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爱美：时代回眸，那一段我和知青一起走过的青葱岁月
作者：老例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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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爱美：时代回眸，那一段我和知青一起走过的青葱岁月
作者：老例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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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回眸，那一段我和知青一起走过的青葱岁月 ——谨以此文与所有和我同龄的知青兄弟姐妹尤其是知青网友黄凯昭共勉 陈爱美
一 题记： 今年的七月西安连续几场大雨，舒适、凉爽，前日（7月19日），又一场清凉的夏雨湿润了古城的街道、角落，带着这样一种湿漉漉的心情，一封特别的博客来信更是让我瞬时在看到的刹那，眼睛也有点潮潮的、湿湿的。 黄凯昭，一个陌生的新网友，一个经历过那个特殊年代的落户知青，2007年7月17日16：10在我的博文《难忘——火红的七月》（三）里给爱美这样留言----爱美：我们应该是一代人，但我没你那么幸运，我从没参加过高考，77年你们都在参加高考的时候，我还在陕北吴堡插队没有回城，现在我也只不过是一个卖衣服的小摊贩，我的孩子大女儿、二女儿都没有福气参加高考，一个帮我的忙看摊，一个去南方打工了。我今天学会上网，还是女婿帮我的，小女儿不知在哪里看到你的文章了，昨天晚上很晚了还打电话回来提说这件事，所以我直接找人帮我上网看看，心里难受得很难受得很，我们一家人真是受了不少罪，我这个城里孩子现在在吴堡33年了，前年家里有事才回来过，回来心里那个失落难受简直可以哭死八回了，我原是东郊田家湾的人，现在哥哥妹妹都住在韩森寨附近，可我真是个老农民了，头发已经花白，一口陕北话，那个年代真是亏了我这样多少个没回城的城里娃，高考没给你带来运气，也和我没有关系，但我这一辈子的命运真是想再有一次高考也好改变哇！欢迎你到吴堡来！ 可以说，黄凯昭网友真挚的来信，在落雨的夏日的傍晚，恍如一缕温暖的霞彩照耀过，闪烁眼中，带回了昔日青葱岁月略带苦涩的记忆，和那些青春河里曾经湮没过的花朵一起，组成了今日（7月21日）雨过天晴之后这一大片绚烂的云锦。 见到黄凯昭网友的留言，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我拿什么安慰你，我的“战友”！我将何时走近你，扎根山村的知青网友！你可知否，我与当年的知青有过并肩战斗的革命情谊。 回复黄凯昭： 你的名字很大气，我和你一样都是在别人的帮助下上网的，知道吗，我和当年的老知青可是有着深厚的阶级感情的，当年我是一个返乡青年，在敲锣打鼓地迎接知青的队伍里还有我一个呢。你们这些城里娃的到来让我高兴地不得了，我们一起演节目，一起说普通话，一起劳动，从此乡间的文化生活不再单调……你的留言又勾起了我一串串略带苦涩的记忆和一个个情同手足的知青的名字，不由自主我又哼起了咱们年轻时唱过的歌，像《延安窑洞住上了北京娃》、《敢教日月换新天》等等，可以说为了你以及所有的扎根农村的知识青年，这两天我专程寻访了《延安窑洞住上了北京娃》的词作者张郁，以及这首歌的首唱陕歌的年逾七十的女高音歌唱家屈忠如。近期我会把有关情况发到博客上，你一定要来。哦，对了，你女儿是很孝顺的，你应该高兴，你是幸福的。 的确，幸福。对于那一段与知青一起走过的青葱岁月，已然成了我们那一代人最深的记忆。而在记忆深处，那些曾经让我们沉醉、激奋、忘情的老歌如《延安窑洞住上了北京娃》、《敢教日月换新天》等等，更是成了我们青春最好的见证。
