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正：云南知青终结上山下乡运动探析
作者：林子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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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正：云南知青终结上山下乡运动探析
作者：林子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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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知青终结上山下乡运动探析 ――写于“12.21”三十八周年之前 周公正 来源：周公正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4f9762010008u1.html
其时，上山下乡“一片红”成为了“文革”的一个“战略部署”，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为运动推向极端，由此改变了一个时代的面貌，扭曲了一代人的命运。历经十年，终于在1978年秋冬云南知青高举义旗，集体抗争，掀起了时为震惊全国的知青“返城风”。
一：云南知青解读
云南知青主体是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来自于北京、上海、四川、昆明的青年学生，据1973年10月统计共有在册知青95128人，其中北京知青5035人，上海知青35052人，四川知青41712人，昆明知青7229人，至1978年冬知青大返城时，先后来自五大城市的知青人数总计达到十余万人。 由于云南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地域、气候及民族的特殊性，十年上山下乡运动浸润了云南知青区别于其他地区知青的特质和价值观。
北京知青的深厚文化功底，好独立思考的政治见解，敏锐活跃的思维理念，有主见，爱议论，能“侃”善辨，第一批自愿来到云南边疆（北京五十五名知青），也是知青觉醒回城的先行者。 上海知青的见多识广，勤劳克俭，敬业务实，宽厚谨慎，组成了农场连、排、班第一线干部的基本骨干。 四川知青（渝、蓉）豪爽耿直，吃苦耐劳，敢作敢为，那种天地不怕的好斗气概，涵养了云南知青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基本质地。 京、沪、巴蜀三地文化造就了云南知青性格的鲜明独特，理念的差异、丰富、生活习性的不同交融在云滇这块土地上，经过十年的碰撞、摩擦、浸润、融汇逐渐铸就了云南知青的性格特征：思想敏锐、刻苦耐劳、敬业务实、善谋果敢、勇于抗争、善于认同。 当知青们从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昆明来到祖国西南边疆的深山老林，其经历的心理感受，不仅是路途的几千公里，而是整个中国社会文明史的全过程，据当时知青心目中的中国社会文明阶梯可分为：北京、上海——重庆、成都、昆明——思茅、景洪——农场连队和民族村寨。其历史跨度是中国社会最先进文明的京、沪大城市到历史教科书上原始落后的刀耕火种社会，其对于知青生活习性的倒退，对于知青文明心理的震颤不是身历其境是无法感受的，而由此促使云南知青对中国社会的认知和思索及其成长和成熟，勇挑重担，忍辱负重，是哪一代年轻人所无法比拟的。 云南土地上生活着26个民族，其生活的多样性，文化的多元化，知青身居其间，生息与共，特别是傣、哈尼、拉祜、佤、布朗、基诺等少数民族的勤劳、勇敢、温顺、质朴、诚厚，极大影响了知青的性格和人生观的形成和沉淀，引领着这些远离亲人的知青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对于文明社会的渴求，对于真、善、美的追寻。 云南生产建设兵团隶属昆明军区建制，其前身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四兵团陈赓部队的官兵为保卫，建设南疆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地转业创建的各国营农场，这一支诞生于大别山红军时代的英勇部队，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从山西转战千里，解放了大西南，为保卫，稳定祖国西南边疆作出了特殊功勋。这支部队的优良传统随着部分官兵转业农垦战线及其以后同知识青年的朝夕相处，血肉与共，而传承于广大知青，铸就了云南知青敢于抗争，勇于献身的风骨。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反帝反修”国策的感召下，云南知青都有“种出争气胶、气死帝修反”的雄心壮志，相对于其他省市知青为生活安命劳作，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更有一份神圣的使命感，以无私的奉献、青春的活力，屯垦戍边、拓植胶林。