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青史·初澜》节选

    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

定宜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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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曾经提到，歧视“剥削阶级家庭出身”青年的现象，早在50年代就已存在，无论升学还是就业，工农和干部子女都有优先的权利，但当时人们还将此视为政权初建时期的一个暂时现象，国家也曾试图纠正这一问题。但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始，却使形势急转直下了。

大学招生开始注重政治成分，理由如下：

在反右派斗争开展以后，高等学校学生中出现了为数不少的右派分子，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反映了以往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存在着贯彻阶级路线不够、注意新生政治条件不够的严重缺点，要求今后大力改进。同时从对培养高级建设人才的要求来看，培养一个大学生，国家平均要花五六千元，也应该慎重选择培养对象。宋诚：《高三同学怎样对待升学和劳动问题？》，《中国青年》，1958年第8期。

不过，这时所谓的成分，还主要是指本人的成分而言，加上自1958年以后大学招生规模连续三年迅速扩大，更是把这一问题掩盖了。

大学之门向剥削阶级出身的青年逐渐关闭，是从三年灾害以后开始的。1961年，当大中学校进行大规模精简的时候，教育部曾正式发出通知：“各级师范学校招生，必须保证质量，特别是政治质量。认真改变过去降格以求，不顾质量，勉强凑数的现象。今后，凡学生家庭属五类分子的一般不予招收《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89页。。”虽然只限于师范院校，却是个非常明显的信号。当年8月，**中央转发了教育部党组《关于资产阶级子女升学问题的报告》，指出各地、各高等学校在招生工作中仍存在对资产阶级中间派和右派没有区别对待，对学生本人的进步表现注意不够，一些学校所规定的机密专业数量太大、范围太广，过分限制了资产阶级子女入学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97页。。可见这一时期高校招生中，已存在着对出身的强调，存在着对出身不好的子女的歧视了。不过，从政策来说，这时大学所明确拒收的，还主要是“五类分子”和资产阶级“右派”的子女，矛头尚未扩大到、至少是中央还不愿让矛头扩大到一般所谓的“资产阶级子女”的范围。

1962年以后，**提出社会主义阶段仍然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资本主义复辟危险的命题，提出为了使社会主义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要在阶级成分好、思想觉悟高的青年中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原则，与之相对而言的，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便被当成了资产阶级复辟的主要社会基础之一，当成必须严加防范的主要危险。这种看法，在1964年以后，还被上升到了理论的高度。

1964年5月，团中央某负责人在一次会议上明确提出，修正主义在青年中间的社会基础有两个，一个是怀着阶级报复思想的“五类分子”子女，一个是轻视劳动、轻视工农，拜倒在资产阶级专家、教授脚下的知识青年。知识青年不经过艰苦劳动，有了点书本知识，就认为有了“私人资本”，自以为高人一等，是不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另一位领导干部也宣称，资产阶级千方百计同我们争夺青年，这一斗争尖锐激烈地在各个方面进行着，最直接的就是资产阶级同我们争夺他们的子女。我国现有资产阶级分子100多万人，以平均一个资本家生4个子女计，全国就有400多万个资产阶级子女，如果每个资本家都有一个子女接班，就会出现100万资产阶级的继承人，尤其严重的是他们还会扩大阵地。这位领导还说，我们过去几年对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反复性认识不足，把消灭资产阶级的问题，只简单地看成是对现在老一代的改造，没充分看到资产阶级思想还要传宗接代，还要争夺下一代以至下几代。他还对资产阶级出身的青年作了一个估计，说他们是“两头小，中间大”，有社会主义觉悟的仅占20％。这些讲话，当时是没有公开的胡克实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小组会议上的发言，1964年5月30日。。

自60年代开始，青年升学和就业时，就必须通过政审。这些解放时尚未成年的学生，自然谈不上什么历史问题。所谓政审，审的其实就是出身。每个青年的档案上，都根据出身不同注有“可去机密单位”、“一般”、“不宜录取”等字样，招收单位就根据这条来招人，如果是大学招生，一旦被写上“不宜录取”，那么无论成绩多么优秀，也只有落榜一途。不幸的是，“文革”前的高考并不公布考分，上述规定也只在内部掌握，落榜青年并不知道自己没考上大学的真正原因，有的还在继续用功，期望下一年能够榜上有名，直至几次失败之后，才不得已而走上下乡之路。

即使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按照出身不同，也有不同的动员口号，如天津市团委书记的动员讲话：

