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卫视中文台：家在上海——返城知青生存路（视频/文字实录）
作者：林子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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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卫视中文台：家在上海——返城知青生存路（视频/文字实录）
作者：林子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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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在上海—返城知青生存路
视频：
第二集：谋生 http://v.ifeng.com/his/200907/2b155f7b-c4d2-41e4-86f5-98b376a8e239.shtml 第三集：二代 http://v.ifeng.com/his/200907/fa07a399-744f-4c02-8275-50e0d82b9fd0.shtml 第四集：奋斗 http://v.ifeng.com/his/200907/41932c1c-42ad-458e-9246-27c4a89fa105.shtml 第五集：烙印 http://v.ifeng.com/his/200907/26e047a7-eeb6-4b40-b57e-034657c0cd43.shtml
文字实录：
陈晓楠：大约45年年前曾有十万青年从繁华的大上海，远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他们的出发，缘于当年大饥荒之后，一系列经济、人口和就业的政策，他们的资历呢实际上比文革中的老三届还要老。他们实在应该算作是知青运动的前卫，而当全国知青大返城潮起潮落的时候，他们又成了殿后。最终这些上海青年终于从那遥远的边境，重又回到了出发的地方。如今距离全国知青大返城已经过去整整30年了，从今天开始让我们来听听他们这一路走来的故事。 解说:据说，知青返城的那年冬天，一场黑风暴刮了七天七夜。在那个记忆中异常寒冷的冬天，成千上万的男女知青，从各个偏远的团场走出来，他们顶着风沙，沿着他们亲手修筑的公路或干渠汇集到阿克苏地委的大楼前。1980年11月23日，他们开始绝食请愿。 欧阳琏:我们创下了集体上访的人数之多，跟时间之久，只有我们上海的，只有我们新疆。 解说:回家的想法被迅速地催生和放大，此时，上下奔走的欧阳琏不知不觉中，成了新疆上海青年返城的一个代表人物。 欧阳琏（一九六四年进疆 一九八四年回沪）:应该说我是唯一一个，我是唯一一个从开始到结束,导火线就是云南丁惠民。 解说:全国知青“胜利大逃亡”的触发点是云南，1978年9月，云南插队知青丁惠民，给时任货币副总理邓小平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中历数广大知青的困惑、烦恼和对生活的绝望，希望能在政府的帮助下回到家乡，这促使中央开始下决心解决知青问题。 李良高:李先念当主席（副总理）的时候邓小平让他去调查知青情况。最后说是国家花了200多个亿，当时的200多个亿换来了100多万（1000多万）知识青年的，换来了四个不满意。国家不满意、知青不满意、知青家长不满意和当时的那个地方政府不满意。地方老百姓也不满意呀，你们去了以后抢人家的饭碗。 解说:事情还得从30年前开始说起，1979年南疆阿克苏农一师五团的顾幸运，听到广播里宣布知青回城政策，意识到他们的命运开始有了转机。 顾幸运（一九六四年进疆 一九八二年回沪）:各个连队嘛，我们以前各个连队都有广播的嘛，就像农村一样的，以广播为主嘛，对吧，各个连队就大喇叭广播啊，大家都回家了，工地回来了，扛着坎土曼、锄头啊，镰刀啊什么都回来了，它那个大喇叭就会广播了呀，你就都能听得到了呀。它广播呢，第一次广播呢是特困可以回来，一听了以后消息，我们就感到我们也有希望了，它只要开口子嘛。 周敦福（一九六三年进疆 一九八七年回沪）:那个时候我们上班，就在这个连队旁边那个挖渠，后来那个邮递人员送信来了，信来了，哎呀，他说某人你们有两封信。他们信拆开了就看，哎呦，他说上海有个好消息呀，有顶替的好回去了。 顾幸运:那个时候我们就没心思干活，都高兴得，反正是整天跳啊蹦啊，反正就是也很喜欢呀，感到可以回去了呀。 解说:这些已经把塔里木当做自己家园的人，忽然又记起了黄埔江畔，记起了他们原来是上海人，但是当十多年的青春抛洒在大漠戈壁，当已过而立之年的上海青年，大多在地窝子、土坯房里结婚生子。他们早已完成了，从城市学生到兵团农工的角色转变。 欧阳琏:内心深处是想回来，但没有一种适当的机遇，没爆发出来。 解说:各地解决知青回城首先是沿用建国以来，从50年代就实施的顶替政策，而远在新疆的十万上海青年，能够享受顶替政策的毕竟是少数，那些幸运儿成了大多数人眼红的对象。当年农二师三十四团的李良高，拿到顶替回城的调令之后，是悄悄离开团场的。 李良高（一九六三年进疆 一九八零年回沪）:他这个为什么呢？倒不是忌妒，问题是说，一走对大家是一个刺激，大家都不走，那也就这么很坚定地就在农场，几十年都下来了嘛是不是。陆续陆续走，有的能走有的不能走，那些不能走的心理就很不平衡，肯定是这样的一个过程，这样导致最后大家孤注一掷，起来，闹。 解说:机会终于来临一天傍晚，南疆阿克苏农一师十四团的欧阳琏，从收音机里听到了丁惠民率先带领云南知青返城成功的消息。 欧阳琏:所以呢在排长家里，听中央台的新闻的时候呢，六个人上海青年大家谈了完了，完了牢骚发发呢当时呢就提出来了，我们也集会嘛，集会呀，可以呀。海报，就写个海报，定于初五礼拜天上午在团部商店门口举行上海知识青年集会，自行车的、毛驴车的，牛车的，走路的。农场的上海青年能到的都能到了，走空了。讲什么呢？讲我们苦，讲我们新疆呢，讲云南知青，黑龙江知青好回去，我们为什么不好回去呢？ 解说:新疆兵团的建制曾在1975年被取消，改归农垦系统，欧阳琏他们决定效仿云南知青丁惠民，直接派代表去北京。1979年2月24日，新疆农场上海知青赴京上访团出发。但是让他们始料未及的是，在北京交涉的52天里，关于他们的身份认定，一开始就出现了明显的分歧。 李良高:说新疆不属于这个，是屯垦戍边，说是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事情，和云南、黑龙江不一样。 欧阳琏:它一个是支边的，支援边疆，支边的，一个是知识，对不对。 杨清良（一九六三年进疆 一九八零年回沪）:在他们的框框里面我们不是知识青年，我们就是等于是移民一样，但是呢，没享受移民政策，他们也不敢说移民，只有知青才能解决问题，不是知青你完全是胡闹。 欧阳琏:为了这个问题呢，一直在争论，一直争论52天，最后的结论就是什么样的呢？是支边知识青年。承认我们知识青年，但又跟毛泽东发布的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有个差别，叫支边知识青年。 解说:面对上海青年的返城诉求，中央派出工作组前往戈壁深处的基层团场进行调查。 欧阳琏:来了一个刘济民，是农垦部的副部长，感觉到中央讲话算话了，工作组来了。桥坏了，本来就木头桥，桥坏了，上海青年就跳到渠道里面，就分两边，就把这个吉普车啊抬过这个渠道，热情得很。它园子边上，园子里面林带里面，前前都是人。 解说:希望之后是漫长的等待，时间从1979年初一直到1980年末，这期间邓小平访美，对越自卫反击战，公审“四人帮”，频密发生的国家大事，把新疆阿克苏的回城呼声，淹没在了遥远的边陲。 欧阳琏:因为我们提的要求并不是过分，也不是想入非非的，这已经很多地方都已经做了的，我们只是搭个便车而已呀。不知道这个难度这么大呀，对不对。 解说:1980年12月11日，上海知青请愿大篷车队，在穿越天山的途中翻了车，三名知青遇难。 余加安:我们还在那里闹呢，突然之间来个消息快撤，干什么？回去开户口，我都不相信啊。 解说:同一天迫于压力，阿克苏地委发出给知青签发户口的232号文件，上海青年人数最集中的农一师、农二师，率先开始发户口，这意味着所有希望回城的上海青年，都将拿到他们期盼已久的通行证。 余加安:乖乖，那开户口那才热闹呢，就一个保卫科里头，人吶，摞起来，哎呀，都抢着要先开，我说句老实话，他解手都没办法解手。我的名字也写错了，她的名字也写错了。 欧阳琏:我是11号、12、13、14、15，就我团的三千多个人，两支笔写，写完了。停人不停笔，这支笔不要停，人可以休息，写两个钟点手酸了你下来，另外的人写。 余加安:你说，大家都想把这户口早一点抢到手，实际上呢，担心变卦。 毛国胜（一九六三年进疆 二零零四年定居上海）:这一次好了，我们就从此就可以跟这里再见了，回大上海去了，都觉得这是一个转变自己人生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可以回去了嘛。 解说:在多数人争先恐后跑去开户口的同时，也有少数人的心里正七上八下、左右为难，农二师三十四团的王祖炯和余加安都是通过多年努力，从农工进身干部编制的。 王祖炯（一九六三年进疆 二零零七年定居上海）:你要去办户口那时候，你首先要打退干报告，你才能走。那么我当初呢没有去，因为我当初是我们团的宣教科的宣传干事。 余加安（一九六三年进疆 一九八零年回沪）:干部要紧还是老娘要紧啊，还是儿子丫头的将来的前途要紧啊，对不对，这些东西都不想它了，想那么多干啥，只要回上海，那时候什么都不要了。这些人呢，回来都退干了，都没有当干部。 王祖炯:用我们知青中有些人的话说，我们这些人都是既得利益者，既得利益者他是患得患失啊，干脆就是农工了，反正走了，我回来，到底了我还来干农活。 解说:一车一车的知青走了，留下来的不少是医生、教师、干部和技术人员。这么多年来同吃同住同命运的人们，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也就决定了他们，将有着不同的未来。 余加安:那时候才热闹了，我们家天天晚上，一些上海人到我们家里头来，说,哎呀，回去怎么办，有时候自己想一下，回去或者做生意呀或者，有的甚至说，回去哪怕我到大马路上扫垃圾也可以，最低等的活他也愿意干啊。 顾幸运:场部很热闹，以前场部的都是老乡，那个都是那个，我们讲都是北方人啊，都是他们的巴扎，我们叫巴扎嘛，赶巴扎嘛。 周敦福:就把所有的东西卖掉，要往上海跑嘛，把家里的东西都卖掉。 顾幸运:一会儿大柜拉出去了，一会儿那个五斗橱拉出去了，一会儿床拉出去了，他们整天就拉，拉出去卖东西去。 