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文纪念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四十周年

                                                                知青返城三十周年

新中国历史上的知识青年，特指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这段时期，自愿或被迫从城市上山下乡插队或到农场从事农业劳动的初中，高中毕业生。重点特指在“文革”时期被大规模组织上山下乡的这些人。

1968年12月21日，毛泽东发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它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的“最高指示”。因此，上山下乡在全国达到了高潮，并一直延续了12年，全国一共大约有166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约定俗成，12月21日这一天就成为了上山下乡纪念日，今年恰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四十周年。明年年初又是知青大返城三十周年，国人惯例，遇五逢十，都要做些纪念，发些感慨，遇上我们知青自己的纪念日，不能免俗，故谨以此文纪念知青上山下乡四十周年及知青返城三十周年。

1．上山下乡的由来经过

文章开头提到，上山下乡运动其实源于一九五三年。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不久，全国百业待兴。针对中小学毕业生升学难和城市就业难的问题，党中央向家住农村的青年发出回乡参加生产的号召。1953年《人民日报》就发表社论《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旨在改变农村生产，生活面貌，解决城市就业问题。从50年代中期开始，就有组织地将年轻人移居到农村（其中很大一部分为回乡，返乡青年）。树立起全国早期的知青典型邢燕子；董加耕等。在后来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中最著名的口号“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也是毛泽东早在一九五五年就提出来的。共青团组织积极配合开始组建农场，组织并鼓励年轻人参加垦荒运动。如江西的共青林场等，到1964年，中共中央还为青年下乡专门设立了一个领导小组。

1955年9月4日，由60名青年组成的北京市青年志愿垦荒队抵达黑龙江省，建立起中国第一个垦荒点。随后，二十多个省、市组成了青年远征垦荒队，到北大荒垦荒。报纸上都曾以醒目位置予以刊登宣传。

从1955年到1966年，中国大约有150万青年到农村落户。1955年8月11日的《人民日报》社论说：“新中国成立的时间很短，还不可能马上就完全解决城市中的就业问题。......家在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生中有一部份人目前的就业是有一定的困难的。农业生产对于中、小学毕业生的容纳量是十分巨大的，现在需要量很大，以后的需要量更大。”

一个月以后，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文的按语中说：“全国合作化，需要几百万人当会计，到哪里去找呢？其实人是有的，可以动员大批高小毕业生和中学毕业生去做这个工作。”

1955年12月，毛泽东谈到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合作化的工作。他说：“一切可能到农村中去工作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随后，在1956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

1957年4月8日，刘少奇主持撰写的《人民日报》社论《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也指出：“最能容纳人的地方是农村，容纳人最多的方面是农业。所以，从事农业是今后安排中学毕业生的主要方向，也是他们今后就业的主要途径。”

1962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指出：“城市中一般不能升学或就业的青年，有条件的可以下乡或者安置到农场劳动。”

1964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印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同时成立了中央安置城市上山下乡青年领导小组，由副总理谭震林担任组长。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谭震林在1965年提出一个15年计划，准备在1965到1980年之间下放1100万到1200万知青。上海等大城市不断动员因未能升学；闲散人员等当时被称为“社会青年”的年轻人到地域广阔，人烟稀少的新疆去，扩展生产建设兵团。

1965年12月，当时的四川省重庆市组织动员1500余名应届初中生和少量的高中生远赴云南农场垦荒。这么大规模的组织刚毕业的学生赴外省农村，这在重庆市还是第一次。这其中的500余名学生被分配到了云南东风农场（1969年转为云南生产建设兵团，1974年又复转为农场）他们是文革前的初中毕业生，受教育质量高，后来普遍成为农场内学校，医务，文体等骨干，为农场作出很大贡献，这就是曾经是原云南东风农场知青都知道的重庆65支边青年。

这一切都充份显示，早在文革开始以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就已经成为中国的既定经济政策。

五十年代，知青下乡多少还有一点自愿的成份。在官方的公开口径上，知识青年是去支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但在1962年以后，在毛泽东“与工农相结合，加强思想改造”等左倾思想的推动下，上山下乡越来越带有政治色彩，已经开始带有强迫的色彩。在1962年到1966年间下乡的129万知青中，多数人是由于家庭出身不好而无法升学和就业的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成为他们唯一的选择。

应该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前，上山下乡还仅是小规模地把城市里的剩余劳动力推向农村的一种手段。

