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锄后·“吗”字闹误会(插队落户纪实三篇) 作者:孙博江


 

  十二  挂锄后


    历时两个多月,铲完了三遍地,生产队终于挂锄了。玉米和高粱都拔着节地往上长。大豆、谷子和晚田农作物都绿油油的长势喜人。花草树木也借了风调雨顺的光,郁郁葱葱格外茂盛。田野里到处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看到这一切,全队社员都欢欣鼓舞,喜悦的心情溢于言表。纷纷议论说:是我们这帮属龙的知青给他们带来了福分。尤其海队长见到我们知青,眯缝着眼睛嘿嘿嘿一个劲地笑。队干部和社员们互相见了面,都在谈论同一个话题,预测和估算今年的收成。有的说今年能打900多担粮(一担500斤),还有的说能打1000多担,有时互不相让争得面红耳赤。年景的好坏,对社员们的生活意味着什么,不难想象。想要盖房子娶媳妇的人家,更是巴望着有个好收成。生产队如能打1000担粮,便是获得了大丰收,每个工分就能分0.15元。一个壮劳力出满勤,全年按3600分计算,那就是540元钱。这在当时的农民来说,是一笔可观的收入。当然,劳动力越多的人家,家庭生活越富裕。

挂锄后,按照惯例生产队放一天假。队里还要杀一口大肥猪,犒劳全体劳力。这天上午,我们男知青有洗衣服的,有给父母写信的;还有的穿戴整洁的去逛供销社。回来时,路过大队部顺便看看来信没有。惟独张大个儿还在蒙头大睡,抓紧时间补亏眠。经过两个多月起早贪黑的辛勤劳碌,我们知青和社员们同甘共苦,度过了繁忙的夏锄季节,能休息一天是再好不过的事。而且队里还要杀猪改善生活。这对于吃了两个多月的咸菜、青菜和小葱蘸大酱,偶尔吃一顿黄豆汤的人们来说,无疑是皆大欢喜的好事。

我把在洗脸盆里泡了两天的脏衣服,胡乱地揉搓了几下;又好歹的涮了涮,拧了拧,往屋外的晾衣绳上一搭,算是完活了。回到屋里,我用裘皮缝补球鞋。锥子、针线和裘皮,都是我从天津带来的。

小岳不无取笑地说:“哎,我说,你这补鞋的技术够高的!”

我低头补着鞋说:“这门儿手艺,我从十二岁就练会了。”

陈津生凑过来说:“还别说,补得还真好!还真有两下子。哎,咱俩商量商量,给我那双球鞋也补补怎么样?”

我仍不抬头地说:“你自己不补,让我给你补?玩儿去!哪儿凉快哪儿待会儿。”

陈津生撇着嘴说:“就这么点儿小忙你都不帮,你这人不够哥们儿意思。”

我两眼斜视着他说:“噢,我不够哥们儿意思!你够?那你怎么不给我补?”

陈津生嘿嘿一笑说:“我没你那两下子,还是你自己来吧。”他手心朝上伸出手来,面带苦涩的表情改变了话题说:“哎,你们看我这手心都是膙子,倍儿硬。刚开始干活时手心打血泡,一挑开还挺疼。长了膙子倒也不错,先说不疼了。”

小岳也伸出手来说:“就你手上有膙子,谁没有?”

陈津生一皱眉头地说:“你这不是抬杠吗?我说别人没有了?”

“你们俩先别矫情,我说个顺口溜给你们听听。”我随口瞎编地说“来到内蒙古,起早贪黑忙。吃得高粱米,小葱蘸大酱。手握钩链枪,田间锄草荒。手上结厚茧,彼此都一样。接受再教育,谁说咱不强?”

小岳不乏嘲讽地说:“博江又转上了。还强呢!强吗?我一蹲下再站起来,两眼就发花。要让我说,受完再教育赶快回故乡。”

陈津生说:“就你眼发花,谁不那样?我一蹲下再站起来,两眼都发黑。”

我说:“咱们光吃素的身体太亏了。今天队里杀猪改善生活,吃了肉就补回来了。”

“吱儿,吱儿……”从队部的院子里传来了,猪被杀时声嘶力竭地哀号。柳二乐和两名男社员,熟练地杀猪放血,褪净猪毛割下头蹄,开膛破腹掏出内脏。然后用斧子劈成两半。肥肉膘足有三指厚,新鲜的肥猪肉勾人食欲。不过,晚饭时才能开餐,人们只得耐心等待。

