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下乡了，我失去了知青身份

    我和妈妈在锦州租住的是一间东偏房，冬天水在屋里能结冰，夏天热的白天不能呆人。不足20平方米，吃饭、睡觉都在这块地儿。原来是房东的仓房，妈妈住在这儿就是图个便宜，省几块房租。房顶是木板上抹大泥，泥里还要加盐。暴雨天还真不漏，连雨天就坏了。外边大下屋里小下，外面不下屋里还下。锅碗瓢盆都得拿出来接雨水，往往彻夜不眠。

我下乡走后没几天，妈妈就到北京为我哥哥带孩子、做饭，操持家务。下乡已经十多个月过去了，一个没人住的家现在是什么样了？春天房顶没有抹大泥，雨季怎么样了？屋里一定漏了。再破的窝也是家，我惦记自己那个空无一人的家，就回锦州了。进家门还没喘过气来，街道干部就找上门来，对我说：人人都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你妈也要下乡去不能呆在城里吃闲饭。你写信叫她赶快回来。我敷衍地回答他们，说了一声：“行。”没有往心里去，没拿他当一回事。第二天这些人又来了，“你给你妈、你哥写信了没有？如果你妈不早点回来，接到就给你哥哥单位写信。让你哥哥单位给他办学习班。”那时候什么事都办学习班，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许多问题可以在那里得到解决。人人都明白，给谁办学习班谁就倒霉，准没好结果。收到我的信妈妈就回来了。街道干部找上门来说：“你得下乡，不能在城里吃闲饭，这是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妈妈虽然不是地富反坏右分子，但是有着去台人员家属的身份，知道在劫难逃，告诉他们：“用不着给我大儿子学校写信，用不着给他办学习班，我下乡去。”

两天后一辆大解放牌货车开到家门前，街道干部带着积极分子七手八脚地把箱箱柜柜、行李、家具都扔到了车上。邻居们站在一旁呆呆地观望，一句话也不说。他们知道，不一定那一天自己也可能就是这样。没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时那种热烈的场面，更没有红花和锣鼓声，只有因政策允许而留城的好同学小顺子来送行。街道干部告诉我妈妈下乡的地方是北镇县高山子公社关家大队四队，其他的我和妈妈都不知道。其实也没有必要知道，在那个年代有谁能够左右自己的命运呢？昨天还是革命干部今天就是走资派，昨天还高呼口号打到这个那个，今天就站在台上被别人批斗。有谁能够左右自己的命运呢？妈妈的户口粮食关系都放在负责送我们下乡的街道干部手中。妈妈和这位街道干部坐在驾驶楼中，我坐在大货车上面，车开出市区不久后就睡着了，睡地很香、很安稳。

这时我已经在农村历练了十个月，有了点农村生活经验。农村并不需要一个五十五岁的小脚老太太去学大寨。她不能挑担不能锄地，一个工分也挣不到。她从深深的大井里打一桶水的力气都没有，日子怎么过？我只能离开知青点同妈妈在一起，一年挣点工分，领足两个人的口粮，有饭吃就行了。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妈妈一个人在那遭罪，在那个年头我能做到的孝心只能是这个。

为了照顾妈妈，我离开了绥中万家公社金丝大队二队知青点，离开了同学们。将户口迁到了北镇县高山子公社关家四队，从此失去了知青身份，成为了一名农民。从此而后，知青不把我当成知青叫我还乡青年，以示区别。农民也不把我当成农民，叫下放户。开始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好，叫什么还不是一日三餐脸朝黄土背朝天。但是七零年以后就不一样了，不管年景怎么样知青旱涝保收，每年口粮标准是六百斤。而我和当地社员一样靠天吃饭，每年的口粮标准和在五百斤上下。少一百斤口粮那可是件大事啊，一百斤高粮那时候在集上能卖二十多块钱。二十块钱够一家人一年打灯油、买盐、磨米……最主要的知识青年有招工回城的机会，而我失去了知青的身份就没有被招工回城的可能了，我和妈妈当初都没有想到这个事。

