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云南五万知青罢工向中央请愿回城

来源：2009年01月22日 08:19凤凰网历史综合
http://news.ifeng.com/history/1/jishi/200901/0122_2663_980511.shtml

　　
--30年以后答记者问
　　
    不能忘记这段难忘的历史

　　
记者：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1978年，我们在改革开发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领导下，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拉开了中国改革开发的序幕。党的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我们的国家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今天，我们纪念改革开发30年，回顾那段艰难曲折的历史进程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最近我们看到不少的报刊发表了关于当年云南知青大返城的报道。在《新浪》的博客上看到了你的博客《滴水湖畔》，上面有记载了当时大返城时的日记。想请你谈谈对于30年前云南知青大返城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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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证历史----云南知青下跪、请愿，要回家！）

　　余杰：在1978年冬到1979年春，云南的西双版纳发生了一场五万知青罢工请愿大返城的事件。那个时候，我在云南东风农场十五分场八队。那是一个偏僻的连队，在群山的环抱里，有点世外桃源的感觉。那个时候，由于我的父亲1957年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我是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只有老老实实接受再教育的命。我有记日记的习惯，尽管父亲极力反对，生怕遭遇“文字狱”，但是作为一名知青，躲在一个偏僻的连队里，我记录了一些当时的情景。今天，我在新浪网上开了自己的博客，叫“滴水湖畔”，把那时的日记作了一些整理，启了《大返城的日子里》一名发表了。全文从1978年12月1日开始到1979年2月14日止，共计有77篇。最近，由重庆知青联谊会主办的一份杂志《中国知青通讯》复刊号上刊登了我的这篇文章。
　　
　               

               （我们要回家，这是云南知青的呼喊！）

　　云南知青这件事，陆陆续续有不少的文章记载过。我一直比较欣赏我们上海知青周公正写的《云南知青终结上山下乡运动探析》一文。在上海知青《勐龙在线》上可以看到。他比较客观全面的分析了这件事的起因、过程、历史的功绩等等。在这以前，四川的一位作家邓贤写过一篇长篇报告文学《中国知青梦》，就是说这件事。比较权威的是刘小萌写的《中国知青口述史》里，当年云南知青的领袖丁惠民自己讲述的历史。最近重庆晚报的记者张卫在3月6日《南方周末》有一篇文章《“知青大返城”为何始于云南30年前知青大返城肇始内幕》写的也比较全面的。还有一篇是《妥善处置知青返城开启中国改革之门》的文章,是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副巡视员卓人政写的，分两部刊登在2008年5月8日和5月9日昆明的《生活新报》上。
　　我在博客上发表这些文章的时候，引用了恩格斯说过的一句话:“人们在批判社会的时候，往往忘记了自己的责任。这责任就是一个孩子咬在母亲乳房上的带血的牙印！”我想，我们今天来讨论这个话题也要有这样的态度。这就是不要忘记自己的责任。
　　记者:你现在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特别是在今天，在30年以后是怎样来认识和解读这件事情的。
　　余杰:我说过，在两年前我们上海知青周公正写过一篇文章《云南知青终结上山下乡运动探析---写于“12.21”三十八周年之前》。这是迄今为止对云南知青大返城的历史作出的比较有说服力、分析的比较透彻的一篇文章。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云南知青通过集体抗争挣得自身命运的转折，这在中国现代史中是唯一的特例，前无先例、后无来者。”这个评论（结论）是很有道理的。正因为有着这样特殊的历史意义，而且又是一个十分敏感的无法回避的历史，只是在历史的硝烟渐渐散去的时候，我们才刚刚看到了原来的真实面貌。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忘记这段历史。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在纪念改革开发30周年的时候，很少有人再提起这段知青的历史。什么原因呢，就是我们知青这个问题是“多数时侯是欲说还羞,言至关键时又止”。对于“文化大革命”的看法，现在是是一致的，坚决否定！但是对于产生与“文化大革命”中的上山下乡运动，似乎是“回避不了的现实,难以解决的问题,必须面对的事实”。建国以来所有政治和经济运动都盖棺定论了，唯有知青运动没有，这就说明了知青运动在中国的复杂性，至使无法将其盖棺作以定论。其实，我们云南知青大返城的历史是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不早不迟发生在1978年，无论是从时间上还是从其事情本身的起因上都是这个组成部分。这是历史留下了这样一个包袱过于沉重，大家采取了“多数时侯是欲说还羞,言至关键时又止”的态度。所以，在今天我们今年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时候，很有必要来回顾和评价一下这件“前无先例、后无来者”的事。
