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了好几年了。战争的阴影在人们的脑海中慢慢逝去。虽然防空警报在夜间偶尔还晌起，我们还是会被吓得躲进床底下。或者在大雨过后，还没铺上柏油的红泥路上会露出白骨磷磷，我们得踏在先人的骨头上走路。毕竟，土改、三反五反已完成，反右斗争还没有风声要开始。市面出现一片和乐升平景象，百废待兴。
    那一年，我已满五岁，在幼儿院念中班。我已能用毛笔写许多字了，还会做一些简单的加减算术。不要小看唷，住我对面屋的妹妹姐，别看她已十三岁了， 可是她的名字还是我教她写的。她爸妈是反革命被枪毙了，现在天天跟阿姨去卖菜。刚开始学卖菜时要找回零钱给客人，都是我在旁边帮她看。
    有一天，听得爸妈在商讨说要送我去上小学因为幼儿院说我年纪太少不能升大班，况且幼儿院的学费太贵了。小学就快招生。上公立小学很便宜。但是，即使是在战后数年，广州的小学还是寥寥可数。许多孩子已十二三岁还没机会上学。 每当夏季学校招生时，大家都挤得头破血流要把孩子往学校送。
    第二天，妈妈立刻到派出所把我的年龄改为七岁。六月，学校招生简章一贴，爸、妈和祖母轮流在酷热下，在广州市第三中心小学门外排了三天三夜的队终于拿到一份报名表。只要我能通过入学试，便能进小学了。为了应付这个试， 我天天要乖乖的待在家中背生字，学算术。等七月初时去面试。呵呵，未来二十年的寒窗，这预备的时间肯定不算。
    考试的那天早上，我比太阳更早从床上爬起来梳头。我的头发很长，大慨从出生到那时还没剪过。每天梳头对我来说简直是种折磨。不过今天，祖母特意用刨花浸的润发液小心的用刷子刷在我长及腰际的发里顺利地编出两条光亮的辫子。再穿上那已洗得发白，我唯一的天蓝色的小旗袍。妈妈隔晚就把它烫好了。我不喜欢穿旗袍因为下楼梯时不小心踏到旗袍脚就会变成个东瓜滚到楼下。但妈妈坚持，我不能违抗她。最后我穿上舅舅做的黑布鞋。照照镜子，自己也觉得蛮漂亮。
    七点半，祖母陪我去到学校。学校的操场上已站了不少孩子和家长。孩子们排成一队等待考试。在我前面的人龙有几丈，还绕了好几圈。太阳爬得越来越高，大家汗如雨下，又渴又热，但我们都乖乖地排队不敢做声。好不容易轮到我进试场考了。房间一排横坐了四位老师，严肃的脸齐齐向我望来，没有一个带微笑。我战战兢兢的移动双腿走到最左向我招手的那个老师面前。
    他看着我的报名表，公式似问了我和我父母的名字，地址，年龄。我早已这些背到瓜滚烂熟，包括我应该是七岁在内。
    第二个老师要我从一堆中指出赤，橙，黄，绿，蓝，白，紫和黑色。 这些颜色难不住我。在幼儿院，我上过不少画画课，早已分出什么地方应用那种颜色。 第三个老师是个女的，她给了我一小捆火柴，叫我数一数有多少根。哈哈，小事一椿而已。我和邻居的朋友们几乎每天都在玩“挑香鸡”的游戏。天天在数香鸡。 (注：广州人叫拜神香烧剩下插在香灰里的那一截为“香鸡”。小时没有玩具， 大家都喜收集“香鸡”来玩。) ”挑香鸡“ 便是一个人用双手把一大扎香鸡竖直在地面，然后双手一松，香鸡自然散落，重重叠叠。另一人必须把一根根的香鸡小心地拉出来，直到触动了其中一根为止。然后再重复把香鸡自然散落。 最后所有的香鸡被拉光了，大家计算谁挑得最多谁便是胜利者。
    我一下就把那捆火柴数了出来。看得出，女老师微笑了。指了我去第四个老师面前。这个老师也是个女的。她拿了本书，打开第一页。那是一幅照片。她问里面的人是谁？我看了看，只见一个大人和几个小孩，小孩带着红领巾。还有两个大红灯笼在他们头顶上。我说：“是红领巾！” 老师指着那个大人问：“这是谁？”我困惑地望望照片再望望老师，想起派出所的同志都是这般装束。于是大声答道：“是个女同志！”只见四个老师互相对望了一下，摇摇头，摆了摆手， 示意我离开。
    参加人生第一次科举考试，竟是名落孙山。红尘路之崎岖可窥探於始。还没上路，已摔个鼻青额肿。是否暗示漫漫长路到终点时，将体无完肤？但我没哭。 毕竟，那一年，我只有五岁。
    一个月后，事情竟有了转机。八月初，广州市长出巡，到了父亲的工作单位。他跟父亲聊天问父亲在生活上有什么需要和他能帮忙的。父亲说我女儿考不上小学。不知能否有机会补考？
    市长立刻写了封信给学校恳请学校再给我一次机会。(愿市长千千岁！) 开学前三天，学校通知我去补考。 这天共有五人来补考。监考的老师拿出一本课本，打开其中的一页，有字有图。他要我解释图中说什么。幸而，课文里面所有的字我认得，毫不费力讲了出来。 老师点点头说， 九月一号来开学。
    三年级下学期，我终于读到了补考的那篇课文。
    多年后，我再见到了小学入学初试第四个老师给我看的那幅照片。我原以为的那个女同志竟是中华人们共和国的领袖——毛泽东主席。照片是：毛主席和少年先锋队员们在天安门的城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