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红代会派遣到襄阳、郧阳地区调查1968年10月底，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两年多，老三届中学生上山下乡的形势已经迫在眉睫，可知青如何安置这个全社会关注的敏感话题却是云遮雾障，没有任何媒体予以报道。为了了解我省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现状，为即将到来的大规模的上山下乡提供决策依据，当年在武汉红代会工作过的李犁（女，汉阳铁中66届高中生）、刘泽敏（女，武汉20中68届高中生）、殷玉麟（武汉市六角亭中学66届初中生）和杜佚名（武汉一中67届初中生）自发商议决定，并征得红代会负责人的同意，以省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到湖北省鄂西北的襄阳、郧阳（现改为十堰市）地区去调查我省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现状。

所谓以省革命委员会的名义，仅仅是我们拿着武汉红代会的介绍信到省革委会转开的介绍信，以引起所到之处地、县领导们的重视。我们在红代会领到了出差经费，怀揣着省革委会的介绍信，没有照相机可带，我带着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和一本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作为旅途的学习资料。于10月31日上午踏上前往鄂西北的行程。

路过随县，定下调查方向

我们买了汉口至随县的火车慢车硬座车票，经过六、七个小时逢站必停的旅程，于10月31日傍晚到达随县（今随州市）县城。一路上，大家兴致很高，决心认真做好调查，掌握真实的第一手资料，回汉时写成调查报告，交给省、市革委会有关领导，为大规模的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提供一点经验和教训，为红卫兵运动的结束做一点有益的贡献。

到达随县已是傍晚时分，我们看了一下历史悠久的随县县城、低矮的黑布瓦木板结构的民房和青石板路铺成的狭窄巷道，又到新建成的随县县城大街走了一圈。所谓新县城仅两条不长道路交叉形成的十字形街道。街道和老县城比较起来还算宽敞。街道两旁房屋也比较简陋。三、四层楼房就算高大的建筑物了。我们掏出介绍信，在县招待所办了住宿手续。当时的县招待所，每间房间里也就是摆放三四张单人木板床，床上放有一床旧被子而已。。

我们在招待所食堂刚吃完晚饭，听到大街上的广播喇叭里传来正在广播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的新闻公报，新闻公报的内容我记忆中印象很深的是全会通过了中央对刘少奇的专案审查报告，决定撤消刘少奇党内外一切职务，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播音员还以激昂的语调，严厉批判了去年春天那股“二月逆流”，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传达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公报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伟大胜利。

广播刚刚结束，招待所有人就招呼全体旅客出来上街游行，就像毛主席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所说的：“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着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大家虽互不相识，但也都很快来到招待所门前列队等候出发。招待所的工作人员准备了红旗、毛主席画像、锣鼓等，我们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旅客和当地各工厂、居民一起拥挤在县城大街上，敲锣打鼓，高呼口号，庆祝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伟大胜利。游行一直到十来点钟才结束。

第二天上午，我们一行来到随县革命委员会，找到了分管知青工作的民政组同志。我们掏出省革委会的介绍信，说明了来意。对方向我们介绍说，你们要去的襄阳、郧阳地区比较起来，我们襄阳地区的自然条件较好。襄阳地区多为平原和丘陵，农作物以小麦、棉花为主，水稻种植较少，而郧阳地区多为山区，自然条件相对恶劣，经济上更加落后。随县在襄阳地区算得上是自然条件较好的，随县的下乡知青较少，都是文革前的65、66年县城和各城镇高、初中毕业的下乡知青，没有武汉知青。听了介绍，我们几人简单地商量了一下，决定我们这次行程在每个地区选一个县、一个知青点进行调查。为了使调查有代表性，掌握真实的第一手资料，我们要尽量摆脱地、县工作人员的跟随、选择最艰苦的地方去调查。因为我们的差旅费有限，不可能打持久战，只能速战速决。于是我们决定离开随县，去看看更为艰苦的地方。

