数年乃至于十年的知青,精神和身体的煎熬都达到了极限(个别女知青还受到基层流氓干部的凌辱),对上山下乡运动产生极大的反感就在情理之中。就我接触的知青来看,明确否定上山下乡运动的占了绝大多数,道理很简单,荒废了学业,毁掉了青春,老来一事无成!1978年2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在谈到知青工作时说:“社会上议论很多,四不满意是我讲的。青年不满意,家长不满意,社队不满意,国家也不满意嘛”。  

知青定律二:知青日后的事业成功与否与评判上山下乡运动成正比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极大地改变了共和国第一代青年的命运:他们在渴望知识的时候中断了学业;在身体发育的青少年时代却遭受饥饿和繁重的体力劳动。农村严酷的现实粉碎了他们的青春理想,为了国家他们不得不作出重大牺牲,把自己最美好的青春岁月留在了农村,从而成为文革的牺牲品。许多知青的人生轨迹可以概括为:60年代吃过糠、70年代下过乡、80年代返回城、90年代又下岗。许多人历尽磨难,到头来却面对下岗,靠低保度日的艰难岁月,成为衣食不保的贫困弱势群体,这就是那场运动的后遗症。可以说,大多数知青日后的事业是不成功的,他们否定上山下乡运动是必然的。但个别知青日后事业的成功影响了他们对上山下乡运动的主观评判,他们产生了错觉,出现了逻辑混乱,认为人生事业的成功一定要经过农村的磨练。这些人以富商巨贾和党政官员为主,他们认为,只有经过农村艰苦的磨练,才能吃苦耐劳,取得今天的成就。有的还喊出“青春无悔”的口号,对上山下乡运动给予充分的肯定。那么,他们真的愿意“扎根”农村一辈子,“青春无悔”真是他们发自肺腑的心声吗?请看知青定律三。  

知青定律三:即便是力挺上山下乡运动的知青也不愿“扎根”农村一辈子。

与上两条定律相比,这更是一条人人自觉遵守的铁律。文革中,当局树立了许多优秀知识青年的典型人物(恕我不在此处点名),但到头来都是远走高飞,有的头天还信誓旦旦要“扎根”农村一辈子,第二天就进了工厂。另一方面,知青在农村的处境牵动着亿万父母和亲属的心。为了孩子早日跳出“农门”,家长们使出了各种招数,拉关系,走后门,不正之风由此产生。由于每年招工名额实在太少,其拥挤程度不亚于当今的公务员考试。基层掌有实权官员的子女到农村犹如蜻蜓点水,很快就因招工、参军或是读工农兵大学而离开;一些文革中未倒台的中高级干部,直接把子女安排进部队当兵而躲过上山下乡,这种事在文革中屡见不鲜。影视剧《血色浪漫》就有真实而又精彩的描写,此处不作赘述。只有普通老百姓子女“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只能在农村苦熬。如果家庭出生不好,或是直系亲属有历史问题,那就只能等到1979年的知青大返城了。讫今为止,尚未发现一例志愿留在农村而不返城的知青(倒是有极个别知青因与社员结婚,按政策不能返城),由此可见知青定律三的正确性。

                                                                          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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