所以云南知青拥有博大胸怀和深邃目光是不无道理的，实践证明：我国农垦事业五十年，能为国家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并能有效转型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概也就是云南橡胶农场了。 当我们解析云南知青特质时，不得不提到一个也多少影响了云南知青思想脉络的事因，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云南知青中的一些血性年轻人，随着缅共武装斗争的兴起、发展、自愿投身域外，艰苦卓绝地战斗在深山老林中，不管这些人最后是回归祖国，流落海外或消失于缅北原始密林中，这些传奇一直是流传于云南知青中的神秘话题和“格瓦拉”式英雄膜拜的困惑。这其中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云南知青敢于斗争，勇于献身的精神特质。
上山下乡十年，对于历史说是瞬间，但对一代知青人说是整整一生的青春年华，一九七八年秋冬，随着“四人帮”垮台和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正义的伸张，人性的觉醒，对于自己命运把握的渴求。云南知青的诚朴、团结、抗争终于汇成了一股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我们要回家。 1978年10月，西双版纳景洪农场上海知青丁惠民等接连三封《致邓小平副总理的公开信》6000多名知青联名上书，说出了广大知青深埋心底的声音，由于时任领导的冷漠、官僚、偏见，根本无视知青的合理要求，使事态迅速升温并蔓延席卷整个农垦系统，集会、罢工、绝食、卧轨，形成了当时谁也不想出现的局面――北上赴京请愿。得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同志接见。于此同时促成了时任农林部副部长，国家农垦总局局长赵凡率领国务院调查组，深入农场连队，倾听呼声，体察民情，缓和了当时罢工最为严重的东风，橄榄坝勐捧等农场的局势，及时果断化解了临沧勐定农场千余名知青静坐绝食，跪哭天地，呼喊回家的悲壮场面，其后赵凡同志召开了各个层次、各种类型的知青、干部的调查会、商讨会，寻求解决风潮的途径和办法。于1979年元月，向国务院报送了《关于处理一些地方知识青年请愿闹事问题的请示报告》，提出了解决问题的6条意见，冲破了两个“凡是”桎梏，为云南知青回城开了方便之门，使广大知青的要求如愿以偿。 2000年，我们在编纂云南知青的《勐龙印迹》之时，一个沉重的话题时时拷问良心，知青回城风潮为何没有起于一直穷困不堪的农村插队知青，没有始于知青汇聚的北大荒，也没有首发起于禀性刚烈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场，却爆发于山川阻隔，民风淳朴的西南边陲，而且波及全国，令人深思，发人深省。 28年后的今天，探析这一原由： 其一：云南是“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祸害的重灾区之一，农垦系统更是深受其害，当一些“极左”做法在内地已是偃旗息鼓，云南却是“紧跟”、“高举”。各种“流毒”还可大行其道、甚至变本加厉的发挥，“划线站队”“痛打落水狗”“奸污女知青”“吊打捆绑男知青”其惨烈程度在全国农垦系统是首屈一指的。当时，风行于云南军垦农场的“大干、苦干、拼命干”“活着干、死了算”“要胶不要命”的极左口号和行迹对于知青心理和生理上的愚弄、摧残。直至国务院调查组深入连队知青中说起，国家下达一个农工日挖梯田的指标是三个穴（9公尺梯田加三个60X70X80CM的树穴）时，知青惊得目瞪口呆。因为一般梯田大会战时，日完成要十几个穴有的甚至高达几十个穴。事物总是物极必反，蓄之积久，发之必速，七八年秋冬的返城风潮从根本上说就是“极左”路线长期猖獗的必然结果。 其二：云南知青劳动，生活的聚居地分布在边疆沿线的深山老林。是中国社会文明进程中的遗失地。十年的艰苦奋斗，在云南特殊的气候，地理条件下消耗的是超乎寻常的生命活力，一旦到人生理想憧憬和英雄主义精神支撑消失了，知青们看着年复一年的“破草房”、“盐巴汤”、“烂泥路”再也无法提起“改天换地”的激情，回望全国人民扬眉吐气、拨乱反正，而自己还在没完没了的“扎根”中煎熬，那种被抛弃的心酸凝淀成了广大知青无助的绝望。可以这样说当年云南农场知青所受到的思想上的禁锢最紧；生理体质上所遭受的苦痛最深；精神上所经历压抑的时间最长。据现在可查阅到的数据：“云南生产建设兵团1973年因病残退回原地1596人，擅自返城647人，因公死亡31人，判刑52人，判死刑1人”。① “仅就4个师2个独立团的不完全统计，发生奸污女知青案件139起。”②据记载“从1969年至79年十年中牺牲在西双版纳垦区的知青近1500人，其中上海知青有近千人”③事实上到了1978年左右，问题更为严重，可以说是积重难返。国务院不得不于当年十月召开了全国知青工作会议，但为时已晚，并由于对全国知青状况认识上的滞后、偏执，拿不出根本解决问题的办法，知青返城风潮是不可避免到来了。 其三：云南农场集居的京、沪、渝、蓉、昆知青，其形成的“农场小社会”实际上汇聚了当时中国社会最活跃的思想交锋和最勇武刚毅的社会活力。 