走马观花看襄阳

从随县乘火车来到襄樊市，我们来不及浏览市容，看看城墙和民居保存完好的襄阳古城，也克制自己从少年时代起就耳熟能详且近在咫尺的诸葛孔明故居隆中的神秘诱惑，直奔襄阳地区革委会所在地襄阳城内。在设施极其简陋的原地委行署办公地，地区革委会分管工、青、妇一位干练的中年女干部接待了我们，听完我们的来意，她十分果断地决定说，不远的襄阳县一个生产大队就有下乡知青，你们不必到处跑，看看这个知青点就行了。我们原本想到最艰苦的知青点的想法被她拆散，也不好固执己见，就在她的带领下，我们一行人步行走了十几里路，来到襄樊市郊的一个生产大队。

这里是一片平缓的丘陵地带，以旱地为主，有少量水稻田，农作物以棉花、小麦、玉米、高粱、红薯为主，农民以生产队为单位，整天都在地里集体劳作。这位地区革委会的女干部找来大队、小队干部，就向我们这几位省城来的调查组汇报起知青安置的工作来，我们几人虽没有农村调查的经验，但都明显地有被人哄骗的感觉。所以，农村基层干部究竟向我们讲了些什么，我是毫无印象的，我想他们无非是想告诉我们，他们很重视知青下乡的安置工作；同时，也介绍这些下乡的襄樊知青们表现得很好。

农村干部带领我们去看知青点的住房，在一座三开间的土砖黑瓦的农居里，几位襄樊市文革前的下乡知青用疑惑的眼光打量着我们这几位天外来客。他们肯定不会想到，过不了一两个月，我们这一行人就会和他们一样，全部下放到农村去，重复他们以往的岁月。我们在各级干部的陪同下，竟然连召开一个形式上的知青座谈会都忘记了，或者是当时我们感觉，这种肯定了解不到真实情况的会议，不如不开。因为以我们省革委会调查组的身份，如果想召开一个任何形式的调查会，农村干部们都不敢拒绝。

路过一户农民的家，这家人正在吃午饭，我们想看看当地农民的真实生活状况，就走了进去。厨房铁锅里煮着一大锅带皮的红薯，一家六七个大人小孩围坐在堂屋四周，每个人用手一边剥着红薯皮，一边吃着热气腾腾的煮红薯。猪、狗、猫和十几只鸡在人群中穿来跳去，抢夺着主人扔在地上的红薯皮，好一幅人畜和谐共餐的风俗画。村干部介绍说，这里的农民一年约有大半年以红薯为主粮。不用说，我们想了解的襄樊知青的饭食不会比我们看到的好到哪里。不枉此行，我终生记住了襄阳农民当时最典型最有特征的生活状况。

参观丹江大坝水利工程

在最初的印象中，襄阳地区的农民应该是比较富裕的，我们看到襄樊市近郊的农民生活竟是如此贫困，我们对即将到来的郧阳地区的调查就更为向往了。

我们坐火车继续向鄂西北进发，来到均县（今已与光化县一同改为丹江口市）。当年的汉丹线铁路就到了尽头。当时著名的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丹江大坝刚刚落成，已开始发电。走近丹江口水利工程大坝，只见一道宏伟壮观、长约上千米的大坝横亘在两山之间，大坝水的落差大约有上百米。滚滚而下的排天巨浪，腾起上百米浪花水雾，比起我30多年后参观长江三峡大坝还要壮观得多。

我们带的省革委会介绍发挥了作用，我们要求参观丹江水利枢纽工程，一位副总指挥长把我们几人带进解放军战士警戒森严的大坝内参观，详细地讲解丹江水利枢纽工程的方方面面。他向我们介绍巨大的发电机组时，形象地告诉我们，现在大坝仅安装了1台水力发电机组，将来一共可以安装6台发电机组，届时丹江水利工程的发电量完全可以满足湖北、河南，包括武汉市这座特大城市工业及民用电的全部用量，电费可以由现在的八分钱一度下降到两分钱一度。我们还看了丹江水利工程的大型沙盘模型，我们都很兴奋，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国力昌盛感到骄傲和自豪，渴望将来自己也能为祖国建功立业。但谁也没有料到，这就是我们人生即将发生重大转折的开始。