　　
　             

          （见证历史----云南知青在北京请愿）

　　记者:你刚才谈到，云南知青大返城的历史是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个观点的依据是什么？
　　余杰:知青问题的形成是有着较长的历史了。现在我们讨论这个问题要把“文化大革命”前后的知青区分开来。在我们新中国建立以后，据史料记载最早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在1955年。那时的情况肯定是无法与“文革”中的上山下乡相比较的。那年的8月30日，60名北京青年组成了青年志愿垦荒队自愿到条件艰苦的黑龙江省农村去垦荒。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开始形成高潮，这样的举动理所当然会得到中央的鼓励。为此，在1957年的时候毛泽东在为郏县大李庄乡合作化经验的按语中号召:“一切可以到农村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这就是一条很著名语录，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动员知青上山下乡的时候被广泛采用。在“文革”前的知青上山下乡无论是规模上还是历史的影响上都是无法与我们现在所说的“文革”中知青上山下乡比较的。关键是那时还没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没有领袖们决策时复杂的政治意识。
　　到了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文章，在这篇文章的编者按中披露了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这就是著名的12·21的“最新最高指示”。这个指示就像紧箍咒套在上千万知青的头上，演绎了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的大迁移。整整十年，毁掉了中国的一代人的命运，形成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群众性的“政治运动”。
　　根据记载，在毛泽东的这个指示发表以后，全国大中城市上山下乡落户的知青，已超过“文化大革命”前10余年知青总数的几十倍，数百万大中学生浩浩荡荡地奔赴祖国内地和边疆的广大农村。到1978年10年中，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累计达1700万人（年均达160多万人）。1700万人的大迁移，这在世界史是都是罕见的。
　　在我们云南，开始来的知青是到建设兵团或插队落户，后来兵团变成国营农场。在这十年中共计有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昆明的知青10万余名。到1978年底云南农场知识青年“回城”事件发生前，还有7万多知青留在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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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证历史--云南知青率先喊出了“我们要回老家去”）

　　这里不得不说一下诞生与“文化大革命”时的军垦兵团。由于毛泽东历史性的错误，造成了从1966年开始的全国大动乱。到了1969年3月的时候，我们与前苏联的关系到了一触即发的严峻时刻。要“反帝反修”，而且“反修”是第一位的，是“关系到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当然，向北方的邻邦前苏联的“宣战”是不可避免的。“珍宝岛”事件爆发后，毛泽东向全国发出了“全民皆兵”“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等一系列备战指示。城市里开始修建防空洞，沿海地区不少军工企业纷纷西迁，这真是内忧外患啊，国家到了很危险的时刻。在这样的背景下，从1969年初到1970年，在原有50年代组建的新疆建设兵团的基础上，新成立了黑龙江、内蒙古、甘肃、广东、江苏、安徽、福建、云南、浙江、山东、湖北11个“生产建设兵团”以及西藏、江西、广西3个农垦师。全国有一大批知青到这些生产建设兵团参加“屯垦”，同时备战，过着准军事化生活。我们云南的兵团分布在与越南、老挝、缅甸交界的4000多公里的边境沿线。当时昆明军区抽调军、师、团、营、连、排各级干部2000多名，以原云南国营农场为基础筹建云南生产建设兵团。1970年3月正式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下辖4个师、22个团、94个营、805个连，兵员共计20万人，其中知青11万人，约占兵团总人数的55％。一直到1974年6月，云南生产建设兵团被撤销，成立了云南省农垦总局，各师改为农垦分局，各团改为农场，实行企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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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证历史--云南知青开始了大返城的进军）

