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的价值

柏晓利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523e170100d7sj.html

    今年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40年。对这个几百万城市青年向农村边疆的迁移运动始终众说纷纭，站在不同的角度有着不同的说法，作为个人，沧海一粟，是在疾风暴雨的裹挟下，是在一种连续十几年理想主义教育下的一种没有选择的选择。（但我去兵团确实是我的选择，原本我是分配在北京工厂的）。为什么选择离开北京，现在看来，除了理想主义的驱动，还有个人心理上的一种需求。不管何种动机，上百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它的客观作用是使我们这些城市知青看到了我们在课本上看不到，在城市生活中永远也不能体验到的生活。

在内蒙二师十一团七连的日子，有许多事情不能忘记。

忘不了，在翻碱的麦田里为了让冬小麦顶开碱壳，每个人拉着铁丝做的压着砖头的耙子在一眼望不到头的麦地里耙地。粘粘的碱壳很快就将鞋子粘的提不起来，很多人不得已光着脚在带有冰碴的盐碱地里走来走去。

忘不了修扬水站的经历。学做泥瓦匠的一排战士砌着扬水站的蓄水池，为了不让水位超过工作面，女排就像保证主力部队打胜仗的游击队一样，用脸盆从池子里往外淘水，一个班的女生站在冰冷的水槽中一盆盆将泥水举过头顶传递出去，御寒的毛衣毛裤完全禁不住水滴的侵袭，很快就湿透了。

忘不了，冬天在乌梁素海打蒲棒和苇草的惊险。穿着厚厚的棉衣棉裤，每个人背着放着蒲棒的麻袋，突然，一片没有冻结实的冰面突然塌陷，我和另外两个人掉进冰冷的海里，挣扎着、拼命爬到冰面上，结果导致更大面积的冰层塌陷。生死边缘的无助和绝望让北风的凛冽黯然失色。

忘不了收割的季节。每天早上不到五点已经走了几里路到了海三号。海子号的地是全连最整齐但也是最长的，每人平均五垅麦子割着往前走，一两个小时到不了头，自然也就直不了腰。那时候的连队，对女生没有照顾，生理原因导致许多人体力不支。下工时，每人还要背上十几捆将近七八十斤的麦子走半个多小时回到场院，你可以看见，下工时向西的方向追着夕阳一座座小山向前移动，小山的下面有我的副班长闪静宜和其她人。偶尔，不要求背麦子的时候，就可以看见随着下工号吹响，镰刀一扔，每个地埂上都有仰面朝天躺着的疲惫不堪的女生，那是为了让地埂的凸起支撑起自己就像断了的腰部。

还不能忘的是挖大渠。每天早上五点起床，步行三十里路到八排干，每人两方土，任务完成后再走三十里路回连队。这是一个寒冷的冬季，从里到外地冷，直到每个人的心底。那段时间，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男女排似乎失去了相互的帮助变得漠不关心。男女同工，男排能够在四五点完成任务就回连队，而女排却因为体力不行，无法一下将泥土甩到渠顶部，需要两个人合作，这就耗费了更多的人力和时间，四方土一直要干到天擦黑。通常回到连队已经是晚上十点。挖大渠的农活持续了至少十天，天天如此，干完一天活回连队的途中，大家经常是边走边睡，十三班战士王金花就是因为睡着了走到了拖拉机和铁耙之间造成腿的骨折。

谁也不会想到上房揭瓦的活会交给我们班。在没有任何安全保障的情况下，13班被要求拆掉已经裂了山墙的礼堂，并且不能摔坏一块瓦，礼堂的房脊高有七八米或者十米，趴在已经掀掉了荆笆和泥土的光秃秃的梁上，再拆下一根根椽子，向下望去，心惊胆颤。当时是否会有其它的退路可选，我不清楚，担当这个任务的有施天燕、孙玉芬等。她们克服了心理上的畏惧，最终圆满完成了任务。这次任务的完成奠定了十三班以后在连里工作中必挑重担的地位

忘不了冬灌。在当地，浇地的活是男人的专利，在兵团工作却不分男女。深秋的内蒙晚上气温低于零度。大片的麦地每一块都要浇，又不能大水漫灌，所以我们必须尽可能保护好每一条堤埂。但常常事与愿违，有时甚至毛渠口整个被水冲走。为了完成任务，我不知道13班有多少人、有多少次跳进水里用身体堵口子。这么多年，我会常常想起冬灌的夜里堤埂上马灯移动的光亮，那是施天燕，季玉琴，韦金娣、张青青他们，那光亮似乎在说：“班长，放心，我们在巡视着！”

我的班里还有很多人，当时的十三班一共有18个人，是全连最大的一个班，负责种子田，试验田，果园，瓜地和920（植物生长刺激素）。全班分五个小组各司其职。班里有一个高中生叫王惠君，绰号酸酸，在有时间的日子里，她负责给班里讲课，毕竟，我们班最小的游江峰刚刚13岁就来到了兵团，而按正常年龄来到兵团的我，那一年是16岁。