 

  十三  “吗”字闹误会
 

下午,在队部的厨房里,几名负责做饭的男女社员;把肥猪肉切成大薄片下到大铁锅里,又放进粗粉条。把茄子和青椒用手掰成几块,芹菜掐掉叶子折成段和整个的豆角,一起放到大铁锅的肉汤里。不放酱油也不搁味精,主要的调料是炒熟压碎的花椒面,葱和大盐。满满的两大铁锅大菜,香味四溢令人垂涎。这就是真正的“东北大菜”。按现在的话说,是绝对的绿色食品。在我们集体户的厨房里,孔庆文焖了两大锅香喷喷的葩豆高粱米饭。孩子们端着饭盆,早早地围在伙房门口等候打饭菜。家家户户都在盼望着一年一度的这顿美餐。

我刚吃了,柳二乐偷偷给我的一块熟猪肝。我美滋滋地坐在箱盖上,翘着二郎腿,脚打着拍子,颇有兴致地拉京胡。大家随着曲调唱起了,革命样板戏《红灯记》选段:“提篮叫卖拾煤渣,担水劈柴全靠她,里里外外一把手,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突听院子里有人喊:“开饭了。”

大家拿起早已准备好的饭盒,大声喊着:“冲啊!”争先恐后地跑出屋去。  

小岳颇感诧异问我说:“你怎么不去?”

我刚喂饱了肚子里的馋虫,不着急地说:“忙吗?现在去人多,等会儿再说。”

“沾了吃肉,你还有不着急的时候。怪事儿!”说着话,小岳已经跑到院子里。

队干部规定,不论男、女劳力每人一水舀子大菜,高粱米饭随便吃。社员们舍不得在队部吃,都打回家去和全家人共享。

小岳用饭盒盖横托着,满满的一饭盒香喷喷的肉菜走进屋来;急忙放到炕沿上,搓着两手对我说:“呵!烫死我了!你怎么还不去?柳大哥让你赶快去,快没了。”

一听这话,我赶紧抄起饭盒,拔腿跑出屋去。刚跑进队部伙房门里,跟正往外走的敖力召撞个满怀。(敖力召翻成汉语:是捡来的意思。寓意:好养活。)

敖力召大声说:“其呀介?(蒙语:你干啥。)”

我没好气地说:“你嚷吗?”

敖力召一听就火了,一把揪住我的衣领,愤然骂道:“你骂谁妈呢?合闹松其。(蒙语:你他妈的意思。)”

我来到此地后,虽然蒙语学的不多,骂人的话却学了几句。一听他骂我,便大嚷道:“你他妈骂谁?你松手。”

“骂你了,咋地?”敖力召毫不示弱,紧抓着我的衣领不松手。

我勃然大怒,伸手掐住他的脖子,把他推到门框上。

敖力召后背紧靠着门框动弹不得,憋得脸色通红说不出话来,两只手使劲掰我的手。

老饲养员拿喂牲口用的马勺,冷不防照着我后背狠狠地打了一下。

我回头一看,是老饲养员,甚感惊讶地说:“大爷,您打我干吗?”

这时候,老饲养员的胖女儿,像疯了似地跑过来,张牙舞爪地挠我脸。

我用一只手推开她,另一只手死死地掐住敖力召的脖子不放。在场的社员们都过来拉架。白队长刚把我拉到院子里,齐老板子抡起大鞭子,照着我的头顶抽下来。我下意识地把头一偏,鞭子抽到我后背上。我抢上一步伸手夺过来大鞭子,两手攥住鞭杆儿,抬起右腿,往膝盖上使劲一磕;“咔吧”一声,大鞭杆一下子折成两段。我抡起鞭把儿,照着齐老板子劈头盖脸地打过去。齐老板子两手抱头,急忙转身往院外跑。我拔腿便追。

白队长站在我面前,好像一堵墙挡住我的去路,好言相劝道:“博江啊,别打了,打坏了人咋整?听我话,我不能给你亏吃。你先消消火儿,有啥事好好说。”

有人替我打抱不平,对老饲养员说:“你们这是干啥?一家子动手打一个人,砢碜不砢碜?”

男知青们在屋里吃得正香,突然听到院子里吵吵嚷嚷地乱作一团,像是有人在打架。

小岳竖起耳朵说:“听声音,好像有博江。”

大家呼啦一下子跑出屋,来到院子里。张大个儿和小岳跑到我跟前,颇为惊诧地问:“博江,怎么啦?”

