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宜庄：城市知识青年队伍的构成 （《中国知青史·初澜》节选）
作者：林子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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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宜庄：城市知识青年队伍的构成 （《中国知青史·初澜》节选）
作者：林子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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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青史·初澜》节选 城市知识青年队伍的构成 定宜庄 来源：晴天文学网http://www.qinday.com/book/79/79175/index.html
与50年代相比，这时的年轻人，心头已经平添几分压抑，虽然他们都是在红旗下长大的，却依照出身不同而被划成几等。这一情况在宣传知青典型时已很明显，人们很少注意50年代知青典型的家庭出身，没人去理会徐建春、吕根泽的父母是否是贫下中农。但1964年以后就不同了，对不同家庭出身的子弟，采取的是不同的宣传方式，甚至有些知青典型就是因出身有代表性而被树立的。所以我们在论述当时知识青年的构成时，也不得不将他们的出身考虑在内，甚至部分地以出身作为划分他们类别的依据。
（一）干部子女 在当时的宣传中，干部子女的概念是相当广泛的，其中包括了高级干部，也包括一般干部，甚至还有老红军、农村人民公社、大队干部的子女。他们中很多人在未能考上高一级学校时，也加入了这支下乡知青的队伍。早在1963年就有报道：“(在知青中)有元帅的孙女，有将军、老红军、部长、省长、市长、市委书记的子女，有‘革命妈妈’陶承同志的孙女。”《下乡上山是千万知识青年的方向》，《中国青年》，1963年第23期。以后则为数更多。 但在人们的心目中，干部子弟，主要还是指的**。 “文革”以前，高干，按规定是十三级以上干部，以下则为一般干部，但我们这里主要指的是中央领导干部的子女，他们当时绝大多数生活在北京。 “文革”前上山下乡的**典型，最著名的有国家副主席董必武之子董良翮和当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万里之子万伯翱。 万伯翱1962年于北京育才中学高中毕业，未考上大学。此时国家已经开始动员城市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北京市也已经有一批中学毕业生被安置到近郊区国营农场，这些农场离城都较近，条件相对说也比较好。但他的父亲万里却认为儿子需要离开家，离开父母，到更远些的地方去，一切从头学起。于是，1962年9月，在父亲的支持下，他下到河南西华国营黄泛区农场的园艺场，参加农业生产。后来著名剧作家曹禺曾在文章中提到此事说：“1962年他被父亲送到河南农村锻炼，首都知识青年支援农村，伯翱大约是第一人。”吴欢：《京城一少》，《北京晚报》，1994年4月4日。说是“第一人”并不准确，但他作为北京最早到外地农场参加农业生产的知识青年，又是市委书记的儿子，可算得是开风气之先的人。 1963年9月，《中国青年报》以《市委书记的儿子参加农业生产》为题，报道了此事，提到万伯翱通过一年的锻炼，尝到了劳动的辛苦。同年11月，万伯翱在该报发表给青年朋友的信《我懂得了劳动的意义》。1964年9月22日，他又在《河南日报》发表文章《到生活的激流中去》。1965年4月，该报又刊登了万里给儿子的信《要做一个普通劳动者》和万伯翱给父亲的回信《用双手去为人民造福》。在这些文章中，都提到他通过艰苦劳动的磨炼，思想上得到了升华，从而更加了解和热爱劳动和劳动人民等等。同时，特别提到父亲对他的严格要求，尤其是春节时不准他回京，要他留在农场与农民一起过年等事，在社会上和青年中都引起了相当的反响。 万伯翱后曾任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委员，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体育》杂志副总编辑，有多部电影、电视剧问世，著有文集《三十春秋》。 