解说:王祖炯不仅因为自己的干部身份，而犹豫不决，也因为他的爱人是团场老职工的女儿，不如夫妻双双是上海知青的有回城优势。但是面对回家，这个具有足够诱惑力的召唤，坚持观望的王祖炯最后也再难沉得住气了。 王祖炯:我的办公室在宣教科我隔壁就是我们的保卫科，保卫科就是负责代公安局开户口的。那么大家都在来开户口，不就那个办公室的人声喧哗，是吧。我坐在这间冷冷清清的宣教科办公室，你说我这个心情是不是？我就想，我太想走了。 解说:但是，他们接下来的命运，似乎注定了要充满跌宕起伏。 王祖炯:我就跟我爱人一商量，开吧，我就去开（户口）了。我这边刚开完，我们有一个机关的上海知青，匆匆忙忙地跑来呀，师部机关有一个朋友，一个同学在那儿工作，来电话了，说这是个骗局。这个单方面开的户粮关系，到上海是不接收的，千万别动。这一说，我们一些机关的和连队的一些干部，正好在这个保卫科，一听这，都撤出来。然后我也把户粮关系退给他，我不要了。 解说:返城请愿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杨清良，在阿克苏事件之前回到了上海，为摔伤的手臂做手术。当他收到欧阳琏他们从新疆发来的电报时，意识到局势并不那么简单。 杨清良:这个电报的内容是这样，户口已发，人已解散，会谈开始。我连发三个加急电报给我的联系人，通过他转给他们，转给欧阳琏他们，我说，户口已发，人已解散哪有会谈必要？速归，速归，速归，连发三个电报。我认为新疆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新疆已经没有办法顶不住这一股势头。 解说:此时，欧阳琏等人正期待着与有关领导就返城后的安置进行会谈，1980年12月26日凌晨，他却等来了另一种结果。 欧阳琏:这个时候仔细一听，上面是踩着雪呀，嚓嚓嚓声音，后面窗也有声音，前面院子里也有声音，都有了，都听到了。当我还没有开门呢，玻璃窗已经哗啦，机枪已经打进来了。机枪呀，机枪的枪管已经把玻璃窗扎烂了，对着里面进去，就推进去。欧阳琏，人人都，阿克苏这几十年人人都脸熟得很，人人都知道我欧阳琏嘛。欧阳琏，我站起来，逮捕令，以中央命令逮捕你。我一看，签字。 解说:我们在新疆兵团的档案室里，翻阅当年的文件。发现新疆单方面决定给上海青年发户口，很快被中央制止，据说，新疆兵团特殊的战略意义，也是中央决心稳定上海青年的一个特殊理由。 档案室工作人员:已婚的双上青一方过去已经办理了退职，另一方符合《具体规定》的其他条件，要求双方调，迁回沪的，当前呢，要积极做好他们的稳定工作，待今后与上海商谈后进行处理。那样对于已婚的，就是有两个上青，一方已经办理了退职对他们的那个都，都是,处理都是挺好的。 欧阳琏:中央有个文件，有个叫91号文件，这个91号文件的基本核心内容，就是说农一师，有一万五千多个人符合条件的，你们可以回上海。三万多个没条件的上海青年，或者绝大多数的上海青年要稳定在新疆。 解说:据杨清良回忆，在瞬息万变的时局中，也许还有另一种可能，当年先期回到上海的杨清良上下奔走，打听到上海有关方面，就如何安置新疆上海青年，已经有所考虑和准备了。 杨清良:实际上当时上海也在发展建设，需要人，上海当时已经在讨论三个山，上海的金山，大量需要招工的，上海的宝山，当时已经吸收了五千个四川，四川的工人，农民工，四川的，是吧。如果再不行，上海有个后方基地，就是钢铁基地，梅山，南京在外省市，所以金山、宝山、梅山。这三个山，上海已经在，已经在讨论了，完全是可靠消息当时。最后那边一军管，啪一下子全部变了。 王祖炯:南疆全部戒严，所有的交通要道都不让通行，不让上海知青出去。大河沿火车站军队把守，不让上火车，所以整个在南疆这条公路线，就是卡着你，上海知青不能走。 周敦福:等我回去啊，那里已经，已经宣布户口作废了。喇叭，高音喇叭里边，连队里高音喇叭，高音喇叭广播的。 解说:农一师五团的周敦福和他的一些知青战友，在户口宣布作废之后，仍然决定冒险出走。 周敦福:宣布作废还有人往上海走啊，它那个玉尔滚山卡住，所有的人逃不出去。但我们团场可以翻山的，我们团场离这个山就可以绕道走的，绕道走的。起初封城的时候，这个时候最难，这个时候我有两个同事，就躲在车子底下出去的，还有叫我们步行，他车子开过去，叫我们再步行翻过山，他在那里等着。 王祖炯:你开了户口粮食关系，那都是国家正式的户粮关系呀，工资关系呀，对吧，谁也不可能有啊。只有国家机关才有，那你拿上这个不是就可以回家了嘛，但是他现在不让你回家了，就是不让你走。就这个东西要退回去作废，所以没有走成的就必然走不了了。 解说:官方签发的户口宣布作废后，那些忙着变卖家产准备返城的知青，在重挫之下又回到了空空如也的家。随后几年，不少人按照“顶替”等政策陆续回到上海，而不符合条件的上海知青，大多继续留在新疆，直到退休。 毛国胜在农三师某团场中学，担任初三的班主任。当年，他所在学校的上海知青老师，已经走掉大半。 毛国胜:学生有的给老师来送东西，要走的老师送东西，尽可能自己家里有些这个很微薄的东西，也要送一点，是吧，来哭。但是他们不能说，老师你不要走，因为人家是要回家乡去呀，大人也给他讲过啊，小孩当然不能去说，老师你不要走，那不可能。所以当时呢，我们夫妻两个人呢，在学校里面是属于少数。 解说:出身官僚资本家的毛国胜做事谨慎，面对多变的返城格局，他们夫妇主动选择留了下来。 毛国胜:家里的条件和我们自身的那些性格，又不允许我们去冒那个拿袋袋户口回去，不允许。所以我们当时决定留下来有理智的考虑，但更多的还是无奈。 王祖炯:这样就连队就走空了，学校的教师也没有了，学校也停课，拖拉机也没人开了，确实，这次大返城对兵团农场短时期内是一个极大的打击，冷不防的打击，可以说。我这是在农场，我看到了，那老职工很简单的，我们的老职工很朴实啊，大家都想回家。 余加安:他舍不得你们走，可是也不能不让你们走，你们决心已经下了，把家里的腊肉，过年的腊肉一直没有吃，就把我们家人拉到那里，给你烧了，招待你们吃。不能送别的呢，弄点那个棉花胎，回去，到上海啊，你们这个可以做被子啊干什么，送你们这些东西。 解说:南疆热闹的返城风潮，距离北疆北塔山牧场的李梦桃，似乎有些遥远。1980年底，上海知青李梦桃有了一次探亲的机会，和他一起登上54次列车的，还有那些拖家带口准备返乡的南疆知青。 李梦桃:当时他们带上家具，拿上扁担，挑上自己唯一感觉到珍贵的家产，带着，携儿带女，就这样子从窗户里面把玻璃捣烂，钻进来，火车严重超员，我已经感觉到上海知青返城风形成了。 第一站先到库尔勒，第二天呢，到的托克逊，第三天上午的时候到了乌鲁木齐。 解说:这是他们多少次往返的艰辛旅途，这是他们留下多少悲欢的旅途。而这一次的回家至今对于他们，仿佛是发生在昨天一样的刻骨铭心。 余加安:大人，小孩，东西，车厢里头塞满，路上塞，我跟你说，整个的一天，拉屎，拉尿，吃饭，不知道是怎么过的，人就蹲在那个。 聂崇良:上面都吊着人，上面就用麻袋吊着睡在上面，地下都躺着，根本不能走。我就站在那个厕所门边上，站三天四夜，厉害吧，脚都肿起来，鞋子，这个鞋带全部都断掉了。 余加安:要上厕所，人头顶上爬过去，好不容易等啊，等啊，等了半天，那个厕所门口，我就坐厕所门口，就抱着孩子，就抱着孩子坐厕所门口，坐着。也没有水，三天四夜，也没有水，三天四夜，整整72个小时。
解说:同样是走在中国版图这条由东到西的路上，同样是54次列车，与他们当年离开上海奔赴新疆的情景相比，已经是太大的反差。从城市到大漠再从大漠到城市，这一轮回，少男少女变成拖儿带女，意气风发变得早生华发。 陈晓楠:30年前上海最紧张的是什么呢？是住房。如果你回来把户口迁回来，走进这个家庭呢，你就拥有几平方米的权利，据说当时法院经常接到这样的案子，知青带着孩子回到上海，亲朋不让上户口，怎么协调都行不通，最后呢就只好签字画押，保证孩子长大之后不要房子才能落上户。终于挤进这座城市，尽管你曾经生长在这里，尽管你曾经对它日思夜想，但并不等于这座城市很快就接纳你了。即使国家有了相应政策，返城之后的知青仍然不得不面对，融入城市的重重障碍。 聂崇良（一九六三年进疆 一九七八年回沪）:第一感觉就下来以后，脸上扑面来的就是那个潮湿、湿润的空气，就感到自己的皮肤好像涂了一层油一样的，哎呦，真是那个空气真是太好了，真是人间啊，这才是人间。 解说:初到上海的兴奋很快被不知所措代替，对前途不知所措，对生存不知所措。拥挤的展台上，余加安的岳父雇了辆黄鱼车来接女儿、女婿回家。 余加安（一九六三年进疆 一九八零年回沪）:雇的那辆骑黄鱼车的那个人呐，他是，也是个知青，他为了谋生就骑黄鱼车帮人家拉东西，在车上，他问了我一句，他说朋友，怎么新疆回来啊，我说啊新疆回来。他说你回来以后怎么，准备怎么办啊？这时候我岳父说了一句，怎么办？（咱家不如）自己想办法吧，自谋生路吧，说自谋生路，怎么自谋生路，干什么。 解说:出身上海旧豪门世家的聂崇良，1963年进疆，当十多年后他终于走回昔日的花园洋房，已经是相对无言。 聂崇良:我都不认识了，我们家下面，本来正栋花园洋房全是我们的，我们的家已经没有了，全部给人家住了。一敲（门）我父亲出来一看，啊，他都认不出我，真的，我那个人脸已经完全变了。我父亲说，哎呀是四儿啊，他说。我说是啊，我就是啊，哎呦快上去，快上去，到我的家里，到了里面一看那个房间里挤着那么多人住着，我们一家人都挤在上面了。 解说:30年前，上海这样的石库门弄堂还很多，现在已经不多见了，1980年从新疆阿克苏农一师回城的周敦福一直住在这里。 周敦福:这里原来是石库门房子，这里是个天井啦。 解说:带我们进去吧。 周敦福:好，进来，来来来。那么这个里边呢，等于做成两间房子了，两间房子，这个外边一间嘛，就是等于像，等于像客厅一样的，里边这样睡。 解说:外面是客厅？ 周敦福:等于是客厅了，里面这样，就这样。我家里边都是老式的，都是有的都是父母遗留下来的，有的都是，为啥，这个老房子搞不好，这个墙才两年，大修了两年，又一塌糊涂了。 解说:您从新疆回来80年代时候住的是什么样的房子啊？ 周敦福:80年代回来已经住这个房子了。 解说:有的人还不如您住得好啊？ 周敦福:比我差得多了借房子没有，就住得比我这一间还小，当时回来的时候，他们都羡慕我就是有房子住。 解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全国各个城市都是住房矛盾突出，多年运动百业凋敝，民居的规划建设长期滞后。 安康:我在新疆待了17年，回来了以后，没一点变化都没有。 余加安:弄堂还是老弄堂，房子还是个老房子。 安康（一九六三年进疆 一九八零年回沪）:可是我们人变化了，人都长大了。不但长大了，我还娶老婆还有小孩了。 余加安:家里人也希望你们回来，但是家里人也怕你们回来，爹妈嘛，总是希望儿子、女儿到自己身边来，可是你们回来，你们住在哪里呀。 顾幸运（一九六四年进疆 一九八二年回沪）:打个比喻讲，我们家还能挤，还能留我一个床，但是有的人带了妻小回来，家里没有一个床，你怎么办？ 