　　在这个期间，知青在云南各个地方的处境十分糟糕。这里就不一一例举了。许多矛盾交织在一起已经到了爆发的边缘。这个时候，和国家一样出现了转机。1976年10月初，“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结束。各个战线都在拨乱反正，为毛泽东的错误付出代价。特别是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开展，使得我们迷茫和困惑的思维得到了新的解放。许多以前不敢说不敢想的问题和话都提了出来。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前，这样的春分已经在云南边疆的土地上开始了萌芽。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云南农场知青丁惠民写了封《给邓副总理的公开联名信》，引发了农场知青为回城采取了罢工、绝食、卧轨、北上请愿等行动，一度在社会各界和各级领导中引起很大震动，也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所以说，我们这件事是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最终的结果是国家满意、家长满意、农民满意、知青满意，是顺应了民心、党心，顺应了历史的潮流。从此，不仅仅是知青，而且是整个中国开始了翻天覆地的巨变。
　　没有1978年的思想大解放，就没有云南知青的大返城
　　记者：今天我们来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而云南知青的大返城也是在30年前爆发的。你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余杰：今天我们特别要感谢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这是我们发自内心的话。
　　讲到这个问题，就无法绕开“文化大革命”这个话题。因为我们知青的命运是与这场运动联系在一起的。我在最近写过一篇文章，叫做《“谢谢”毛泽东》。讲的就是这个问题。我认为，毛泽东发动的知青上山下乡的事将是一个永远的“迷”？历史的伟人常常会留给后人许多“迷”。这些人死了，带走了许多他自己才明白的事。后人只能从一些留下来的材料里去分析和判断历史。对于我们知青来说，似乎上山下乡这件事没有什么历史之谜了，其实不然。至少对于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九六八年,为什么中国历史上会发生了世界人类史上最大的一场人类迁徙运动？从城市或从正常人生状态迁入到“广阔天地”或非正常人生状态, 其势波澜壮阔,一直到一九七九年结束,。这场举世闻名、震惊中外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发起者是毛泽东，那么他为什么要这样去做？这一点上在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历史材料中一直没有准确的答案。或许这就是毛泽东留给我们的又一个难解的历史谜团。
　　我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毛泽东问题研究专家。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就是读者他老人家的书长大的。对于毛泽东思想究竟是什么实在是说不上什么。我在自己的文章里曾经这样说过：“毛泽东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是他从个人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出发，把战争年代‘抗大’教育用来对待我们知青了。什么‘书越读越蠢。’‘课程可以砍掉一半。’‘阶级斗争应当成为青年的一门主课。’等等。毛泽东在1964年春节座谈会的讲话。他说：‘明朝搞得好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父子两个。一个不识字，一个识字不多，是比较好的皇帝。以后到了嘉靖，知识分子当政，反而不成事，国家就管不好。书读多了，就做不了好皇帝。’毛的思路很奇特。他在《反对本本主义》这篇文章也有过这样的观点：‘读过马克思主义本本的许多人，成为革命的叛徒。那些不识字的工人常常能够很好的掌握马克思主义。’毛的理论就是主张知识分子要向工人农民学习。还是不识字、少识字的人可靠。于是今天就有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一幕。晚年的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时的毛泽东可能是出于更深层的原因考虑，他不再像以前那样承认农民身上也有落后的东西，而把农民当作无产者和工人阶级等同起来了。”
　　毛泽东为什么要叫知青上山下乡？有“文革”经济倒退无法安置青年的说法；有毛泽东处于“文革”结束目的的考虑弃用红卫兵的推测；有“反帝反修”“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战略思考解释等等。总之这是一个“迷”。无论从那方面来解释，这场上山下乡运动的最终责任者肯定是毛泽东。
　　1700万知青上山下乡，到了结束的时候，粗略的统计是死亡有51380人。对于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来说，不过是一个群体的区区小数。就像毛泽东在对比秦始皇“焚书坑儒”时所说的，仅仅是小事。毛泽东更加关心的是“大事”，如刘少奇打到了没有，反修的任务完不完成等等。没有毛泽东这样荒唐的举动，我们也就无法经历这样曲折的磨难。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确实要“谢谢”他老人家。
　　记者：你提到了邓小平的功绩。为什么要感谢邓小平？
