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愿想起，不能忘记

一、金条与书

    当年，我家住的宿舍大院要折了盖楼，于是我们搬到了一条深深胡同的一个小四合院里。刚搬去两个多月，“文革”就开始了。一时间红色恐怖席卷京城，满耳听到的，不是“破四旧”就是“抄家”。

一天我回家，天已黑了，满胡同的树影在灯光下摇曳，走到门口，忽然发现大门两边的树影下站着两个人，吓了我一跳。我不认识她们，但一看那装束神情就知是街道上的造反派，我不明白这时候她们站在这里干什么，心中奇怪，她们也在黑影中一声不响地盯着我。我推门走了进去。

半夜时分，门被砸得山响，一群陌生人闯了进来，他们手抡着“武装带”，破门而入后一句话不说就开始又翻又砸。当时父、母都已被关进单位的“牛棚”不能回家，家里只有奶奶带着我们几个孩子，他们喝令我们站在一边低头认罪。

只听皮带抡得呼呼响，耳边一片稀里哗啦的破碎声。他们闯进来时我认出其中两人就是傍晚站在我家大门口的那两个，我想，这就是抄家了。

他们不停地在屋里乱摔乱砸，过了一会儿，有几个人趴在墙上或地上一边敲一边听。事后我才知道，他们是在找夹墙或地窖。可当时心里非常奇怪，不知他们在干什么。几个屋子都这么折腾遍了，最后有人突然喝问：

“说！你们家的金条都藏哪儿了！？”

这句话令我瞠目结舌，真是闻所未闻。

从进入中学争取“入团”开始，我就知道了我家的“问题”是属于“思想上、政治上”的，因为父亲是“右派”。为此，团组织找我谈过多少次话，我也“认识”过多少次，全都围绕着这方面。

可现在，他们忽然对我提到什么“金条”，问我家有没有金条。

这话我听起来简直太荒谬了，不由得脱口而出：

“我父母都是靠工资吃饭的，我家哪儿来的金条？”

有一个红卫兵小将抡着皮带喝道：

“还不老老实实交待！还敢顽抗！要不是刚刚颁布了［十六条］，毛主席叫我们不要打人，我！我真想打人！说！金条藏哪儿了？！”

“说！你们家的秘密地窖在哪儿？”

皮带带着呼呼的风声一下一下抽在椅子上，把椅背上的漆都抽掉了。

多年后我才知道害怕：

阿弥陀佛！幸亏公布了十六条，多么伟大英明的毛主席！

阿弥陀佛！多么听话的红卫兵小将！这真是红卫兵最听毛主席的话！

正在闹着时，忽听有人在院里兴奋地喊了起来：

“快来！地窖在这儿呢！”

他们一窝蜂地冲了出去。

院里一个隐蔽角落有一间屋子，门紧紧地被一把大铁锁锁住，他们认定金条藏在这里，勒令我把门打开。我告诉他们这院子是单位宿舍，这是公家的房子，里面堆的是公家的一些杂物，我没有钥匙。他们不信，喝道：

“到现在你还不老实！你们家的金条准藏在这儿了，赶快打开！顽抗到底，死路一条！”

他们嚷嚷着要砸门撬锁。这时有位邻居出来，证明我说的是事实，这间屋子是公家的，里面堆着一些建筑材料，都是公家的东西，钥匙在单位。

他们根本不听，问他是哪儿的，与我家什么关系？那位邻居说他也住在这院，与我父亲是一个单位的。还是不行，问他什么出身，于是人家正色道：

“我出身贫农，革命退伍军人，现在是单位的保卫科长。”

这样，他们才不喊了，也不再要砸那间屋子的门了。

他们又回到了屋里，在一堆破碎杂乱的东西中进一步地仔细翻腾。不一会儿，从父亲书桌的抽屉中翻出了一张集体合照，他们认出了上面的几位国家领导人。于是在一片惊愕的议论声中，我听明白他们原来对我家的情况一无所知。他们既不知道我父亲姓甚名谁，也不知道他做什么工作、在哪里上班，连我们这院是单位宿舍都不知道，还以为这整个院子是我们家的。