干部子弟的下乡目的也是形形色色，一些是出于无奈，因为“干部带头”是动员知青下乡工作的一个重要前提；也有不少干部，怀着“**指出的道路没有错”的信念，真心送子女下乡锻炼，如1965年到“北大荒”，曾被树立为知青典型的某某回忆说，他的当司长的父亲确实认为，**都把儿子送到朝鲜前线并在那里牺牲，自己响应中央号召送子下乡义不容辞；但在1964年以后，**提出接班人的五条标准，相当具有代表性的一件事就是，这时已有些干部子女，怀着一种使命感自觉下乡，就如“文革”期间第一批主动上山下乡的红卫兵一样。“文革”期间这样自觉下乡的，不仅有**，还有一些曾活跃于政治舞台上的一般中学生，但在“文革”前，这类人还只是为数甚少的先驱。 这里说的使命感，与上述邢燕子、侯隽等人那种响应号召、“为党分忧”的单纯的革命热情是不尽相同的。当时的年轻人个个高喊要做革命接班人，对一般青年来说，这不过是个泛泛的口号，而对**来说，却有着十分明确的内容。1964年**明确提出了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同时对王海容、毛远新几次发表抨击“旧教育制度”的谈话，这些谈话早在“文革”前，就已在**中广为流传，他们开始厌恶“旧学校的那一套制度”，其中一些对学校的课程不感兴趣，成绩平平，而埋头于马列主义的理论，热衷于讨论各种现实问题，这明显是以青年时代的**为表率的。一名干部子弟评论这批人时说：有一批人是真正具有干部子弟色彩的。他们也学各种各样的知识，但就是在知识结构根本改变之后，他们也不会忘记，他们最终是要到政治舞台上管事的……后来他们果真也成了各方面比较活跃的人物。陈小雅：《北京知青历程回眸》，《中国知青泪》，团结出版社1993年版。这是**中素质最高的一批人。他们从很年轻的时候起，就在自觉地为未来登上政治舞台进行准备，他们相信**的话：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一定要“经风雨，见世面”，要能够吃苦，要与人民打成一片，虽然他们最终的目标远不是到此为止。 一些家长也是抱着这一目的送子女下乡的。典型的如陈伯达。他的儿子陈小农在北京人大附中读书时就入了党，1965年高中毕业时，学校已决定将他保送到高级党校深造，陈伯达却坚持提出要他到农村去锻炼，陈小农遂于当年7月随北京首批去内蒙古自治区集体插队的应届中学毕业生到临河县狼山公社落户。据当时负责此事的区安置办公室同志回忆，临行时陈伯达曾命国务院办公厅出面，与负责此事的干部约法三章，一是不准让他接待外宾，二是不准对他夹道欢迎，三是与其他知青一视同仁。与他同去的同学们说，他不爱讲话，但劳动肯干，极能吃苦。有文章说他一到公社，就被任命为副书记，是不确切的，他不过是县知青办的联络员。“文革”开始不久他便回城，“文革”结束后有人撰文说，陈回京后到国防科委工作，其父又安排他去华北某工厂锻炼，准备以后委以重任，可见一直是沿着**培养接班人的思路进行的。只是陈伯达不久即倒台了。
“红五类”这个词是“文革”期间才出现的，我们将它提前用在这里，是因为它能最准确地概括我们下面要描述的一类青年。 从概念上说，“红五类”子女指的是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的子女，我们将一般干部的子女也包括在这类人之内。这些人，本应该在人民中占大多数，可是实际上，由于当时搞的阶级划分总以“宁左勿右”为原则，总要搞得“纯而又纯”，所以真正达到所谓“根正苗红”标准的，至少在城市中，只是少数。按照当时的宣传，他们将来是要接班的，而他们的家长，也应该在知青家长中起带头作用。所以，带头送子女下乡的革命家长典型，就常常出现在这些人中间。这些家长中，有的是自觉这样做的；也有的是迫于压力；更有一些，则是按照宣传需要被粉饰一过，已经无法得知其本来真相了。 在他们中间，当年最响亮的一个名字是赵耘。他的父亲，是天津市的一个处长。 赵耘是1957年最早到农村落户的那批城市中学生之一。在天津十三中读书时就已经入党。初中毕业后与天津市首批自愿下乡的100余名初中毕业生一道，下到河北省宁河县军粮城“**之路”高级社(即后来的天津市东郊区军粮城公社)落户。当时对他的宣传特别强调说，他的父亲非常支持他，将他的名字改为“耘”，取“不重金银重耕耘”之意。当年与他一同下乡的中学生中，有好几名都是处长或其他干部的子弟。 他时时以一个干部子弟、一个**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几年后，当上级准备将这批下乡青年安排去当小学教师时，他也曾犹豫过。是留下来还是和别人一起去?去有去的好处，他最不愿意做饭，这一去就可以吃食堂了，再说做小学教师不也是党需要的吗，也还是留在农村，怎么能算逃兵呢?