在大坝附近的空地上，我们看到十几张铺在地上，每一张有3米见方的篾席上，晾晒着从背脊处剖开，摊开着像斗笠般大的一块块腌鱼的奇景。丹江水利工程局的人告诉我们，丹江大坝筑成以后，水位提高到160多米，形成了巨大的人工湖。人工湖里长成了很多大鱼，当地人自古以来没吃过鱼，也不敢吃鱼，害怕鱼刺扎了喉咙，更重要的是没钱买不起鱼。所以这些大城市里极其罕见的深水养的大鱼在当地竟卖5分钱一斤，只有修水利工程拿工资的人才买得起。当时城市里买鱼是要凭票供应的，每逢过年过节才发每人1斤鱼票，那时，武汉市凭票供应的多半是冰冻的鲢子鱼。而这里的水电职工每人就买了上千斤的青、鲩、鲤鱼，将其腌好晒干，以便于过春节带回城里去。那每张篾席上晾晒的干鱼，基本可以认定是一个人买的。

从均县到郧县体验山高路险

为了到达郧阳地区革命委员会的所在地郧县，我们改乘长途公共汽车。郧阳地区山多山高、地势险要，可耕土地资源不到国土面积的10％。当地人介绍说，郧阳有三大宝：包谷、红薯、龙须草。龙须草是一种多年生的草本植物，能长到1米高以上，但多长在多湿的山岩缝隙间及小溪、河边。我想收获起来也不是很容易的。龙须草是一种优质的造纸原料。但这三大宝在当时都属价格十分低廉的初级农产品、且郧阳地区交通十分不便、运输极为艰难，再好的物资不能交易也就失去了被称为宝的意义了。所以当地人生活十分贫困。由于历史上当地缺乏含碘的海盐，所以解放后还有少数人患粗脖子病，我们此次前往，也看到了少数的患者。

均县距郧县虽然只有100多公里，但公路全是盘山而行的，当时既没有隧道工程，也极少有桥梁作为道路，而且根本就没有高速公路。我们坐了一整天的汽车才到达郧县县城。那时的道路几乎全是以碎砂石铺设的，道路的宽度仅能勉强通过两辆汽车。我们乘坐的长途汽车在公路上只要遇到对面有汽车迎面开来，靠路里边的一辆汽车就会自动寻找道路上较宽的地方，紧挨道路里边停下来，然后另一辆汽车就会小心翼翼，几乎擦着迎面停着汽车车厢的墙板，靠外边的车轮离悬崖峭壁的山路边缘不到一尺宽的距离，下面就是万丈深渊，每当我们坐的车辆错车时，那种惊险、刺激的感觉是无法言喻的。车辆盘山而行时，坐在汽车上面就像要朝没有道路的山下开去。所谓“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界，只有这时才能真正领会。有时白云在道路前方或脚下缭绕，看着山脚下远远的村庄、道路，就像坐在飞机上俯瞰大地，村落是那么地渺小，道路像一条条曲曲弯弯白色细长的羊肠，给人的第一感觉绝不是壮观和美丽，而是恐怖和后怕。

经过千百次的错车和上山下山，我们终于到达郧县县城。我们在一个很不起眼的平房小院找到了地区革委会，接待人员看了看我们的介绍信，听我们讲了要看看最艰苦地方下乡知青的要求，不假思索地说：“房县有一些下乡知青，要不你们直接去找房县县革委会。”因为房县距郧县还有几百里山路的距离，去房县比我们从均县到郧县路更难走。没人跟随我们，我们却有点犯难了，去吧，我们带的路费早已花费过半，如果去了恐难以返回。不去吧，已经走了这么远，还没看到知青的生存状况，有违我们来此的初衷。经过大家商议，同行的两位女生比我们的意志还要坚定：“去，一定要去！哪怕少吃饭也没有关系。”沿途，我们经过一所小学校模样的有几座平房组成的一个小院落，当地人告诉我们，这就是第二汽车制造厂的大本营十堰。也就是未来的十堰市。

在郧县街头，我们看到农民将三根木棍一支，就将猪肉、牛羊肉挂在木棍架子上卖，没有我们在城里常见的肉案。更多的农民是将干辣椒、花生、鸡蛋等摆在地上，也没有秤作为计量工具，有的是估堆卖钱，有的干脆以物易物，和人类在原始社会末期的交易一样。这是我们以前在城市里所从来没有见过的。