　　余杰：在“四人帮”被粉碎以后，长达两年的时间里，围绕着如何评价毛泽东，如何认识“文化大革命”一直存在着严重的政治分歧。这段历史大家都是知道的。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前，我们国家开展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就是在邓小平的支持下进行的。从现在的角度看，这次讨论的历史功绩怎么评价也不过分。这是打开中华民族振兴的一个伟大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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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时还在云南的农场。记得我和知青朋友们天天坐在连队的操场上听广播喇叭里播放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小说联播节目。听的是作家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那一句“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震撼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小说里讲到的几个人物，如石红、谢惠民、宋宝琦，这些带血带肉的呐喊唤醒了我们的心灵。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这篇小说时，我们围坐在广播喇叭下听着，有的朋友掉下了眼泪，大家都在思考着一些本来想也不敢想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有没有必要？刘少奇是不是“叛徒、内奸、工贼”？上山下乡真的能解决中国下一代不变质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国家会落后与世界各国？不是说这个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等着我们去解放，而恰恰是我们自己还这样苦！等等。那个时候最好的气氛就是人们开始可以讲真话了，当然我们更为关心的是自己的命运。在学习传达中央有关会议的时候，我们听到了李先念的话，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使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这对于我们很震惊。这些年来，我们在报刊上，电台里看到和听到的都是“文化大革命”形势一片大好的宣传。而实际上呢？工人可以不上班，农民可以不种田，学生可以不上课。卫星上去了，红旗有可能落地。那个荒唐的年代荒唐的举动，只有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才会发生。为了什么？现在的解释是毛泽东为了“反修防修”，要打到刘少奇，要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天晓得，中国就根本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一下子这么多没有读完初中、高中、大学的年青人到那里去？有什么地方可以解决这些人的就业？唯一的办法只能把这一批人统统发配到农村和边疆去。既解决了城市的就业压力，又使“文革”中冲锋陷阵的一代人，在完成了毛泽东交给的历史使命以后离开了城市，消除了城市的不安定的因素。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呢。是不是毛泽东的原意，现在无从考证。但是历史就是这样写下了这一页。
　　把这一页历史翻过去的人是邓小平！就像他在评论毛泽东时说的话，如果没有毛泽东，也许我们至今还在黑暗中摸索一样，我们可以说，如果没有邓小平，我们至今还在贫穷和落后中挣扎！
　　包括我们云南知青的这件事，邓小平为此作了许多指示。在关键的时候，正是邓小平的“转云南省委注意，应做工作，不应压制”才使我们在云南知青大返城的许多关键时刻，似乎有一种来自上层的力量在保护着我们苦难的知青。今天我们终于明白了，就是这四个字----“不应压制”。凭着邓小平在当时国内的崇高威望，这样的“最高指示”到了下面谁敢违抗！“没有邓小平，就没有我们知青今天的一切。”这句话说得一点也不过分。
　　这就能够解释丁惠民们在一开始就会写信给邓小平的原因。这就能够解释知青们从一开始就把希望寄托在邓小平身上的原因。今天，当年率先起来写信的丁惠民在回忆这段往事时感慨地说：邓小平确实是个讲求实际的人，点明了问题的根本，不就是穷嘛，生活没搞好，所以知青不安心闹着要回家。我们知青真的要千谢万谢邓小平老人家了。“不应压制”，四个字挽救了多少知青的命运啊！
　　当然，要我来评价邓小平的历史功绩，这个题目实在是太大了。中国人民的心里有着最为公正的评价。
　　记者：那时，在北京要召开三中全会了。1978年在中国的历史上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年。而就在这一年发生了云南知青大返城的事件，这是一种必然的趋势还是意见偶然的突发事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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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杰：云南知青大返城这件事是当时必然要发生的。这是从1968年12月21日毛泽东发表的关于知青上山下乡指示以后的一种必然的结果。上海知青周公正写的《云南知青终结上山下乡运动探析》一文中分析了这个原因有四点理由，建议你可以去看一看。
　　从我自己的切身体会来看，当时我们在农场的心境是一种绝望的心态。到底要在农场待多少年才算个了结？知青都到了成家立业的年龄了该怎么办？农场的前景又在那里，这没完没了的艰苦生活要到哪年哪月才能结束？大家都很苦恼。而在这个时候，在北京、上海探亲回来的知青朋友带来了许多新的信息。尤其是北京居然出现了“西单民主墙”，上海人民广场成了自由辩论场所。从那里传来的许多令人震惊的消息搅动着我们知青的每一根神经。“四人帮”的粉碎，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国家开始了开始全面的拨乱反正和落实各种政策的进程。特别是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开始以后，尽管我们还很不理解这个讨论深刻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但感受到了思想解放的信息，感受到了实话实说的风气。记的当时的《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正确认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在我们知青中广为流传，真是开巧了我们麻木的神经。我们开始在思索这样的问题：谁来关心我们知青呢？我们应当怎么办？