文革初期，毛泽东为了达到争权夺利的目的，利用以初；高中生为主的红卫兵，在全国各地造反、串联、夺权、武斗、抄家、甚至杀人。各级党政组织都名存实亡。大、中、小学停课多时。所有大专院校都停止了招生。整个国民经济亦已走到崩溃的边缘，工矿企业严重超员，无法招收新工人。一千万失业的“老三届（1966；1967；1968）”毕业生，成了社会，特别是政局动荡的隐患。

文革全面开展以后，1966、1967和1968三届的高中和初中毕业生大量积压在城里，约有1000多万人。此时，党中央再次动用上山下乡的既定政策。1967年7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为《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

1967年12月22日，教育部向中共中央报告说：“毕业生不分配出去，新的学生进不来。”毛泽东随后在1968年4月批示黑龙江省革委会《关于大专院校毕业分配工作的报告》时说：“不仅大学，且有中小学”，要面向农村、边疆、工矿、基层分配。这是四个面向的由来，那时的学生毕业后根据家庭内独子，多子女，长子长女等不同情况，区别处理，还有留城的希望。

但是当时，工矿生产规模比文革前还小，根本无法容纳更多的工人，四个面向的分配方案越来越难实施，只能一再降低条件，最后只有农村和边疆可去了。

这时，政府借助文革的极左思潮，顺势给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加上浓厚的政治色彩，大力宣传鼓吹说知青上山下乡是“一场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对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必将产生深远影响。”是有其深远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每一位下乡得知青是非常光荣的。知青上山下乡关乎中国革命的前景了。

在此宣传鼓动下，1967年到1968年初，北京来自不同学校的中学红卫兵，自愿到内蒙古、东北建设兵团、云南等地插队落户干革命。政府受此启发，利用年轻人献身祖国建设，投身革命的热情，把他们分散到农村去，这样于无形之中既解除了红卫兵组织，又分散转移了大批等待工作的城市年轻人，稳定了政局。

文革中对毛泽东狂热的个人崇拜更是被用来推行上山下乡政策。1968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公布了毛泽东在12月11日发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最新最高指示”，成为了上山下乡在理论上和现实中的法定依据，成了把解决国家经济问题的政治化政策，使上山下乡变成了一场政治运动。

人们一直在猜测，毛泽东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即使要让城市里的学生接受“在教育”，毛泽东为什么不让学生在工厂里接受最先进的工人阶级的再教育，而一定要让贫下中农承担重任呢？其实现在看来是为了用政治美名掩盖其因文革而引起的经济失败和为了解决千百万城市学生的就业问题。

毛泽东的一声令下“知识青年到农村去”，顿使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迅速地、轰轰烈烈地兴起。知青上山下乡的目的变成接受“再教育”。上山下乡成为各级政府强制性的任务。一时间，家里有毕业生的，里弄到家里动员，家长被工作单位施加压力，有些地方更是采取注销城市户口，停发父母甚至兄弟姐妹的工资，手段不一而足。一些地方的口号是：“下乡光荣，不下不行”。

到我们69届知青毕业时，上海市更是走了极端，没有工矿，没有征兵，没有其他选择，一律上山下乡。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引发强烈反应。仅1969年一年包括上海全国就有267万城镇知青上山下乡。我们都是在1970年到了云南生产建设兵团（1974年改为农场）。

1976年，历史翻过了沉重的一页，“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结束。人们开始理智地审视过去走过的历史道路,包括重新认识上山下乡运动。但“知青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1977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大受“两个凡是”影响，仍然强调：“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必须坚决贯彻执行。”1977年和1978年仍然有大约220万知青下乡。并且计划在1979年下放80万知青。

从1968年掀起上山下乡高潮开始到1979底知青大返城结束，上山下乡运动总共将近有1700万人流放到农村。一代人失去了升学、工作、恋爱、成家的正常机会。国内科技和学术人员发生断层，国民经济严重停滞不前。

2．被边缘化复杂化了的上山下乡运动

毛泽东平息了红卫兵运动，解决了城市人口问题，也就不再考虑这些知青的前途和命运了。可以说在他1968年12月11日发表了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指示直至他1976年逝世他就再也没有对知青问题发表过任何具体指示。所以我认为毛泽东对在1968年以后响应他号召的一千多万知青是不负责任的，至少是在知青问题上不作为。