可是他又想，临来时和父亲谈过话，表示既然过来了，就一辈子干农业了，我是自觉自愿来农村的，现在我又想了些什么啊！他把自己的想法如实向党支部作了汇报，安心在农村待了下来。并与一同下乡落户的知识青年李秀敏结了婚。 1962年春，赵耘转到苗街三队任生产队长，有的社员听说他父亲是天津的一个处长，恨不能借他这个关系多给队里办点事，如搞点化肥、机器之类，都被赵耘一一回绝。据他说：“我初当队长时以为最大的困难是不懂生产，没想到迎头碰上的是阶级斗争。我反复宣传集体经济的优越性，有人不满，说我是政治队长。有人乘我到区里开会的机会，在乱稻草里裹上稻子，打算搞瞒产私分，被我发现了。我马上向大队党总支作了汇报。”有些社员因他反映情况而骂他是“奸细”。1962年前后的农村，情况相当复杂，“瞒产私分”其实是农民对上面一些极左做法的抵制。其他一些所谓的“阶级斗争”现象，也往往是被人为夸大甚至制造出来的。刚走出校门的知识青年不可能了解如此复杂的实际情况，他们往往凭着在学校学来的一套大道理，在农村横冲直撞，与“落后势力”开展坚决斗争，而当时被极力鼓吹的阶级斗争理论和与之相关的一整套宣传，无疑对青年的这种做法是一种激励，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当成骨干、充当先锋，结果与农民关系搞得十分紧张的事例是很多的。这也是“文革”爆发后很多知青在农村待不下去只得返城的原因之一。当然，这些知青中也不能排除有想借此机会达到个人目的，而置农民疾苦于不顾的人。 赵耘看到和他一起下乡的伙伴，有的初来时不习惯，后来开始适应了乡村生活，拿上了工分。他们只看到鼻子底下的那一点小天地，盖了新房、置了家具，买了无线电和自行车，开始安于热炕头的小日子。赵耘感到很痛心，尽管有人有意识地和他疏远，他却主动去接近他们，与他们谈心，鼓励他们重新树立革命理想。 1964年，赵耘已在农村落户7年。他被评为河北省农业战线上的28面红旗之一，从此赵耘名扬全国。《中国青年报》和《天津日报》等报纸都曾以大量篇幅报道他的事迹。《天津日报》以《赵耘到了农村以后》为题发表对他的长篇报道时所加的编者按说： 他终于以革命思想战胜了残存在自己身上的落后思想。不仅不为某些迷恋于小安乐窝生活的人所感动，而且，一些同来的伙伴在思想上的变化使他感到痛心，他主动帮助他们重温旧志，鼓舞他们继续前进。他不断地从农民身上吸取有益的营养，而对于那些落后的思想和习俗却并不妥协。他这种勇于革命、坚持革命的精神，是值得我们每一个知识青年学习的。《天津日报》，1964年1月17日。 《中国青年》杂志发表他的文章《要革命就要和工农相结合》时所加的编者按说得更为明确： 这又是一个和工农结合的知识青年革命化的典型……赵耘和周明山，同是从学校走上农业战线，同是后来当了群众爱戴的党支部书记。所不同的是，周明山在农村长大，赵耘是大城市里长大的。但是，赵耘经过7年的刻苦锻炼和改造，也由城里来的“洋学生”变成了一个“田秀才”《中国青年》，1964年第8、9期合期。周明山是与赵耘几乎同时，在同一背景下被推出的知青典型，是山西省绛县南柳大队的回乡知青，更准确地说是个青年农民，因为他只有高小文化程度。参见《敢教日月换新天》，《中国青年》，1964年第8、9期合期对周明山的报道。。 在农村参与“四清”运动，参与整农村干部和社员的，也往往是他们，结果便是“文革”以后在农村的无法立足。他们为自己的热情和盲目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
这里所说的知识分子，不包括已经被打成右派或反革命的，而只是指当时所谓“没有问题”的那些人。社会名流，包括民主人士、著名演员等等。 只是到粉碎“四人帮”之后，邓小平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命题时，人们仿佛才明白，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其实都是劳动。他们一致的对立面，应该是剥削才对。可是在当时，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却被错误地扩大化、绝对化起来，甚至成为对立的两个概念，知识分子，脑力劳动，倒与剥削者，与不劳而获成了一体。按当时的宣传调子来说，最厌恶劳动，最轻视劳动人民的，不是剥削阶级，反而是同样也在从事劳动的知识分子。 社会上存在这种看法，其实渊源有自，因为中国传统社会中，读书与做官，一直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传统的读书人，的确轻视体力劳动，轻视劳动者。