做记者（新闻播音员持有记者证）久了，我突然有一种迟到的寻访原创的冲动，而且异常强烈，我这个被称作“马路歌星”的人只差要放声歌唱了。（7月19日）中午下班，在广电中心开往家属院的班车上（我专门搭上了陕西人民广播电台的大班车，我小时候乡村高音喇叭里传出来的歌声，不就是从这里发出的吗？），即兴的“互动采访”热闹极了，我起头唱了句“一道青河水，一座虎头山，大寨那个就在这山下边”，竟有好几位年龄相仿的姐妹一起跟上来：“七沟八梁一面坡，层层梯田平展展......”接着再唱：“毛主席住过的窑前宣过誓，北京娃永远听党的话，南泥湾里育新人，不怕风吹和雨打......”歌声此起彼伏。 “这 首歌是谁唱的？”、“何处有音像资料？”，大家你一腔我一声，“好像是员（yun)恩风唱的！”对，好像是员（yun)恩风唱的，何况他的爱人孙韶光音像资料就堆了满满一屋子。 很快，在与我家紧挨的A座家属楼，我叩开了著名歌唱家员（yun)恩风家的门，意外的是孙韶老师很肯定地告诉我，《延安窑洞住上了北京娃》这首歌是屈忠如首唱的。于是，冒着大雨，在几个小时之内，我在西安市文艺路艺术家大厦，拜访了已经年逾七十的屈忠如，遗憾的是她自己也没有保留哪怕一张录有这首歌的盒带或者音碟。无奈之下，只好把满心的希望寄托在陕西人民广播电台资料库里，然而热情的鲍敏小姐给我翻遍了整个资料库，也未能找到这首歌的任何一点资料。 我几乎彻底失望了。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当我万分遗憾地再把注意力转移到网络时，可真是有那种“得来全不费功夫”的欣喜感觉，我竟然在网络上得到一个相当相当意外的收获——两首歌的音频资料特别是词曲作者张郁的介绍，更是令我耳热心跳，太久又太近了，张郁竟然曾经是我们西安广播电视局的副局长、《当代声屏》杂志的主编。 最终，我冒着雨一路拨打着“114”电话走进了这首激荡我们整整一代人心中的老歌——《延安窑洞住上了北京娃》的词作者张郁老师的家，和他一起在歌声中回想起了那段难忘的特殊岁月。 见到张郁，犹如见到当年的北京知青，欣喜、亲切、激动一想便知。 我最关心的当然是这首歌的创作背景以及幕后的小故事，我迫切期望通过他的讲述，能够帮我丰富我对那个火热年代的点滴回忆，我期望通过回忆，我能再次走近一代中国知青的群部落。 学者出身的张郁在含蓄机敏的寒暄后，沉稳地打开了那段记忆的闸门，没有我想象中那种迫切、激动的言辞，也没有任何手势渲染的亢奋神情，面前的张郁一边沉思一边回忆，一边娓娓地向我道来......“创作《延安窑洞住上了北京娃》这首歌时，我正在国家测绘局西安测绘分局的宣传队里，是个业余作者，为了宣传毛主席的“知识青年都到农村去”的伟大指示，搜索枯肠进行创作，但都未写出很好的歌词。不久，北京来了第一批知青，从西安转战去延安，一个个飒爽英姿，一个个朝气蓬勃。当时，我刚刚开始学习创作歌词，写这个歌，也正赶上了上山下乡的大潮，看到全国知识青年到广阔天地里去锻炼，受到更大感染，特别是北京知识青年经过西安到延安去，我们欢迎他们，欢送他们，嘹亮的口号声，年轻的富有朝气的面孔，甚至是他们身上个个迸发出来的激情与热情......是热潮给了我创作的热情。他们由国家首都北京到革命圣地延安，对知识青年来说，对这一代人来说，有着很特殊的意义。在这种情况感染下，我写了这首歌词。” “歌词写出后，也是一个业余作曲的——溪坪作了曲，当然现在他已是个专业作曲家了。那时，溪坪是西安氮肥厂的工人，看了这首歌词，很感兴趣，经过他刻苦的创作，最后出来了。经过省、市音协一些音乐前辈的帮助，这首歌很快在省内的知识青年中间流行开来，后经过演出和省电台的广播，引起了更大的重视。省上把这首歌报到北京，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加上中国唱片公司灌制唱片在全国播放，很快，这首歌在全国就流行了。