在著名的毛泽东给李庆霖的复信上显示，他十分清楚上山下乡问题重重。他只是寄出三百元，模糊地说要“统筹解决”。对解决下乡知青问题既没有成熟的想法，也拿不出具体有力措施；具体建议或者指示，也不想改变上山下乡其大方向。更不会承认大规模上山下乡政策错了，1976年2月，继李庆霖事件后毛泽东再次在一份反映知青问题的信上批示：“知青问题，宜专题研究，先作准备，然后开一次会，给予解决。”但是，直到他逝世，也未“解决”。毛泽东更没有说过“再教育”需要多久才算完成。上山下乡运动被边缘化了。

知青们的热情在农村现实面前如冰山雪融。起初知青们由于政府的宣传把上山下乡过分的理想化了，以为是毛泽东统一战略部署，下乡是光荣的，农村会很热情的欢迎知青去。在那里可以干一番事业。知青们当初是胸戴大红花，唱着《革命知识青年之歌》《兵团战士之歌》等革命歌曲下乡的，怀着“广阔的天地是我们最好的课堂，贫下中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革命的知识青年，在三大革命中百炼成钢”的革命豪情下乡的。在现实面前，当热情消退，幻觉破灭时，发觉贫下中农；农场老工人并不能给他们以再教育。农民和农场里的那些干部老工人本身受的教育很少，农村又相对闭塞落后。如果说贫下中农和农场老工人觉悟高，知青要接受他们的再教育。但是知青们发现，那些人的私心很重，觉悟还没有自己高，这也是知青们犹豫动摇的重要原因之一，感觉到被愚弄了。

现实很快使梦想破灭，当年在知识青年插队的地方，其实很多村落是被自上而下硬性接受摊派下的任务。很多乡村地少人多，土地贫瘠，产的粮食当地人都不够吃。形成了知识青年与当地农民争抢口粮的恶果。致使知识青年体验到身心交瘁、艰难困苦的生活。虽然许多知青为农村带去城市的先进生活工作理念；讯息文化并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但农民们从根本上并不欢迎这些“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来争工分，夺口粮的城里人。再加上少数知青调皮捣蛋，桀骜不驯，当地人和农民们私下认为，知青是来接受改造的，尤其是作为出身不好的知青来说，更要脱胎换骨，要以自己的行动来背叛自己家庭出身和自己父母所处的那些社会阶层或者阶级。农村干部则利用职权对初到农村不久孤单无援的，尚还年幼的知青敲诈勒索。以调回城或按排好工作等其他种种好处威逼利诱女知青，导致女知青堕胎、生子、甚至自杀的案例，屡见不鲜。

在兵团农场，尽管知青们过集体生活，有少量的工资，国家定量向他们供应粮食，但在极左思潮干扰下，农场领导简单粗暴的管理，对知青动辄捆绑吊打，繁重的超负荷的体力劳动，严重缺乏的副食品，恶劣的生存环境，使干群关系紧张，知青极度不安心于在农场，导致各类矛盾增加，社会不稳定。

1971年林彪自我爆炸，在他的政变计划“571工程”中说到知青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从反面提醒了知青，知青们认为那句话有点道理，上山下乡确实成了变相的无期徒刑，随着知青岁数日益增长，面临许多实际问题，当知青们认识到自己被游离于社会之外，1972年以后，“一片红”的上山下乡政策又有所松动，城市农村的巨大反差，使知青们思想波动加大。一时间，大多数知青均不再安心农村，都想尽办法回城，中学毕业生也各显神通留城。与此同时没有权势后门的、家庭背景有问题的毕业生，仍然继续被迫纷纷“自愿”下乡。而对知青的因病因伤独子等照顾返城手续，各地农村农场都拼命卡压，或要付出沉重经济代价，要回城谈何容易，使年岁渐大的知青对前途日益绝望。

那时家里无论是有插队或是在农场工作的知青子女，经济上都受其拖累，前债未清，只要子女回城一次，后债又起，如果家里有两位子女下乡，那家庭经济更是濒临崩溃。

知青问题几乎与共和国同步成长，由于其时间跨度大，涉及人数多，各地都深感头痛，局部地区闹事上访不断，一直是个悬而未决的老大难问题。在1973年6月到8月期间，国务院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讨论解决知青问题。

会议期间，一份新华社《情况反映》揭露云南、黑龙江和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数百名现役军官强奸数百名女知青的情况。周恩来指示公安部马上派人查处，“不要手软”。李先念说：“这些人不是共产党，是国民党，至少是国民党行为”。结果，数百军官因强奸女知青被枪毙

