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成林：我们是国家忠诚的儿女
作者：戈弋搜集
|
|
|
|
| |
|
|
| |||
|
|
| |||
|
木成林：我们是国家忠诚的儿女
作者：戈弋搜集
|
|
| ||
|
| ||||
|
| ||||
|
我们是国家忠诚的儿女 木成林
面前的王农，肤色黝黑，一张受尽风霜雪雨侵蚀的脸，精气神十足，看不出已经58岁。这个说着一口标准普通话的西安人，如今是个民营企业家，他曾当了8年的电力工人，48岁开始自己创业。他是个“老三届”知青，还是省政协委员，民革陕西省委员会委员。
1968年10月12日，王农永远铭记这一天。就像千千万万的知青一样，即便是忘了自己结婚的日期，忘了父母、老婆、孩子的生日，忘了人生中一切重要的时间点，却绝不会忘记他们下乡启程的日子。 王农清楚地记得，那天，西安城里热闹非凡，到处锣鼓喧天，彩旗飘扬，从全市四面八方开来的几十辆卡车，全部聚集在钟楼、东大街附近，等待卡车载着他们环城游行，接受市民夹道欢送。 这是西安市第一次集中大规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行动。20多所中学的1000多名学生奔赴陇县、彬县、长安县（现长安区）、大荔、宝鸡等地的偏远农村，开始插队生活。 “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 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伟大领袖发出的号召，让每一个知识青年的灵魂里充满激情。“下乡那会我刚17岁，是西安市三十九中初67级学生，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学校全部停课闹革命。我8岁时，父亲就因病去世了，我们姐弟四人靠父亲原单位发放的抚恤金，和母亲糊火柴盒的钱过日子，糊一万个火柴盒，挣5.5元。” “我是革干子弟，学习虽不咋样，当红卫兵闹革命自然冲在第一。”“唉!”一声深深的叹息后，王农微闭双眼轻摇着头说：“越是往后，就越是后悔。内心对年少时的荒唐行为非常愧疚。” “学校有位女老师姓杨，是省级模范教师，当时40岁左右。平时对我们要求非常严格。一次课间，只顾玩弹球了，上课铃响后，我才慌慌张张，捂着一口袋赢来的弹球往教室跑。杨老师没让我进教室坐，她让我把满是污垢、全是皴裂的双手伸给同学们看，老师痛心地说：‘同学们，这难道应该是一双中学生的手吗？’她是在责怪我没把心用在学习上，从那以后，我们都记住了彼此。” “文革”期间，越是优秀的老师，挨批斗挨得越惨，那些平时不怎么管学生的老师，反倒没什么事。杨老师被我们中的一个造反派，剃了阴阳头，挂着牌子拉去游街批斗，受了很大的罪。” “1966年，我上初二，15岁。这个年龄就是放到现在，也只是个一知半解的孩子。我不是想替自己狡辩，真的是这样，当时周围的人，一半被别人批斗、一半在批斗别人，要么自己被迫害，要么迫害别人，全中国人都卷了进来，无知的我如何能幸免。” “1982年，我陪母亲去第四军医大看病，意外的碰到了杨老师。那时我已经从农村回城，是西安供电局的一名职工。我向老师鞠了个躬，对她说：‘杨老师您好，我是您的学生王农，老师，对不起！以前我们有些事情做错了。’杨老师用睿智宽容的目光看着我说：‘过去的事，不要再提了。’她让我照顾好自己的母亲，照顾好家人。” “后来和一些知青在一起时，对‘文革’中的无知和疯狂，很多人都觉得愧疚。在那个年代，我们给别人造成了伤害，但在后来的岁月里，也给自己刻下了难以面对的伤痕。”