不光是北京知识青年，全国的知识青年和学生也都很喜欢这首歌。” “在那个时代，产生了许多歌曲，语录歌、红太阳歌、红卫兵歌，那段岁月，似乎人人都那么赤诚，那么狂热，对于那些十七八岁甚至更小的或者年龄大一点的中学生来说，更显得单纯，充满了激情和对‘革命时代’‘红色生活’的憧憬。对于那时的初中的、高中的老三届、新三届的知识青年来说，憧憬是其“光明”的一面，也在那个历史的时期，经受了生活的考验。”“几乎过去了三十年，无论我走到哪里，只要有人对那个年代的知青介绍我是这首歌的作者，人们就会伸出热情的手，送过来一片真挚的目光。在北京，一位当年的知青朋友来信告诉我，那首歌是写给他的，他唱了一年又一年，在陕北的窑洞里，一年年，他唱着那首歌回到了北京。那首歌，给了他勇气，给了他力量，给了他信心，在陕北高原的黄土地上，他洒下了血汗，也成长起来，走出了忧郁。” “在南泥湾，我曾两次看望过一位永久留下来的北京知青，他在村里的电灌站工作，早已娶妻生子，早已满口的陕北话了，一身陕北农民打扮，从他的身上，几乎看不到一点北京娃的影子。我第一次见他时，他和他的家乡伙伴，都如痴如醉地学唱这首歌，唱得十分投入，一个个激情满怀。二十多年后，我第二次见他，把过去他喜欢唱的这首歌再唱给他听时，他却是泪流满面了.......”“因为这首歌，我常回忆起那个风风火火的年代；因为这首歌，我了解了“知青族”，结交了许多知青朋友........” 延安窑洞住上了北京娃 “山丹丹（那个）开花（那个）赛朝霞，漫天的那个朝霞山坡上落，北京那个青年在延河畔上安下家，安下家........
——电影《蹉跎岁月》插曲 不记得是哪一年了，电影《蹉跎岁月》和关牧村那充满磁性的嗓音,如潺潺流水缓缓地流入我的心田。曾经的青春岁月，浓缩了多少打拼的苦难和艰辛，在《蹉跎岁月》主题曲轻缓悠长的旋律里，渗透了种种淡淡的忧伤，每一次听到，每一次入心而感动。 只是深浅不一而已。 看着爱美新浪博客上一条条陌生而感人的留言评论，应该不单是那种语言形式上的问候，更多应是心灵的波动，字里行间，有多少那段岁月的情怀和沉思！ 不再想那段岁月的沉浮起荡，不再想历经的花开花谢，三十年后，当这段岁月入定尘埃，所有的一切都如同一道深刻的时代烙印，刻在我们一代人的眉眼中、心灵深处…………
1974年3月，春暖花开，正是陕西关中渭北平原深翻改土之时，人们早就开始嚷嚷，城里上山下乡的知青就要来了。这对于我，对于一个刚刚高中毕业仅三个月的农村少女来说，无疑是一个心灵躁动的信号，不安和喜悦就像一道春风轻拂在我的眉宇和心头。夹在村民中的我独自猜测着将要到来的知青的年龄、长相、穿着、神态……这些城里来的年轻人，这些能说一口流利普通话的城里娃，此后就要天天和我和村里人一起出工劳动了！他们是几男几女？会不会是广播里报纸上早就宣传过的那个知青典型邢燕子那样呢……… （注：邢燕子，原名邢秀英，天津市宝坻县人。1958年，高小毕业后没有回父母所在的天津市区，而是回到家乡宝坻县大中庄乡司家庄村务农，发愤改变家乡的穷貌。在那里，她和农民打成一片，并组织了一个“邢燕子突击队”，成绩突出。1960年人民日报发表长篇通讯《邢燕子发愤图强建设农村》，介绍了她的先进事迹。此后，成为上山下乡的知青典型，被称为毛泽东时代的好姑娘。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多次接见过她。） 终于，队长拉着架子车去公社领人去了。 那是1974年3月20号下午。（渭北平原的知青比很多地方都要来得晚一些。在延安、内蒙、云南、新疆等很多地方68、69年就已经去了大批大批的北京、上海的知青。）有人看见公社院子里人来人往，彩旗飘展，锣鼓喧天，城里来的知青们打着背包、身着草绿色无领章的军装，一个挨着一个排着队，脸上洋溢着青春的无邪的笑容。很快，以自然村为单位，知青分门别类，男女搭配，迅速跟着分配到村的队长步行回村“安家”了。