现在要讲讲我们沿途是怎么吃饭的。自从进入郧阳地区地界均县以来，几乎不论长途客车停在哪里，餐馆的饭菜品种、价格都是千篇一律的。可以买到的菜肴只有一种：黑木耳、黄花菜炒肉片，每盘八角，份量是八寸的盘子盛满一大盘，足够两个人吃一餐；主食也仅有一种，像圆面包那样的大白馒头，一角五分钱、半斤粮票一个。黑木耳、黄花菜是当地的特产，在当地并不稀罕。每当停车吃饭时，像当今火车上很少有人到餐车吃饭一样，下车上饭馆吃饭的人总是极少，有的人就像我们读过的课文，作家柳青写的《梁生宝买稻种》中的梁生宝一样，自带的干粮，向饭馆要一碗面汤开水就解决了吃饭喝水的问题，还有许多人从来没有见到他们是怎么吃饭的。我们觉得伙食太贵，也没有选择性。起先，我们每人买一个馒头，两人共一盘菜。很快，就只买馒头不买菜了。这样，我们坚持到达了房县。

贫下中农座谈会开成了声讨会

天下闻名的原始森林神农架就在房县境内。我们不是来旅游探险的，所以，尽管神农架神秘莫测，我们也无心去观赏猎奇。

找到房县县革委会，县革委会派了位年轻干事陪同我们下乡，并安排我们住进了县招待所。第二天，我们走了十几里山路，来到一个生产队，我们要找的几名文革前县城下乡知青就被安置在这里。我们来时，没看到几位知青，可能是队里安排他们到很远的地里干活去了。在房县，据说许多生产队的社员一年都难得聚到一起开个会，队长有什么任务分配，就隔着山头喊话。别看这些山头很近，若要是走起来，一天也难以走到。由于交通不便，许多人一辈子未走出过本县。有许多人没见过汽车、火车，没吃过大米。由于没有收音机、广播等现代化的传播工具，还有少数边远山乡的农民竟然不知现在是什么朝代，谁是当今的皇上。

这次，我们要求小队干部召集贫下中农代表开一个座谈会，队长答应了。不一会，我们来到小队的队部，在一个队干部的住屋里，围坐着十来位请来的贫下中农代表。县革委会干部说明来意，引导发言后，队长开始讲话，接着是贫下中农代表轮流发言。发言非常热烈，讲话的中心意思是：这些学生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没有改变，到农村来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把队里分给自己的粮食吃光了就往城里跑。不好好劳动，个个到年底都超支，不安心在农村，。如果我们不劳动，把粮食吃光了往哪儿逃去？他们下乡以后要吃粮，要挣工分，要照顾，也影响了队里社员的生活。

结论是，这些城里学生不下来还好些。座谈会开了几个钟头，几乎开成了声讨会、批判会，但我在贫下中农充满火药味的发言中并没有找到这些知青们有什么过错，有的只是农民对知青家长支援知青们的不满，曲折地反映出农民对当时的三大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的不满。这个从农民角度反映出来的对知青的态度，和七年后我们在中央文件读到的知青家长李庆霖向毛主席“告御状”的信中反映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存在的问题大致相同，我的调查笔记本上记满的都是这些问题。虽然很意外地听到农民对知青的真实反映，我们四人一致认为中央和各地应该重视解决这些知青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知青也应该有上山下乡以后过艰苦生活的精神准备。这次调查是很有意义的，我们跑这么远是值得的。

天已漆黑一团、回县革委会招待所已不可能，陪同我们前来的干部准备让队里安排我们在农民家里吃派饭，并分别安排我们这些男生、女生睡觉过夜。就像他们平时下乡工作那样。我们只是遗憾没见到一个知青，没有听到他们反映的问题。

知青打着火把来接我们

正在我们准备到农民家吃饭过夜之时，一串火把由远及近，是三四名男女知青，听说来了省里干部调查知青上山下乡，就从一两里路远的地方跋山涉水迎接我们来了。我们喜出望外，不用劝说就跟着他们消失在茫茫夜色中，把陪同我们来的县革委会干部甩在了农民家。知青和未来的知青们一下子就消除了彼此之间的距离。