　　那时，在我们农场已经有一些知青离开了，都是通过各种渠道走的，最主要的还是有权有势的人的子女。而留下来的知青只能无奈的沉默、无助的相望和无声的愤怒。1700万知青啊，背井离乡，远居天涯，只是多么违背人性的举动啊！不出事才是很奇怪的事情了。全国几百万个家庭，家家户户都有一本帐啊！都可以拨乱反正，就是知青的问题不能吗？所以，云南知青大返城这件事是迟早要发生的，是一种必然的趋势。
　　沉重的历史，“文革”的恶果
　　记者：确实，我们在回顾知青的历史的过程中看到了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你认为造成这样的后果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余杰：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我感到最主要的还是“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灾难性的后果。30年前我们就在小平同志的带领下否定了这场“文化大革命”，今天在知青这个问题上还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这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一生最为悲哀的一笔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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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里只能谈谈自己的一点感受。记得我们在1970年到云南农场的时候，首先的感觉就是很“左”。印象最深的是当时的军代表叫宋天明，就像一个太上皇，凶的很。用现在的话来说，是“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祸害的重灾区。什么“划线站队”、什么“痛打落水狗”等等。在我们云南农场“奸污女知青”“吊打捆绑男知青”其惨烈程度在全国农垦系统是首屈一指的。1974年的时候还枪毙了几个现役军人。据现在可查阅到的材料看：我们当时的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在1973年因病残退回原地1596人，擅自返城647人，因公死亡31人，判刑52人，判死刑1人。这里不少是冤假错案。说到奸污女知青的事就更加厉害了，据当时的统计，云南兵团4个师2个独立团发生奸污女知青案件139起。以至于当时的中央领导人都很震惊，怒斥“这是国民党的行为”。还有就是知青的非正常死亡。我就亲眼目睹了自己的朋友在这片土地上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到我们返城的时候，我们云南的知青在那里死了有1500人，其中上海知青有近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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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使我们知青开始“造反”的原因还有艰苦的生活环境，恶劣的劳动条件，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我们刚去时候，就赶上了东风农场的大扩张。从原来的六个营（就是后来的分场）一下子扩展到十五个营。到处是“大干、苦干、拼命干”“活着干、死了算”“要胶不要命”的极左口号，连年的“大会战”。吃没有吃的，住是住在茅草房里。你干不动就会遭到无情的批判。这使我们这些17、8岁的年青人无论在心理上还是在生理上都获得了一种毫无人性的摧残。年复一年的“破草房”、“盐巴汤”、“烂泥路”，那里是我们希望的尽头。现在想想实在是有点后怕。物极必反，这是一个真理。压得太久了就会反弹。云南知青的大返城是长期以来积累起来的一种反抗情绪的大释放，是谁也无法阻挡的。
　　记者：那么，全国各地有许多知青，为什么是云南的知青率先起来呢？
　　余杰：这里有许多的历史原因。刚才说的是一方面，另外，也有我们云南知青的许多别的地方的知青不具备的条件。比如，我们云南的知青形成有特点。在我们云南农场有来自北京、上海、重庆、成都、昆明各地的知青。就像一个小社会。用现在时髦的语言来说，各地的信息畅通。特别是在1978年前后，通过各地的知青在各种渠道获得的信息源源不断的传到这里。虽然我们地处边疆，但是各种各样的什么“首长讲话”、“文件精神”、“政策落实”、“今冬明春回城”等消息无疑是一种“催化剂”使我们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可以回家这样激动人心的大好事。加上我们从一开始就是在一种准军事式的屯垦体制下生活，几万知青高度集中，往来便利，通讯捷畅。这就为我们知青们的以最快的速度交流信息起到了其他地区知青难以做到的事情。那些分散插队落户的知青更加是不可能做到了。总起来说，一是有信息，特别是北京的知青来的消息最多，也最为可靠。二是有环境，1978年的政治环境已经与“文化大革命”绝然不同，大家已经无所顾忌的开始讨论自己的前途和命运了。三是有组织，就是我刚才说的几万知青的相对集中。在这些条件具备的前提下，这场大返城绝对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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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真如你介绍的那样，知青的问题是与“文化大革命”密切相关的。其实从现在披露的一些材料来看，在“文化大革命”中，国家还是想解决知青问题的，为什么最终的结局是这样的？