与此同时，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在1976年5月给国务院的报告中也不得不承认，一些地方迫害下乡青年，特别是奸污女青年的案件又有增加；部份地区对下乡青年的生活安置和培养教育工作仍然做得很差。国务院直接分管知青工作的副总理陈永贵说：“知青工作很复杂，我们几个副总理一提起这事就头疼。”

知青问题成为国家当时的“烫手山芋”。也必然决定了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不能善始善终。

3.众望所归的知青大返城

1978年3月，重新执政的元老派官员已经意识到知青问题的严重性。复出中国政坛不久的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在内部谈话时表示，国家花了大笔资金，（先后花了60多亿元，加上企事业单位支付的费用超过100亿元)却买了四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政府也不满意。

1978年3月，在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邓小平指出，要研究如何使城镇容纳更多劳动力的问题。现在是搞上山下乡。这种办法不是长期办法，农民不欢迎。四川1亿人，平均1人不到1亩地。城市人下去实际上形成同农民抢饭吃。我们第一步应做到城市青年不下乡，然后再解决从农村吸收人的问题。归纳起来，就是要开辟新的经济领域，做到容纳更多的劳动力，其他领域也要这样做。

邓小平说：“现在搞上山下乡，这种办法不是长期办法，农民不欢迎......城市人下去实际上形成同农民抢饭吃的局面。我们的第一步应做到城市青年不下乡。”

1978年7月3日，胡耀邦在和国务院知青办负责人谈话时说：上山下乡这条路走不通了。

1978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和通过了两个文件。它标志着我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重大历史转折。同日，中央批发了这两个文件：《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和《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即《知青工作四十条》）。文件指出：逐步缩小上山下乡范围。矿山、林区、小集镇和一般县城的非农业户口的中学毕业生，不再列入上山下乡范围。有安置条件的城市，也可以不动员下乡。今后下乡人数将逐年减少，以至做到不搞现在这样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积极妥善地解决好在乡知青的问题，对1972年底以前下乡的，优先安排，两年内基本解决。做好下乡青年的培养教育，切实加强对知青的保护工作。

虽然认识到知青上山下乡是劳民伤财，此次会议提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人数将逐步减少”，对城市学生毕业安排上原则上确立了“城市安排”这一条。但仍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成绩是主要的”的观点，并提出“今后若干年内，还要继续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知青工作四十条》向全国转发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虽然名义上还在继续着，实质上已经没有任何积极意义了。

但对已经下乡的知青政策则没有任何松动的迹像，这就意味着千百万已下乡的知青农村是他们永远的出路了。此举让千百万万在农村的知青人心不稳。再加上粉碎“四人帮”后。不少军队干部和老干部复出，他们的子女都是知青中争着回城的急先锋，当时，所有高级干部的子女，都先后以当兵、招工、提干或者成为工农兵大学生的方式离开了农村，连邓小平的子女在他还没有复出的时候就被送进大学。国务院当时也承认，干部“走后门”安排子女的不正之风相当严重。

作为人数众多的平民百姓子女的知青们，实在忍耐不下去了。普遍感觉失落，迷惘，有绝望感。从1978年开始，中国局部地区出现知青游行、请愿等活动，要求回城。1978年冬，云南西双版纳景洪农场上海知青丁惠民率先发起了“我们要回家”的返城浪潮。云南几个农场的5万知青随即响应，他们以罢工，游行，上京请愿，直至集体绝食的形式表达他们的诉求。此事惊动了北京。近百人在昆明火车站集体卧轨抗议。使当时的中央领导上层感到震惊，随即派出以国家农垦部部长，文革中遭受迫害复出不久的老革命赵凡为首的中央调查组。

1979年1月，云南临沧耿马孟定农场上万名知青罢工，发出“不回城，毋宁死”的口号，200余名知青展开绝食抗争。身后是成千上万的知青全力支持.中央调查组赶到那里，有知青竟然当众割腕自杀以明志，知青们黑压压地跪在地上，齐声高喊：“我们要回家”！其场面震撼人心，调查组组长赵凡等和一些调查组成员都不禁为之动容落泪。

1979年2月，在各方努力下，知青问题引起邓小平高度关注，中央终于顺应民意，云南“知青问题”得以解决，中央承认在云南的知青有资格回城。同时也改变了全国知青的命运。众望所归，知青返城成了1979年除对越自卫反击战以外全国最大一件事，深得千百万知青和其身后众多家庭乃至整个社会都衷心拥护的事。不到三个月，十几万知青呼啸如潮水消退离开云南。全国各地纷纷跟进。