我气喘吁吁地说:“我说了一句话,敖力召就跟我急眼了。我们俩一打起来,上来好几个人都动手打我。”

小岳大声叱喝道:“干吗?想打群架?”

男知青们都围上来。

有的社员,用蒙语叫嚷:“嘲号,嘲号。(蒙语:打,打。)”

就在这一触即发的紧要关头,大队的包书记急匆匆走进院子。

包书记叫吐古色,是蒙族人,50来岁的年纪。身材和长相以及神态,酷似电影《冰山上的来客》里的杨排长。他总是倒背着手,手里攥着旱烟袋,烟袋杆儿上挂着烟口袋。走起路来,烟口袋在身后好似钟摆左右摆动。别看他没有文化,却在群众的心目中颇有威望,真可谓一言九鼎。无论村里发生了什么事,只要他出面便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包书记家就在四队队部的东边,相隔两家院子。事发当时,包书记在家里正盘腿坐在南炕上吃饭,窗户敞开着。突然听到,从队部院子里传来吵嚷声。责任心促使他,撂下筷子,连忙下地穿上鞋走出家门,急忙往队部走去。

队部的院子里人头攒动,一片哗然。包书记刚走进院门口,有人便大声喊道:“包书记来了。”

社员们顿时安静下来,自动闪开一条道。

包书记疾步走进人群,正颜厉色地用蒙语说:“别都在这儿围着了,有啥可看的?都回家吃饭去。”

大多数社员都散开回家去了,留在现场的都不言语了。

我们知青听不懂包书记在说什么,还在吵闹不休:“这事不能就这么完了,不行,没完。”

包书记面带深沉的微笑,对我们知青说:“不管咋地,看我老头子的面子,到屋再说,中不中?”

刚才我们跟社员们吵架的时候,海队长吓得浑身发抖,一时间说不出话来。包书记来了他有了倚仗,于是他大声对我们说:“包书记说话了,你们就别吵吵啦!有啥事,听包书记给你们解决。”

白队长也说:“听包书记的话,有啥事到屋里再说。”

张大个儿说:“咱们哥几个先别闹了,看包书记怎么解决。”

包书记叫凡是参与打架的社员,都到会议室里等他。然后,他跟我们走进集体户西屋。包书记盘腿坐在北炕沿上,神态自若地对我说:“我这老头子,头一回地到你们家来。咋地,给袋烟抽不行?”

我赶紧从箱子里拿出来一盒香烟,递给包书记说:“好么!您是贵客,谁敢说不行?”

包书记微微一笑地说:“我不抽洋烟,咳嗽。”

白队长掏出来烟口袋和卷烟纸,递给包书记说:“来,抽我这个。”

包书记接过来烟口袋和卷烟纸,不慌不忙地卷了一支烟;用打火机点着后,抽了两口。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包书记身上。包书记的笑容中隐含着威严,口气沉稳地说:“小孙呐,说吧,咋回事?”

我把事情的前后经过,如实地讲了一遍。

海队长和白队长连连点头,表示肯定事实。因为当时他俩都在现场,所以亲眼目睹了整个过程。

包书记听罢,先用蒙语跟两位队长交谈了几句。然后问我说:“你第一句话说啥来着?再说一遍。”

“我们俩撞上以后,敖力召先跟我大声嚷。我就问他,你嚷吗?他当时就火了,使劲抓住我脖领子不撒手。”我说。

包书记终于明白了事情的起因,言必有中地说:“你们天津人说话,总是‘吗、吗’的。乍一听,我也寻思是骂人家的妈呢。”

我恍然地说:“噢!您说的正是这么回事,他是说了,你骂谁妈呢?怪不得他发那么大火儿!闹了半天,就因为这个‘吗’字。其实我们说的吗,按你们的话说是啥的意思。与妈妈的妈字,不是同一个字。”

我们知青来到内蒙古插队以后,天津人这个“吗”字方言;日常与当地人的交谈中,着实闹了不少误会。

包书记面带和蔼的笑容说:“我老头子没念过书。你们是从大城市来的,又有文化,有句话是咋说来着,入乡啥来着?”

我立刻说:“入乡随俗。”

包书记点了点头说:“对,就是这句话,你这不是挺明白吗?我看你们抽旱烟学地挺快,以后多学点儿蒙话,多好。”

男知青们七嘴八舌地说:“那么多人打一个,就算白打了?”