史美云（安康妻子）:刚回来路上那是很高兴，真是很高兴，想不到回到上海几天一等啊，这个情况就两样了。 解说:对于大部分返城知青来说，他们面临的头一件事，就是怎样才能得到一个棲身之处，哪怕仅仅是一张床铺。 安康:就是我老婆她们家，她们家的房子是最多最多不超过十个平方米，一个亭子间，兄弟姐妹五个，带父母亲七个人就这么一个十平方不到。 朱静华:而且吃喝拉撒全在里面，我们七平米的房间里面，还放了一个马桶，一家十口人连这个吃饭的时候，有的要方便了，就在这个马桶里面就这样方便，旁边在吃饭，就那个样子。 周敦福:我们老式房子没有卫生间，就是上海有句话用马桶的，对吧，现在马桶不用了，现在呢用这个痰盂了，就是这个。 解说:这就是，老式马桶原来家里是用的？ 周敦福:对，就是用这个，这个弄好现在好在什么地方呢？原来马桶是每天倒一次的，人家来叫着倒的，现在呢就是你弄好了就外边去倒掉，就洗干净就可以了。 安康:来个人真的是麻烦透了，一般来的就是女同志，就坐（马桶）嘛，男同志都跑到外边公用厕所里面去，去解手去，就到这种程度。而且这种现象不是一家两家，很普遍的。没有煤卫设备的，他们是，都是这样子。 朱静华:是受不了，真的，特别是到夏天，最难受的夏天洗澡，一个人在家里洗澡全家的人都到阳台上，我们幸亏还有个阳台，在阳台上面，因为这个阳台是公用的，有五家人家公用的阳台。 史美云:白天，下午了，天热，就是一个一个挨着洗，晚上没办法洗，要睡觉就没办法洗。 解说:环境有时候会决定人的心态，在这样压抑的生存空间下，家人之间都会变得难以相容。 安康:可以讲我们回来90%起码的，都住房跟家里边有矛盾，没有办法的，这一点都不夸张。 解说:那种被家人排斥的阴影，至今埋在安康夫妇的内心深处。 安康:赶到回来以后呢，不光我们家，她们家也一样，也反感，反感到什么程度，反感到，那么大了，她是老大在家里面，她妈妈有时候揍她，打她，我不在场。 史美云:我妈妈那次打我的时候呢，我大女儿就在边上，我大女儿在，我大女儿就把我拉到边上去，就把我拉到边上她说，说我不要哭，那时候我妈妈打我，我又不能还手，我让她打。结果后来我大女儿就把弄到边上去，叫我不要哭，她说妈妈不要哭。 安康:实际上就赶我们回去，赶我们走，实际上就是这个道理。 史美云:那回去我怎么样，我回去那面的东西都没有了，空了，没办法回去了。那就只好，只好忍着，只好忍着。 安康:你打她对不对，嫌我们四个是包袱，她吃你饭了，我都懂，你用我们的户口弄了房子给你儿子结婚，我们一点意见都没有。 史美云:我们一点怨言都没有。 安康:自己的弟弟嘛，给他弄房子正常对吧。我大女儿也从此以后不吃她们家饭，这我记忆很深，我从来没有跟我大女儿谈过，到现在，包括过年，到她家去拜年，拜好年了，她不走，她是女儿嘛，我走，我吃饭去。她妈妈说，吃饭你走啊，我说我有事实际上我不要吃你的饭，我大女儿绝对地跟我，跟着我屁股后面走，我大女儿，我们心照不宣，她也就是说，这说明在她思想，心里面已经烙印很深很深。 史美云:对。 朱静华:有一次感触很大的一次，就是我的外甥，刚会说话，他就问我一句，他说大妈妈，你的家在哪里，你怎么不带我去呀，哎呦我当时就掉眼泪了，因为上海没有我的家 朱静华（一九六三年进疆 一九八零年回沪）:以前我刚回上海的时候，我最忌讳的一句话，我也不愿意讲的一句话，我是新疆回来的，因为当时在社会上，我们在上海，在社会上面，只要你走在马路上，属于人家知道你是新疆回来的，就好像你是，就像劳改里放出来的人，一模一样的眼光。 余加安:人家感到你们新疆人，他总是有种贬视的这种，虽说那时候去（新疆）的时候挺光荣的，我戴着大红花去的，到以后好像，到车上买票，坐公交车上，几个人说话最好不要说新疆的事，一说新疆的事把自己底亮出来，叫人看不起，那时候有这种。 解说:由于当初上海知青为返城在新疆阿克苏的绝食请愿被平息，其后果是大多数自行回到上海的知青，常年落户无门，但是好不容易回来的人，又不愿再被退回。而上世纪80年代初，仍是凭票供应的时代，没有户口不要说无法证明你是谁，甚至连吃饭都成了问题。 余加安:吃饭一个要钱对吧，一个要粮票，购粮证里头，一个人就是买一个人的粮食，拿定量的。我那些同学对我还是不错的，听说我回来了，每个月一家拿个十斤二十斤出来，粮票出来，后来说有的说不对呀，给你粮票，你没有购粮证怎么办？这样吧，反正轮着，轮流的，给送点鲜米来。 解说:安康夫妇属于幸运者，他们双双在等待顶替父母的公职并按政策可以落户，不料房子又成了家人拒绝他们落户的理由。 安康:我弟弟看我户口回来，他把户口本拿走，不给我报户口，因为一报户口，就是这个房子我占定了。 史美云:我们家呢就是考虑到，因为我下面是两个弟弟，房子就这么大，22个平米，你说怎么办，他要考虑到他的儿子，他根本就考虑不到我们四个人。 安康:她父亲说，你们报户口可以的，你给我立张字据，就保证不要他们家里房子。 史美云:后来我们很爽快地他就写了，写了一个保证书给他，他就给我们报户口了，就这样报上了。 解说:更多的人把新疆发的互粮关系和工资证明揣进了口袋，迟迟难以落户。 杨清良（一九六三年进疆 一九八零年回沪）:我们是回到上海以后，要不了多少时间，仅有一点钱花完了，当时脑海里面一片空白，不知道做什么好，因为什么，第一你户口也没有，自己身上也没本钱，是吧，再说呢也没有好依靠，你没有叫天叫地可以应的地方。 解说:当发现自己一无所有的时候，就连后顾之忧也没有了，他们个个开始赤手空拳打天下。余加安首先想起的是当初火车站上，接他回家的那个拉黄鱼车的知青。 余加安:但是话说回来，我还真干了这个事情，晚上呢怎么办呢？到码头上去接客，从十六铺一直拉到中山北路，那么远的路啊，就赚了他五块钱，哎呀，天又冷，骑着黄鱼车把人家送到那里，浑身一身臭汗，可是他们走了，汗水在里头冷啊。晚上半夜三更的那些联防队呀，那些个警察出来，啊，你弄这个，你这个黄鱼车哪里来的？好了，把车子给收走了。 解说:那个时候上海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有老知青们摆地摊的身影，这些经过大西北十几年磨炼的人，开始了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的谋生生活。 周敦福:我记得我两个康乐球盘，一天一夜，一天一夜，只要有人玩啊，这两个康乐球盘一天做100块钱。那个时候100块钱是什么概念？人家工资才是一个月才挣50几块啊。 余加安:张口说的第一句话啊，那是大着胆子来的，哎，苹果啊，苹果，苹果啊苹果。苹果啊，那时候卖水果，到后来呢，胆子放开了，卖螺丝，卖布，做油墩子，做萝葡丝饼。 顾幸运:回到上海呢，我就地摊，就摆地摊。就卖内衣内裤，早晨五点钟在那个中山路小菜场放地摊，反正那个时候我们也有自己一个群体吧。大家都认识都知道，我摆摊，旁边几个人，你是哪里来的，他是哪里来的，我们都是同病相怜的，好多啦，有江西来的，也有那个云南来的，也有那个什么地方过来的回来的，也有新疆回来的，也有新疆回来的。一般就是，一般新疆稍微比例多一点，如果有六七个人放摊嘛，最起码有两三个人是新疆回来的。 解说:在那个时代，与其说是个体经营政策给了许多人生路，还不如说是许多人的苦寻出路，催生了这样的政策。 顾幸运:马路边，反正九点钟城管队要来了，要来人家会叫的，注意啦，有人来啦，我们就赶快把东西收起来，逃回家去。 周敦福:像我们摆康乐球他来冲的，警察来冲的，冲，把你们盘子抢掉啊，不叫你们摆呀，他说这个是赌博的工具。那么我就冲上去，我说你们为啥要冲这个？人家是谋生的，后来他就说，你干什么？他以为我是上海来的，我说不瞒你讲，我也是新疆回来的。 余加安:我每天呢，四五点钟呢，就到那里，码头上接货。跟那些乡下来的那些人啊，接上头了，哎，你的货给我吧，两人接上头了。后边来两个人把你裤腰一提，走。有些东西不能放的呀，一放时间长了，比如说那个蟹，对吧，一放放时间长了，错过市头了，卖不出去，他不死了嘛，死了就是钱呐。开始的时候还跟他说好话，哎呀，你，哎呀，这个把我们放了吧，我们回来混口饭吃，不行。到以后就不行了，以后啊，人横下，就怕横下一条心。这样我没饭吃了，就跟他吵，拍着桌子跟他喊，骂呀。 17岁出去，在外面苦了那么长时间，对吧。回来，不做，没饭吃，没钱，做，他也不让你做。 杨清良:拿着口袋户口啊，也不想回去，也不可能回去，也不情愿回去。但是上海当时又不给予报户口，他们每天跟家里进行摩擦，跟兄弟姐妹摩擦，他们为了自己的生活，每天要靠自己去奋斗，去赚钱养活自己，能坚持着，那时候艰辛艰苦啊，任何人不能理解。 解说:曾在云南下乡的王小波说过，天下知青是一家，这个特征即使在回城之后依然延续着，尝试各种活计的余加安又在电影院门前卖起了橘子。 余加安:来个小流氓，橘子甜不甜？我说甜的，我吃吃看，我说你吃吧。先尝以后再说吧，他吃好了以后，他还要拿？哎，我说你怎么的？怎么样？吃你几个橘子怎么样？这时候心里真火，我赚点儿钱不容易，你还要白吃白拿？我秤砣拿着，我真想砸他。这时候边上有一个人说话了，他说小兄弟，他说你看看他是什么人？他是什么人？他是新疆人，你别看他今天一个人在这里，我跟你说，你只要动手，马上有一帮子新疆人把你打扁了。他一听吓坏了，马上走了。 解说:1982年，上海制定了针对新疆返沪知青的单顶政策，这是一种松动。只要知青夫妇有一方符合顶替条件的，就可以举家迁往江苏盐城海丰农场。 海丰农场归上海管辖，过去作为一处劳改农场，文革期间成为上海青年就近插队的地方。在那些知青弟弟妹妹离开海丰回城之后，这里又变成了新疆大哥大姐们的落脚点。 杨清良:那个时候嘛，我们也到，已经有了转机了。为什么？政策落实了，我们可以到海丰去。 解说:施华忠当年享受单顶政策到海丰农场落户，如今他被上海光明集团返聘，再次回到了海丰，他领着我们去看他们曾经的家。 施华忠:因为现在都回城了以后，房子都空着了，没人住了，很可惜呀。一个大队，十几栋楼都空了。我呢，当时两室一厅，这个呢是主卧室，是我和老婆，主卧室。这里呢，是我的一个儿子一个丫头，住在这个房间。外面呢，烧烧饭，吃吃饭，这个格局应该非常好了。 记者:当时在上海没有这个格局吗？ 施华忠:上海没有，没有，没有，上海没有这么大的房子。 解说:单顶政策出台后，大约有5000多个知青家庭，暂时摆脱了无户口，无工作，无住房的处境，从上海举家落户海丰。 顾幸运:到那儿你房子都是现成的呀，那个时候看到那个房子可高兴了，终于有自己的房子了呀。 余加安:我躺在床上啊，我突然之间看看这个房子啊，我笑了，笑了，她问我，你笑什么？我说哎呀，不管怎么样，我现在还有这么一个家了，比原来在新疆时候的房子要好。再有那个，不管怎么样，总算有个安定的窝了。 朱静华:乐意，乐意接受啊，算了，去吧，还是去吧，已经挺不下去了，说实话。真的是挺不下去了，对吧，再说当时又没有可以选择的余地。 解说:在单顶去海丰的人，暂时心满意足的时候，还有另外一部分，连单顶政策都享受不到的知青，需要面对重新回到新疆的选择。 周敦福:就是每次我们去，就高音喇叭，就装在楼上的高音喇叭，哇哇叫，就是有条件的嘛，符合条件的嘛到海丰，不符合条件嘛，再要回去，上海你们是不能待下来，没有工作给你们了，都是讲这些东西。