1980年5月8日，胡耀邦总书记提出不再搞知青上山下乡。10月1日中央决定过去下乡的知青可以返回故乡城市。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成为历史。到1981年，已经有600多万知青回城。云南的知青的抗争促使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停摆。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知青最后都返回了城市，用行动否定了这场运动。

4.上山下乡运动浅析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仅从1968年算起，历时12年。先后有1660万知青上山下乡，占当时中国城镇人口的十分之一以上，波及当时中国城镇大约一半的家庭。绝大多数知青耽误了学业和事业，失去了最佳竞争年华。上山下乡运动毁了他们的一生。与此同时，中国在二十世纪后期曾经出现科技和学术人员断代，也是知青上山下乡的恶果之一。人失学业国失人才。

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涉及了整整一代人，上千万知青，数百万家庭，牵连着上亿人的情感。这些人的学习，成长，工作，生活，思想感情的变化，几乎贯穿了整个新中国至今的历史。“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知青文化”作为新中国历史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作为“文革”的一部分，必将载入新中国的史册。“知青史”必将成为新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有一些知青认为，那段艰辛的经历磨炼了自己，是人生中难得的财富。有些知青当时也是苦中有乐，乡情难舍。确实，人是有感情的，尤其是在那个极左时代，艰苦岁月，恶劣的生存环境下，人间的真情和结下的情谊就显得尤为珍贵，知青岁月里，确实发生了很多知青与知青之间，知青和当地农民，老工人，或恋人之间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让人永世难忘，这是人的良知，是人性的本能。因而也是让知青在回城历经三十年后仍对自己当年献出美好青春的地方魂牵梦萦的真实原因。他们不是留恋那段知青岁月，也不留恋那个年代，如果你重新再给知青们一次选择机会，当年可以下乡或留在城市，我想大多数知青绝对不会选择下乡的。尽管知青们现在对曾经留下他们青春的地方念念不忘，因为他们的经历中有了这么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

当年知青们是响应国家号召下乡的，大量城市人口下乡，缓解了城市就业压力，自己及家庭背负了沉重的负担，为国家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当他们伤痕累累回到城市，国家从来没有向当年的知青或者他们的家庭道歉或者提供任何赔偿。1981年10月，国务院知识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起草了一份《25年来知青工作的回顾与总结》，对这场运动的起因、发展、失误、教训等若干最大问题，提出了基本看法：第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50年代，根据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就业难的国情提出来的，是我们党解决就业问题的一次大试验，它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第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本来是一个就业问题，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当成政治运动去搞，指导思想偏了，工作上有严重失误，造成劳民伤财，人民不满，也损坏了上山下乡的声誉。这其实是以国务院名义为知青运动的一个定性。后果则由知青和他们的家庭自行承担了。

知青上山下乡，国家每年补贴大量资金，知青感到没出路，农民感觉自己吃了亏，知青家庭也深受其害。实在是一件不得人心的事。

5. 知青是共和国历史上大写的人

回城后的知青，在城市里一切从头开始，虽然他们中有不少与命运抗争获得成功的范例，有不到百分之五的知青在高考恢复后成为“新三届（1977；1978；1979）”大学生，其中还有不少人后来出国深造。有一部分知青因为在做知青时入了党，当了干部，回城后的高起点使他们回城后有了不错的工作和生活，少数知青通过努力，在经济大潮中搏弈，成了富人，但这在千万知青中所占比例不是很多。

大部分当年的知青因为当年是知青这一重要原因成为了今天仍然挣扎在贫困线上的贫困人群。这一代知青，他们承受的太多。他们大多是五十年代初期生人，经历了共和国的各项“运动”，并承载了所有运动所造成的后果。百姓中对知青经历有一个概括，说知青是“长身体时闹饥荒，应念书时下了乡，该结婚时没有房，已壮年时下了岗，要看病时自己扛……”知青的一生，苦难多于欢乐，磋砣多于机遇。回城后的知青受文化，经济，年龄的限制，和城市里同时代的人相比处于劣势。大多数人返城后，虽然年岁已大，还要从头开始，从零起步。是标准的弱势群体，都经历了待业，住房困难，结婚生子，补习功课，学习技术，供养父母培育子女承上启下，面对多重压力，复杂的人际关系，拼博透支。又赶上社会发展的阵痛，下岗，再就业，协保，创业，医改，房改等等磨难。能平安的走到现在，实属不易。