我们来到一座挨着山坡石块垒成的平房，就着煤油灯的亮光，我们看到，石头房子中间是一间较大的厨房，厨房里有一个很大的灶台，灶台上并排有两个大铁锅，灶的两边堆放着劈柴。两边分别是男女知青的卧室。石头房子门前有一条石板砌成的半米宽的水沟，知青告诉我们说，水沟一年四季哗哗地流着从山上下来永不干涸清澈的山泉，大队每一个农民家门口都有这样的水沟，完全不用去挑水。

听说来了省城的领导，知青借来了半脸盆白米，准备做米饭给我们吃。我们大家就围坐在厨房灶台四周。我们问有没有红薯，我们说天天在城里吃白米饭，很难吃到红薯，所以我们最爱吃烤红薯。知青们怎么也不肯相信，经过再三解释，他们才接受了我们的建议。他们说：“烤红薯，这还不容易！我们烧的都是干柴，在火堆里扒开柴火将红薯埋进去，不一会儿就烤好了。”知青还为我们炒了一大碗酸白菜，酸白菜是将高脚白用冷水泡出来的，没有盐，也没有油，当然更没有我们现在炒腌菜放的蒜末、尖椒等调味品。这就是当地酸白菜的标准做法。不一会，我们大家都吃上了淡而无味的酸菜和香喷喷的烤红薯。可能是沿途劳累，也可能是肚子太饿，烤红薯太香甜，我们那一晚不知吃了多少烤红薯。但是我无法想象，如果长年累月扎根这里，每天面对的就是烤红薯、没有放盐的酸白菜，多数时候还无法吃饱，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一位64年下乡的男知青还搬出一个木箱，里面用稻草覆盖着长着浑身白毛的圆柿子，还拿来用木棍插进扁型柿子催熟的大柿子招待我们。吃圆柿子时要剥开薄薄的一层皮，然后把甜得醉人又稀又软的凉凉的柿子一口吸进口腔里，那种享受仿佛是神仙的感觉。吃那形似西红柿的扁柿子又别有一番风味，要先削去皮，咬起来还略有一点点硬，也是非常甜美爽口的。知青告诉我们，没有经过处理的柿子是涩口的，也是不能吃的。我们吃过的干柿饼，就是长白毛的圆柿子晒干做成的。郧阳地区到处可见柿子树，像拳头那样大的扁柿子，在房县县城街道上，一分钱就可以买到两个，柿子又无法运到外地去，在当地根本不值钱。不知郧阳“三大宝”中为何没有柿子的地位。

边吃边聊，我们问起他们的年龄，比我们几人也大不了多少，他们都是66年以前下乡的。问到他们的收入情况，知青们回答说，队里每个男劳力每天记一个工分，妇女记0.8个工分，每年结算，一个工分才一角几分钱，还要扣除分配的粮食、棉花、柴草，一般劳力就扣光了。能拿到钱的农户很少，农民的零花钱主要靠向食品公司交售生猪、自己舍不得吃的鸡蛋，主要的开销是买盐、买煤油，火柴等日用品，其次才是婚丧嫁娶、做房子等大型开支，其他地方很少花钱。盖房子都是就地取材，用当地取之不尽的石头糊上泥巴砌起来的。当地最有钱的是帮供销社挑盐的挑夫，每天可以挣一块多钱。不过这个钱却不是好赚的，要将100多斤的盐挑几十百把里山路，许多地方没有路，要先爬到陡峭的山坡上，再将盐包用绳子吊上来。一路上连背带拽，不是特别强壮的身体，一般人是赚不到这个钱的。

因为工分值太低，知青们又无法保持全勤，知青个个超支，只好每月向家里要三五块钱，用以买牙膏、草纸、毛巾、肥皂和油盐酱醋等。虽然父母也不宽裕，家里还有弟弟妹妹要负担，很不好意思向家里开口，但也没有其他办法。队里分的粮食也不够吃，因为粮食是随工分多少而分配的，基本口粮很低，知青吃光粮食就回城，这是他们断断续续出工劳动的主要原因。他们知道队里农民对他们的态度，农民巴不得请他们早走。但他们没地方可去，因为下乡知青大多家庭出身不好，县办工厂太少，知青没人要。而且户口一旦转移到了乡下，就再也无法转回去。说着说着，有个女知青竟然抽抽泣泣哭了起来。知青也不知道自己有什么要求，他们不知道自己路在何方。我们也不知道怎样才能安慰他们。我们说，我们是即将下乡的中学生，是来了解上山下乡存在的问题的。这些老知青除了埋怨从来没有人关心过他们以外，竟然提不出什么问题。不过他们建议，你们一定不要随便将城市户口取销，下户口是一件大事，一定要慎重。