“打了人就白打了,哪有那么便宜的事?”

海队长抽巴着脸说:“包书记是大队的主要领导,给你们解决问题,你们就别吵吵了。”

包书记脸上收敛了笑容,态度严肃地说:“毛主席不是说了,这叫人民内部矛盾。两手拍巴掌,双方都有错,谁错了我就批评谁。今天这事不许再吵架了,谁再干仗我老头子可不让他。”说到这,口气一转问道:“小孙呐,打坏哪儿没有?”

“没事,就是觉得后背有点儿不得劲儿。”说着话,我脱了衬衣和背心。大家看到我的后背上,有半尺多长的一条血印,像是刚用针头划过似的,又红又肿。脖颈儿下边圆圆的红了一片,大小与烧饼差不多。

“博江后背上升起了红太阳。”说罢,小岳哈哈大笑。

我活动活动胳膊说:“刚才没感觉怎么着,现在才觉得火烧火燎地疼。”

包书记说:“小孙呐,有药吗?没有的,去大队卫生所上点儿药。”

我不在意地说:“没事儿,没事儿,不用。”

“没伤着骨头还好。你休息几天,我批准了,让他们补给你工分。你们要听我老头子的话,千万别再干仗了。你们吃饭吧。”说到这,包书记用蒙语对两位队长说:“我们上前院去看看,他们还等着呢。”说罢,站起身来,跟两位队长走出集体户。

老饲养员和女儿,敖力召和他的亲戚们,还有齐老板子,都在队部会议室里等着包书记。包书记很不高兴地走进会议室,没等旁人开口,便用蒙语愤然地说:“你们这是干啥?孩子们的勾当,咋还都动手?小孙的后背上又红又肿,脸也挠破了。这事要是传出去影响多不好。人家会咋说?英雄啊?他父母要是知道了,不心疼吧?你们让我这当书记的老脸往哪儿搁?这些知青都是十七、八岁的孩子,他们听毛主席的号召;离开父母大老远地来到咱这疙瘩,跟咱自己的孩子有啥两样?毛主席把这帮孩子交给我们贫下中农,咋地也不能这样对待他们吧?咱蒙古人的胸怀应该像草原一样宽大,咋连个孩子都容不下?”

听了这番话,老饲养员面露愧色,低头不语。

敖力召辩解说:“他凭啥骂我妈?”

没等包书记说话,海队长脸红脖子粗的大声说:“刚才我们都调查好了,他们天津人说‘吗’,就是说啥。他跟你没怨没仇的骂你妈干啥?”

包书记一脸严肃的表情,口气十分严厉地说:“不管咋有理,一帮人打一个人就是不对。他们是知识青年,不是阶级敌人。”

老饲养员的女儿抱屈地说:“他快把敖力召掐死了,你说咋整?

白队长说:“啧!嗷道!那你就挠人哪?把他们拉开不就得了?”

海队长对齐老板子说:“那鞭子是打人用的?你跟着瞎掺和啥?”

齐老板子很不服气地说:“那小子把鞭子撅折了,让他包(赔)。”

海队长狠狠地瞪了他一眼,颇没好气地说:“二虎巴叽的,啥家伙儿?应当让你包。你还吵吵啥?老实呆着得了。”

包书记对大家说:“事已经出了,别再吵吵了,看咋办好?依我看,没啥大不了的。你们去赔个不是,啥事都解决了,咋样?”继而,对老饲养员说:“你是当大爷的人,我看还是你去好。”

老饲养员满脸窘态地说:“你这大书记都这么说了,我还说啥。”

包书记说:“孩子们年轻火气大,语言又不通;一句话说不对乎了,再干起来,那就更热闹了。”

老饲养员说:“我知道该咋办,你放心吧!”