 

   小侄儿也下乡了

    关家大队这个地方和许多东北农村一样，女人生了孩子就不下地干活了，更不用说像妈妈这样五十五岁的小脚老太太。生产队地里那点活有男劳动力和大姑娘小媳妇就够了。知青、五七干部、下放户到这里来就是和社员争工分、争口粮，农村并不需要他们。妈妈除了给我做饭什么事也没有，在城里她还能做些力所能及的事自食其力，到了农村真的吃起了“闲饭”。妈妈想孙子也想为哥哥减轻点负担，就去北京把两岁多一点的小侄儿接来了。

我上工后妈妈带着孙子和左邻右舍的妇女扯家常，家长里短有说不完的话。夕阳西下下地归来，小侄儿扑上来一声声叔啊叔啊地叫，生活中有了欢声笑语。一家三口老少三辈三个不同的“成分”。我是离开了知青点的知青，大家叫我还乡青年。侄儿是北京来的孩子，就叫他下乡孩子吧。妈妈是城里来的下放户。在周围十里八村这样的组合和真没有。我这二十岁的肩上担着这一老一少，在没有希望的广阔天地里日出而作日落而归，接受着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毕业的再教育。

那时候大家的日子都很难，但是城市居民的粮食定量再低总还有个数，农村社员靠天吃饭，春天下种不知道秋天能收多少。工人的工资很低但总能月月发，社员脸朝黄背朝天地干一年也未必见到钱。我们下乡户没有菜吃，这是遇到的第一个难题。社员在自家的院子里种菜，夏天有茄子、豆角、土豆等。顿顿离不开的大葱就栽在院子里现吃现采，那才叫新鲜。秋天有白菜、萝卜，还有一种叫红蒜的，炒鸡蛋色鲜味美。社员们自给自足，没人卖也没人买。因为在那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年代都当做资本主义的尾巴割掉了。我们租房住没有菜地，吃菜成了难题。阴历逢十是集，只有集上能买到菜。集在公社所在地高山子，往返十五里多路，赶个集要误半天工。五七干部有工资他们不怕误工，总是逢集必赶。知青吃集体伙食，吃菜的事不用人人操心。我上有老母下有小侄儿，吃菜成了难题。常常有好心的社员送菜给我们，送什么就吃什么。没有菜就酱油下饭。春天到了，妈妈发现这里的曲麻菜特别多，出家门十几米就是大地。春雨下过，地理到处都是曲麻菜，还有苦麻子、小头蒜，一会就能挖一筐。我和一些社员一样在铲地时把铲下来的曲麻菜捡起来带回家，他们带回家是喂猪，我带回家是人吃。吃不了妈妈就把它晒干，冬天用温水发发和点猪油做馅。妈妈告诉小侄儿玉米面包的圆菜团子是“包子”，高粱米面包的两头带尖的是“饺子”。生产队只有在中秋节或者春节才能杀头猪，按人口分，我们娘俩能分二斤左右肉。村里逢年过节才有杀猪的人家，大家这时才能买到肉。买肉最好给现钱，用粮食换也可以，三斤高粱一斤肉，先吃肉等秋天分了粮食再给也可以。平时买不到肉，集上也不许卖只能到黑市上买，买的卖的常常被带着红袖标的民兵赶得到处跑。小侄儿才两岁多点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买不到牛奶，妈妈就到有鸡的社员家恳求人家：卖几个鸡蛋吧，给我孙子吃。