“知青中有不少人都曾有过自杀的念头，甚至也自杀过。” 从开始下乡那天起，王农41年的人生轨迹，便一直在“上山下乡”的路上前行。 要离开家了，王农说自己并没觉得多难受，上山下乡是当时的社会潮流，大家都下了，他当然也不例外。有同学家长送行时，哭得稀里哗啦，家长知道孩子到农村要吃苦，舍不得孩子离开。王农却没有这样的感觉，王农的母亲是位小脚老太太，没办法送他，家里没人来送，就这样他豪情万丈地下了乡。 上店公社（现为上店乡）红卫大队，坐落在千阳县一座偏远的土塬上，一村人的吃水和灌溉，全靠几公里外的一眼泉水。“走了一整天，天都黑了，才到插队的地方。我们18个学生，被安排在同一个知青点，女同学住在大队部的一间空房里，我们8个男同学，被安排到了麦场场房。” 18名知青中谁也没想到，农村的生活条件比他们想象中的还要苦，“吃住先不说，光挑一桶水来回要走近一个小时的山路。”很长一段时间，王农被安排做豆腐，磨豆子要大量用水，王农就得一桶一桶的从山下往上挑水，肩膀上都磨出血泡来了。缺水在王农心里留有深深的烙印，他暗自下定决心，以后，一定要给队里架个水车，把水从山下抽上来，让大家不要再受没水的苦。 “最苦的还是推磨碾包谷，队上牲口不够用，又大又沉的石磨，就靠人力来推，我们干的活和牲畜干的活是一样的。不推就没粮吃，就这样，饿肚子也是常有的事。” 没有娱乐活动，喜欢看书，是众多知青的共同点，王农也不例外。一整天农活干下来，累得要死，却还惦记着书本里的东西。农村没电，晚上看书只能点煤油灯。“一晚上过后，不光眼圈鼻孔，连痰都是黑的。几年下来，知青的眼睛，一个个都近视了。” “后来我转点到了长安县子午公社，知青分灶后，我住在房东王妈家，一个人做饭吃。王妈对我非常好，农忙来不及做饭，老人家就给我端来汤面条，她把稠的给我，自家人吃稀的。一次队上刚分了粮食，在附近插队的男同学来找我，刚好我不在，他们就在我屋里做饭吃。王妈见了，站在门口手叉腰就骂，王农刚分点粮食，你们就来吃，半瓮粮食都让你们吃了，王农吃啥。”在农村，还让王农刻骨铭心的，就是饿。 即便如此，王农后来觉得，自己在知青中算幸运的，“我父亲1939年就参加共产党，一直做地下党工作。解放后在西北电力建设局当领导。” “我是‘红五类’，不像那些地富反坏右的子女，干活重还受尽歧视。我偷队上的苹果，糟蹋了不少还没长好的果子，队上为了少受损失，还邀请我当了护园队的队长。老三届知青中，很多人因‘成分’不好，经受了许多常人无法想象的磨难和屈辱，受不了家破人亡、受尽歧视、而又毫无希望的现状，知青中有不少人都曾有过自杀的念头，甚至自杀过，至今每次提及，他们都是流不完的泪水和道不尽的辛酸。”
农村的苦难生活，很快浇灭了知青们“一辈子扎根农村”的壮志豪情，人生前进的轨迹，依然回归到了‘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的不变真理。插队两年后，返城回家成了知青们一致的目标和方向。参军、招工招干、工作调动、参加高考，为返城，所有能用的渠道，他们无所不用。 1971年10月15日，插队整整三年的王农，被招工到长安县电力局成了一名普通电力工人。“栽电线杆、施工架线、运行维修、抄表收费、用电宣传，这是我当工人时干的活。一年365天，有200多天，还是上山下乡在野外工作，我没觉得苦，反而喜欢上了这份工作，每当看到自己架设的电线，给落后偏远地区送去光明和希望，我内心就激动不已。” 当工人第一个月，王农领到了半个月的学徒工资9元钱后，他花3.12元买了一支钢笔，花3.73元，买了一套10本的《农村机电工培训教材》，还买了一个笔记本。一个月18元的学徒工资拿了三年后，工资后来慢慢从20元、24元、36元涨到42.41元、49.97元。 1980年，王农调至西安供电局十里铺保线站，从事自己的老本行。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王农身边，许多当年的下乡知青，在四十多岁的年龄，成了“下岗职工”。吃惯了大锅饭，过惯了轻摇船橹的日子，没有文化，又无一技之长的他们，生活一时陷入困境。 王农是个地地道道的工人，下岗哪天会不会也轮到自己？他决定未雨绸缪，开始利用工作业余时间，自己倒腾些生意。 