最后,包书记对大家说:“今天只是个误会,你们不该都动手,回去好好想想自己的错误。这事就算过去了,谁再挑头闹事,我可不让他。”

之后,包书记打发白队长,给我送来了一份大菜。

夜深了,包书记回到家中,仍然放心不下,忧心忡忡。

当天夜里,我后背火辣辣地疼;不能平身仰卧,只得侧身睡了一宿。

 

  十四  老干部出面化解矛盾
 

次日早晨,包书记吃罢早饭匆忙走出家门,直往村东头尹家走去。

尹家院里,东头三间是五条檩的正房,西头两间是三条檩的仓房。正房和仓房当中是牲口棚。前院有柴火栏子,鸡窝和猪圈,酱栏子里有一眼井。后院是菜园子。院子四周是齐胸高的土院墙。东院墙紧挨着村东的南北大道。尹家有两男六女,八个子女。两个儿子和大女儿已成家。尹大爷老俩口跟五个女儿住在正房的东屋,大儿子尹起两口子和三个儿子住在西屋。全家人生活并不富裕,过着三世同堂温饱安适的生活。

尹大爷叫尹武臣,当年52岁,一副饱经沧桑的面孔,两眼炯炯有神。瘦高个儿,身板儿硬朗,衣着简朴。从表面上看,比实际年龄老的多。他1939年入党,是位久经沧桑,老于世故,颇有主见的老干部。虽然文化不高,可是蒙、汉话齐通,能言善辩,在社员当中颇有威信。文革期间被错划成内人党,蹲过牛棚受过迫害。文革后期摘掉了内人党帽子,可是党籍仍没恢复,没担任任何职务。

尹大爷是包书记的入党介绍人,老哥俩是莫逆之交,无话不谈。在日常工作中,包书记每当遇到疑难问题,总要跟他的老大哥--尹大爷商讨良策。今天,包书记也不例外照常来到尹家。

我与社员打架的事,在村里不胫而走,一夜之间满城风雨。

尹大爷和尹大娘吃罢早饭,在南炕上面对面盘腿坐着,当中放着一张小圆桌,边喝茶水边唠嗑。

尹大娘生来的慈母心肠,不乏担忧地说:“那个知识青年不知被打的咋样?听孩子们说,他们干仗的时候包书记去了。”

尹大爷满有把握地说:“他去了就能压住,不会咋样。”

尹大娘放下心来,改变话题说:“今年是鸡年,都说牛马年好种田,就怕鸡猴这两年。自从那帮小青年来了以后,是风调雨顺,地里的庄稼比哪年长得都好。借那帮属龙孩子们的福气,看这情景秋后能得个好收成。”

尹大爷用鼻子“哼”了一声说:“说这话还早点儿,粮食一天不进仓,就难说收成好与坏。”

这时候,包书记推门走进屋来。老朋友见面不拘客套,尹大爷没等他坐稳便问:“昨天晚上干仗的事咋解决了?”

包书记盘腿坐在炕头边,面带微笑用蒙语说:“啥事都瞒不过你老哥。我昨天夜里一宿没睡好觉。我刚吃了饭,没喝水就过来了,正想跟你唠唠这事。”

尹大爷倒了一杯茶水,放到包书记面前。然后抽了口烟,眨了眨眼皮说:“我也是听孩子们说的。咋样?有人受伤吗?”

包书记把事情的起因和经过讲了一遍,最后说:“别人没受伤,就是小孙的脸上被挠红了几道子。后背上被老京官儿(老饲养员)打了一马勺红了一疙瘩,倒是没咋地。被齐老板子抽了一鞭子,后背上红了一条子有点儿肿。”

尹大娘插话说:“那孩子们从大城市,大老远地来到咱这疙瘩就够遭罪的了。人家爹妈要是知道喽,不定咋心疼呢?”

包书记点头赞同说:“我也是这么说。昨天晚上,我把老京官儿他们批评了一顿。让他们去赔个不是。老京官儿倒是答应了。”

尹大爷微微一笑说:“你都解决了,还找我干啥?”

包书记喝了杯茶水,满心忧虑地说:“昨天下晚儿,你是没看见那阵势。男知青们都要动手,我要是晚去一步非出事不可。你说这帮小青年都是生瓜蛋子(不成熟的意思),火气都挺大的又吃了亏。要是气不忿儿再闹出事儿来,你说咋整?我寻思着,你汉话说的好,去劝劝他们。”

尹大爷心领神会地说:“这孩子们的事倒好说,怕的是让别有用心的人钻空子。知青们都在火头上,要是有人煽风点火,非出乱子不可。这帮小青年来到咱这儿时间不长,他们哪知道咱这疙瘩的事。现在别看人们嘴上不说,有的人心里还有派性。”

包书记连连点头说:“我担心的就是这事,昨天我看那架势就有点儿不对头。当时那么多人在场,不像是看热闹,有的人在煽火,有的人想要动手的样子。这架可不能再打起来。”

“我听孩子们说,那个干仗的知青叫孙博江。他说啥了?”

