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知青工龄政策的一封信

黄海

来源：上海知青网论坛浦江情http://tw.netsh.com/bbs/704873/html/tree_33336180.html

 

上世纪60年代，我与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响应党的号召上山下乡，到农村去，到边疆去，把我们的青春热血、理想和追求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祖国的广阔天地、山山水水。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国上下平反冤假错案，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陆续返城时，我们韶华已逝，一下子成了城市里安家立业的困难户，在很多人眼里我们是“三等公民”。即使给安排了工作，工种一般也是最差的。苦，我们并不怕，上山下乡这么多年，什么苦没吃过？最令人感到不平和辛酸的是，都已人到中年即将老年的我们，如今上有老、下有小，可由于下乡插队农龄不算工龄，我们的工资级别、住房、培训、福利待遇等都将从零开始，这就使我们陷入经济困窘之中。

下乡的农龄算不算工龄，这个问题解决与否，直接影响数以千万计的知识青年及其家人的生活乃至生存问题。在这种情境下，我与1979年返城的老知青、当时在湖南株洲湘江机器厂办公室当秘书的萧芸商议，决定鼓起勇气就农龄问题给湖南省委省政府领导写一封信，此信最后得到了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亲笔批示，根据这一批示，1985年国家劳动人事部颁发了1985（23）号文件——《关于解决原下乡知识青年插队期间工龄计算问题的通知》，闻讯的知青们奔走相告，欣喜若狂，因为我们在农村插队期间的农龄可以堂堂正正按规定转成工龄了！

翻开被深藏封存了近30年的8368号档案卷宗，这封被誉为数千万知识青年福音书的信件原文如下：

各位领导：

    我们都是六 四～六八年下乡，七八～七九年回城的知识青年，奔赴广阔天地的热烈场面历历在目，青春热血在胸膛里升腾的情境记忆犹新。在农村，我们日复日、年复年，泥水里滚，汗水里泡，一干就是十多年（最长农龄达15年），在党的政策召唤下，我们流着眼泪回到“娘家”。

作为社会历史的一朵浪花，“上山下乡”成了过去，并即将被遗忘。但我们这些亲历者对自己的不寻常的历史却是铭心刻骨的，因为，我们把人生最美好的一段献给了她。我们并不是牺牲者，也不是碌碌无为的庸人，犹如将军回首戎马生涯一样，我们常常回味那不寻常的“蹉跎岁月”。在国家机构几乎瘫痪，生产停顿的动乱时期，我们几千万知青在农村，自食其力（不与城里同胞争饭吃，争穿用），深居茅棚（不与城里同胞争房住），荷锄肩担（不与城里同胞争饭碗)，粮棉田里，我们曾洒下了多少汗水，这对当时国家经济状况的平衡，社会秩序的稳定应当是有积极作用的。若不如此，国家又会是何模样?这些看不见的、因而不被人重视的贡献，不应当随着历史的推移而被抹煞。

令人费解的是：在城里复员军人军龄算工龄，家属、闲散劳动力转正前的合同期、临时期都算工龄，而作为有组织、有号召、有计划上山下乡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下乡知识青年的“农龄”却被一笔勾销了，这点，我们不能理解，也不能忍受。上山下乡在当时来说是党的工作的一个部分(应当这么说!这是客观发展的必然结果)，遗憾的是，有的人总是把知识青年回城看成一种“恩准”(这种人的另一种观点是下乡“活该”)，因而知青的“苦衷”无人过问。弹指间，皱纹、白发都爬上了我们的眼角、头上，堂前父母老，膝下儿女大，说来惭愧，我们的工资数(元)比年龄数(岁)还要少。若遇不测，还要欠债度日，甚至一如过去，老着脸皮伸手向亲友要钱。如今提倡向前看，国家前途是令人鼓舞的，但我们个人前途是不可卜的，现在大家多在传说：八五年以后，国家工资制度将要改革，我们这些“无学历、少工龄、缺乏技术特长”的老知青辈将会作何安排？国家是否能理解我们这些为数不多的人的忧虑(也是成千上万人的)?

可以毫无愧色地说，最后回城的我们这些知青几乎是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干在农村的老实人。中国有句俗话：“老天不欺负老实人”，我们希望，国家在调整低工资，制定工资改革政策的时候，能考虑到我们的客观情况和实际困难，能在国家财政经济允许的情况下，适当提高我们的经济地位，使我们能和全国人民一道富起来，不至于永居“第三世界”，更重要的是，要使“下乡吃大亏论”无立足之地。我们真诚地希望，我们微弱的呼声能换回祖国领导者传送的福音。

此致
崇高的敬意

                                                                湖南省部分老知青
                                                                       一九八二年十月七日