希望劳动人民出身的家长带头教育子女走革命道路，使自己的后一代继承老一辈的革命事业，把革命进行到底；希望剥削阶级出身的家长认清知识青年下乡上山是革命的潮流，势不可挡，应该下决心从自己的后一代改变门风，使子女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知识青年们，走革命化道路！》，《天津日报》，1964年5月10日。。

一些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背叛剥削阶级，在劳动中锻炼改造自己，是值得赞扬的革命行动。一切拥护社会主义，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都应该为在自己家庭里出现了第一代新型劳动者而感到高兴。

加上一些具体执行政策的干部因惟恐沾上袒护“出身不好”青年的嫌疑，不惜将所谓“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范围一再扩大，最初是地富反坏右子女，后来加上资本家子女、历史不清白分子的子女，再后来高级知识分子子女也被划入资产阶级范围之内，还有民主党派、富裕中农甚至一般职员的后代。最初只是指直系子女，后来扩大到孙子孙女、侄儿侄女以及其他亲属。在有些地区甚至“左”到凡亲属中有一人成分不好，那么即使这个青年的父母是“红五类”，他也会被视为不可靠。尤其不公正的是，直至“文革”结束之后，在很多地区，出身和成分都是混淆不分的，许多干部认定出身就是成分，成分就是出身，或者将出身看作成分，将成分看作出身，不明白每次填表时何以会设有“出身”与“成分”两栏。奇怪的是，对于这个在当时如此至关重要的问题，却从来没人予以认真的说明和纠正。很多高级领导人在对青年讲话时也总是强调：“我们是：一有成分论；二不唯成分论；三重在表现。”显然也把出身和成分混为一谈。这种有意无意的混淆，终使很多出身不好的青年在实质上变成了和他们老子一样的阶级敌人。他们成为准专政对象，成为先天的罪人，以至到“文革”时，“狗崽子”这种侮辱性的称呼竟堂而皇之地出现在报刊和书籍之上。

歧视剥削阶级子女的现象在各地的迅速冒头，使中央认为有必要在政策上作出解释和调整，1965年7月，周恩来、陈毅到新疆看望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石河子垦区参加农业生产的上海知识青年时，曾有过如下一段重要谈话：

……

周总理接着一一问大家的家庭出身，当问到共青团员卓爱玲时，她羞涩地说：“我出身在资产阶级家庭里。”  “你家里还拿不拿定息?”  卓爱玲一时答不上来，错听成自己要不要拿定息，着急地说：“我不要拿，我不要拿！”她的这话，引得周围的首长和同志们都乐开了。

周总理乐呵呵地对她说：“你爸爸拿定息是他的事嘛。”  周总理告诉大家，“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和有复杂的社会关系的人，都要看他现在的表现和立场。一个人的出身不能选择，但前途是可以选择的。只要能同原来的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向组织交代清楚他所存在的社会关系，全心全意地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服务，不断地在实践中改造自己，就会有光明的前途。”总理意味深长地对革命青年的勉励，使得卓爱玲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过去，她也曾为自己的家庭出身苦恼过，不知怎样同家庭划清界限，不知怎样争取自己的前途。进疆以来，走上了革命化的大道，思想包袱逐步丢掉了；今天总理亲切的教导，方向更明确了，获得了新的巨大的思想动力。《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在新疆勉励知识青年》，《中国青年》，1965年第16期。

随后，《中国青年报》发表了《重在表现是党的阶级政策》的社论，本着周总理的讲话精神，对如何看待青年的家庭出身、社会关系和本人表现作了如下的解释：

首先，不能忽视一个人的出身：

剥削阶级是不甘心死亡的，它们总要千方百计地寻找自己的继承人。在他们看来，自己的子女从小同他们“住一屋，睡一炕，吃一锅”，是他们首先要夺取的对象。……对于剥削阶级子女来说，家庭的影响对他们的政治态度和世界观的形成，往往起着不小的作用，有的甚至会起决定性的作用。这一点，确实和工农子弟不一样。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要看到这个不一样。

其次，绝大多数剥削阶级子女是可以改造的：

剥削阶级子女，虽然生在剥削阶级家庭里，但是他们没有亲自参加剥削，同剥削阶级分子是有区别的。他们年纪轻，要求进步，可塑性很大。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不愿意做剥削阶级的殉葬人，而要求向革命的方面转变。