1978年前后，通过北京、上海、重庆、成都等城市知青渠道传来的种种“首长讲话”、“文件精神”、“政策落实”、“今冬明春回城”等消息使一直处于茫然、困顿、绝望之中的知青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可以冲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革命大方向”这个光环、改变自己命运的希望。特别是一直生活、苦斗在连队第一线的广大知青看到有权、有门路的知青一个个无声无息地走了，那个内心的冷颤、害怕是灭顶的绝望。就此激发起他们十年中磨炼成的率直豪爽、敢作敢为、无所畏惧，一旦大事临头，到了决定自己命运的时刻，什么集会、静坐、卧轨、绝食、跪祭、请愿，以一切尽可能的合法的形式，向党中央表示了一代知青人的意愿，是适奉其时，顺乎民心的。就此形成了云南知青及时冲破旧思想、旧体制的最后一道羁绊，进行了一次卓有成效的认知真理的实践。 其四：云南知青返城风潮的兴起还得益于农场这种准军事式的屯垦体制和当时特定时期最宽松的社会环境，云南农场虽分布于沿国境线的漫长地带，但又相对集中于西双版纳州、临沧地区、红河州等几个地区，如返城风潮的策源地——西双版纳地区就集中了景洪，东风等八大农场和5个水利团，几万知青高度集中，往来便利，通讯捷畅。为知青们的集聚，信息交流。组织决策，舆论造势创造了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特别是分局——农场——分场——连队四级组织架构为返城风潮提供了最有效的组织体系加上其时“四人帮”帮派体系垮台，农场出现了一个最为宽松的环境空间。犹如西双版纳的三月旱季天、干柴烈日，一旦火星溅地，遍山满野的山火熊熊而起。 今天当我们审视这一段历史，感到庆幸的是云南知青“闹事”前后历时半年，虽有种种曲折、非议和遭难，但作为身历其境的当事者们都能在“人民内部矛盾”这个大框架下对话、商谈并步涉中国人民思想解放进程发展脉络，艰难地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在一些知青义无返顾地以命相博、争取返城权利及广大知青团结守望、集体抗争不公正境遇的悲壮中，在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身有同感的大智大慧决断下，上下沟通，左右兼顾，特事特办，由此及彼，全面解决。果断调整了有关“知青问题”的政策，终于长痛不如短痛，使中国一代知青人的命运发生了逆转，千百万家庭得以团聚，彻底搬开了一块压在中国人民、特别是普通老百姓心头的沉重石头——知青回家。
关于云南知青返城风潮的圆满解决，有六点不得不提及： 2：上山下乡运动历时十年，全国1700万知青，背井离乡，远居天涯。当广大知青纯真理想和满腔热情在严酷的现实面前遭碰壁、被愚弄，种种非难时时得不到正视，其涉及的是全国几百万个家庭。在那个年代，有权可以远走高飞，有门路可曲线回城。广大老百姓家庭只能无奈的沉默、无助的相望。到了后期可说是天怒人怨。因此，党和国务院在处理这一问题时，态度极为慎重，采取实事求是、区别对待的政策，从而较好的平息了这次震惊海内外的知青返城大浪潮。所以说云南知青问题能圆满解决本是顺天意，安民心的情理之中的必然归宿。 3：云南知青返城问题的圆满解决对云南知青应该自豪的是事实证明了他们在十年的艰苦磨炼中已从少不更事的孩子成长了、成熟了，知道了把自己的命运同祖国的命运紧紧相连，把自己的愿望同人民的愿望结合起来，在国家法律范围内寻求自己解放的途径，不管当时何种议论、何种情绪、何种躁动，他们善于团结组织、注意方式策略，因势利导，运筹谋划，着眼“实惠”的人文精神，把握住主流，把握住整体，把握住大方向在理性的抗争中行进，保证了返城风潮在有理、有利、有节的通道中进展。 4：1978年11月越南自卫反击开战在即，需要一个坚强、稳固的后方，昆明军区作为反击战的“前指”之一。必须确保一个坚决、锐利的进击阵地和稳定、通畅的后方保证，云南各农场基本沿着越、老、缅国境一线分布，当时知青的集会、请愿、罢工显然不利南疆战事，实为兵家大忌，促使中央果断，迅速下了圆满解决云南知青问题的决心。 5：回顾云南知青风潮，其时矛盾尖锐、复杂，问题棘手，是当时各种社会矛盾积聚的一次大爆发。对于每一个身历其境的人，无论是知青，农场干部，省州领导，国务院调查组人员，直至高层决策者，都是“新问题”。正如当年国务院调查组长赵凡副部长在昆明会议上说的：“参加革命半辈子，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考验了我们，也锻炼了我们……知青闹事，是人民内部矛盾，只要采取正确办法，是可以解决的。”⑤是时二省六市代表（滇、川、京、沪、蓉、渝、昆和国务院调查组）昆明会议上，这批有良知，有勇气，有历史责任感的人民干部，充分领会中央精神：“即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正视广大知青的合理要求，求大同，存小异，商定、实施好六点意见，并由此形成了云革发《1979》22号文件，为农场知青返城提供了政策依据。中国语言文字的博大精深，丰蕴深涵，使各种认识，理念，见解，要求和心态得到了包容，各界人群也从中找到了自己心意的理解和答案。实现了广大知青和家长的心愿，顺应了全国人民的心愿，圆满解决了云南知青问题，其后，全国各地“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青参照云南知青返城模式得到了全面妥善解决。