哥哥每月寄给小侄儿二十四元生活费和他的粮票，都是全国粮票。全国粮票可是个好东西是硬通货，可以换大米、换鸡蛋、换豆油，也可以换成人民币。全国粮票换成地方粮票，一斤可以换一斤二两，运气好可以换到一斤五两，黄宏在小品中说：“全国管地方”这可是真事。每当邮寄员小李在道边高喊：“齐大勇，汇款来啦！”社员们都投来羡慕的目光，二十四元钱那时在村子里可是个大数目。大多数公社干部每月工资也就是三十多元钱，超过四十元的是少数。民办教师一个月的补助费是五元钱。生产队向国家交一斤公粮才几分钱，许多社员一年到头汗滴掉地上摔八瓣到年底分不到钱也是常事，买盐点灯只能靠“鸡屁股银行”抠出的那几个卖鸡蛋钱。每月能有二十四块钱准时汇来，这在社员眼中就是大款了。

打完场交了公粮就是冬闲季节，在东北这叫“猫冬”。为了省粮食家家户户都吃两顿饭，每天中午妈妈就用火盆烧土豆，这是我们的午饭。小侄儿总是两手抱着火盆沿，眼睛瞪着埋在柴火灰下的土豆，闻着渐渐透出来的糊香味，一脸急着要吃的馋像。我下工回来一进屋小侄就喊：“叔回来了，土豆熟了，土豆熟了。”急不可耐地用火筷子往外扒。剥开土豆皮里面焦黑色、淡黄色和乳白色相间，香气扑鼻。热土豆烫手，左手拿着啃一口马上就换到右手再啃一口，吃完热气从嘴暖到心。小侄儿不会剥皮又不让奶奶替他剥，土豆上沾着柴火灰吃地鼻子脸上黑乎乎的，小脏手一擦就成了“花猫脸”，逗得我和妈妈直笑。今天我还忘不了他那副模样，还能闻到烧土豆的香味。

 

   小侄儿回城了

    小侄儿到高山子后身上就起疹子，鲜红色小米粒大小，一片连一片，这片刚消那片又起来了。痒得难受，他自己就用手乱抓，抓破了就流黄水。我们下乡的关家大队有一名老中医和一名赤脚医生，他们认为这不是病：“谁家的小孩不生疮，你们城里人娇气。”在那个年代一些农民家里死了一头猪要心疼好长时间，死个小孩不算什么，猪是小银行啊。我和妈妈带小侄到高山子公社卫生院看病，卫生院距离我们大队有七里路左右。那时候没有公共汽车，社员赶集大队干部上公社开会都是走着去。我们小队只有残疾人大瘸子有一台自行车，这是他的“好马”, 谁都不借。我背着小侄，背累了就抱着，走不动了就坐在路边歇会。我和小侄在前边走，妈妈拧着小脚在后边跟着，走走停停，停停走走。这段路我自己走也要一个小时，这一次走了两个多点儿。

公社卫生院也不能确诊是什么病，说可能是水土不服引起的过敏反应，也许适应一段时间就能好。嘱咐不要感染，如果发烧要尽快找医生。吃了公社卫生院医生开的抗过敏药有嗜睡的副作用，整天睡不醒的样子。我和妈妈又带他去锦州治疗，到了锦州什么药也没吃，疹子由红变白没几天就退净了。妈妈带他去姥姥家和尚沟住了些日子，什么事都没有。可是回到高山子又犯病了，看来真是水土不服啊。快一年了，他什么时候才能适应这里的水土呢？有一天小侄突然发烧，请来赤脚医生打了一针，第二天烧还没有退，小脸通红。我赶忙借来推车，当地社员管这种车叫带车，当时很少人家有这种车，相当于今天的宝马奔驰。妈妈抱着小侄儿坐在上面我在前面拉着，一口气就拉到公社卫生院，七里多路没停也没歇，我自己也不知道那来的劲。等医生给他打上吊针后我瘫坐在椅子上不能站起来也说不出话，就是想水喝。在卫生院住了一宿烧退了。医生说，再晚来了几个小时就可能烧成肺炎，那就不好治了。公社卫生院是离我们最近的医院，去县医院要走八里路到高山子火车站，先坐火车到沟帮子站下车再换公共汽车才能到县城。小侄一旦生病我和妈妈一点办法也没有如果耽误治疗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向他的父母交代。我和妈妈的心里压力很大，决定把小侄送回北京。