我家背靠马路（那时候我们村还没有修水泥路，），马路对面就是生产队集体共有的饲养室，这是村里最具中心的地方，在这里，饲养室的前方不远处的马路边上，一棵茂盛的大槐树上系着村里用铁丝拧上的犁铧（犁上的零件，用来翻土的铁器，略呈三角状），这就是村里用来召集社员们集合的“钟”，“噹噹噹”，钟声一响，社员们就像旋风般一样手里拿着农具从家里迅速“刮”到这里，排成队或围成堆，年龄大一点的男的往往是嘴里刁一袋旱烟，边抽边说着“粗话”（开玩笑或拉家常），妇女们则边纳鞋底边嘻嘻哈哈说笑着挤成一团，往往总在这时，队长总扯着嗓子大喊着给大家派活儿、“训话”。这是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每逢这时，只要趴在我家的后窗上就可以把所有的一切尽收眼底。 而那一天（1974年3月20号），我却一反常态，早早就出了门，搬着木条凳，拿着粉笔、粉刷，悄悄跑到村西头，在路边村小学的墙上一笔一划恭恭敬敬地书写着板报的内容——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接着，在“热烈欢迎知识青年到农村来”的后边还打了一个大大的感叹号。 其实，写板报是实也是“虚”，这不仅是出于那个年代看成分重在政治表现的一贯觉悟，也是和我这个地富子女与生俱来的热情好客的乐观秉性有关。在我眼里，这些城里来的知青们就像是我熟悉很久的“亲人”，我在心里总想为他们的到来作一点什么。而且在村西头，从公社回来的知识青年第一站便是到这里，我可以第一个最早很特别地迎接到他们。 果然，一拨又一拨的知青从这里经过，他们有的坐着拖拉机，有的跟着拉行李的架子车，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跟随队长回来的知青和我的年龄相仿，我站在凳子上迅速点数着他们，三男两女，没有领章帽徽的绿军装，每人背一个军挎包，胸佩大红花，英姿飒爽，白净洋气。在我们目光对视的一瞬间，我感到他们友好地向我微笑，并驻足看我写的板报内容。然而就在这时，队长却对他们大声说道：“快走吧，别看了，这是地富子女假积极！”当天，知青们被临时安排到了东队下中农周家住下，开始吃着很长一段时间的派饭，直到后来队里在饲养室的东边盖了两间“知青点”，城里来的知青才开始了真正的“自力更生”。
我至今记得他们的名字：叶云霞、常云珍、潘权、殷永祥、张建群。 也至今记得当年他们年轻时的音容笑貌。 尽管时间过去了三十多年，但那时无论是割麦、锄草、摘棉花，还是起圈、浇地、打农药等，一幕幕一桩桩，依然清晰于眼前。 那时，最令我激动感怀的是，我终于可以大胆地用普通话和人交流了，尤其是在人扎堆的地方，当着众多男女社员的面，我和那些与我年龄相仿的知青操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讲故事拉家常，甚至一起唱歌说笑，心里的感觉舒畅极了，美滋滋的。我很快就和他们成了朋友，尤其是两位女知青叶云侠、常云珍，我们更是成了无话不谈的闺中密友。于是，一有空，我就经常从家里带着好吃的跑到她们房间，玩耍、谝闲传。 似乎，就在那时，革命友谊的种子就已经在我们彼此的心里发芽。 然而，那是一个特殊的无法小资的年代，对于我们三个年轻的美丽的女孩来说，外面的世界也许只是一部喜欢的电影、一首熟悉的好歌、一本漂亮的杂志那样遥远而充满“诱惑”。 记得那是一个大雨滂沱的傍晚，我和往常一样自如地进到她们屋里，一进屋，叶云霞就很快从我身后插上门，之后，小心翼翼地从自己带的小箱子里，郑重其事地捧出了两本书——哇！《大众电影》！我不禁高兴地讲出声，“嘘！小声点。”叶云侠一本正经地说道，之后，慢慢地打开两寸厚的书籍，一幅幅排版漂亮的电影彩色图片《白毛女》《苦菜花》、《枯木逢春》、《舞台姐妹》、《三毛流浪记》、《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等等，尤其是田华、白杨、张瑞芳、王丹凤、王晓棠、谢芳、王新刚、孙道临等等，一个个我从小就熟悉、喜欢的电影演员跃然出现在眼前，使我心跳加速，几乎无法正常呼吸。