到这时我才注意到来抄家的人，除六、七个街道上的造反派外，还有十几个穿黄军装、戴红袖章的红卫兵，其中大部份红卫兵竟然都是外地口音。

后来，他们又翻出了我母亲的日记，其中写到对于父亲被划为右派想不通，他们说是反动日记，交到母亲单位，从此我的母亲再也没有回来。

找不到金条，也没看出有什么值钱的东西，这时天已亮了。他们有人去打电话叫卡车。其他人没事干，开始审问我奶奶。问她什么出身。奶奶说是地主。有一个红卫兵就抡着皮带喝道：

“你这个老地主，现在蒋介石喊着要反攻大陆，你一定很高兴吧？你整天盼着他回来吧！”

这又是太荒谬了！我忍不住又说：

“我奶奶从来没有这样想过。”

那个人抡着皮带说：

“你还敢顽抗！把她捆起来！”

于是他们用绳子把我的手从后面捆了起来。

他们还嚷嚷着要把我奶奶遣反回乡，交给贫下中农专政。一个街道上的人（后来我知道是街道主任）说：“我去给派出所打电话！”

一会儿她回来了，把那个总是抡着皮带的红卫兵叫了出去，在外面小声说了些什么，就再也没提遣反的事。

大卡车来了，他们开始往外抬东西，一箱箱一件件。

可能是那位邻居给父亲单位打了电话，单位很快来了人。他们来时，第一车东西已经拉走，正在装第二车。他们进屋来看了看说：

“这些书不能拿走，这里很多都是公家的。”意在保护这些书。

其实即使他们不说，抄家的人也不会要那些书，他们已经把书都倒在了地上，只是费劲地把放书的大书架和几个高大的玻璃书柜抬走了。

大卡车拉了三回，拉走了我家所有的东西，只剩下几张床，一张方桌，几把椅子，这些都是从父亲单位借的，上面钉着刻有单位名称的铜牌牌。还有就是一地的碎片和一大堆书。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抄家的原因。

当年我们搬来时，单单是书，就用了两大卡车，一个个大木箱，沉甸甸地往下抬，这情景不知被街道上什么人看在眼里，记在心头，认准了那里面是金条！所以“文革”一开始，街道上的造反派就找来了一帮红卫兵（其中大部份是来京串联的），到我们家抄家找金条。

但有意思的是，最后他们拉走了我家所有的东西，包括那些大书架和玻璃大书柜，唯独忽略了那些曾使他们认为是金条的书。说起来，那里面还真有些值钱的版本和一些值钱的字画呢。后来父亲单位的人把这些都拿走了，“文革”后期，国家作价买了去。

后来，开始退还抄家财物，还成立了一个办公室，那时我早已去农村插队。那年回家探亲时，我找到了那个办公室，并不指望要回什么东西，只是希望能得到正名。人家翻了半天，最后说抄家名单上没有你家，说凡是我们抄过的这里都有纪录，拿走的财物也都有登记，于是让我看一个大表格，密密麻麻的。

于是我才弄清楚，街道办事处，是政府最低一级的行政机构；而街道居委会，只是群众性的组织。那次抄我家的是街道居委会的人，我又跑到居委会去问。当年参与抄家的人都说这事不是她们负责，是某某校的红卫兵。我又到那学校去问，说都去农村插队了。至于来京串联的那些红卫兵，就更无法找了。

我再跑到退还财物办公室，得到的最后答复是：这是群众运动，要保护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对这事我们应该理解。

于是，我对这次抄家的最后理解就是：抄了就抄了吧，你就当它没发生过。

 

二、历史、虚构与现实

 

第一次看《红楼梦》，还在读初中。宝、黛、钗之间的事，看得糊里糊涂。贾府被抄家一节，却有印象，觉得很可怕，贾府的人很不幸。

“文革”后再看，自己有了被抄家的经验，越看越觉得贾府的人还算不上不幸。

当抄家的公差突然闯进贾府时，他们惊得四散奔逃，同时喊着：

“不好了，不好了，多少穿靴戴帽的强盗闯进来了！”