最后就是，就是带有点，有的是自愿的，有的带有点遣送回去，又返回去。 解说:周敦福再次登上西去的列车，到1987年，他又举家和不少上海知青一起，再次从新疆倒流回城。 能够享受双顶政策的安康是被人羡慕的，但是一旦进到母亲原先的单位，等待他的，会是什么样的工作呢？ 安康:我妈妈在第一人民医院是营养师，她是营养师。那么我进去了以后呢，就说，他问我有什么特长？我说我没什么特长。刚开始把我分到食堂里面，食堂里面做了以后，就又把我调到挂号间挂号，后来又把我调到收发室管信件，报纸，报刊。后来又调到电梯机房管电梯维修，就这四个工作。 陈晓楠:有一位顶替的知青啊，曾经遇到过这样一个状况，劳资科长问他，你有什么技术或特长吗？他好好的想了想，是啊，这么多年，除了挖渠就是种地，还学了点儿什么呢？最后他终于想起来，自己会打家具。于是赶紧说，我会木工。结果就是这当年“不务正业”的手艺，让他得到了第一份工作。1977年恢复高考，老三届知青当中的部分人呢，因为抓住机会而变成了天之骄子。但是新疆支边知青就没这么幸运了，他们不单身处半军事化的兵团深处，而且大多数呢，都已经过了30岁这个报考年龄线。 解说:返城时选择留在农二师三十四团的王祖炯，被公认是团里的秀才，但是高考却与他无缘。 王祖炯:高考，我压根儿都听说了，我压根儿都不会去想它。因为我很自卑，我只是一个初中二年级只上了13天的人，我怎么可能想登天呢？高考参加，我想我们这个新疆的上海知青，因为比后来文革运动中的知青离开老家，离开家乡，离开知识，离开都市，要早了五年。这五年对我们来说，是磨灭你知识，磨灭你斗志，磨灭你锐角的这个五年。 解说:改革开放之初的上海百业待兴，这为闲置在海丰农场的知青劳动力带来新的转机。为了多挣一份工钱，也为了作为回城的跳板，这些来自上海的人，又纷纷往上海劳务输出了。就像农村包围城市，他们先落到江苏，然后再到远郊，近郊，一步一步接近那座魂牵梦绕的城市。 顾幸运:扫地呀，清洁工啊等等，而且厂里面也缺少劳力。当时厂里面，各个厂，好多厂都缺少劳力。其实就是最低级的活儿，最苦的活儿没人干，对吧？那么就劳务输出了呀。那当时的劳务输出呢，一般都是医院里勤杂工，几乎都是海丰农场的。 解说:就在大家纷纷埋头忙于打理小日子的时候，他们当年返城的发起者欧阳琏，也在服刑四年之后，只身回到了这座城市。 欧阳琏:我1984年放出来了，我曾经担任过采购，商店的采购。我呢，也当过服装厂的勤杂人员，接下来呢离了厂以后呢，离开了工厂以后呢，工厂不要我了以后呢，我又离开了一个是帮人家去看大门，大楼，大楼里面去做保安呐。 记者:那时候您多大年纪了？ 欧阳琏:50多了。 解说:借劳务输出的机会，顾幸运的丈夫在上海火车站成为一名搬运工。而顾幸运则很幸运地重新登上54次列车，成为一名乘务员。 顾幸运:我们是新疆回沪的，这两三节车厢肯定是特别干净，每次，因为车子都要评选的嘛，我们都是五角星，从来不可能没有五角星的。所以列车长就是对我们这个工作评价都是很高的都是，他有的时候讲起他们职工就是，你们啊，就是在上海不惜福，他说你看看新疆回来几个人怎么干活的？你们怎么干活的？我们那个厕所啊什么都冲得干干净净的，真的，哪怕再挤再忙，我们是挤过去也要做，打扫卫生。 看到是回去的上海知青，我们是特别照顾他们，他们知道我们是从新疆回去，他们感到好像很羡慕，哎呦，你们又走这个火车啦，哎呦，你们真运气，怎么怎么。 陈晓楠:顾幸运发现，就在这连接上海与新疆的54次列车上，在她们留下了多少往日情怀的车厢里，又出现了一批批知青儿女们的身影。这些少男少女呢，正当他们父母进疆时候的年纪，而在80年代末，他们却以相反的方向，怀着别样的心情，从新疆各个团场奔赴大上海，踏上了那个对他们来说是既陌生又熟悉，既遥远又亲切的城市。在那里，他们将要开始与父辈们完全不一样的人生。
杨杰:我甚至于搞不清楚我为什么要去上海，我在新疆好好的，我为什么要去上海。 解说:上海最早有互联网的时候，杨杰是第90位个人申请的用户，他通过自学，如今已经成为IT音乐界的佼佼者，专门给知名品牌的网络游戏设计音乐和音效。 杨杰（一九八零年回沪 杨清良 朱静华之子）:差不多应该是这样子，对。我是希望我能够录到那个风暴的声音，不遥远不遥远，我现在还是能记得很清楚，尤其是那种新疆，在我的记忆里面，新疆所有的声音都是很有颗粒感的那种，就像磁带一样那种，很有颗粒感的声音。 解说:作为知青二代他当年离开新疆的心情，却和父母不大相同。 杨杰:然后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离开阿克苏那天，然后我妈跟我说，哎我们再也不回去了，我们就回上海了。当时我就感觉很伤心，你知道吧，然后，而且是太阳刚出来的时候，然后一出阿克苏，然后就开始有一大片的荒漠带，非常漂亮。然后当时我就要求那个司机，我说妈能不能让那个司机停车，我想下去看一看，那个太漂亮了。看了差不多十多分钟，然后我妈实在是扛不住太冷了，然后上车继续开，然后一边开车我还一边看着那个。 解说:毛维俭从复旦大学毕业后目前已经在上海一家大型国企的分公司做到财务总监，他的父母2004年才从新疆喀什农三师退休回到上海。 记者:你回来第19年了，然后现在你在上海待的时间比在新疆长了？ 毛维俭（一九一九零年落户上海 毛国胜之子）:长了，以前其实我过每一年的时候，都会自己去算，我说我记得有一年印象挺深的，是1994年的时候吧。哎不是，2004年的时候，我说那一年是我的一个分水岭嘛，就是说在新疆跟在上海的时间，正好是对等的嘛，都是14年。 记者:每年都算？ 毛维俭:也不是吧，就是有时候突然想起来了，我就会说，今年我回来多少年了，说明对自己就是说，过去那段东西我还是不太愿意忘记就是，挺记在心里的。 解说:李岚现在是一家酒楼的店长，90年代初她刚到上海时，和不少知青二代的处境一样，被分配到了工厂做技工。 李岚（一九九一年落户上海 李梦桃之女）:我一下火车，叔叔他们来接我们的，叔叔就跟我讲了，你考进的是纺织厂技校，我那个时候给我的打击特别大，我心里面特难受。我就心里想为什么我分数考得还挺高的，为什么我会进了毛纺厂技校。 毛国胜（一九六三年进疆 二零零四年定居上海）:开始的时候，上海的亲人们，是真心实意欢迎知青第二代回来的。真心欢迎，因为他们觉得嘛，自己的子女已经苦了嘛，那他的下一代，对不对，能够回来一个，留个根在上海，不是很好吗。但是他们真的回来了以后，这个情绪就改变了。比如说那个床往哪儿放，床往哪儿放，很实在。 解说:如果说拥挤的石库门老屋承载着父母对家园的向往，那么这些老屋，对生长在宽广大地的“小新疆”们，却成了不堪忍受的记忆。 毛维俭:你没有看到这个城市背后的，比方说它有南京路，但是它也有很多这种棚户区，看上去很逼仄的这种很小的弄堂。 杨杰:我第一反应，天吶今天晚上我睡哪儿啊，太恐怖了，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太恐怖了。前间有一个床，后间有一个床，然后我们几个小孩呢就打地铺，睡在地板上，那样的。然后大人管大人那个，等于是上下都有。 朱静华（杨杰母亲）:打地铺只能打地铺，而且打地铺一半人在外面，一半人还在床底下。半个身子还在床底下。头在外面，脚还在床底下。 杨杰:我晚上不睡觉，我父母两个人，必须要有一个人陪着我，我才能睡着。两个人如果都不在，我就坚决不睡。他们几点回来，我几点睡觉，然后我外婆啊，我娘娘、我舅舅，就轮流抱我到夜里两三点钟，坚决不睡这样的。 朱静华:我们家这个七平米的房间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一个床，三尺半的一个床，旁边呢，就是一个桌子，一个桌子，一个桌子那还没八仙桌。就是78公分这样大小，75公分这个见方的一个桌子。然后我们一家10口人在上面吃饭，吃完饭以后上面放了，再把这个九寸的这个电视机放在上面。我们三个孩子，我的两个儿子，加上我妹妹的儿子，三个孩子就在这个旁边写作业，前面就在看电视，这三个孩子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学习成长的。 李岚:奶奶呢因为年纪大了，她晚上很早就睡嘛，我就吃好饭一个人傻傻的，连电视也不敢看，因为她要睡觉，好孤单的那种，也不会当着奶奶面哭。因为毕竟她老人家嘛，就一个人藏在，等她睡着了，一个人藏在被子里面哭。 毛维俭:每天大概是吃完饭出去，而且我那时候吃完饭特别想出去，就吃完晚饭我就要出去走走，我印象最深的是我感觉，最不一样的是，我看不到天，这个是对我压抑最大的。因为我觉得好像我看不到一块，稍微大一点，像样一点的天。我们家那个房子，我记得是，我外婆那间房间朝西的，然后它这幢房子三层，两层，对面有一个三层的房子，然后我只能看到对面的房子一个墙壁，然后这个房子和这个房子之间只有一米。只有一米，那你想我这个就感觉，我能看到一个斜的三角的一个天，我日记里面有这段话，我说我就看得到这么大一块天，没有星星，晚上的天是红颜色，因为当时我估计上海的空气污染还是蛮厉害的。 解说:1990年毛维俭考入了上海重点高中，这在知青子女中也是不多见的，但是当他坐在教室里听课的时候，却遇上了麻烦。 毛维俭:特别不适应的就是，这个老师在用上海话讲物理、化学，上海话。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一下子有点蒙，因为我在家里，从小我和我弟弟呢是听得懂上海话，我父母之间，我听到他们两个人在用上海话交流，但是一转身跟我们一讲话就是用普通话。因为当时，对，因为当时他们觉得就是说，我们不太可能回到上海。 解说:与今天的海纳百川不同，上海的排外曾经为国人所诟病，尤其在计划经济时代，上海得天独厚的经济地位，使得这里对外地人往往是另眼相看。小新疆们虽然有一纸上海户口，但是一张嘴却让人家当成了外乡人。 毛维俭:买东西，比较困难啦，然后说我要买这个，我讲不了上海话，人家就问你，就很凶的，你要买什么。讲得清楚讲，讲不清楚不要买，就有这种感觉。 李岚:逼着自己说的第一句上海话是什么，要上车，坐公共汽车去我叔叔家那个时候是一毛钱一张车票，那如果说要用上海话来跟售票员讲的话，就是（上海话）这样讲，那我就在下面，其实我在心里面默默地已经练了很多很多遍，在等车的这个过程中，等我上车，我看到售票员我就紧张。我一紧张，我就把这句话说成什么了，买一张一锅，售票员盯着我看了半天，但是我实在是，不知道为什么，其实我已经练了很多遍了，但是我上去跟她讲的时候，就一紧张又讲错了。 解说:那种被低看的感觉，一直埋在毛维俭的内心深处，他还记得刚到上海不久，跟着父亲去外滩的情景。 毛维俭:我觉得一下子光影陆离的这种感觉，然后车来车往的，声音也很响。