    萧芸文才很好，在湘潭地区乡下插队时曾担任过连队文书，尤其擅长撰写反映知青生活、思想情况的报告，“文革”期间她还给中央写信反对“血统论”。知青返城后，由于插队农龄不算工龄，造成广大知青工作安排差，工资待遇低，精神上受歧视，内心苦闷压抑，经济上十分拮据，生活上陷于困境。在这种不得已的境况下，我与几十名知青战友再次找到萧芸，恳求她能为广大知青写一篇申诉报告。这封信就这样诞生了。而当萧芸兴冲冲地把几易其稿的定稿信拿出来请知青们阅读、签名的时候，大家却你让我、我让他地互相推诿，谁也不敢带头签名。因为当时“文革”“文字狱”的遗风还盛，如果撞到政治枪口上，判个“现行反革命”也不是不可能。面对签名纸上的空白，此时的萧芸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和孤独。毁稿肯定不行，一旦有祸，定会罪加一等，只有独自承担风险了。想到这里，萧芸天不怕地不怕的个性又促使她一不做，二不休，毅然把信尾落款的“湖南省部分老知青”划掉，改写成了“执笔人：株洲市湘江机器厂办公室萧芸”，随后立即把信寄了出去。

这封信一寄出，萧芸当时感到如同寄出了自己的命运。据萧芸后来回忆说，自从信发出后的那一段时间，她每天坐在办公室里只要一听到电话铃响，心里就紧张地嘣嘣直跳，害怕是公安部门打来电话追查信的问题；看到陌生人到厂里或到厂办公室问什么情况，就害怕是便衣警察来调查写信人……其紧张程度不言而喻。然而，谁又会想到，就是这封信，后来使成千上万名历尽千辛万苦插队生涯的知识青年们得到了一份尊重，一个肯定，也从而奠定了广大知青返城后在工作、经济乃至生活的起点。因为工龄涉及到中国劳动者未来的养老退休金核算等一系列问题，所以说，萧芸这封信最重要的是解决了广大知青的插队农龄算工龄这一关键问题，从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广大知青后半生的命运。

此信寄出后，一路顺风，历经三位领导之手。信最先寄到湖南人民出版社的潘运告书记手上。据萧芸后来说，当时信写好后没有人敢签名，她以个人名义签了名，也觉得问题难办，如果没有熟悉的领导引荐和督办，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因信件内容涉及当时最敏感的政治问题，可能被追查打击；二是被作为一般群众来信处理，石沉大海。萧芸将信直接寄给潘运告书记，是有其渊源的。因为潘运告原来在萧芸下放的湘潭县担任过县委副书记，分管过知青工作，萧芸当年写的知青材料，还几次得到潘运告书记的批示。所以，当萧芸陷入进退两难之际，一下子又想起了当年曾分管过知青工作并关注过她的老领导。潘运告书记接到萧芸的信后十分重视，因为“知青问题”家家有，也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了。他将信当即交给办公室主任林大智，并嘱咐及时转交其他社领导传阅，以出版社收集民情民意的名义提交省委。出版社党委在信件前附了呈词，加盖了鲜红的大印章，将信立即派专人送转到了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湖南省委办公厅文电处看到这封信和出版社的呈词，觉得事情重大，当即将信转呈分管文电和来信来访工作的办公厅领导，办公厅领导看后又立即将信转呈给分管来信来访和知青工作的省委副书记刘正，刘正副书记看完信后当即批示：此信件反映情况属实，请中央批示。当时，正好湖南省委有一批急件派专人坐飞机到北京呈送*总书记批示，于是，这封信又加盖了中共湖南省委的大红印章，青云直上地到了北京，并顺利转到了总书记的办公桌上。不久，知青农龄转工龄，成为胡 耀邦总书记落实政策“六年两千件”中的一件。

 

另一封关于插队知青上大学算工龄的信，牵涉面不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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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正好要开始工资改革，插队知青上大学读书几年不算连续工龄，1982年毕业的华东师范大学沈坚、上海人民出版社秦建洲执笔，几个人（都是在我们呼玛县金山公社插队78年考取大学，82年毕业），通过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翁永曦时在安徽凤阳挂职县委书记，上报赵总理，于是插队知青上大学工龄连续算了。联想到上次聚会，公正发言谈到云南知青在北京交涉时，总有一个未公开身份又熟悉内幕的人在背后打电话提出各种意见方案，我们这次写信，翁永曦也活动了，整个过程我都参加了，后来因为我在读研究生，和其它几个签名者当年毕业者不一样，他就建议不要写我姓名。

翁本人是知青，为知青的事也出过力。有人说在八十年代,朱嘉明和翁永曦、黄江南、王歧山被合称为青年四君子.