这些曾经给我精神带来巨大喜悦和慰籍的电影，似乎一下子又回到了我的面前。 我几乎到了如痴的境界，捧着书如获至宝爱不释手。然而，时间太短，人又多（三个人），我无法静下来独自欣赏慢慢体会，于是，看得几乎走火入魔的我小心而又神速地将书合上，折起来，开始“讨好”书的主人，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就这样，这本让我喜不自禁的书被我带回了家。 第二天，全队女社员去锄地，干得正酣，叶云侠突然当着我和常云珍的面，小声而又气愤地问：“我的书，你们那个撕掉了一片？”“我没有，没有撕。”常云珍胆小的赶紧回答，只有我脸红耳烧，嘴里半天都说不出一个字来。我知道，此时，我已完全失去了勇气，那片自个掉下来的彩页，无意中我已经占为己有了，解释可能更加无济于事，相反“保守秘密”会更好…… 一堵墙，一堵阻隔了友谊和心灵的墙就这样竖立在我们两个人的心头。 直到九十年代初期，我去渭南主持节目，已在渭南工作的叶云侠早早得知我来主持的消息，兴奋极了，专门赶到活动现场找我，并热情地邀请我到家里玩。活动结束，我跟她去了家里，惊喜地发现原来这时的她已经和同来的知青殷永祥组成了幸福的家庭，住进了宽敞的家属楼里。我们自然而又亲切地一边叙旧，一边吃饭，两个人谁也没有再提当年的“偷书事件”，仿佛那事从未发生过一样，我们还是当年亲密无间的好姐妹。
三 面孔——知青部落，最远最近的镜像 回头凝望/越过三十年的风雨沧桑/我看到漫天的飞雪/和倚窗而立的镜像/..... 网友黄凯昭的留言如抽丝剥茧般，这些天，我的心被三十年前那一幕幕、一桩桩梦境般的往事牵着走。我试图用心灵的回应，熨平黄凯昭那早已爬上额头的愁苦的皱纹，甚至，我想赶赴几百公里外的陕北吴堡.。尤其当我再次打开博客，再次看到知青网友黄凯昭的三条留言时，心内犹如翻滚的海浪，翻滚，迫切，更加迫切。 真想为他做些什么？！ 真想和他说些什么？！ 然而，最近的网络，最远的距离，两个从未谋面却又一起走过那个年代的同龄人，生活中相逢和交往又是何其难呢！ ……… 事实上，岁月的脚步已经渐行渐远，当年那一段足以让我们这一代人刻骨铭心的往事，也已经成为岁月的河流中几朵最闪亮的浪花。 黄凯昭、周朴、郭水旺、赵翠萍等等，几千个几万个甚至上百万个上千万个热血青年的名字，已然成为当年那个特殊的知青部落的集体记忆，记忆深处，那些或普通或陌生或勤劳或坚韧的知青形象，依然挺立闪烁着熠熠的光芒。
（1） 周朴 （此图为2007年6月，周朴从德国回国，与儿子一起和我在陕西广电中心门口合影留念。） 周朴，1974年3月，第一批在陕西省临潼县谭家公社（现西安市阎良区振兴街道办事处）插队的知识青年，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第一年，考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南京902厂（熊猫电视机厂），86年回到陕西，参加组建西安电视台。九十年代，远赴德国，现任德国AIE公司董事长、欧亚桥经济协作体的轮职主席。 认识周朴，已到1974年的三夏，那一年，因为爱好和一技之长，我和高中同班同学刘洪涛被临时抽调到谭家公社三夏指挥部搞三夏进度广播，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了同样从村里抽调上来的邓家村的知青周朴。每天，刘洪涛骑着自行车走村串乡跑（采访记录）收割碾打进度，周朴则在公社门口天天更新三夏板报的内容，而我却是再风光不过了，在广播室做广播员，每一天，我清脆嘹亮的声音，都会通过公社的高音喇叭，飘荡在希望的田野上，飘荡在村里的各个角落：“临潼县谭家公社三夏指挥部现在开始广播……”那时候的周朴真是名如其人，质朴含蓄，少言寡语，敦厚的外表下，却时常闪烁着机敏的灵光。那时，我很少见他在公众场合大声说话高谈阔论，也很少和他有所交谈，但我时常站在他办的板报前，听到路人对他的议论和称赞。