　　余杰：我感到这个问题提的好。毛泽东把知青放到了农村，就像我在前面讲的，这是一个只有他自己知道要干什么的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可能是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峻性，这是涉及千家万户的事啊，毛泽东不得不作出一些姿态。比如，1973年李庆霖给毛泽东的“千言书”，提出了知青的问题。这封信，经多方周转，终于到达毛泽东手中。 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复信：“李庆霖同志：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类似事件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应该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李庆霖的信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它使毛泽东、党中央和国务院，直接、真实地了解了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并开始着手解决。还是按照当时的惯例， 周恩来便受毛泽东的委托，很快主持召开了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贯彻执行毛泽东指示精神及具体的“统筹解决”办法。6月10日，中共中央又发出1973年第21号文件，转发了毛泽东给李庆霖的复信，随同下发的还有“李庆霖给毛泽东的信”和《中共福建省委关于认真学习毛主席给李庆霖同志的信的通知》。7月，国务院主持召开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制定出一些“统筹解决”的具体办法，24日形成了《国务院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8月4日，中共中央以30号文件形式转发了这个报告，要求各地“严格全面地（对知青问题）进行检查，抓紧解决目前急需解决的实际问题。” 由于它是在“文革”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上山下乡正处于高潮时召开的一次会议，因此对于问题的解决是相对的，不可能终止这场运动。相反，会议还要求要作出长远规划，继续大规模展开，并对上山下乡政治意义的认识越拔越高。也正是从这时开始，在五六十年代涌现出的如董加耕、邢燕子、侯隽、金训华等大批知青英雄和先进典型的基础上，又在七十年代涌现出一些“敢于同旧的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立志扎根农村的“好青年”，如柴春泽等，并在全国知青中掀起了一个“扎根”、“决裂”的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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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1976年2月，距逝世仅有半年多时间的毛泽东，在一份反映知青问题的报告上再次作出批示：“知青问题，似宜专题研究。先做准备，然后开一次会，给以解决。”然而，只有中止上山下乡，才是解决知青问题的根本办法；而中止了它，又无疑会带来一系列新问题。就是在这种矛盾困惑中，带着深深的遗憾，毛泽东的生命走到了尽头。
　　为什么是这样的结局呢？关键还是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无论是在指导思想上还是在具体的实践中都错了。毛泽东那时最为忌讳的就是不许有人反对“文化大革命”。恰恰诞生于这个时期的知青上山下乡，已经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新生事物了，岂能否定。最多做些局部的调整已经是尚尚大吉了。可惜，历史就是这样，错过了最佳的机会就会带来无群的严重后果。
　　对于上山下乡如何评价？我感到中共中央党校的金春明教授，作为“文革”史的专家有过一段话：“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学了知识本领以后，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艰苦的地方去，改造祖国，建设祖国，这是完全需要的，这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五十年代需要，六十年代需要，九十年代也还需要，中国富强都需要。但是，作为一种政治运动来搞，它不需要，而这个运动今天从历史的角度来讲，它是逆向运动，它是反现代化的。人类社会的发展是需要现代化的，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为一种全国性的运动，它是逆向的，它是反现代化的。因为从社会的要求来讲，越是现代化，职业越需要分工；越现代化，农村的、农村青年的人口，就要往城市里来，现代化的过程和城市化的过程是联在一起的。（上山下乡运动）就社会发展来讲是逆向的，这种东西是违反人类社会发展总潮流的……”