“翁永曦”，是电影《新星》的原型，是34岁的副部级高官，是后来卖降血压保健品的生意人，是再后来生意落败惨淡落寞的前老板。
下面是几条关于翁的后来出路消息，褒贬不一。

1980年以翁永曦为首的四位青年上书陈y云，提出“抑需求，稳物价；舍发展，求安定；缓改革，重调整；大集中，小分散”。陈y云很欣赏这个建议，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宣读了这封信，表示赞同。并提出经济上调整，政治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由于陈y云的看重，翁永曦一下子被提拔为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成为副部级干部。改革派当然不会放过这个人，把他在文革中打老师的问题端了出来，翁永曦被贬到安徽一个县里。但翁永曦不甘寂寞，还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记者把他的看法写成内参，邓x平看到了批示道：怎么这个人又出来了。这一次，翁永曦的九品芝麻官也丢了。（杨继绳，较量http://www.360doc.com/content/090217/08/105591_2566026.html）

1980年12月16日 主持十六日至二十五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陈y云在第一天讲话，以经济形势问题为主题，中心思想是强调要“退够”，说“可能有些议论：‘这会耽误三几年’，不怕。”陈y云赞赏一个年轻人（翁永曦）的八句话：“抑需求，稳物价；舍发展，求安定；缓改革，重调整；大集中，小分散”，认为可以作为经济工作的纲领。他要求采取紧缩措施，遏制“经济过热”现象，否则“财政赤字无法弥补，要爆发经济危机”。邓x平二十五日也表态“完全同意陈y云同志的意见”，说“这些调整在某些方面要后退，而且要退够”，“今后一段时间内，重点是抓调整；改革要服从于调整，有利于调整，不能妨碍调整。”强调：经济调整是件大事，如果不调整，“四化”建设就不可能顺利进行；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继续巩固还是遭到破坏，是这次调整成败的关键。（胡德平：耀邦同志如何看消费——绝不能“好美而恶西施”http://wuliucun.ycool.com/post.3046894.html）
（刘注，我们当时知道的消息，翁是改革派，是在一次汇报会上公开向赵提出经济方案。被赵看中提拔）

1986年，时任安徽省嘉山县委副书记的翁永曦正面临一场政治灾难。他原系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那时只有38岁，是我国最年轻的省部级干部。他对当时的赵zy总理说：一、希望中央收回对我的任命；二、如果坚持用我，要做到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三、现在我是个好青年，不要因为提拔使我成为坏小子。大意如此。这是翁永曦亲口告诉我的。不到两年，他说的后两条不幸而被言中。开始，他被下派到安徽省凤阳县任第二书记，因为他清正廉明，关爱百姓，被凤阳百姓称为“翁青天”。在嘉山，他的公仆精神不变，创办了第一个股份公司——科技开发公司，给县里的不少企业带来效益，但翁分文不取；他提出“搭台唱戏，干部分流”的改革方案，全地区创办了数百家企业。翁永曦成为滁县地区乃至全国公认的改革开放带头人。

然而，正在他的事业如日中天之时，晴天一声霹雳：中央整党五人指导小组建议开除翁永曦的党籍。安徽省委常委会做出决定：根据上级领导的指示精神，经研究决定开除翁永曦的党籍。省纪检委负责同志携带中央五人小组的函件和安徽省委的决定，以及翁永曦错误的调查报告，在滁县地委委员会上照本宣读。

作为地委委员、宣传部长的白振亚，对此决定感到十分愕然。他清楚记得，调查报告列举了翁的三大罪状：

一、翁在读高中时，参加了红卫兵，学校里有位教师受批斗与他有关。
　　

二、翁下放到某生产队，想当队长，有“篡党夺权”之嫌。
　　

三、翁写过一篇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章。

仅此三条，便对一个党员干部判处政治上的死刑。这是罪状吗？如果依此定罪，全国恐怕有上百万、上千万这样的“死刑犯”。 主持会议的地委书记陆子修同志当场表示说：“我们都造过反，批过邓嘛！”言下之意，大家都是政治上的“死刑犯”。

会议要求每个委员都要表态，白振亚自然不能幸免。他表示三点：

一、组织上服从。

二、认识上保留。翁永曦是个好党员。他在文革中还是个孩子，是红卫兵响应红司令“造反有理”的号召，没有迫害过任何人，即使有过火行动，也是可以理解、谅解的；翁永曦是个好干部，他的公仆精神，立党为公的行为十分可贵，政绩卓然，众口皆碑。

三、在程序上不符合党章的规定。开除党员的党籍，照党章规定，应经党小组讨论，党支部决定，然后按干部管理权限，报上级党委批准。现在对翁永曦从上而下指定和决定开除他这个党员党籍的做法，是违背党章的。可能是空前的，也许是绝后的。

老白的发言纵有千钧之力，也无法挽回翁被开除党籍的事实。18年过去了，也许翁本人已不再提起，但老白没有忘记，他说他凭着一个*员的良知，一个公民的权利，要为真理而呐喊、呼号。于是他致信五人小组的负责人×××（翁案的主要决策者之一）要求为翁永曦讨回公道。
这封信是2004年10月发出的。　　

2005年元月3日，老白又追一信，言词有点不恭“……不论哪种情况，（不回信）都是对民间来信的一种轻视，都是对以人为本和公民权利的侵害。”他再次要求×××对翁案有个明确的态度。最后，老白的态度十分强硬：“我不会就此息鼓。待到我得到你的回信之后，我将自费赴京*，向当权的有关部门和有关负责人呼吁，直到有一个明确的结果为止。”

（作者：李宾 出处《炎黄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