然后到处都是霓虹，我觉得很漂亮，然后我就在那儿看，然后我站的这个地方呢，我不知道站的这地方是什么地方，因为有机动车道还有自行车道，新疆那边根本就不会分这个，我小时候农场我走的时候，连柏油路都没有，都是最好的是石子路，然后我一走过去都是灰，我就站那里，突然有个人，就是骑自行车嘛，还是助动车过来，过来时候骑得很快，一下就撞到我了，然后我就往旁边躲了躲，然后我看了一下，然后还被他骂了一顿，但是我听懂他在骂我什么，他说眼睛瞎了，挡道嘛。然后我没说什么话，然后他就说了一个词，大概是这种外地的“巴子”。上海话“巴子”是蛮侮辱人，就乡下乡巴佬。我当时觉得一下子挺难过，然后他就走掉了。我待在那里，然后一看裤子也赃了，然后我看看我的父亲好像也没来，然后这个地方好像不是我的世界的这种感觉。因为觉得越是这个灯光越是亮，我就越是觉得自己在黑暗里面，有这种感觉 解说:一边是西部的大漠旷野，一边是东部钢筋水泥的城市，这种反差让小新疆们感受得特别真切。 杨杰:因为那个在上海，你不熟，然后呢，你很容易走丢你知道吧，但是在新疆的话，我走丢我也不怕，因为很好认，但是在上海的话，哎呀，完全你就是，完成就是跟掉了一个蜘蛛网里边一样，完全不知道东南西北在哪儿。对，很多的路，我花了很长时间才记住这些路。所以我很谨慎，我不敢出门，我不熟的话，这个地方我不熟的话，我就想尽办法让谁陪着我一块儿去。如果没人陪我去，然后我就不去。 解说: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也很无奈。狭小拥挤的亭子间让杨杰窒息。那么学校会成为他向往的乐园吗？ 杨杰:整天就，得坐得那种非常正的，然后上课你得必须要很仔细听，然后老师讲课又非常非常快，他也不会跟你讲一些比较好玩儿的事情，因为我在新疆上学的时候，老师都是整个连队的，平时都认识，叫叔叔叫阿姨的那种，然后他对孩子很亲切，然后他会经常告诉你一些生活当中一些好玩的事情，一些常识。你比如说晚上的话，他教你怎么样看那个星星，然后判断一个相对的位置，然后你就知道自己的角度，你应该往哪个方向走。然后白天的话看光线，就看那个树，树的那个影子，你来判断那个位置和方向，包括大概的时间，你也可以判断出来。 解说:这样一个天性自然的孩子，初到大城市却被查出视力有问题。 杨杰:那个视力表我后来才知道，就是说它比如说，它那个E的那个方向是朝这边，那也你得往那边甩。那我不知道啊，你知道吧。我从来都没有检查过视力，然后老师以为我视力不好，然后为什么？我每个都能看得见，为什么视力不好？因为，我以为他那个意思就是说，你能不能看清，能看清的话就往下，然后我就一个劲往下，一个劲往下。 记者:甭管什么方向？ 杨杰:对，因为我觉得我能看清，你再下面去一点呗，然后老师，老师然后就把我妈给抓到学校去问，你孩子怎么视力那么差，怎么样怎么样的。我能看清啊，然后再教我，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要检查视力呢？我好好的，为什么要去检查视力？ 解说:跟着父母生活在狭小拥挤的亭子间，目睹他们艰辛地劳作谋生，杨杰一下子长大了许多。 杨杰:我在那个之前，我不知道说那个钱是要赚来的，需要做很多的工作然后才能赚来的。然后有了钱之后，你才能买吃的，有衣服穿。 朱静华:我呢，干什么？我就针线活，厂里面不是放外活嘛，就是手工活，放到外面做的，那我就做这样的手工活来补贴家里边。 杨杰:就是那个长毛绒玩具，然后小木偶那种，我还经常会，他们会拿回来，然后要粘嘛，粘帽子啊，粘手臂呀之类的东西。然后一家子的小孩，很多小孩，包括表弟啊之类的，帮着一块儿粘。 朱静华:因为我从早上起来，眼睛睁开就做，一直做到晚上12点钟，每天都是这样子。手一点儿不停的，不能停的，就是除了吃饭，把碗筷放下来。然后不是缝纫机就是手，就是这样做。 记者:那当时，你的缝纫机能放哪儿？ 朱静华:缝纫机就在床边上一点点的地方，正好是一个缝纫机，一个人能坐下去，就这样干活的，晚上一个小的这个台灯啊，放在我的桌边上，就这样做。所以当时的邻居也也很好的，我晚上很晚了在踩缝纫机，人家都没声音的。我们邻居跟邻居之间就一块板哎，就一个房间。 杨清良:去干什么？就去踩黄鱼车，就是你北京的三轮车，送货。上桥的时候拼命地拉，拼命地推，一车子几百公斤的货，就是这样。那么就这样坚持坚持。 杨杰:然后，他是骑的黄鱼车帮人送货，然后我就经常坐在他黄鱼车后面，我就觉得为什么这样呢？在新疆不是挺好的吗？ 记者:爸爸带着你干嘛呀？ 杨杰:因为怕我没地方去呀，然后我又不跟别的孩子玩。 记者:所以你爸爸去送货的时候带着你？ 杨杰:对呀。 解说:当返城的父母奔波于社会底层的时候，这些外来的孩子，其实也正处在学校和社会的边缘。 毛维俭:因为我印象特别深，我开学第一天坐在那个位置上，我们这一排走廊的过去就一排座位嘛，第一个是个女孩子。那女孩子后来一听我从新疆回来，就问我，她说你小时候读书的时候，是不是天天都赶着一群羊到草地上去上课？谈不到一块儿去，因为为什么呢？我觉得就是说，我当时回到上海以后我才知道，这个什么小虎队呀什么，我以前从来不知道。然后什么四大天王，我都是回来以后才知道。然后当然在聊天的时候，可能会不自然地引起说，啊，你这个都不知道。那有这种感觉，那心里可能一下子会觉得，噢，我好像是个乡下人，有这种感觉。但是不强烈，但是不管怎么样，回到家里自己静静地待下来的时候，我觉得心里面还是有点失落的这种。 杨杰:那我跟他们唯一有共同语言的就是连环画，因为我只看连环画，那其他完全没有变化沟通，你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你不知道，哎，为什么他们要这样算那样算呢？我到现在都没有这种概念。但是他们很小就会算，说，哎，我这支铅笔要到那边去买，那边可能就便宜一点之类的东西。我觉得这个累不累呀，去算它干吗呢这个？ 解说:太多的不适应，结果可能对孩子来说就是太多的压抑，杨杰居然从一个外向的新疆孩子，变得越来越沉默。 杨杰:因为我至少，我自己对自己小时候在新疆的印象，我整天就带着一帮小孩子，像孩子王一样，整天带着一帮小孩子冲东杀西的那种。 记者:孩子王是吗？ 杨杰:对。回到上海之后，话越来越少，因为我上次，就是这次过春节的时候，我回去看我外婆，我外婆也在跟我儿子在唠叨，在说，说你爸爸小时候跟谁也不说话，然后整天就坐在那边，然后拿一个小刀刮椅子。对，那个是竹椅子嘛，然后拿个小刀可以这样刮着，刮着，跟谁也不说话。有可能因为这样的话，后来，后来我去，毕业之后我去玩音乐去了，不交流，不交流，从来都不交流。完全是凭感觉的，然后比如说我妈妈感觉到，哎，我这两天不太对劲，她会来问我，然后我也支支吾吾跟她说，如果不问我也不说。 朱静华:起先我不理解我的儿子他们，他们从来没跟我讲过，但是有一次我儿子的一个朋友讲了这句话，这给我震撼很大，他说阿姨，其实我们这一代人比你们还要苦，我们在从小我们其实都是在边缘里面生活，我们都是在人家异样的眼光里面长大的。真的，这句话就是前年我小儿子的朋友跟我讲的，真的给我心里震撼很大，原来他们成长比我们还要艰难。 解说:小新疆们的到来打破了原先家庭的平衡，住房、财产生活习惯等现实问题，引发了家庭矛盾。 毛国胜:这些人回来以后，就把原来的家庭内部的平衡打破了，对不对？我女儿的小孩从新疆回来了，户口报进来了，这个儿子就会想啊，将来老头老太如果没有了以后，这个财产分配不是多了一个人了吗？ 解说:留在新疆工作的王祖炯夫妇，把16岁的女儿送回上海的老父亲家落户。结果遭到了同一个屋檐下的弟弟一家的冷落。 王祖炯:弟弟原来也是知青啊，从云南回来，在云南待了十年。回来以后，他，包括弟媳妇都云南知青，他应该知道知青的这个苦嘛。结果知道我女儿回来之前，他把这个房子的锁换掉了，这么大的女孩也不能跟爷爷住在一起呀，那么怎么办呢？那个房子三居室，一进门有一个小厨房，厨房连吃饭桌，连煤气灶都在一起，那只能在这儿搭一个钢丝床，晚上搭，白天收，睡到那儿。然后那个，因为媒体灶就在边上，我父亲又怕漏了煤气，中毒了，所以十冬腊月那个窗户都要开着一条缝，那房子是11楼啊，你开条缝，那风多大？朝北的，北风呼呼地呼啸，那个孩子就睡在这个床上，盖着被子，就在被子里面，不知道偷偷哭了多少回。寄人篱下，是吧，心情特别压抑。 毛国胜:我认识的一个知青老师，他的女儿在上海中专毕业以后，分配到上海港务局工作，应该是个好工作。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小姑娘突然辞职回来了，我在喀什碰到过她，我问过她，我说你为什么不愿意在上海住，要回来？我说上海不是很好吗？是吧。她说，生活不习惯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家里那气氛让她受不了，她感到很压抑，所以她就回来了。她说一回来，她情绪就好了。 解说:少男少女长年地孤独和压抑，加之青春期的叛逆，有的选择了逃离，有的甚至酿成了悲剧。 毛维俭:就是在咱们家这条路的隔壁一条路上面，有一个16岁的新疆回来的少年，把他外婆杀掉了，然后卸了8块，后来就直接送进去，少年犯，判刑了嘛。然后后来，我不认识那个孩子，没有接触过。但是听他们说以前挺好的在新疆，后来说怎么吵起来呢？就可能是在家里跟外婆一些小的事情，琐碎的事情，要求得不到满足，然后外婆一天到晚比较啰嗦，可能老年人吧。他后来火气挺大的后来，自己也在上海觉得待不下去了，又觉得又不敢回去，就做了这样的事情。然后对我打击也蛮大的，我那个时候心里面就想，我说你做了这样一件事情，对我们的影响蛮大的。 接着:我们。 毛维检:我们，就是一帮，对，新疆的这些知青子女。然后呢，觉得好像就是说，如果我们再读书再不是很好，我觉得这个，人家看不起也活该了，当时是这么想的。 解说:1993年，还在新疆喀什农三师工作的毛国胜，借着到上海出长差的机会，接触了不少独自在上海的“小新疆”。 毛国胜:我所在的团里面有些知青都跟我说，你回去看看我的那个儿子女儿，在上海生活得怎么样啊？从父母亲那边回来的，是不是，那他们当然很高兴啊，见我很高兴。他们可以把有些话给我说一下，他在上海没地方去说这些事啊，他们就跟我说，上海真好，是不是，你看那个大街上面，是不是，那比农场当然好了不知道多少倍了，他们也希望，真的希望能融到上海，做一个上海人，但是被人家叫“小新疆”，是吧。他们真的很矛盾啊，很困惑，到底怎么办？但是他们下定决心不回去。 杨杰:我的父母这一辈呢，总是认为就是说，新疆这样的地方你是没有出头之日的，就是说，说白了就是我本来不应该是农民，但是我现在变成农民了，我不能让我的孩子也变成农民，至少他不应该是，他应该是非农。 李岚:可以说对亲情的这种渴望，真的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渴望得非常强烈。但是这种渴望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来满足我们，没有任何人可以来满足我们。除非我们回去，但是回去，探亲也好，爸爸妈妈来也好，这个时间是很短暂的。 毛维俭:我觉得我是一个从外地回来的，有这样一个资格可以在这儿住着，人家觉得你是有这样一个户口。但是从生活习惯啊，或者是思想啊，或者思维方式啊，这个谈吐啊，可能不太像。 陈晓楠:这些知青二代，在被问到自己是哪里人的时候呢，往往不太好回答。他们需要多说几句，告诉人家，爸妈本来是上海人，但是去了新疆。而自己虽然生在新疆，户口又落回了上海，所以他们应该是上海人了。那么接下来他们面临的挑战，就是要要活得像个上海人的样子，实际上他们很多人，就相当于是返城父母的先遣队，但是他们基本上不能像别的孩子那样，再依赖父母或亲朋。而是要靠自身的努力，在大上海抢滩登陆，并最终站稳自己的脚跟。