为了缓和气氛，我谈起在郧县汽车站买票的奇事。来房县前一天中午，我们来到郧县长途汽车站，很多人在售票窗口前排队，窗口用木门关闭着，墙上也没有告示，我们不知道车站何时卖票。我就去售票室敲门，我的身后来了一位年纪大的站长，训斥说，这是女售票员的寝室。我说，我敲一下门，又没闯进去，你咋呼个什么？站长一下声音提高了八度，大吼一声：不许敲！我说，门窗都关着，我想问一下什么时候卖票，敲门本来就是一种礼貌，你为什么不许敲？站长继续吼道：不许敲，就是不许敲！我说：我偏要敲。站长挽起袖子就要打人，这时，一位男子上前将站长拦住，先扯开了站长，然后很有礼貌地对我说，我是县革委会办公室的，请你们先回去休息，明天早上开车以前你们到车站来，我保证你们能买到票。我们一看差点挨打，就将信将疑地回去了。第二天一早，我们到车站售票处，那位售票员不仅给我们四人留了票，待我们买票以后还哧哧地笑个不停，不知为了什么？谁知几位当地女知青也笑而不答。后来我才知道问题出在那个“敲”字上，这个读音在郧阳地区方言中就是骂人的意思，难怪站长那么义愤填膺的样子。原来是方言区的语言禁忌引起了误会，看来入乡还得随俗，否则就会寸步难行。这一夜，我们谈了许多许多，谁也没有心情睡觉。

游览房县温泉奇闻

第二天一早，我们依依不舍地告别了房县知青，步行回到县招待所。我们遇到刚刚分配来房县工作的两位女生，她俩分别来自武汉卫校和黄石卫校，可能分到区、县的医院工作，我们很快成为好朋友。临离开房县前，我们相邀一起去离县城6公里的温泉游览。

走在乡间的公路上，两边是起伏的山峦，道路两旁长满高大的柿子树，柿子树叶已经掉光，树干泛着银白色的亮光，一个个硕大的红彤彤的柿子像一盏盏红灯笼一样挂在光秃秃的树枝上，在秋天湛蓝的天空映照下，显得分外耀眼夺目。公路上很长时间难得有一辆汽车或马车驶过，四周空无一人。我和殷玉麟禁不住想摘两个柿子玩玩，我们昨晚听知青讲过，虽然外表已经红透，但这种刚摘下来的柿子是万万不能吃的。我跳起来，从树枝上摘下两个大红柿子，递给同行的两位卫校女生。不一会，就像神兵天降，一大群儿童从四面八方的山头上叫喊着冲了下来，就像我们小时候在电影《鸡毛信》中看到的儿童团员一样。不一会，一位赤裸着上身、甩着两只大乳房的中年妇女也来到我们面前，半天也不讲话，把我们吓得心慌意乱、手足无措。原来，当地贫穷，尽管已是深秋季节，结过婚的妇女不穿上衣外出也很正常。围着我们的一大群小孩中有胆子大的对我们说，这片柿子树是队里以18块钱包给她家的。我们六个人轮流分别用普通话、河南话（当地口音接近河南方言）跟她交流，说我们愿意赔她两角钱，无奈，因为当地人和外界交往少，她怎么也听不懂我们的话。僵持了好一会，突然小孩子们欢快地叫起来：“队长来了，队长来了！”一位身材壮实的中年男子大步流星地向我们走来，很大方地伸出右手和我们一一握手。我们告诉队长，我们是从省城武汉来的，摘了这位大嫂的两个柿子，我们愿意赔她的钱。队长忙说：“我去过省里，欢迎你们到房县来。赔什么钱？”队长转身对这位妇女大喝一声：“滚！”妇女和孩子们马上一哄而散，四下逃亡。