但问题在于历史已进入20世纪，接受民主、科学教育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与封建士大夫之间存在着本质的不同，读书与做官之间的必然联系早已被切断，不再存在滋生“官僚士大夫”这一阶层的社会基础。在这样的情况下，还硬要将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与封建社会的士大夫混为一谈，这或者是观念上的落后，或者是别有目的，就不在我们本文讨论的范围之内了。 这些知识分子和社会名流们的处境，是颇为尴尬的。一方面他们至少在表面上还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生活条件不仅高于一般百姓，甚至也高于一般干部的水平。但在另一方面，他们在政治上是被改造对象，**动辄就让他们“洗澡”、“脱裤子割尾巴”，使他们动辄得咎，战战兢兢。而他们的子女，处境比他们本人更糟些，他们往往被当作资产阶级子女对待，比他们的父辈承受着更大的政治压力，“娇生惯养”，“清高自大”、“只专不红”几乎成了他们的代名词，所以，他们普遍存在着要背叛家庭的意识，其中一些人“与工农结合”，做普通劳动者的愿望，比一般青年更为自觉和迫切，这是“文革”前知识分子子女的一个特点。 这些人的子女，在学习文化知识方面的确占据优势，所以考不上学的人数，相比其他子女要少些，在“文革”前便已上山下乡的是很少数，但社会上既然认为他们能够参加体力劳动最为难得，所以在60年代初，对这些知识分子子弟下乡的宣传，曾一度是舆论的热点。 北京最早树立的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知青典型，是北大著名教授侯仁之的儿子侯方兴。侯方兴于1962年初中毕业，与百余名同学一起分到位于京郊西山脚下的巨山农场参加农业生产，当时年仅16岁。侯教授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也享有盛名，他的儿子能到国营农场参加劳动，在宣传上的意义自不待言，一年后侯教授夫妇在报刊上发表了名为《喜看儿子参加农业生产一年》的短文，与后来那些充满革命辞藻的文章相比，这篇文章是相当平实的，只是以父母的口吻谈到，孩子当初报名，主要还是出于个人兴趣，短短几个月，却从贪玩的孩子变成了自觉的劳动者。《中国青年报》，1963年10月12日；另见《送儿子支援农业最前线》，《北京日报》，1963年5月10日。 如果说对侯方兴的宣传，更多强调的是教授送子下乡这一主题的话，那么与此同时甚至更早的陈嘉鲲，更多的则是宣传他本人。陈嘉鲲也是教授之子，他的父亲是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陈锡祺，据说他本来希望儿子能继承父业，学习历史。陈嘉鲲1961年于广州市六中高中毕业后却未考上大学。当年9月，他随广州市“大跃进”之后最早一批城市知识青年，到中山县的平沙农场落户，他最初在青年队劳动，后来到畜牧队饲养奶牛，两年间没有怨言，不怕脏累，干得很有成绩。一个著名教授之子当了最为人所不屑的平凡的饲养员，这是个大有文章可做的题目，各报曾以《来自书香门第的新农民——教授的儿子陈嘉鲲落户农村》、《教授之家新“秀才”——记落户平沙农场的高中毕业生陈嘉鲲》等为题对他进行报道，陈嘉鲲一下子就名扬全国。《中国青年报》，1963年7月30日；《羊城晚报》，1963年7月22日。 不过，除了侯隽以外，他们都没能成为全国级的知青明星。1964年以后，更是连陈嘉鲲这样等级的典型也未曾树立过，这显然是因政治形势的改变而在宣传导向上所作的调整。即使是对周恩来亲手树立的侯隽，也曾有人以她父亲有些“问题”为由，对大张旗鼓地宣扬她，提出过不同意见，更何况别人了。
我们按照当时青年的出身来讨论知青的结构问题并不是绝对的，在很多情况下他们的情况不可能按照出身划分，如下面将要谈到的普通市民子女。 “文革”前的下乡知青中，占据大多数的，是因种种原因未能升学、又没有门路在城市就业的普通市民的子女，其中包括国营企业工人、手工业工人、城市贫民、小工商业主的子女，当然也不乏“红五类”。他们也有献身革命、献身祖国的热情，但总的来说，却既少干部子弟的使命感，也少知识分子子女的浪漫，他们下乡的动机大多是很实际的。 最普遍的，是家庭生活困难，急于为家庭减轻负担。这类青年有的未考上学，有的则因家庭情况本来就没打算升学，甚至提前退学了。在“文革”前，他们是各地动员下乡的重点。成都市1962年开始进行下乡插队试点时，首先挑选的，有两种人，一种是觉悟高的，还有就是家庭有困难的。