第四集：奋斗
毛维检（毛国胜之子 一九九零年落户上海）:我们家里走过去，就是沿着11路那个大概也就三站路吧，走过去也就是个二十分钟的样子，他说，一路上他说我陪你走过去，我记得走到一半的时候他停下来，他跟我说，他说这个爸爸就送你到这里，我这个倒印象蛮深的，他说前面就这么点儿路，你看那个王若飞的石像在那边，过了这个石像再过去左手就是四明公所，那边就是你学校了，爸爸就能，就送到你这里了。我当时头点点我说行了，你走吧，然后我看着我父亲，我就别转头我就走了，背了一个包。大概走了，我印象蛮深的，大概走了不到一个街口吧，我觉得我的眼泪就一下就下来了就一下子吧嗒一下掉地上了，我觉得，一下子觉得我父亲也挺难的啊。我当时就回头看了一下，当时我看到我父亲待在一个钟的旁边，躲在一个钟的旁边没走，他这样子看着我。后来一看我转头回来，他就背过去了。当时我觉得一下子觉得好像，哎呀，父亲这个，我当时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我就说，我有多少时间没有抱过我父亲了。 我小时候印象最深的是我小时候看电影，我特别怕，我胆子特别小，然后晚上呢，我觉得最安全的什么呢？就是哪怕最害怕的电影，我晚上睡觉时候趴在我爸背上，我闻着他的味儿，然后我觉得那么宽的一个肩膀，我觉得，就觉得一下子安全了。到那个时候我在想，哎呀我刚才怎么没抱他一下，然后一边走就一边流眼泪，但是我不敢回头，然后我就在想，这个剩下来就是我自己的这个生活了。 毛国胜（一九六年进疆 二零零四年定居上海）:临走，我回新疆的时候，我对他说，你现在除了一个户口，你其他什么都没有。都需要你自己努力去争取，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读书。 毛维检:其实他送我过去这一天，他就走了，我父亲在抽屉给我留了封信。你现在也是一个男子汉了岁数不大，但是你现在是一个人，要靠自己去生活了，他说爸爸以前当时走的时候，到那面什么都没有，那里什么都没有，什么条件都没有。他说你也是个陌生环境，但毕竟这个地方有很多东西是已经存在了的，只要你有机会，你可以去抓住它。然后呢他说我送你六个字，他说作为一个男人吧，他说，不要怕，然后不要后悔，他说作为一个男子汉做什么事情不要怕，然后怕了就不要做，做了就不要怕，然后还有一点最重要的是，做一个男人要有信用，有承诺。 解说:毛国胜夫妇2004年从新疆兵团退休，回到上海定居，当年品学兼优的毛国胜因为大资本家的出身而无缘上大学，1993年大儿子毛维检考取复旦，也代替父亲圆了大学梦。 毛维检:我是打电话给他们的，我说我又有好消息，又有坏消息，我说你们听哪个，我记得我是这么说的啊，然后后来我说我考进复旦了，然后我爸挺高兴的，我爸说好呀，这挺好的。我甚至觉得我爸到现在都觉得，为这事情挺骄傲的，当时我没觉得什么，但是我说我不高兴，因为我觉得家里负担蛮大的。我说学费挺贵的，毕竟来说2600现在不算什么，当时应该挺高的。 毛国胜:这个经济上压力比较大，但是我跟他说，我说我和你母亲砸锅卖铁也要供你上大学，你只管安心读书。 解说:几十年来毛国胜在新疆兵团农三师，一路从农工做到中学教师，后来担任团部领导，1994年他被派去喀什，做农三师前海宾馆的总经理，在上海读大学的儿子，尽自己所能，帮助父亲熟悉新的工作。 毛国胜:在1994年12月份的时候，他给我来了一封信，这封信里面给我寄来了一本《现代宾馆管理与实务》这本书。另外他把扬子江大酒店的四星级大酒店的一些一次性用品信笺纸、洗浴品、简装牙刷、肥皂、香波、梳子、欲帽、棉签，这些上面他都给我寄来了。他都寄来样品。 记者:是一个包裹吗？ 毛国胜:寄来一个包裹，他说他寄来以后呢，作为参考借鉴叫我。 解说:大学里的毛维检显得比同龄人心事多，毕业在即，毛维检被大家戏称为面试王。 毛维检:在我们这个宿舍这个楼层里，宿舍楼层因为老见过，就一会儿就开始打领带了，就开始往外走了，干吗去，我说面试去。他们说你要面试多少家你才满意呀。就觉得我面试得挺多的，第二个是老有信吗，楼下老说，哎那个几零几的那个毛维检你有一封信，然后人家拿过来说，说哎你看这个公司，都是公司的信封嘛。是不是又叫你去面试，我就觉得我去的地方挺多的。到处跑，那时候没有钱打出租车嘛，就是公交车倒来倒去，买了一套西装。然后是我记得。 记者:多少钱？ 毛维检:800块钱，很贵，那套西装在我们宿舍里，很多人借用，很多人借用。 解说:毛维检的努力有了明显的成效，多家外企表示有录用他的意向，但最终毛维检选择了一家工资待遇不如外企的大型国企。 毛维检:真正把我最后一棒敲定下来的，还不是光是个福利政策，是我财务部的那个领导，然后笑咪咪的，然后后来，我也不认识我走过去，哎，我们人力资源部的拉着我说，哎，这个如果你来我们这里，这就是以后你的头儿，他说他很喜欢你的，就是他跟我们说，他想要你的。我也停了停，然后他就马上就走过来了，走过来以后把我手给握住，他说小毛，哎，我说我没跟他见过面，他说，爸妈还在新疆吧。哎，我一下子觉得挺触动的，因为当时写简历我也这么写的嘛，我想这种话也没什么好瞒的，然后呢他说你还有个弟弟吧，他说读初中还是读高中，就跟我随便这么聊两句，我当时挺感动的，后来他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我以前在黑龙江插过队的。 他也是插队落户，他这个感情不是装出来的，我是这么理解的，当时这个人帮我把最后一棒给敲下来。我是七月二十几号进公司的嘛，他也算我半个月，然后下个月初的时候发一半工资的时候，一共是大概1500块钱吧，1500多块钱。我当时就是把整数取了一千块钱出来，当时就想也没多想就把它寄到新疆去了，我就写了一句话，我说这是第一个月的工资，孝敬你们。 毛国胜:我去取钱前，复印了这张汇款单，留个纪念吧，这个复印了以后呢，我在底下写了一段话，我说这个21年来，都是我们给他钱，现在他给我们寄钱来了，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另一个时代开始的标志，我在电话里对他说，我们会记住这件事情的，你有工作了领到工资了，寄点钱给我们很好，今后需要花钱的地方还多，比如买房子，要懂得节约。 毛维检:现在我觉得这个梦想都实现了，我弟弟也有个地方，然后我自己结了婚也有房子，然后我父母也有个地方，就是最基本这些生活底线能保障了，我觉得，我就觉得挺开心挺幸福的。 记者:现在全家人等于是都从新疆搬回了上海又都团聚了？ 毛维检:对。 新疆 农六师奇台医院 解说:从1964年到现在李梦桃已经在兵团农六师待了45个年头，他曾经是中蒙边境高海拔的北塔山牧场，唯一的上海知青。 李梦桃（一九六四年进疆 现居新疆奇台）:北塔山牧场有过4个北京知青，有过12个天津知青，我是唯一的一个上海知青，他们北京知青和天津知青都在八十年代末都走了。这是大女儿到上海去第一年回来看我们，这个时候大概是1993、1994、1995年哦。 记者:哪个是老大？ 李梦桃:这个是老大，在上海的这个，这个是老二。 李岚:1991年到上海来，没有在家过过一次年，没有再跟爸爸妈妈过过一次年，然后我就选择在2003年这一年过年的时候，前，我辞职了，辞职了以后，我就赶着回家跟爸爸妈妈一起过年。 解说:李梦桃的大女儿李岚，1991年离开北塔山的家到上海落户，一个女孩子只身远离父母到上海投亲靠友。初来时的想家，最难熬的就是过年了。 李岚（李梦桃之女 一九九一年落户上海）:奶奶呢，很早就吃好以后，就很早就睡觉了，我呢就是事先在超市里面买的零食一瓶啤酒，然后一些糖果，叔叔婶婶和弟弟全部都不在家，我一个人先看了一会儿，那个春节联欢晚会，就搬了个櫈子坐在那个阳台上面，把酒打开，倒上一小杯，然后因为快要到十二点的时候，那个到处都在放烟花，就是感觉那个过年的气氛，其实是一边眼泪水往肚子里面咽，一边在流着泪，一边吃着东西，一边看着外面放烟花，一边想着爸爸妈妈还有妹妹，这种。几乎每一年都是这样过的。那时候其实挺恨爸爸的，为什么要把我一个人留在这儿，我不愿意回上海，我还是愿意待在新疆，至少是跟爸爸妈妈在一块儿。 解说:北塔山地处中蒙边境，归属新疆兵团农六师，北塔山的环境跟上海有着天壤之别。那里遥远偏僻，气候寒冷，植被稀缺。只有哈萨克牧民散居在荒凉的山地，在李岚儿时的记忆中，父亲的形象时而清晰，时而模糊。 李梦桃:少数民族 称呼爸爸都是小李子，就是新疆人讲小李子，这样讲的那种，其实我们很小，我们小的时候就是对爸爸的印象不深的。怎么个不深法，你都没有办法想像，爸爸一出去都是几个月才回来，回来以后那个灰头土脸的样子，你根本就没办法想像的，新疆的风吹到那个脸上时间长了，那个脸的皮肤会讲不出的那种感觉，而且那个人回来都是头发也是灰灰白白的，又长，胡子一大把的那种。你说回来我们还认识他都叫他叔叔。哪个认识他，我和妹妹都不认识他了，是啊，那他把他全部洗好了，弄好了，胡子刮好了，头发理理顺，哦，这个是爸爸。 解说:马背医生李梦桃走遍了牧区的每一处毡房，为条件极其艰苦的哈萨克牧民送医送药，40多个寒暑让这个上海知青和当地牧民成为一家人。远在上海的李岚也像父亲一样努力着，她从纺织厂出来之后找工作，几经辗转，进了一家餐馆打工。 李岚:我力气可大了，就是像刚开始做这一行的时候，那时候是做传菜员，跑菜的，只要端着菜，跑到就是确定的台子，把这个菜名报了，服务员负责上菜，我那个时候就是，越重的东西，越多的东西我来跑，所以有一次我们的主管找我谈话，我以为他要骂我，我心里想我都干得那么挺卖力的了，你干吗还说我不好，他说没有说你不好，你看你，你在里面跑，整个一个上午，就没看到别人出来过，就你一个人在跑。我高兴呀，我愿意呀。到该发工资的还有大概还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兜里面可能只有两分钱，两分钱。但是两分钱能干什么呢？什么都不行，什么都不能干。那就上下班，那就走着去，走着来，因为离上班的地方不远，大概两站路，公共汽车两站路，我就走着去上班，走着回来。然后因为在单位里面是有饭吃的，还有夜宵吃，就吃好了再回来。 但是如果在这一个星期里面，遇到有一天是我的休息，我怎么办？那我就从早上，从前一天晚上看电视，看晚一点睡，然后就一直睡到下午。睡到下午起来了以后呢，把该洗的衣服洗掉，家里面整理一下，又差不多又晚了吧，继续看电视。看完电视，继续睡觉，睡到第二天早上，跑到单位里面再吃。我不借，坚决不借钱。