“那小伙子脑瓜儿挺好使,倒是没说啥。可是那帮小青年都气不忿儿。”

尹大爷胸有成竹地说:“你放心吧,我心中有数,喝完水我就去集体户。你该忙啥,忙啥去吧。”。

包书记终于放下心来,释然地走出尹家,倒背手往大队部走去。

我们刚吃完早饭,老饲养员推开门走进屋来。进了屋便对我说:“小孙呐,咋样?上大夫那儿看看去吧?”

我先是愣了一下,然后说:“看吗,没事儿。”

老饲养员脸上露出愧作的表情说:“昨天下晚儿那事,整得太不带劲了!你还有气不?”

我敷衍地说:“我有吗气?没气了。”

正说着,尹大爷推开门走进屋来。

老饲养员说:“啧!嗷道!你这老家伙儿,咋这么闲着?咋有功夫串门子?”

尹大爷盘腿坐到北炕沿上,乐呵呵地说:“想你了,来看看你,不行咋地?”

老饲养员说:“想我,咋不到家,上这儿来干啥?你这人可不好请咻!”

尹大爷说:“这话是咋说的?兴你来就不兴我来,哪有这道理?”

老饲养员深知尹大爷的为人,对他的来意已猜出几分。于是说:“你坐着吧,我得收拾马粪去。”临出屋时,对我说:“小孙呐,你歇几天,工分我包。”

我连忙说:“不用,不用。”

我送走了老饲养员,回到屋里。正听到小岳跟尹大爷说:“我们怕吗!光棍儿一个,出马一条枪。打倒一个够本儿,打倒俩赚一个。您说对不对?昨天晚上包书记来了就完了。要不然,哼!”说到这,他转脸对我说:“你歇半个月,看他们怎么办?”

尹大爷听后,不禁倒吸一口凉气!心想:这个愣小子,真是个生瓜蛋子。这充分证实了,包书记的担心是不无道理的。

尹大爷笑容可掬地对我说:“你就是孙博江吧?”

 “啊,我就是。”我刚想问:“您是……”

尹大爷自我介绍说:“尹起是我的大儿子。”

“噢,尹大爷。您抽烟吧。”说罢,我赶忙把烟盒和卷烟纸递给尹大爷。

尹大爷接过来烟盒和卷烟纸,卷了一支烟点着后,刚要说话;海队长急匆匆地走进屋来,招呼大家出工。

小岳对海队长说:“这么晚了,有吗活儿下午再干吧。”

海队长心急火燎地说:“村西那片高粱地,离屯子太近了,让猪糟蹋的不行了。白天黑天两个人都看不住,不挖壕沟是不成了。全队的男女劳力都去了,你们也去。去吧,快去吧,离村又不远。小孙休息几天,不用去了。”说罢,顾不得跟尹大爷说话;只是冲尹大爷点了点头,便转身走了。

男知青们拽着铁锹,懒洋洋地走出集体户。屋里只剩下我和尹大爷,孔庆文在外屋刷锅洗碗收拾锅台。

“尹大爷,我们不喝茶水,没有茶叶,我给您倒杯白水喝。”说着,我要给尹大爷倒水。

“不用,我喝完水过来的。”随后,尹大爷开门见山地说:“小孙啊,今天来,我有几句话想跟你唠唠。”

我坐到南炕上,与尹大爷面对面,颇为直爽地说:“有啥话,您就直说吧。”

尹大爷深深地抽了口烟,眨了眨眼皮说:“文化大革命期间搞武斗的时候,你们学校里是不是有派性?”

“啊,有保皇派和造反派。我就没参加组织,我没派。”说话时,我脸上流露出自鸣得意的神情。

尹大爷神情凝重地说:“没派就好。咱这农村和城市里一样,也有派性。现在人们表面上不说,这心里还是有隔阂。有的人不死心,总想找机会打击报复对方。你们初来乍到人地生疏,看不清谁是谁非。昨天晚上为你说话的,有的人是看不公而打抱不平。可是不能排除,也有人心术不正,从中煽风点火。”

我沉思片刻,猛然恍悟说:“您的意思是说,不能让别人利用我们当枪使。”

尹大爷点了点头,不乏赞赏地说:“对喽,我就是这个意思。好!是个明白人。”

我不好意思地说:“明白吗?要是明白昨天就打不起来了。”