第三，要“重在表现”：

首先要看他在三大革命运动中的表现，尤其要看在阶级斗争中的表现。执行重在表现的政策，就是按照兴无灭资的方针，教育剥削阶级子女进行思想改造，确立无产阶级立场，背叛剥削阶级，把他们争取到无产阶级这一方面来。我们要坚信，党完全有能力把绝大多数剥削阶级子女改造好。

无论怎样讲落实政策，大前提是坚定不移的：尽管同样是在红旗下长大，但是对剥削阶级子女与出身好的子女，不可能一视同仁。他们要想进入到革命队伍中，就必须进行艰苦的改造，没有人告诉他们，这种改造到什么时候是尽头，但很明显，上山下乡，当普通劳动者，是进行改造的最好途径。

为了宣传这一政策，团中央在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树立了一批勇于改造自己，走革命道路的剥削阶级子女的典型。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鱼姗玲。

鱼姗玲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父母都在香港。1962年她从上海高中毕业未考上大学，父母几次三番要她回香港读几年外语，但她认为自己是个共青团员，不愿意到香港去。她曾回忆说，在去新疆前的那一年除夕，姐姐为她准备了丰富的饭菜，但她一点也吃不下：“我感到自己的精神十分空虚，为自己的生活过得毫无意义而痛哭起来……”1963年6月，她决定报名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家里知道后曾竭力劝阻，她母亲特地赶到上海，对她说：“考不取大学也不要紧，只要你不到外地去吃苦，家里就是养你一辈子也可以……”她想，妈妈是爱我的，但母爱也是有阶级性的。她不愿走“离开党、离开革命，过不劳而获的剥削生活”的死胡同，终于冲破家庭重重阻力，来到塔里木的农一师胜利十七场参加劳动。她克服了生活过不惯、劳动吃不消等困难，到新疆几个月之后，她曾作出总结说：

我深深地感到，听党的话，不贪图舒适的资产阶级家庭生活，走革命的道路是完全走对了。这对于我是一个极其不平常的变化……劳动使我的生活过得十分充实、十分有意义，不像过去那样空虚和无聊，我从心底里感谢党对我的培养和教育。鱼姗玲：《从娇姑娘到边疆建设者》，《中国青年》，1964年第11期。

几乎所有升学落榜的青年，都有过她曾有的苦闷。“文革”前上海这批资产阶级，从整体上说，旧有的生活方式并未得到根本改变，心底仍残存着昔日那种优越感，他们一向是将到外地劳动视为畏途的，更何况是遥远的新疆。不仅是他们，就是一般的上海市民，也都是一谈“新疆”就色变的。作为第一批踏上这条艰苦道路的青年，鱼姗玲的确不易，这是她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到疆仅短短几个月，还未及品尝到人生的另一面，她心里充满自豪和喜悦，是很自然的事。第二年，周总理在新疆发表讲话以后，鱼姗玲这一典型，其意义已不比从前，而迅速升级了。她不久入了党，在当时，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员，是改造得最有成效的标志。8月23日，《中国青年报》以《背叛剥削阶级家庭，坚决跟党干革命——鱼姗玲改造思想进步快光荣加入**》为题，对她进行了报道，同时发表社论《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她被团中央树立为全国的知识青年典型。

鱼姗玲后来的道路并不平坦。“文革”爆发，她又成了“资产阶级的狗崽子”。她所在的农场，一度只剩她一个女知青，但她咬牙坚持下来，“文革”结束后中央于1979年召开最后一次知青座谈会时，她还是33名代表之一鱼姗玲所在的连队，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最偏远的农垦十四团场九连，到1979年为止，她在那里已经生活了16年。她“文革”时被打成“黑典型”，遭到批判，排长的职务也被罢免了。当时垦区内武斗严重，生产停顿，生活困难，知青们纷纷返回上海，伙房也关闭了，她顿顿吃包谷馍馍就凉水，却不肯回上海。棉花该收了，她动员职工去收。1979年有记者去时，她已重新担任九连的副指导员，虽有孩子拖累，身体非常瘦弱，却主动要求兼任学校的英语教师，但她所在的单位却仍不同意将她登报，说她“文革”时犯过错误，影响不好。那年2月，她所在团场的知青曾集会要求返城，有人劝她当上访团团长，被她“严辞拒绝”了。参见：《她没有玷污党和人民给予的荣誉》，《新疆青年》，1979年第4期；《鱼姗玲没有玷污党和人民给予的荣誉》，《人民日报》，1979年5月23日。。