忘不了的事情还很多。

粮食入库，16，17岁的我们每人背上200斤麻袋走在跳板上……

中午吃过饭，连长要求大家去脱砖坯，“业余时间作贡献”，20多斤的一块坯，一中午连和泥带脱坯要出十几块……

挖大渠，没有水喝，无奈，深挖地，用手拍，地下水一点点渗出来，每人趴在地上舔两下水……

到团里拉砖，背上披条麻袋就冲进高温的砖窑，后背上十几块发烫的砖头烤着背、烫着脖子，疼痛难当……

胳膊骨折，连里卫生员鼓捣了一个月后照片子才发现没有复位，连长指导员和团里军医一起按住我将胳膊重新拉开再次复位，撕心裂肺的疼痛，整个人好像被扯成了两半……

当然，艰苦的生活中还有很多快乐的事。改善伙食，全连围在操场，吃炸油条，连里为这顿油饼特意开了班排长会，规定是只许吃，不许拿，看着男排为了多吃，围着操场边走边吃，让我们好不羡慕；为了和男排搞好关系，关键时刻希望他们出手帮我们，女排会省出自己的口粮，隔着墙，大喊一声将馒头或者窝头送给与自己对应的男排班，墙头上放着搁着主食的笸箩，墙那边，一只手就会将笸箩拿走。过年连队包饺子，没有擀面棍，铁锹把修理修理就能用，没有容器盛饺子，谁的脸盆当便盆的次数少就会被选用。第一顿的饺子论“个”，第二顿是片汤，第三顿变浆糊，但每一顿都那么享受，那么让人满怀期待。

娱乐生活是团里来了放映队。全连集合大家拿着自己编的蒲墩跑到一连，《列宁在十月》、《奇袭》、《地道战》、《地雷战》往返十几里路，几个片子的对白都会背下来了，但似乎永远也看不够，回来的路上，一边走，一边抻着嗓子嚎着京剧“一路上，多保重，山高水险……”义薄云天、肝胆相照的情谊和着歌声回荡在深蓝色的夜幕中。

最好的事是有书看。连里如果有好书很快就会通过排长王向东传来。最清晰的记忆来自《牛虻》，那是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晚饭时排长拿到了这本书，第二天早上就得还，书是排长借的，当然她先看。晚上11点她看完了，我接班看。自制的墨水瓶煤油灯，一点点光亮，早上六点，看到了牛虻被押上刑场和留下的遗书，看到主教大人悲凄的呼号，内心深处一种力量被鼓动着向上升腾：一个人如果选择了自己的目标，就要为它全力承担，牛虻能吃苦而毫不诉苦的精神感动着我们。放下书，不等我再细细体味，起床号将我从牛虻的世界拉回到现实生活中。上午的农活是锄地，全班十几个人一字排开，我站中间，一边锄地一边讲书，很快，边上的人围上来，锄地的速度越来越慢，远远的连长高声在喊，“十三班”，我们马上散开，但一会又聚在了一起。

十三班，多少年以后，在兵团二十年相聚和三十年再聚时，我常常听见站起来做自我介绍的人说，“我是十三班的，我叫XXX”，从他们的口气中，我听出，他们以曾经是十三班的一员而自豪。我们一起吃了苦，但是我们“享受”了这份磨难，十六岁去兵团，二十岁离开兵团，我们将人生最重要的时期所承受的这份艰难困苦赋予了成长和历练的意义。多少年以后，当我离开兵团，进入社会时，我发现那份苦难没有白受。每当想起兵团的艰苦生活，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任何难处，无论是精神上的还是物质上的都不会比那更差，在我面前不再有我无法面对的磨难。无论境况多么恶劣，我能坚持我的信念，我知道就个人成长而言，那四年的生活是在一种不能由自己改变的环境、无法发挥个人意志的大时代下，我能选择的最好方式了。在追求知识的路上有多种方式，如果没有十年浩劫，按部就班，我可能会有另一种结局。

老三届和那一代知青在整个民族的困境中离开了城市，靠近了几亿农民真实的生活，因为各种各样的磨难，这些人为存在下去寻找着生命的意义，并在一种信念的支持下选择了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不去埋怨和追悔，而是创造出一种精神力量支撑着每个人的内心世界。活在当下，创造出有意义的存在方式。多年来，每次聚会当谈到苦难时，我听不到忧伤、责难和抱怨，而是感受到一种力量。感谢那份苦难带给我们的坚强，它变成动力激励我们做有用的事，获得激情去做改变的事情。

苏联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我害怕的只有一件事：配不上我的苦难。”现在当我们纪念我们生命中的这个重要时刻时，我已经由当年的16岁到了56岁，我还在工作着，帮助那些身心受折磨的人，我只希望，我所做的一切配得上当年的那份苦难赠与我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