　　金教授认为：“要到共产主义就要消灭三大差别，三大差别中有个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这两个差别怎么消灭？是用什么办法消灭？是把体力劳动提高到脑力劳动这个水平使它来解决，还是把少数脑力劳动拉下来，拉到工农那个水平来解决？拉下来是一种逆向的方法，是左的错误办法。而我们在六十年代，在文革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恰恰采取的是拉下来的办法。中国知识分子是少数，从来就是少数，文革中真正够得上知识分子的，大概就两三千万人，在当时整个八亿多人口中，它是绝对少数。结果把这少数人拉下来，这个办法也是逆向的办法，是反现代化的办法。这个办法的结果不能解决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只能降低了全民族的文化水平。”
　　金教授说：“差不多十年，一千八百万青年，十年中用这样一种方式来度过，这个代价太高昂了，我们这个民族付不起。对于一个青年来讲，自己人生（最宝贵）的十年，他付不起，对于我们这个民族来讲，也承担不起，投入太高，产出太少，这种方式是不可取的，不能再搞了。”
　　“文化大革命”中的上山下乡使我们的国家到了崩溃的边缘，这是任何人都不能否定的事实。我们完全可以得出结论：发生于“文化大革命”中的“上山下乡”是历史的反动。
　　
　　
            

          （见证历史----云南知青在北京请愿）
　　记者:你刚才谈到，云南知青大返城的历史是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个观点的依据是什么？
　　余杰:知青问题的形成是有着较长的历史了。现在我们讨论这个问题要把“文化大革命”前后的知青区分开来。在我们新中国建立以后，据史料记载最早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在1955年。那时的情况肯定是无法与“文革”中的上山下乡相比较的。那年的8月30日，60名北京青年组成了青年志愿垦荒队自愿到条件艰苦的黑龙江省农村去垦荒。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开始形成高潮，这样的举动理所当然会得到中央的鼓励。为此，在1957年的时候毛泽东在为郏县大李庄乡合作化经验的按语中号召:“一切可以到农村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这就是一条很著名语录，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动员知青上山下乡的时候被广泛采用。在“文革”前的知青上山下乡无论是规模上还是历史的影响上都是无法与我们现在所说的“文革”中知青上山下乡比较的。关键是那时还没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没有领袖们决策时复杂的政治意识。
　　到了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文章，在这篇文章的编者按中披露了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这就是著名的12·21的“最新最高指示”。这个指示就像紧箍咒套在上千万知青的头上，演绎了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的大迁移。整整十年，毁掉了中国的一代人的命运，形成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群众性的“政治运动”。
　　根据记载，在毛泽东的这个指示发表以后，全国大中城市上山下乡落户的知青，已超过“文化大革命”前10余年知青总数的几十倍，数百万大中学生浩浩荡荡地奔赴祖国内地和边疆的广大农村。到1978年10年中，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累计达1700万人（年均达160多万人）。1700万人的大迁移，这在世界史是都是罕见的。
　　在我们云南，开始来的知青是到建设兵团或插队落户，后来兵团变成国营农场。在这十年中共计有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昆明的知青10万余名。到1978年底云南农场知识青年“回城”事件发生前，还有7万多知青留在农场。
　　
　　
            

     （见证历史--云南知青率先喊出了“我们要回老家去”）
　　这里不得不说一下诞生与“文化大革命”时的军垦兵团。由于毛泽东历史性的错误，造成了从1966年开始的全国大动乱。到了1969年3月的时候，我们与前苏联的关系到了一触即发的严峻时刻。要“反帝反修”，而且“反修”是第一位的，是“关系到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当然，向北方的邻邦前苏联的“宣战”是不可避免的。“珍宝岛”事件爆发后，毛泽东向全国发出了“全民皆兵”“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等一系列备战指示。城市里开始修建防空洞，沿海地区不少军工企业纷纷西迁，这真是内忧外患啊，国家到了很危险的时刻。在这样的背景下，从1969年初到1970年，在原有50年代组建的新疆建设兵团的基础上，新成立了黑龙江、内蒙古、甘肃、广东、江苏、安徽、福建、云南、浙江、山东、湖北11个“生产建设兵团”以及西藏、江西、广西3个农垦师。全国有一大批知青到这些生产建设兵团参加“屯垦”，同时备战，过着准军事化生活。我们云南的兵团分布在与越南、老挝、缅甸交界的4000多公里的边境沿线。当时昆明军区抽调军、师、团、营、连、排各级干部2000多名，以原云南国营农场为基础筹建云南生产建设兵团。1970年3月正式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下辖4个师、22个团、94个营、805个连，兵员共计20万人，其中知青11万人，约占兵团总人数的55％。一直到1974年6月，云南生产建设兵团被撤销，成立了云南省农垦总局，各师改为农垦分局，各团改为农场，实行企业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