这些剥削阶级出身的知识青年入党、当模范的事例，确实打动过相当多单纯的、向往革命的青年的心，但这毕竟只是他们中极少数的几个人。

且不说“社会主义社会始终存在着阶级斗争”这一命题本身的荒谬性，仅就这个前提下引申出的这一言论来看，就是漏洞百出的。首先，尽管这个理论的始作俑者极力否认，但它确实是建立在十分反动和落后的血统论之上的。当时和后来的事实早已证明，所谓“资本主义复辟”的倾向，同样表现在出身于“红五类”的青年身上。任何一个时代的青年选择人生道路时，决定的力量都是社会和历史发展的总趋势，而绝不可能是早已陈旧不堪的“父死子继”。其次，尽一切可能将各个不同阶级、不同政治集团中的优秀人才吸引过来为己所用，这是一个政权具有自信心、具有生气的标志，何况是对甘愿追随自己的朝气勃勃的广大青年，更没有要排斥、冷落的道理。再者，人为地将社会分成等级，在历史已进入20世纪60年代的时期，其反动、落后和不合潮流，已不必详说了。而当时之所以提出这样的政策，除了理论上的错误以外，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打江山坐天下”的思想，即觉得老子抛头颅撒热血打下的江山，就该让自己的子孙享受的思想，在有些人的潜意识中确实占据了重要地位。

结果是，在这种政策之下，别的青年尚可以“一颗红心，多种准备”，这些出身不好的青年则几乎是除了下乡别无选择的。绝大多数青年在下乡前都有过鱼姗玲所曾有过的那种空虚、悲观的精神状况，如一位家长所说：

儿子生长在资产阶级家庭，沾染浓厚的资产阶级思想，高中没毕业就休学，早晨睡到快吃中午饭才起床，放下饭碗就出去，在外边胡吃乱花，逛到深夜才回家，我成天为他的出路发愁朱洛筠：《我儿子走上了光明大道》，《天津日报》，1965年7月1日。。

直到将他送往边疆，这位母亲才算松了口气。

在“文革”前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这类所谓“剥削阶级子女”所占比例是相当大的。1962年秋天成都组织的第一批下乡插队知青中，有半数以上出身于“非劳动人民家庭”，1966年2月从成都到西昌农村插队的知青中，据一个女知青回忆：“仅仅因出身不好而被拒之于学校门外的，在我场知青中约有百分之六七十夏晴：《抹不去的岁月》，《知青档案》，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1963年上海动员知青去新疆，在近2万名赴疆青年中有近2000名是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女。据上海市团委的报告，其中有些资产阶级分子对这一运动的态度是很好的。虽然当时上海市委提出对资产阶级子女以教育为主，不勉强动员，但在大学已对他们关闭了大门，不下乡就只能去港澳或留在家中当“寄生虫”的情况下，许多爱国的、满怀理想的青年，还是毅然走上了支边的艰苦道路，其中很多至今留在那里。

他们与一般社会青年不同，有不少在校时品学兼优，不乏像遇罗克那样有头脑、有才华的青年。曾有负责知青工作的安置办公室干部回忆说，“文革”前每送一批青年下乡时，其中最出众的几个，往往就是这类人。他们很多人是抱着替父母“赎罪”的想法下乡的，但在乡下所受的歧视，往往比在学校时更为严重。

“文革”时期因写《出身论》而在青年中引起强烈震动、最终也因此而遭杀害的遇罗克的遭遇，在当时出身不好的青年中是具有一定普遍性的。

遇罗克的父亲原是水利电力部华北电力总局的工程师，母亲是一家公私合营工厂的私方副厂长，1957年双双被划成右派，当时遇罗克15岁，他的操行一下子就从“优”变成了“中”。1960年夏天，遇罗克高中毕业，虽然他的文理两科成绩在班级和年级里都是拔尖的，报高考志愿时他还是只敢报考地质专业，以为报考这个冷门也许比较容易用优异的成绩掩盖父母的政治问题。结果，发通知那天，班上只有两个学生什么也没接到，一个是有盗窃行为的学生，还有一个就是遇罗克。后来有人查看了教育部存档的成绩单，证实他考得确实很好，但因操行是中，而未予录取。