与他相反，活泼爱唱爱跳的我，因为经常参加公社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宣传演出：什么样板戏里的小喜儿呀，什么吴清华呀，小常宝呀，学得像模像样，在四里八乡早已成了“小名人”。除了周朴，许多从城里来的知识青年都和我们打成一片，一起唱歌、跳舞，一起表演小品、诗朗诵。而每每这时，周朴总是远远地站着观看我们的演出，演出结束，他总会在见我的那一瞬间投来赞许的一笑。 但我从来都没想到，三十年后，在周朴个人的诗集里，竟然还收藏着当年他自己在那年三夏办板报时写下的和我有关的打油诗： 爱麦青，爱麦黄，爱麦地里多打粮，三夏广播听进度，还要批修进课堂。六月天，娃娃脸，时阴时晴不眨眼，呼隆一声雷雨下，方知龙口不谝闲。 ——《听爱美三夏广播有感》 （2007年6月，三个“革命战友”三十年后首次合影留念，左为周朴，右为刘洪涛，中为陈爱美） 三十年后，2007年5月中旬的一天，高中同班同学刘洪涛打电话说：“爱美，周朴最近要从德国回来了，你见不见？”话音刚一落，我就在电话这头高叫：“太好了，当然要见，他哪天回来，你一定要通知我，咱们可有些年头没见了。”然而，直到2007年6月初，还没有周朴回来的消息。我却更忙碌起来了，参加台里一个重要的演出活动。彩排间隙，却突然接到刘洪涛的电话，说周朴已经回来了，但时间特紧，马上就要坐飞机回德国了。我无暇询问周朴具体回来的时间，一边直嚷嚷叫周朴接电话。但是，不管我这边怎么急切热情，电话那端的周朴却依然一如既往的沉稳一笑，算是应允。之后片刻，我迅速邀请他们来广电中心，不管时间多紧，我都要挤空见老朋友一面。 大约只有十来分钟，我快步走出演播大厅，急匆匆穿过广电中心的武警岗哨，只见门口不远处，周朴、周朴的儿子以及同学刘洪涛三人也刚气喘吁吁地站定。 留影、寒暄、叙旧……时间紧促，一切显得那样紧张、热烈而又充满温情，我们就像是昨天才刚刚分手的朋友，亲切、默契。
（2） （郭水旺一家三口早期合影） 郭水旺、赵翠萍，一对知青夫妇，1974年3月从临潼铁中插队下乡，至今还生活在当年插队的地方。 我是在一个特偶然的机会，得知在我的家乡阎良，还有一位叫郭水旺的插队知青现在还留在那里。我真的惊讶极了，不知怎么，我的脑海里一下子浮现出，当年那些十七八岁打着背包精神抖擞来广阔天地练红心的城里孩子的模样，三十年后他们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我似乎又有一种和当年一样急切的心情，我急于再次见到他们，走近他们，亲近他们。 汽车驶进阎良区地界的时候，我突然有些感慨，这条路，这些年来我来来回回不知走了多少趟，再熟悉不过了，但是我却不知道，走过这条路没多远就是郭水旺插队落户的地方。是啊！当年从这条路走来了多少热血沸腾的知青，又有多少人从这里奔向了新的征程。 今天，循着这条路，在同学刘洪涛的带领下，汽车很快穿过了当年我们劳动过的那片碧绿肥沃的原野，驶进了徐杨街道，在一所不大起眼的理发店门口停了下来。刘洪涛说：“爱美，你等一等，我下车先去找找。”我于是瞪大了眼睛，目不转睛地向刘洪涛走的那个门口看去，我想象中的老知青郭水旺马上就要出现了!可是，不到两分钟，刘洪涛却带着一位五十来岁的女同志从门里走出来，给我介绍：“这是水旺他媳妇赵翠萍。”我迅速地一看，脱口而出：“啊！‘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难怪水旺能留在这里。你娘家是哪个村的？”妇女腼腆地一笑，礼貌地回答：“我也是知青，和水旺一起插队到这里来的。”“什么？你也是知青？难怪啊！你长得这么白净，讲话也不像我们阎良人啊！”我又吃惊又感慨地说。赵翠萍却有些不好意思起来，轻声说道：“俺们家祖籍是河南人，全家一直在宝成铁路系统工作。”说完，她客气而又礼貌地把我们迎进家里。 “水旺不在家，去重庆打工了，年底才回来，孩子大学毕业在西安工作了，就剩我一个人在家，把房子租出去了一间，我们留了一小部分凑合。”