告别了队长，我们继续前行，来到房县的温泉。有一座小院将温泉与公路隔开，我们买了票，每人只收五分钱，据说当地30华里以内的人来此是不收费的。有两间石头砌成的房子，分别是男女澡堂。房子中间用粗糙石头垒成的水池像工厂的大澡堂一样。水温常年在38度，洗起来有点冷。温泉水中含硫磺多，含矿物质，对皮肤病等有一定辅助疗效。在温泉洗澡不能用肥皂。有一位七八十岁的孤寡老人，因为没有被子，多少年来，他每天晚上都来澡堂在水中睡觉，白天他就回到温泉附近的山上，他的家在那里。当地人指着温泉水池旁有一块形似枕头的石块告诉我们，这就是他睡觉枕头的地方。他把整个身子泡在水里，像两栖动物一样。我们在这儿听到的，大都是与贫穷有关的传奇故事

第一次洗温泉，里面空无一人，只有我们两位游客在这里嬉戏。我就不停地在水里游来游去。大约一小时过去了，我觉得头有点晕，就从水中爬起来，突然，我身体发软，浑身出汗。殷玉麟赶紧扶着我穿好衣服，走出浴室。两位卫校的女生也赶来看我，看到我惨白的面容，她们很有经验地说：“是低血糖，没关系，你在里面活动过量，吃点东西就好了。”在温泉院子外面，他们帮我买了一碗面条，叫我趁热吃下去，果然什么事也没有了。

溜出房县招待所

出来已近十天，带来的钱已经不多了，计算留下回程的路费和最低伙食费以后，我们已经没法跟房县招待所结账了。自从1966年秋天红卫兵大串联两年多以来，我们中学生走南闯北，坐火车、坐轮船，还很少像这次这么规规矩矩，一次不拉地按章购票的。更从来没有掏钱住过旅社或招待所。不是政府出钱免费接待，就是到大学教室里睡课桌，或是到学生寝室挤一挤。这次像拿工资的在职干部出差一样，完全规规矩矩，想尽可能不去逃票，现在搞到山穷水尽、囊中羞涩了，怎么办？大家商量了半天，决定第二天一早开溜。第二天，我们起得很早，大家悄悄地收拾好行装，走出了招待所，踏上了回家的行程。

没法完成的调查报告

回家的路上，我们几人的心情都很低沉，完全不像来时那么兴奋。知青上山下乡是大势所趋，无法阻挡。但存在的诸多问题也是非常明显的，我们现在的担忧比出发前更为具体，主要就是上山下乡知青生存的困难和将来的出路。我们看到的知青，没有一个是不想在农村好好干的，但是，现实是他们没法好好干下去。在当年那种轰轰烈烈报名争着上山下乡的大趋势下，在还没有大规模的上山下乡的实践检验的情况下，谁想自己弄出一个调查报告就能够改变现状，无异于螳臂当车，将会被呼啸而来的时代列车碾得粉碎。

当年各中学都相继派出赴农村调查组，回来也和我们一样无所适从，没人写出调查报告。即使有人写出的调查报告，也是农村一片光明。福建知青家长李庆霖在1972年底斗胆写出“告御状”的信反映出来的问题，其实在我们这次调查中，已经看得非常清楚，只是1968年底那时把这些说出来还为时过早。特别对于我们这些将要接受“再教育”的对象，由我们自己来反映这些问题更不恰当，可能被人戴上反对知青上山下乡的帽子。所以，我们谁也没有打算完成这次调查报告的写作，只是把这个难忘的记忆埋藏在心底。

那几位房县知青以及武汉、黄石卫校的两位女生，因当时没留下联系方式，也不知道他们后来的命运如何。我们回到武汉一个多月以后，就陆续分别下放到了当阳、利川、应山和汉阳县。以后，全省清查五一六、北决扬的风声越来越紧，而且经年累月。任何一次不期而遇的外调都可能把人打入十八层地狱。我们四人也顾不上相互联系，天各一方，四十年音信全无。前两天，我才费尽周折，辗转找到当年的战友殷玉麟先生。因为各自都很忙，还来不及见面。我将把我的这次记忆模糊的调查访问记草稿，作为与殷玉麟先生的见面礼。

完稿于二〇〇八年十月二十九日

(转自海纳百川  http://sz1966.blog.hexun.com/26435898_d.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