前后有600万人顺利大返城。1980年，各省市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指示，停止上山下乡，其后各级“知青办”随即撤消。上山下乡运动终告结束。 6：云南知青通过集体抗争挣得自身命运的转折，这在中国现代史中是唯一的特例，前无先例、后无来者。除了以上五点主客观条件外，其时爆发的时机极为玄机。回顾当时党内“凡是派”思想僵化、固步自封，时至1978年10月的全国知青工作会议还要守住文化大革命的唯一“硕果”――以牺牲广大农场知青的权益的代价来保住上山下乡运动的大方向。这样历史不可避免把他们抛弃于人民群众的对立面的可悲境地。而以邓小平为首的党中央审时度势、顺应民意，以特有的睿智和气度、果断地特事特办解决云南知青闹事问题，握得了全国人民的人心权，得人心者得天下。“凡是派”在这样的“石头”之下，默然退场，“云南知青闹事”侥幸得以妥善解决，是顺理成章的。所以我们今天在总结这一“历史教训”时，都要好自为之，从历史的高度实事求是总结、记取。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云南知青不甘困顿，不畏权势，为自己的权益，为知青的尊严，团结自强，敢于抗争，冒着极大的风险，凭着惊人的勇气、顽强的意志，过人的胆识、聪颖的智慧，在南疆这片屯垦土地上崩裂了一道“人生命运和价值”曙光的缝隙，为自己为全国知青大返城撕开了缺口，铺平了道路，成为历时十年之久的上山下乡运动的终结者，永远地载入了历史的教训备忘录。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全国各行各业都开始拨乱反正、平反昭雪，否定“文革”的过程，而关系到千百万老百姓家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却讳莫如深。其后，虽对农村插队知青政策解冻，但还扣住“上山下乡大方向”不放，直至1978年10月全国知青工作会议才在认识和决策上有所松动，提出逐步缩小上山下乡范围，有安置条件的城市也可以不再动员下乡，但对农场知青规定是国家职工，不再按知青对待，不再办理病退、困退。这样全国当时仍在农场的近200万知青被武断剥夺了作为知青回城的权利，当时全国一片平反、落实政策之风，惟独农场知青仍要坚持“原地”，坚持“革命”。减轻城市就业压力，继续担起化解被林彪“四人帮”破坏国民经济所带来的恶果。面对如此不公正的境遇，云南知青奋起抗争理所当然。今天，当我们看到年年的民工潮涌向京、沪等大都市，对于我们当年无意识的“胜利大逃亡”欣慰地作出了理性评判的升华——27年前云南知青的回归跨出了弱势群体追求光明、富裕和自我的觉醒之路。云南知青主观上只是要挣回作为知青回城的权利，却无意中扫去了“上山下乡运动”合理性的最后一块标桩，为全国农场知青大返城开辟了通道，客观上终结了为时十年的上山下乡运动，为改革、开放创造了一个人心思进、社会稳定的大好局面。
作为共和国同龄人的知青，《国际歌》唱了几十年，却懵懵懂懂，云南知青返城的最后一幕才理解了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更不靠神仙和皇帝，要创造人类社会，全靠我们自己”的至真明理。知青作为伴随共和国诞生的儿女，热情纯正，志在四方，艰苦奋斗，奉献祖国，有付出，有耕耘，有痛苦，有欢乐。今天说到“知青”有何启示的话：十年上山下乡告知了一条简单的真理，在时代社会潮流中，一个人，一个群体往往是无法抉择自己命运的，但要在关键时刻，在那关键的几步，一定要把握人生命运的走向。二十七年前，云南知青为了改变自身不公正的待遇和命运的苛求，奋力抗争，把握住了知青命运的走向，而回归到了新时代的发展过程中，回归到社会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回归到他们应该站立的人生立足点，为百废待兴的国家增添了一支忠诚、厚实的生力军，使广大知青搭上了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列车，为一部分知青体现一代知青人的人生价值提供了阶石。
知青作为一个特定时代的产物，已经后无来者，作为一段历史却褒贬不一。在当今改革、开放的社会大潮中，当年的知青无疑是社会弱者，不应被有意的边缘化，因为正是这些插兄插妹、场友们不甘落寞，无休止的聚会聚餐、出书集、建网站、文艺汇演、故地回访、当然还有时不时地跑追悼会，成为当今时尚社会的一道独特风景线，纵观他（她）们今天的生活是平淡、真实而坦然，无奈的弱势群体却有一颗可爱的心——好聚好散，来去自由，平等和谐，自娱自乐，珍视友情，安于清贫，记真往事，快乐未来。在提倡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这是一群不该遗忘的人。
2006年3月19日
②（《回眸、思考、述评》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5年版） ③（黄耀明《上海老知青赴云南回访札记》） ④⑤（《忆征程》赵凡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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