趁着倒水的功夫，我迅速打量他们家，不足五十平米的房子，摆设简单极了。 “你们什么时候下乡的？”“74年3月20日，这可是一辈子都忘不掉的！”她非常清楚而又肯定地脱口而出。她说她永远都记得那一天的所有情形，那是他们临潼铁中的同学集体插队下乡的日子。这一天，在她心里，俨然成了一个特殊的符号。 “那一天，我们铁中所有高中的同学乘坐十几辆大卡车，扛着红旗，打着背包，在老师和家长的叮嘱中离开了母校，到达谭家公社时，已经是下午三点多了……”赵翠萍不紧不慢地说，我也一起加入回忆。 然而，当性急的我提出：“快让我看看你当年的照片”时，赵翠萍却警惕而又委婉地说：“没有了，不知道都放哪里了！”我不由有些失望，随即换了一个话题，和她相跟着走近了她家的后院。 看得出来，时间和空间早已尘封了昔日的一切，包括当年的热血、志向，包括生活的艰辛和磨难。在赵翠萍家稍作停留，我就起身告辞并热情地邀她去吃午饭。她爽快地答应了，还主动当起了我们的向导，把我们带进了她家隔壁的“老校友饭馆”，坐定后，我和她再次攀谈起来。 “我和水旺高中是同班同学，下乡时没分到一起，水旺在邓家村，我在慕郑，我们81年结的婚。79年，我被招工到宝成铁路工作了，水旺当兵离开这里三年，80年又转业回到这里了，那时候当兵都是从哪来再回哪去，当兵回来水旺就在镇上的供销社工作了，后来解散了。我也是前几年退了休又回到这里来的。”赵翠萍说到这里，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毫无芥蒂，就开始提起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知青往事，也许是受了大家伙的感染，赵翠萍开始提高了嗓门，语速明显也快了不少，并且中间两次主动起身回家翻来了三个影集和电话号码本。 “我们插队那会儿几个女同学大家都住一块，在知青点。没过一年，我就到大队的医疗站当了一名‘小护士’，帮乡亲们打针、换药。那时候，一出门都是田野，没有娱乐活动，一到晚上，大家都闲得无所事事，我们几个女同学还曾经去别的队里偷苜蓿，被别的队的队长发现，第二天找我们队长告状。”“后来，大家一个一个走了，招工的，回城的，谁也不告诉谁，偷偷地离开这里了。直到前年，我们又联系上了，大家一起回村里看了看，又出去玩了一趟。不知怎么搞的，五十了人就开始怀旧了，大家都留下电话还想再聚一聚呢！对了，我这里还有我们在阎良工作的同学，你要不要也见一见？”与最初判若两人，谈兴渐浓的赵翠萍开始有意无意地流露出她活泼健谈和幽默的一面，她开始热情地张罗我和另一位阎良知青的见面，打电话，做工作，当对方因公务实在抽不出空来的时候，她遗憾而又主动地要求打电话给郭水旺，请我和水旺说几句。这正合我的心意，这次回来不就是冲着水旺来的吗？ 电话很快拨通了，我接过来就像对久未见面的老朋友一样欢快地叫道：“水旺！你好啊！”电话那端，一个操着陕西话的中年男子迟疑片刻后说道：“嗯......我咋没听来？”（我怎么听不出来你是谁呢？）呵！我这个土生土长的阎良娃，一听便知这是我们当地人的说话习惯。 “我是陕西电视台的陈爱美，你听出来了吗？”我接着再问。 电话里传出一声憨厚的笑声：“噢，咱那儿（音ca? wa）出去的名人么！”我紧接着用家乡话问：“你在那儿给人家干什么工作呢？工作怎样（音za ?xiang ）？你啥时候回来啊？”他回答道：“搞建筑管理呢！还能成！年底才能回来。” 通完电话，我刚准备和翠萍告辞，就见翠萍快速地从口袋里掏出一百块钱抢着付账，我一边大喊“不行，不行”，一边径直走进饭馆操作间，不容推辞地把钱交给了饭馆老板。翠萍嘴里还埋怨道：“来我们这儿了，还能让你掏钱？这咋行？”我于是急忙说道：“下次吧，下次你们同学见面，你给我打个招呼，我们一起聚一聚。” （上图为2005年赵翠萍与当年的知青伙伴们返乡游玩时拍摄的合影留念，后排右一为赵翠萍）