很多的专家，学者（很大一部分人也是当年的知青）和关心知青的朋友正在研究“知青史”“知青文化”，在探讨“知青精神”。当年的“早期知青”已是古稀之年，很多人已作古。当年的“老知青”（老三届）已步入晚年，“小知青”（新三届）也已步入中老年之列。

由于这群人的存在，由于他们的精神永存，他们的经历，注定会被反复回忆，反复讲述。

值得欣慰的是，随着岁月的流逝，社会发展，国家兴旺发达，人们务真求实，换位思考，大家认识到当年知青对国家所作出的巨大牺牲，对他们奉献了青春的农村；农场所带来的巨大人文物质变化，了解了他们当年的艰辛和无奈，对知青的评价正在回归历史本来面目。认识到“知青史”是共和国历史上重要的一页。

今年深秋初冬之交，上海；北京及各地电视台都在黄金时间相继精心制作播出了有关知青题材的纪实片，直接让知青倾情讲述，深情回忆当年。回顾了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总结了那段令人难忘的历史，千百万知青和他们的家庭在电视机前重温了当年那激情燃烧的岁月。

更值得让人欣慰的是，我们知青的后代大多数已经长大成人，走上了工作岗位。和他们的知青父辈不同，他们赶上了好时光，尽管在他们的儿时，可能因条件关系，在就学或生活物质方面逊于别人，但他们的知青父母，在教育和培育他们时丝毫没有马虎，精心尽力，他们大多数人将自己曾经没能实现的理想，寄托在孩子的身上。在这个人尽其才的社会，充分展示了知青后代的风采。给了他们的父母很大安慰。如这次在上视纪实频道“眼界”栏目主持讲述知青岁月往事系列片的夏磊就是一名知青子女，所以夏磊的主持带着情感，由一名知青子女主持讲述知青往事的纪实节目，我觉得很有纪念意义。

知青是特殊年代的特殊产物，他们本不应该是苦难，血泪，冤屈的承载体，也不应该是谁的牺牲品。他们只是普通的人！他们本应该按正常的人生轨迹生活。

当年的知青风华正茂。是以怀着报效祖国为己任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是对未来充满自信的年轻人。是懵懵懂懂盲目狂热的年轻人。自以为可以移山填海改造地球解放全人类。当初，他们怀揣红宝书满怀豪情上山下乡，最后，大失所望，一无所获，又如同大海退潮般返城回家重现回到起点，剑断戟折，遍体鳞伤，空使年岁增长。

艰苦的环境锻炼了知青，锤炼了筋骨和意志，他们学会了技能和做人，不怕苦，不怕死，不信邪，不信天，不畏逆境，不畏艰险，新时代的发展正需要这样坚韧不拔的精神。

现在看来，知青还是为国家为人民作出巨大奉献的人。他们当年响应国家号召贡献了自己的青春，缓解了社会矛盾和经济矛盾。在与天与地与人的奋斗中，他们付出了伤残代价，有的甚至牺牲了。为了国家财产人民利益，甚至仅为了一根电杆，他们也会挺身而出，不惜献出自己年轻的生命！时至今日，他们虽然尽管心中仍有着当年的酸痛，甚至有些后遗症现在仍然影响着他们的生活，但他们在一起依然笑谈当年。

知青的心胸宽阔，他们曾经在亚热带被砍伐了的原始森林，滚滚红尘中种下一排排橡胶树苗新绿，他们曾经骑马挎枪纵横驰骋在千里草原上，曾经扬鞭纵犬放牛牧羊在天山雪麓下。曾经撒汗挥镰收割在稻田里，曾经轰鸣油锯伐木在林海中。他们是雄鹰的翅膀是拖拉机的履带。他们习惯了吃苦，练就了豪迈。他们的心胸如大海宽广。

知青虽然是普普通通的人。但他们和共和国的军人，工人，科学家……和共和国的所有成员一样.作出了自己的奉献！甚至付出了更多！他们为文革的失误付出了自己的青春，以自己心灵上的伤痛换来国家的稳定，他们同样是共和国的脊梁，是共和国历史上大写的人。

值此知青上山下乡四十周年和知青大返城三十周年纪念日即将来临，写下此文，是作为纪念！

 

2008.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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