因为我觉得这是自己造成的，因为我之前没有计划性地把这些钱计划好，所以到这个时间，我就应该没饭吃。 六个月以后，我从550块钱工资涨到900，第一个月拿到这900块钱的时候，我眼泪都下来了，我在想，哎呀，李岚啊李岚，你不容易呀，你终于可以自己拿，就是说拿900块钱这么多的工资了，就是这种感觉。 解说:女儿的倔强性格似乎来源于父亲，常年工作在边境牧场的李梦桃，在大家都返城的情况下，选择了坚持下去，他逐渐收获了兵团劳模、全国劳模等很多荣誉称号。 李梦桃:浦东地区的发展的时候呢，当时我们家里人也帮我在活动，浦东地区有些医院的兴建，也想让我去，因为呢，我觉得到上海去，像我们这样的医生应该说是很多了，是不是啊，太多了。可是像我们这样的医生留在新疆很有用，人家很需要你，特别是留在北塔山很有用，因为我们是万金油医生，是全科医生，可以给牧民解决实际问题，牧民就是讲，你能解决实际问题，他就欢迎你，他把你当做救星，当做恩人，当做救命恩人来对待。 李岚:上海也有一些，就是我们接触到一些层面的客人，也是就是搞医学呀这些方面的客人，说小姑娘你是哪里的？我说我是新疆的，在新疆长大的，但是我呢是知青的子女，我是户口回上海的。他们就说，那新疆有一个什么什么，那个医学界有一个什么李梦桃的，我说那是我爸，啊，是你爸爸？哎，那个时候就觉得可开心了，有人知道我爸爸。 解说:今天，在牧区长大的二女儿李静，也像父亲一样，在兵团医院做了一名医护人员。 记者:在这里工作几年了？ 李静:到今年八月份就十年了。 记者:你姐姐现在在上海是吧？ 李静:对。 记者:你们现在经常有联系吗？ 李静:现在很方便嘛，也可以上网呀，或者是发短信，经常联系。怎么说呢，我虽然觉得上海当然是很发达的一个城市，也是我父亲的故乡。我只能说是回去旅游呀，或是看亲人的话，我觉得我会选择，我肯定会回去的，但是这里是我工作的地方。 解说:李岚现在依然和叔叔、婶婶一家生活在一起，住在最初来上海时的旧公房里，她计划明年结婚，奋斗十多年后，终于要在上海拥有自己的新家了。 记者:现在有自己的房子了吗？ 李岚:有，就是稍微远了点，上下班不方便。 记者:买了一套房子？ 李岚:有，在装修嘛，在弄呢，没有那么快弄好。再说弄好了以后，你如果上班离得又远的话，下班回去又不方便。 记者:在哪里？ 李岚:在那个新村路，靠近大华那里。我觉得既然我已经出来了，既然我已经走到现在这一步了，我就是要再努力地走下去，不管将来是什么样，我努力过了，我充实过自己了，就可以了，就够了。我没有让爸爸妈妈来担心我，这样就够了，其他的我都无所谓。但是如果有这样机会的话，还是想跟爸爸妈妈在一块儿，还是想回新疆。 解说:在上海市区的一座写字楼里，我们走进一家国际物流公司，创办人是安康知青战友的女儿刘伟。 安康:这是我们下一代，我们下一代的这个佼佼者，是我们下一代的小老板。 刘伟:一开始，就是2001年开公司的时候，我们公司应该是全部都是我自己的这个，包括我另外一个同学，也是我高中同学，还有我姐，还有包括那个外勤。 记者:都是知青的二代？ 刘伟:对，都是的，相对于就是说本地长大的那些女孩子啊什么，应该是比较能吃苦，因为可能就是说希望找到一点，就是怎么讲？就说在这个环境中，没有人认可你嘛，可能你就比别人要勤快一点。 记者:为什么说没有人认可你？ 刘伟:我觉得一开始来的时候就是有自卑感，应该是挺明显的。 记者:挺明显的吗？ 刘伟:对。 记者:在上海碰到的吗？ 刘伟:对。 安康:你看看她买的房子有多大，她父母亲在享她的福，生了这么好的女儿，你看到她家你就知道了，她很不容易的。自己打天下，给人家打工，现在自己做老板，不管老板多大吧，是吧，很不容易的。 刘伟:因为他们当初来，1989年回来一批，大多数男孩子是进那个钢铁厂，女孩子是进纺织厂。所以说你要说一个男孩子在钢铁厂里面，你家里面没有房子，没有存款，没有什么的，你说你在这边去找一个很好的一个什么爱人回来，我觉得是蛮不可能的事情。 记者:面临着很多实际的困难？ 刘伟:对。 解说:背负着知青子女的生存压力，尤其是女孩子，在婚恋方面还曾遇到或多或少的波折。 刘伟:就说你家里肯定是没有住房的，肯定是没有住房的，就说你说要存款，当初的那种知青就是来回全部都是铺铁路的，全部都是铺铁路的，可能存了一点钱就回上海了，存一点钱就回上海了。所以说你让他有积蓄，肯定不可能有，你到上海来，你工作几年你说你能有多高的收入？所以说你的那个就是说择偶条件，一定是比别人低的。当时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是他给我介绍对象，居然跟我说句什么？你知道吧，他说的，他条件怎么怎么好，他给我讲这个，然后告诉我，你不要告诉他，你家是新疆回来的。 刘艳（一九九八年落户上海 刘伟的姐姐）:总会想，心里总会想，家里条件不是很好，总会想找一个，找一个条件总归要好一点的。但是如果你的条件不好的话，别人家庭条件好的话，当然也是人家不一定肯的呀。 解说:在刘伟的公司，一位送快递的小伙子引起我们的注意，经介绍，他也是新疆知青的二代。 记者:都是坐同样的车次一起回来的吗？ 刘艳:是我母亲把他带回来的呀。 张双平（一九八九年落户上海 父母定居新疆）:当时就跟她们一块回来的。 刘艳:就是我母亲把他带回来的呀。 张双平:在小区里面就是巡逻的，小区里轮回就是，在那边就是巡逻。 记者:收入状况怎么样？ 张双平:收入状况就是说比最低工资高一点吧，现在最低工资960嘛，现在是我们是收入是1200，实际上拿到手是1100多块钱。 解说:为了多挣一份工钱，张双平跟人商量把保安的工作都调到夜里，白天他就可以兼职跑快递了。张双平1989年初回上海时，被分配到国营钢笔厂，没几年就遭遇国企倒闭和职工下岗。两万块钱买断工龄后， 张双平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寻找各种可能聘用他的工作。 张双平:刚回来的时候还没觉得，还没觉得怎么样，就是过了几年以后，外面看看人家这些东西，就是说招工啊什么，现在就说人家要求都要求得很高的，比如说要什么学历什么学历的。然后自己嘛就拿着很低这个学历，你说真的好的工作嘛，自己就是没这个信心去找这种工作。 记者:信心？ 张双平:啊，自己等于是有种自卑心理一样的。 安康:我们这批人呢，当时就是说社会动荡的时候，回城风啊干什么的，因为大人在动荡，小孩子跟着一起动荡，对吧，学历高的不是很多的。那么你没有学历在这个社会立足呢，你就要有技能，对吧，没有很强项的技能也不行。 陶兴良:由于我们那个时候回来以后呢，就是说房子房子没着落，工作工作没有，今天借（租）的房子，过两天房东要了，对吧。怎么办？又迁一个地方，所以说他们呢，知青这一代呢，我们的下一代呢就没有好好地念过书，没有这个环境给我们念书，所以大多数呢，一般初中，读到初中的已经不少了，有些人甚至是小学都没毕业就荒废在外，所以他们现在知青的后代，大多数的后代，不是说优秀的也有的，所以他们找不到什么好的工作。 知青女:优秀的是极少。 陶兴良:找不到好工作的呀，他们没学历。 知青女1:因为那个时候大气候也是很乱，对吧，也上不好学。 知青男:我1992年回来，1992年我一个人在上海，当时工资是多少？80块钱，80啊，就在一个小店里边，以前是在人家小店，在平型关路那边。 记者:上到什么学校？ 知青男:我是就上到初中啊，在乡下上的。回到上海以后呢找工作，每天10块钱临时工。 知青女2:我的儿子也是一样，本来可以考学校，因为他说的，妈妈，他那时候都那个嘛，考高中嘛，他说妈妈，他说你供不供我大学？我说妈妈没钱，供不起，我实在是没钱，要租房子，要那个，哪有钱？还吃饭，哪有钱去供他读书啊，没办法读书的呀。 张双平:最大的烦恼，现在最大的烦恼是住的地方没解决，有很多事是，就没办法，怎么说呢？就是，反正说不出的感觉。 解说:一代知青的还乡梦在他们子女身上延续，子女怀着父辈的祈望，追寻与回归这美丽的新世界。这其中，有多少梦圆，又有多少失意。 毛国胜:他们回到这个大城市里来，这个自己如果工作好了，事业有成了，这个不是我们将来回去也有个依靠嘛，因为毕竟留在新疆的，大部分是农工啊，农工。 张双平:我觉得挺理解他们的，他们也不容易，当初也是，也就像我们差不多，就是到上海来的这个年纪，也是离开父母，背井离乡的也是，到那边去，而且那边那时候生活条件很差的，然后那么多年熬下来。 陈晓楠:当年那些跟着享受单顶政策的父母，辗转去江苏海丰农场的知青二代，都曾经听到过同为知青的中学老师这样一番告诫，你们现在是在考什么，你们就是在考户口，考你们自己的户口，也是在考你们父母的户口。这些年下来，知青的每一次人生起伏，都无形中影响着他们的子女。而反过来，知青子女的每一份生存努力，也都在牵动着他们的父母，在这其中，跨越新疆与上海的经历，是他们两代人都抹不去的烙印。
第五集：烙印
解说：1993年周敦福终于把自己的口袋户口，变成了正式的上海户口，从1963年花一分钱迁出户口进疆，到重新成为上海居民整整过去了30年。
在上海周敦福代表着这样一类人，由于1980年上海知青争取返城的阿克苏事件被平息，那些怀揣着新疆发放的正式户口，回到家乡的人，在长达十多年的岁月里落户无门。他们的户口被称作口袋户口，而他们本人又被叫做“369”。 杨清良（一九六三年进疆一九九八年回沪）：新疆你户口在那边已经除名了，你拿了户口回来了嘛，尽管说户口不起作用，你拿了户口，那边已经除名了。最后没有办法了，国家就是同意给你报户口，那么怎么安置呢？拿了369块钱，一个月。 解说：上世纪90年代初，正逢国企转制和下岗潮，369块是政府给没有单位的知青们，最基本的保障，而这样的待遇是那些想尽办法挤进大上海的知青们始料不及的。 安康：我们有个和她一起到新疆去，叫徐明亮。男的，结果他因为老婆不是上海人，不好回来，离婚，他不离婚，老婆死了，他办那个手续证明，就是找一个熟人办个证明，他老婆死掉了。 史美云：假证明。 安康：办个假证明。证明是真的，事实是假的，事情是假的。他老婆没有死，他说死了，死了两个女儿跟他到上海来，户口报进来了，老婆也来了，一起来了。来了以后，老婆就名不正言不顺她就死了，这个人已经没了，怎么办？那么时间一场呢就感觉到不对了，那么要想尽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后来他就是还是到原来地方去开个证明恢复她的名誉，她没死，她也报进来了，因为当初不能报，现在可以报。现在你不管嫁给谁，都可以报。 知青退休回上海落户 医疗报销仍需回新疆 毛国胜：还一个就是你只要，你如果那边，就是上海有一个子女，你身边没有子女，也允许回来，这个政策出来以后，应该说绝大部分的留在新疆退休的上海知青，都回到上海来，留在那边的毕竟是很少。 解说：那些从新疆退休的知青，虽然回到了上海，但是工资和医疗保险等待遇，还是由远在新疆的兵团负责。 毛国胜（一九六三年进疆二零零四年定居上海）：那么后来不是在上海成立了，交通路，成立了一个医保这个工作站，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来的。