小侄因病回城了。

 

   妈妈“离婚”了

    妈妈将小侄儿送回北京，但是不能呆在那，还得回到下放去的农村生产队。临别时她要求长子齐大群每月给她寄五元钱赡养费。“不给！”儿媳一听就急了。“在北京我们养活你，回去大勇养活你。”妈妈与她摆事实讲道理：“大勇挣不到钱，生产队一年到头也不开钱啊！大勇挣工分管我口粮，你们每月给我五元打灯油、买咸盐的零花钱。”妈妈愤怒了：“齐大群，我是怎样把你养大的，我帮你们把孩子带大了，现在我老了不中用了，你卸完磨杀驴，一脚把我踢出门。拍拍良心好好想想吧！”为什么儿媳向妈妈提出“在北京我们养活你”的条件呢？因为那是妈妈身体还好，在儿子家可不是吃闲饭，要带孩子、做饭、操持家务，是不花钱的保姆。我下乡后妈妈就是在长子家这样度过的，前后八年妈妈为他们抱大了两个孩子。如今因为她被赶到了农村，已经不是城市居民而成了下放户，下放户呆在城市里叫“回流”，那时候运动一个接一个，谁知道明天刮的是东北风还是西北风。妈妈何尝不想在北京带孙子，享受天伦之乐。但她是去台人员家属，身不由己不敢错迈一步，恐怕引火烧身招来祸事。虽然她什么农活也干不了，生产队也不需她干农活，但是她必须老老实实呆在生产队，这是“毛主席的号召，党的安排”。儿媳不近情理地要求她留在北京理所当然地被妈妈拒绝。儿媳自持出身贫下中农又是根红苗正的共产党员，拿起了阶级斗争的武器顶撞妈妈：“要钱我不给。贫下中农是怎么过的，他们能过，你们就能过，要向贫下中农学习。”她话题一转：“你不与他离婚（指在台湾的爸爸），还等他回来过地主的日子！离了再找个老伴谁也不靠。”“你不离婚，都影响大群进步了（指齐大群申请入党）”。儿子赡养母亲天经地义，何况又是在妈妈落难时。本来这是一场母子、婆媳之间的家务事，瞬间变成了家庭批斗会。在阶级斗争的理论面前妈妈没咒念了，每月五元钱的赡养费也不敢向儿子要了，无奈地“同意”与爸爸离婚。哥哥“代写”一份“离婚声明”，上面只有一句话：“我要求与齐人鹏离婚，坚决与他划清阶级界限。曹淑真（盖章）**年**月**日”。一式两份，妈妈与哥哥各持一份。妈妈当时的心情是心甘情愿还是无可奈何？

即使在那个年代，离婚也要到民政部门办手续，而在这里儿媳成了民政部门的领导，儿子成了书记员，荒唐地为自己的父母办理了离婚手续。只有在那个疯狂的年代才能演出这样的闹剧。此时此刻中华民族敬老孝顺的传统美德、赡养父母的法律义务都没有了，天地良心何在？这样的“离婚声明”有法律效力吗？哥哥齐大群郑重其事把这份“离婚声明”交给了北京四中领导。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唯一符合历史真实的解释就是要向组织表示这是他与台湾的爸爸划清阶级界限的又一个实际行动。

这件事情发生在一九七二年初，这一年十二月份福建省小学教师李庆霖给毛泽东写信，他在两千多字的信中陈述了知青青年生活上的困难境遇和上山下乡运动的阴暗面。“在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地写信“告御状”。据说毛主席他老人家在读这封信时候，竟控制不住感情留下眼泪。后来他亲笔复信并附三百元钱通过邮局寄给李庆霖。复信全文如下，“李庆霖同志：寄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情甚多，容当统筹解决。”当毛泽东给李庆霖的复信发表后，齐大群想没想过自己在农村的老妈妈也是在“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境遇中？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是怎样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