据重庆市1964年所做的统计，因家庭经济困难而自愿下乡的青年，占自愿下乡青年的60％，他们把下乡作为一条就业出路。一般来说，他们到农村后，不像知识分子子女那样产生强烈的挫折感，也能够吃苦，但当所挣工分不仅不足以支持家里，而且难以养活自己时，他们的不满就非常强烈，往往倒流回城去寻找其他生计。 另一种，是家庭关系不好，希望离开家庭独立生活。如1965年从北京赴内蒙古临河县狼山公社某队插队的16名知青中，就有3人家中是继母，其中一个女生，从小寄养在外地，上中学才回到北京，学习跟不上，又说一口方言，继母对她百般歧视，无奈初中毕业后就去插队了。其实，就是在上山下乡的**中，也有很多与家庭存在这类问题有关系。 此外一些人虽然也在学校读过书，实际什么也未学进去，升学既不可能，在城市也难就业，除了下乡别无出路，他们之称为知青，只是徒有其名而已。
他们中的大多数，是从学校出来几年后仍未找到出路的社会青年。从1963年以后到“文化革命”开始之前，社会青年一直是城市安置工作的主要对象，也是被动员下乡的知识青年的主力。虽然总的来说，他们基本上也是从学校出来的青年学生，是知识青年的一部分，但是与在校学生相比，也有明显区别。他们离开学校后又几经“淘汰”，一般来说各方面素质较差，回到街道以后，又处于无人过问的状态，有不少人沾染上不良习气，已不像刚从学校出来的应届毕业生那样单纯。还有一些是因出路茫茫，有不满情绪，在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形势下，就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这些“道德败坏”者在社会青年中占据相当的比例，如据广西南宁市统计，占社会青年总数的18％左右，其他城市也大抵如是。再者，由于社会青年的范围并无明确的界定，社会上经常将一些复杂的成分，如劳改释放犯等与社会青年混为一谈，更是大大败坏了他们的声誉。 我们在上一章已经谈到，1962年重新开始动员城市知青下乡时，就有很多这样的青年被动员甚至强行送下乡。尽管1963年团中央在苏州召开动员城市知青上山下乡工作汇报会时就曾特别提到，这项工作在开始时还是搞得纯一点好，以使这条路越走越宽。1964年团中央书记胡克实在一次讲话中也强调，最近两年动员时要特别注意一下质量，品德太坏的可暂不下去，这些人农民极不欢迎，也把城市知识青年的名誉搞坏了。但是，我们上面也分析过，不让这些人下乡，实际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本是城市所最不能容忍的一类人，不把他们送到农村去，又送到哪里去呢?虽然上面一再强调不要有“甩包袱”的思想，然而事实上想尽快将他们打发下乡的，决不仅限于下面负责具体工作的干部。 1964年北京组织第一批知青去宁夏参加农垦，当时有干部为了把这类青年尽快“呼噜”下去，所以要下面进行政审时尽量简单。为了顺利地将这些人送下乡，许多地方不惜欺骗接收单位。1965年北京送一批知青到内蒙古临河县插队落户时，为了将一批工读学校学生掺杂进去，便不准临河县来接收知青的同志翻阅档案，告诉人家这些学生是半工半读的，当地同志看到这些青年身体健壮，去了能干活，非常满意，并不知其中有些是京城著名的流氓集团成员。结果，当年11月当地就向北京退还50余人，回来后这些人都被送交了公安局，在当地造成很坏的影响。 天津市也存在同样问题。1964年该市组织大批社会知青到河北省宝坻等县集体插队，曾被作为一项成功经验在全国推广，但即使如此，这支两千余人的队伍中，混杂进流氓、惯窃、反革命分子和劳改释放犯共70余人，占这批知青总数2300名的3%。这些人在农村表现仍不好，弄得很多社员不敢敞着门下地，下乡女青年晚上不敢出门，有两个下乡两天就被天津公安部门抓回去了，还有两个下乡不几天就用铁锹打架，群众和青年都很不满意。 总之，许多大城市采取这种做法，将本应自己解决的问题和矛盾推给了接收知青的地方，加剧了城乡矛盾，尤其是其中很多并无多高文化，称为“知青”实在勉强。他们下乡后，虽也有勤劳肯干的，但少数人的偷鸡摸狗、寻衅闹事，损坏了知青的名声，这种良莠不分的结果，使满怀革命热情的纯洁的青年学生感到寒心，更使农民误认为凡下乡者都是有问题的，是坏分子，在一些地区恶化了其他下乡知青的处境，也加大了以后动员知青下乡的难度。
关于这一问题，我们将在下一节专门论述。 上述的第四、五、六种人，构成了“文革”前城市下乡知青的主体，也是与“文革”期间下乡知青在构成上的主要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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