就是方便农场企业的职工报销医药费，这是个好事情啊，你不要拿到单位里去报了，就在这里就可以报。 解说：欧阳琏1984年刑满回到上海后，和一位盲人姑娘结了婚，二十多年，两人相濡以沫，就在45周年纪念大会结束没几天，他瘫痪的妻子突然发病离世。在许多知青的心目中，欧阳琏依然是当年的那个欧阳琏，现在仍然有不少人前来寻求帮助。 知青退休回上海落户 医疗报销仍需回新疆 解说：当我们许多人惋惜老上海正在迅速消失的同时，实际上确实还有不少人正在焦急地期盼着老弄堂的动迁，以便有望改善住房条件。 记者：就是你们这条街都要动迁了？ 周敦福：那就是也有范围了，就动到那面几条马路就行了。 记者：你们会搬到哪儿去呢？ 周敦福：这个还不清楚。 记者：现在还不清楚？ 周敦福：不清楚，不清楚。 记者：今年差不多了？ 周敦福：今年也还危险，估计要到明年了。 记者：明年。 周敦福：嗯，估计要到明年了，像我是回来的时候，最有条件住的，到现在是比人家要差，住房条件没有人家好，就这样情况。能买得起房子的有几个呢？没有几个呀，对吧，而且不是靠自己能买起房，靠自己的子女比较有出息的，对吧。通过一些贷款，有的是通过动迁，再加上自己再贷款一部分这样买房子。这个很少的。 安康（一九六三年进疆一九八零年回沪）：九十年代一改善，很多时候都是动迁，动迁翻身。你家里面原来他们在棚户区的，像张依璞他们的房子，那么小的，他也只有等动迁，他现在还没有等到动迁。 陶兴良：有些人呢就是说从新疆回来以后，挨到动迁迁了，那么他就享受到了，有的呢就是回来以后动迁呢已经过去了，他就没有房子，所以说就是说包括是无房户，他们这些人呢没办法，只有用自己低廉的工资，再到外面去借（租）房子住。 姜步宏：我们这条河它分东支和西支啊，对面是地方，这边就是我们团场。 兵团知青退休月入过千 新疆度晚年很惬意 解说：姜步宏仍在担任农二师二十一团副政委，他是1966年最后一批进疆的上海青年，也是最后一批在职的老知青，到今年，他应该办理退休手续返回上海了。 记者：姜政委，现在二十一团还有多少那个上海知青啊？ 姜步宏：大概也就二三十个吧。 记者：他们现在都是什么状态了？ 姜步宏：退休了，全部都安度晚年，全部退休了。 记者：原来二十一团上海知青多少？ 姜步宏：1200多。因为在这里退休了，那就一千多块钱，你两口子两千多块钱。 记者：在这里生活没问题。 姜步宏（一九六六年进疆二零零九年定居上海）：很惬意，在这里就是我们库尔勒你买上一套一百多平米的房子，二十来万。 记者：在上海呢，一百平米？ 姜步宏：一百多平米，那就一百多万，你还要看区域呢，是内环、中环还是外环呢。 陈晓楠：我们在二十一团团部见到了徐佩君，当年，她由于出身资本家，主动报名进疆，徐佩君退休前是团场的统计员。 徐佩君：我是1963年来的。 姜步宏：1963年9月份。 徐佩君：今年45周年了。 姜步宏：四个娃娃。有个姑娘按政策回到上海了。 徐佩君：但是人在这里。 姜步宏：回到上海以后呢，看到新疆小伙子好，又跑回来到这里结婚了，在这里成家，她的那个外孙啊，孙子啊，长得挺漂亮的。 解说：徐佩君嫁给了山东籍的老职工，她的四个儿女都留在团场务农，大女儿种辣椒，小女儿养牛。每年都有可观的收入。 徐佩君：这是我两个双胞胎姑娘，这是大的，这是小的，。 记者：回过上海吗？ 徐佩君（大女儿）：没有。 徐佩君：小的时候回过，现在都记不住，大了以后再没回过。 徐佩君（大女儿）：再没回过。 记者：想回上海吗？ 徐佩君的二女儿：想呀。 记者：为什么想？ 徐佩君的二女儿：那户口毕竟在上海嘛，在这里多挣点钱，肯定以后要，我们儿子要到那里上学，毕竟在这里多攒点钱，到那边还，毕竟要有个窝吗，像我妈说的，说在这儿多挣点钱，到那里去买个楼房啊。 解说：把外孙送到上海读初中，是全家人的计划和希望。 记者：你知道你外婆当年他们为什么要来新疆吗？ 徐佩君的外孙：我想应该是让新疆变得更美丽吧。 解说：韩培芬：1964年进疆时才16岁，当年她和北京青年白振杰结了婚。 韩培芬：这是我老头子。 记者：您好。 韩培芬：他是北京知青。 白振杰（一九六六年进疆北京知青）：这是我们俩结婚的时候照的。 记者：穿着团场的那个服装啊？ 白振杰（一九六六年进疆北京知青）：对对。 韩培芬（一九六四年进疆上海知青）：我们夫妻两个都是上海知青可以回去，哎呀，他们走，我们可羡慕了，后悔呦。 记者：后悔啥啊？ 韩培芬：后悔没有找上海人。 记者：真的，你真那么想？ 韩培芬：嗯。 解说：虽然女儿一家在上海，但是他们已经不大向往城市生活了。 韩培芬：噢，你也想我，明年外婆外公来看你啊，嗯，你学习好啊，好好学习，跟外公讲话。 白振杰（一九六六年进疆北京知青）：我拿到一千多块钱了，在哪儿都是待，我跟我爱人讲，在哪儿都是一样，哪儿的黄土不埋人啊。非要回北京，上海吗，在新疆待了，我来了有四十多年了。 解说：出身上海名门世家的聂崇良对新疆的情感是复杂的，在那个极左的年代，他因言获罪，以反革命的罪名被关押审查了八年。但是他永远忘不了那片土地对一个画家心灵的触动。从兵团返城后不久，聂崇良又回到当年囚禁他的地方去写生。 聂崇良：我再也不是被，不是囚犯了，你想心情多高兴啊，我第一次回到那里以后，眼泪像河流一样地淌下来，我就是那个时候培养出来的，不能够，眼睛不能没有色彩，嗯，没有色彩对我来说太可怕了，我一整天要看色彩，就是那个时候囚禁的时候锻炼出来的，那个太深了，太深了。 这幅是打土坯，我在新疆八年服苦役的时候，戴着帽子，我这个低着头，拿着这个坯盒，因为我戴着帽子嘛，所以我也抬不起头，没有人的权利嘛，等于是，这个整个色彩呢是带土黄色的，就像新疆的这个，新疆的基调就是土黄的。 解说：这幅凝结了画家八年青春和苦难的作品，许多年后，终于在比利时国际现代艺术展上获得了金奖。 聂崇良：每天晚上基本上都会梦见新疆这块地方，真怪了。再好的地方，再漂亮的地方都没梦见过，就梦见那个地方，那个土房子。 记者：梦见什么呀？ 聂崇良：哎呀，老是从这个土房子里头走不出来，想走出来走不出来，走过去那个地方又是那个地方，走过去又是那个地方，老是做这个梦，重复了不知道几十遍。哎呦，真是，老是在这个地方，铁杆里克走不出来，走不出来，哎。 解说：对于这些老知青来说，定期聚餐是一种交流感情的方式，每次聚餐，大家都认真地执行AA制，既轻松又平等。 从十几岁远离家乡，他们就像兄弟姐妹一样共同生活在一起，他们有着太多共同的悲欢，其他人可能难以理解，共同的经历在他们心里埋下的那份情感。 安康：最多的一天，他们说有五六十个，他们就说，安康你肯定是当大官的，我说我当什么大官，我就是这个医院退休职工嘛，你瞎讲什么，小护士不认识我。她说每天来看你多少啊，那么多人，把我们都吓死了，当官也没这么多人。我说你们不可能理解的，他们不可能理解，因为我们都是新疆人嘛，是吧，都是新疆知青，一听到我病了，确确实实很多人，还有好多人，我也迷迷糊糊的，跑过来看了以后，放声哭的人都有。 解说：余加安在自己居住的社区义务教歌，这位昔日兵团的文艺骨干发挥着特长，仿佛找回了当年的良好感觉。 余加安：我回来已经二十多年了吧，对吧，1980年回来，现在29年了吧。哎，这就像，好像打的烙印，这没办法擦掉，人家一说，说新疆人，我还是新疆人。但是在新疆说起来，你们上海知青，你是上海人，就这样。 杨清良：这是伊力特。 朱静华：呦，他对这特有感情，情有独钟的。 杨清良：我们在一起呀，我们这些在一起，新疆的朋友在一起，就是老杨，伊力特。 解说：杨清良、朱静华夫妇从新疆返城后，辗转全国各地，当初响应号召，好儿女志在四方，多年后独自创业，老大不小再闯四方，他们靠加倍努力逐渐成为生活中的赢家。 杨清良：当时我办的那个喷喷香食品厂的产品，就是做那个巴基斯坦松子，就手剥松子，我为了做这个买卖，就到了喀什。 解说：从喀什到边境口岸红其拉甫，杨清良重又走上这条由上海知青参加修建的中巴公路。 朱静华：真的是，如果说没有这一段的历练，说实话，我一直在讲，如果没有新疆的十八年的生活，很可能我也是平平淡淡地等待下岗，等待退休，等待等待等待。但是呢，到了新疆，就是说回来以后，因为我想像我不会一辈子就这样的。 解说：当年选择继续留在兵团的王祖炯，后来通过文学改变了自身命运，他在兵团日报任职副总编时，驱车采风，走遍了新疆各地。 王祖炯：这是我在昆仑山里头骑着马采风，天山主峰托木尔峰在背景上。但是你总是会有感到，走遍新疆天山南北，走到任何一个角落，你都可以在无意中，不用去追寻，就会听到有上海口音的人在说话，冒出来这么一两个。像珍珠，撒在那个天山南北，不定在哪儿就你发现了，看到了他，他很普通。 解说：2009年，因小区活动室改作他用，安康组织的唱歌会，搬到他一室一厅的家里，房间小了，人却没有减少。这些人里面，除少部分有能力改善了境遇，大部分是靠不充裕的退休金生活。 安康：实际上呢，就是说呢，也是一种精神寄托，他们这批人呢，我们这批人，你不要看每个人呢，他都有一种不尽如意的这种生活状态。在家里面不开心，到这里来把什么都忘了。 解说：他们都知道，张依璞、李德娣夫妇自己没有生育，收养了一个维族女儿，这是夫妇俩从新疆退休回来后的住所，四十多年前，他们也是从这样的弄堂阁楼迈出家门的。 李德娣：这是我女儿，这是我女儿一百天的时候这个照片，女儿的结婚照在这里。 记者：现在都这么大了？ 李德娣：现在虚岁都三十岁了。 记者：你的女婿？ 李德娣：也是新疆回来的。 记者：也是新疆回来的子女，是吗？ 李德娣：新疆回来的，他父母也是新疆回来的，也是知青。 解说：去一趟女儿家，要坐十几站公交车，夫妇俩还要省吃俭用，帮助女儿女婿还一部分房贷。 张嵘（张依璞李德娣养女）：就是觉得好像，像我爸妈，像我这种情况很特殊应该说，就是在上海青年，知青里面，几乎就是，人家说就是有我这种情况，也不可能是我这个民族，可以这么说。别人有时候会觉得她傻，为什么会要这样的人，然后不理解。那么当我自己有了女儿，女儿以后，我养了我女儿以后，我女儿是8月份养（生）的，我挺着个大肚子，我养（生）我女儿的那一刻，我就觉得养（生）一个小孩很容易，你就痛那么几分钟你就养（生）下来。但是你培育她长大成人，走上工作岗位，然后成家立业，这是你爸妈的一辈子的心血。 解说：在乌鲁木齐的繁华地段，我们偶然遇见了沈黎明，他也是一位上海青年。 沈黎明：1966年的9月份，9月16号我批准了，9月24号坐了火车到新疆来。那是我们上海最后一批支边的，最后一批支边的。 记者：这样在街头搞音乐，对生活是不是还有一点儿贴补啊？ 沈黎明：哎，有一点有一点贴补，我每年到了九月底我就回到老家去，待上一两个月，这个挣的钱我就作为火车票，这样的。 记者：如果不挣这钱，路费还紧张，是吧？ 沈黎明：路费？那现在紧张了，去年也回去过。 记者：已经靠这样挣钱回去过？ 沈黎明：回去过，回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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