只这一句话，道尽了被抄人家的惊恐与惶乱，不是亲身经历，是绝对说不出的。也许这并不是小说作者的亲身经历，但那次惨痛抄家的情形，肯定是通过讲述，在家族的历史中流传，这种细节，是编不出来的。

“穿靴戴帽”是公差打扮，代表着官府权威。平时他们随便进不了贾府，即使奉命进去办什么事，也是毕恭毕敬，大步都不敢迈，更不要说进内宅了。现在他们忽然凶神恶煞地直闯内宅，而且翻箱倒柜，又砸又抢，十足的一群强盗。可是仍然穿靴戴帽，仍然代表着官府权威。所以“穿靴戴帽的强盗”，这个名字再恰当不过。

贾府的人并没有因为他们“穿靴戴帽”代表着官府，就不敢说他们是强盗，而是冲口而出，意识中没有任何阻碍地喊出了“穿靴戴帽的强盗”这样一个词组。把“穿靴戴帽”与“强盗”联在一起，这在他们以前的语境中，是绝对没有的。

说他们算不上不幸，也正在这点。做为一个人，在灾难来临的一刹那，他们能够毫不含糊地遵循着保护自己的本能：不管你是谁，只要来抢劫我的家，你就是强盗。其实，这也是为人的最低权限，连动物们都懂得保护自己的窝不受敌人侵犯，更何况人。

而我们，在熟睡的深夜里，被惊心动魄的砸门声惊醒，看着那些陌生的、戴红袖章的人气势汹汹地闯进屋；看着母亲那么珍爱的花瓶、磁器被他们一个个抓起，狠狠地摔在地上；看着父亲视为至宝的胶版唱片被他们踏得粉碎；看着家被捣毁，家里最后一箱衣服被他们抬走；我们没有愤怒，没有反抗，更没有认为这是强盗行为，有的只是对这种“革命行动”的完全顺从。

当时，对一些具体的小事，我可以提出抗议，比如，家里确实没有金条，比如，奶奶确实没有欢迎蒋介石回来的意思。可是，对于他们的抄家，即使后来暴露出那么多的荒唐可疑之处，我对它的正义性仍没有丝毫的怀疑。

做为一个人，在那个时候，是什么，使我连自己的家都不敢保护？是什么，使我丧失了这种最起码的自我保护的本能？

斯大林大清洗当中，那些为苏维埃政权身经百战、出生入死、赫赫有名的开国功臣们，在法庭上当着世界各国记者的面，“坦白承认”了种种子虚乌有的“谋杀斯大林”、“推翻苏维埃政权”的罪名，愿意接受极刑判决。这并不是严刑拷打的结果，而是他们的忠心与对领袖的崇拜使然。审讯他们的人最终使他们相信：承认自己的死罪，被判处死刑，这是革命的需要。

做为一个人，在那个时候，是什么，使他们连自己的生命都不敢保护？是什么，使他们最终相信，连自己的生命自己都无权拥有？

一群街道上的居民伙同一群中学生，仅仅因为怀疑一户人家藏有金条，另外，还因为这家是新搬来的“外来户”，人地生疏——这一点是当我对人性有了更深一步了解时认识到的，于是就去抄了这一家。市井中种种无端的猜疑和欺生的劣根性，青少年中的幼稚无知和盲目热情，这是任何时候、包括现在，都存在着的。那么，在那个时候，是什么，使这样的一些人聚合起来，膨胀起来，野蛮地捣毁了一个与他们素不相识、无冤无仇的家庭？

日本电影《追捕》里，关在那个可怕的医院中的“病人”，曾经都是些意志坚强的杰出的人，进了那个医院就完全变了。命令他用锥子扎自己的手，他就笑嘻嘻地狠扎下去；叫他从高楼上跳下去，他就快乐地、毫不犹豫地跳下去。原来，他们是被强迫吃了一种“神经阻断”剂，他们的大恼被洗劫一空，完全失去了自己的意识和意志，一切听命于他人。

我知道那是电影里的虚构，实际上那种药和那样的情形都是没有的。但前前后后的想了想，我又有些拿不准了，那是百分之百的虚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