1998年的老三届三十年聚会上，王农和几位组委会成员，一同捐助了10名家庭困难的下岗知青。他鼓励身边的这些兄弟姐妹：“在市场经济风急浪涌之时，我们不能只是一味地固守和回顾，到了这个年龄，我们不仅要多些现实和反思，还要有所行动。” 1999年，48岁的王农从单位内退后，成立了中洲电力设备有限公司。他将“一切为了祖国”的标语，刷在厂房内最显眼的地方。到野外工作，他也将同样的标语，挂在工作和生活的帐篷里。 王农在自己的企业里，聘请了许多的下岗职工。老三届知青有困难，只要找到他，必会出手相助。 等家里经济稍微好转一些，王农想到自己插队时没水没电的日子。1998年9月26日，王农找来卡车，给当年的下乡村庄，运去价值十几万元的变压器、电线杆和配电器材。他同时还给村里小学的老师，捐赠了2万元钱，“农村的孩子苦，老师更苦，起早贪黑，却拿着微不足道的工资，那时就觉得，该为他们尽一份心，出一点力。” 看到乡亲们吃上自来水，用上了电灯和各种现代化家电，王农觉得心里舒坦了。
1981年，经人介绍，王农与同为老三届的王霞组成家庭。次年，儿子王少鲁出生。婚后28年，王农夫妻间的恩爱，一家人的和睦相处，在老三届中是出了名的。 婚后的王农，依然常年在野外工作，王霞对此从未抱怨过。“常年在自然条件艰苦的环境下工作，少不了磕碰，我因受外伤患病，曾上过7次手术台，每次都是她没日没夜守在我身边。在我处于失败沮丧时，她不断鼓励我，在我处于赢家得意时，又不断提醒我。当年女知青所共有的优点，坚忍、勤劳、温柔、善良，她都拥有。” 1993年盛夏的一天，王农和王霞一道去西安交大办事，那是他们第一次走进大学校园。“走着走着，咋不见人了，我回头一看，见她站在路边正哭得伤心。我心里明白她为什么哭，王霞上学的时候，是个学习成绩优异、上进的好学生，没上大学，是她一辈子的遗憾和伤痛。” 王霞哭着对我说：“这一辈子，实在太亏了。”“我是个粗人，上学时学习不咋样，就算没‘文革’，估计我也上不了大学。但我真能理解王霞，能理解我们这代人，‘文化大革命’，10年浩劫，多少优秀的有志青年，与大学无缘。1977年恢复高考，能考上大学的，只是少数。最可怜的是我们这些初中知青，连高中的门槛都没进，更别说大学了。因为没有文化，返城后，我们只能进厂当工人，干力气活。” 王农后来对妻子说，以后咱把儿子培养成了，上个好大学，就替咱家人都把梦圆了。“儿子高中毕业第一次高考没考上，难受得把自己窝在家里几天不出门、王霞也难受，但她还是不断鼓励和开导儿子。经过一年复读后，儿子考上了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2009年8月5日，王农的独子王少鲁从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学成归来，王农到机场接儿子回家。“儿子回来后说，他准备回国找工作，我们想让他先在外面锻炼一年。过些日子，我和王霞，也准备去一趟加拿大，到他们学校参加儿子的毕业典礼。哈哈，自己没上成学，参加一下儿子大学的毕业典礼，也不错啊！”
公司成立近十几年来，王农率领公司的施工队转战戈壁大漠，崇山峻岭，行程40多万公里，架起了几千公里的线路。干工程，他最爱挑条件最差的地方，他说，“越是艰苦的地方，越能体现我们的价值。这辈子走的路，离不开‘上山下乡’了。” 妻子王霞说：“王农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咱们和共和国同龄。要是把祖国比做妈，咱是妈的大儿子，国家有事，咱不出力谁出力。” 老三届知青韩莹说，“云南地震、九八洪灾、南方雪灾、汶川地震。这些年，王农为社会和陕西老三届做了很多好事。捐钱出力、出场地出东西。” 2008年春节还没过完，王农从电视上看到消息，南方遭受严重暴雪灾害，贵州、江西电网大范围遭受不同程度损坏，江西几十个市县停电。 王农坐不住了，打电话召回正在家里过年的11名技术过硬员工。