时至深夜，终于，平静地收了尾，《时代回眸，那一段我和知青一起走过的青葱岁月》在这里就算画上了一个句号。 在记忆的大门即将徐徐关上的时刻，《爱美TV台》在此特意给所有知青朋友献上我们陕西电视台1995年拍摄的电视连续剧《遭遇昨天》主题曲的视频，并重新做了剪辑，谨以此对当年在陕北插队今天仍然扎根生活在陕北的知青网友黄凯昭等以及所有和我同龄的知青兄弟姐妹们真诚地道一声：平安，幸福！快乐，幸福！如意，幸福！
电视连续剧《遭遇昨天》主题曲视频 http://vhead.blog.sina.com.cn/player/outer_player.swf?auto=0&vid=5798379&uid=1261143660
来源：陕西陈爱美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2b866c010008u5.html~type=v5_one&label=rela_prevarticle
陈爱美个人资料： 陈爱美，女，汉族，1953年出生，祖籍山东，生于陕西阎良。陕西电视台播音指导、节目主持人，陕西戏曲广播《爱美戏缘》节目主持人，陕西省第九届政协委员，陕西省慈善协会理事，陕西省电视艺术家协会理事，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主持人委员会副会长。陕西电视台《陕西新闻》的第一任出镜播音员(始于1980年)，戏曲专栏《秦之声》群众秦腔大赛的第一任节目主持人（始于1990年）。
1979年从3600名应试者中脱颖而出，考入陕西电视台，成为一名从田野跃上荧屏、自学成材又深受广大观众及专家认可、喜爱的优秀节目主持人。1987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编采专业。
新闻播音的端庄、大方、质朴、平实、可信的风格与主持戏曲专栏《秦之声》的稳重成熟而又青春勃发、大气融融而又谦恭随和，善于把握时机烘托气氛而又不居高临下、喧宾夺主的特点交相辉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主持风格与人格魅力，被观众形象地誉为“几乎和三秦父老须臾不可离开的秦腔融为一体，成了秦腔的代名词了”（摘自1994年4月28日《西部周末》）。
从事新闻工作二十六年来，在新闻播音和节目主持方面成绩斐然：
1980年配音解说的专题节目《绿叶红花》荣获首届全国文艺节目评比一等奖； 1994年陕西电视台第一个在全国获得新闻播音一等奖； 1995年撰写的论文《情感投入，深层参与——主持戏曲专栏《秦之声》的体会》荣获全国第六届广播电视优秀播音论文一等奖； 1996年自编自导自播的戏曲节目《爱美与秦声》第一次在中央电视台向全国观众展示了秦腔的艺术魅力，并获全国电视节目主持人大赛综艺类唯一银奖； 1997年第一次第一人在全国省级电视台新闻播音员和节目主持人中被中华新闻工作者协会授予第二届“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称号； 1999年自己撰写的《回报我热恋的三秦大地》荣获全省“三颂”演讲一等奖； 2001年荣获陕西省新闻播音一等奖； 1993、2002年均以最高票数获得陕西电视台台内职工评选的“最喜爱的节目主持人”荣誉； 2004年6月荣获陕西电视台首届观众最喜爱的播音员主持人称号； 2004年8月独立撰写的论文《当主持人成为媒介的界面》荣获第七届全国广播电视主持人节目优秀论文“金笔奖”； 2004年12月第一个打破了全国地方电视台连续在一线工作的新闻播音员的最高年龄记录，并荣获国家广播电视电影总局授予的播音指导光荣称号； 2006年3月兼任并创办了陕西戏曲广播《爱美戏缘》节目，担任节目策划及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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