遇罗克此时家境已经十分困难，父亲去劳改，剩下一家六口，全凭母亲几十元钱的工资度日，为减轻家庭经济负担，他决定边准备功课，边参加工作。他觉得去农村能更好地了解社会，更好地锻炼自己，就响应号召，自愿上山下乡。1961年春节前夕，他下到大兴县红星人民公社一个菜园小队，成为北京最早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之一。他被社员选为记工员，与社员建立了很好的关系。劳动之余，他同几个境遇相似的伙伴刻苦攻读，此时他对自己的前程，还抱有些许幻想，“少年幸遇读书风”，就是他那时写下的诗句。他所居住的那间拥挤的宿舍，虽然终年人来人往，附近电井抽水声很少间断，粪池气味熏人，夏秋蚊蝇肆虐，读书之风却经久不衰。夏天，为了在灯下静坐读书，他穿起老蓝布制服，将裤角、袖口掖紧，外加一盒清凉油。1962年，大学扩大招生的消息传来，他和伙伴们非常振奋，以为作为社会青年去报考，就不会再有人作梗。他积极应考，考后觉得很有把握，不料又是名落孙山。这时，传来蒋介石企图反攻大陆的消息，征兵开始了，他又立即报名，“大学不要，我们上前线去，战斗会证明我们有一颗赤子之心！”然而，他们连检查身体的资格也得不到。新打击落到旧伤口上，使他备觉疼痛和惶惑。

1964年初，他因病离开农村。两个月后，他被分配到科技情报所做翻译资料的合同工，后来又到一个小学代课，始终未能得到一个固定职业。无论他付出什么样的努力，表现出多么出色的能力，但没人敢要一个右派的儿子。正是因多年来为出身问题所付出的沉重代价和不公遭遇，使他在“文革”时大胆写出了令人振聋发聩的《出身论》。至今读来，仍让人对他思想的深刻、批判锋芒的尖锐感佩不止。而文章中声声血泪的控诉，尤令人感到不平和沉重。王晨、张天来：《划破夜幕的陨星》，《历史在这里沉思——1966—1976年纪实》第3卷，华夏出版社1986年版。

文章提到，每年大学招生完毕，高教部总发表公告：“本年优先录取了大批工农子弟、革干子弟。”不少大学几乎完全不招收黑五类子女，大学中的重要科系就更不用提了。学校以设立“工农革干班”为荣，上了大学的，也是出身好的受优待。不少大学设立“贫协”一类组织，与团组织并列。他尤其提到街道居委会的问题，说街道办事处印制的无职青年求业登记表上也有出身这一项，用工单位来挑人，没有不挑出身好的。要不，放着出身好的你不挑，单挑出身坏的，是什么思想?所以，不被学校录取而在街道求职的青年，历年积淀下来的，大多是出身不好的。只有在大批分配工作的时候，他们才有被分配的把握。“出身压死人”，一点不假！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出身论》，《中学文革报》创刊号，1967年1月18日。

与鱼姗玲相比，遇罗克的经历可能更为典型。

到1966年为止，全国上山下乡的城镇知识青年，已达一百余万人，这是一个以社会青年占多数，以普通市民子女为主体的青年群体，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或“有问题”家庭的子女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如上所述，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曾在升学、城市就业中几被“淘汰”。虽然也有出类拔萃者，但从整体文化素质和精神状态来看，与“文革”期间的“老三届”知青，自不可同日而语，在社会上所受注意的程度，与后者更是无法相比。

但是，这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毕竟是形成了，这与国家的本来意愿是相反的。国家希望的是他们能够尽快融入、消失于那个广阔的天地中间，谁也没有想到，要做到这点，竟如此地难。

这个群体最显著的特点，是它的不确定性：是农，又非农，今天是农，明天就可能不是农，就可能是别的什么。1964年以前上山下乡还未被作为长期性的任务时，很多地方的知青在下乡一两年后便回城或在当地分配了工作；1964年以后，也仍然无法断然地堵住这个口子。在“文革”前，知青回城的途径，很大一部分属于自发“倒流”，一些人在农村无法养活自己，回到城市当临时工，或者做小买卖，甚至“投机倒把”。也有些人因疾病等原因，通过正当手续回城，但仍找不到正式工作，重新成为社会青年。

在当地分配当工人、当教师的，为数也不少，也有少数青年入党，被提拔做了当地干部。1965年以后，表现特别突出的部分青年典型，也有被保送上大学的。结果是，不断地动员新的知青上山下乡，又不断有老的知青从乡下回城，川流不息的流动，使大量的人力物力付诸流水。这是个从上山下乡运动一开始，就困扰着决策者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