王农对大家说：“国家有难，匹夫有责。水灾、非典，咱出不上力，只能捐点钱，这回修电网，咱能出上力。” 12条汉子当即决定，马上驱车到南方参加电网抢修攻坚战。 抱杆、绞磨、电焊机、柴油发电机、导线压力机、双勾紧线器，外带几百米钢丝绳，王农让大家尽量把抢修中所需要的东西带全。考虑到灾区生活困难，他们还在车上装了600个馒头、100斤挂面、20斤猪肉和雨衣、胶鞋等行李。2月19日，一行12人驾驶三辆汽车向南出发。 两天两夜，驱车2000多公里，王农找到江西抚州供电公司请战。供电公司负责人听了王农的请求后，激动地说：“你们是第一支志愿抢险专业队伍。太欢迎你们了，你们有什么要求？”“什么要求都没有，我们自带了工具、粮食和被褥。不要一分钱，只要任务。” 就这样，57岁的王农和他的11名员工一样早出晚归，爬电线杆。渴了，喝口矿泉水，饿了，啃口凉馒头。半个月后，看着村里家家户户的都亮了电灯，他们才依依不舍地与村民告别。回来的路上，王农嘱咐大家，“咱干了点鸡毛蒜皮的小事，悄悄来，悄悄回，回家谁也别吵吵。” 王农说，“党和国家对我们年青时期的教育，早已在我们心灵上深深地打下烙印。每一个老三届知青，都时刻关注着祖国的发展。对人民热爱，对祖国忠诚，是这一代人最大的特点，不论什么时候，只要国家有难，老三届的人一定会全力以赴，我们是共和国最忠诚的儿女，我们是最孝顺的一个，因为我们是共和国的长子。”
作为一个33万人的知青群体，王农只是其中普通的一个。2009年9月5日，61岁的北京知青韩莹伤心哭诉：“1978年的秋天,我正在地里割早熟的高粱，邮差送来高考录取通知书。捧着这迟到了十三年的入学通知书,我的泪水不可遏止。是伤心,是喜极而泣,更是为难。下乡十一年,我这个北京‘知青’已是农人妻。儿子不满五岁,还怀着八个月的身孕。在偏远的小村里,一无父母可靠,二无亲朋可依,拖儿带女的，可怎么去上学？”韩莹搂着儿子坐在田埂上哭。哭干了泪水也哭铁了心。就去几十里外的公社卫生院，求一位相熟的医生帮她打掉孩子。 “医生不肯。她说：‘卫生院的条件差,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我可担不起。’在简陋得连台x光机都没有的公社卫生院,我知道一旦引产失败,我只有死路一条。可求学的欲望胜于求生。我说：‘活着,念书去。死了,我认命。’在我百般哀求之后,菩萨心肠的史医生终于为我做了引产术。十几个钟头肢解般的痛苦使我几度昏厥。 十天后,我把儿子寄养在亲戚家，拖着产后虚弱的身子到学校报到，开始了四年的求学生涯。为了追回逝去的青春,我这个三十二岁的老大学生拼命地学习,把末班车驶上了快车道。” 陕西老三届集团总裁王克良，因为曾扣着“黑五类”子女的帽子，在农村连参加社员大会的资格都没有，他把自己称为“候补社员”。 在备受政治歧视的年代，他和28名八仙庵的“牛鬼蛇神”在一起生活了5年，只是因为和他们在一起时才觉得平等，经历过痛失亲人的悲剧，经历过因政审没通过，而与大学无缘的遗憾。精神的苦役与多年农村劳作的双重锻打，使他在坚强之后还多了份韧性。 2009年9月1日，王克良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今天的成就。对国家、对党的感情我们依然初衷不改，不管过去发生了什么，我都表示理解，国家发展过程中，遇到挫折和弯路是很正常的。虽然走过很多坎坷曲折，但是党最后还是将国家带入富强，这就是对老百姓最大的功劳。” 王农说，“还有那些被淹没在人海，一辈子默默耕耘着的知青；那些永远留在农村，与当地村民毫无二致的知青；那些步入中年，又从头再来的知青；那些已经永远逝去的知青……祖国母亲60华诞，我们愿为她送上最虔诚的祝福，希望我们的后代能永远铭记，年轻的共和国，曾有着这样一批无限忠诚于祖国的优秀儿女。”
（来源：木成林的博客）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