尹大爷深入浅出,苦口婆心地开导我说:“年轻人嘛,一时冲动,谁也难免做错事。语言不通造成误会也是人之常情,这倒没啥。到咱这少数民族地区,首先要过语言这一关。我还告诉你,农村跟城市可大不相同。在一个村子里住的时间长了,邻里之间差不多都能攀上亲戚。比方说:李家的姑娘嫁给王家了,王家的姑娘嫁给张家了。就这么着,通过儿女亲家这条线,一个村子里的人细论起来差不多都沾亲带故。以后时间长了你们就会明白,在农村人际关系最复杂。要想和当地社员搞好关系,必须要做到心中有数才成。”

听了这番话,我顿开茅塞。还是有些迷惑地问:“敖力召跟老饲养员是什么亲戚?”

尹大爷迟疑了一下说:“老饲养员的女儿,今年秋后就跟敖力召结婚。”

“噢,原来是这么回事。”我解开了心中的谜团,接着又问:“那齐老板子呢?”

尹大爷一副不屑的表情说:“他跟老饲养员,也算是远房亲戚。咳!那个人二虎巴叽的,不明白不糊涂的家伙儿。”说到这,既给我戴高帽子又强调地说:“你们是在大城市里长大的,见多识广又有文化,别跟他一般见识。不光是你,还要劝说其他知青,千万别再闹事了。不知者不怪,知道了再闹事,那可就是胡闹了。还有一件事千万要记住,咱这是少数民族地区;要搞好民族团结,这可是件大事。我看你是个明白人,今天才跟你说了这么多。我这把子年纪,可不能让我白费苦心。”

听了这番话,我心里肃然起敬,颇为诚恳地说:“听了您说的话,我明白了不少道理。我知道您是为我好,您放心吧,我们不会再闹事了。我和敖力召又无怨无仇,只是个误会,过去就算了。”

尹大爷听后如释重负,站起身来说:“咱爷俩儿挺说的来,以后有工夫到家,咱爷俩好好唠唠。我这人有个怪脾气,宁愿跟明白人吵一架,不愿跟糊涂人说句话。你好好歇着吧,我得干活去了。”说着话,走出屋去。

我送尹大爷走出队部大门口,望着老人家远去的背影,心里琢磨:这位尹大爷准是位党员干部,否则说话不会有这么高的水平。可是大队干部里没听说有姓尹的?噢,我明白了,准是公社干部。听了尹大爷的一席话,我心里亮堂多了。当天下午,我扛着铁锹跟大家一起到村西挖壕沟。

看我来了,海队长脸上流露出疑惑的表情说:“不是说好了,让你休息几天么?你咋来了?”

我淡然一笑地说:“没事儿,不用休息。”

海队长两眼直视着我,嘿笑不已。

我诧异地问:“你乐吗?”

海队长只是笑,却没答话。他好像在心里暗暗地佩服尹大爷;不知那个老尹头,咋把这小子给说服了?真有两下子!

海队长把铁锹横放在地上给大家分段。男劳力每人分4铁锹长,女劳力每人分3铁锹长。他分给我3铁锹长,我坚决不让也分了4铁锹长的地段。我感觉后背没怎么样,可是一干活才发现,后背丝丝拉拉地疼,两臂使不上劲儿。一开始是平地还好挖一些,可是沟越挖越深,壕越堆越高;我感到很吃力,俩胳膊就是抬不起来。快收工时,大多数人都快挖完了,只有我才挖了一多半。敖力召挖完了自己的地段,走到我的地段上,一句话不说,闷头帮我挖壕沟。

敖力召是蒙族名字,翻成汉语是捡来的意思。他身体强壮,一脸憨厚的模样。要说干农活,在社员当中也是数一数二的一把好手。

看他朝我走过来时,我不明何意心有戒备。看敖力召帮我挖壕沟,我忙说:“不用,不用,你歇着吧。”

敖力召一声不吭,动作十分利落一锹比一锹挖地快,很快就挖完了。

我有些不好意思地说:“谢谢你帮忙。”

敖力召红着脸说:“谢啥?你咋样?”

“噢,没事儿。”我与敖力召面对面说话,看到他喉头部位有一道清晰的红印。于是问道:“你脖子怎么样,还疼不疼?”

敖力召摸了摸脖子,面带微笑说:“没啥,耶坏。(蒙语:不怕)”

海队长走过来,乐呵呵地说:“小孙呐,我看你干活挺费劲儿,你明天就看这块地吧。可得起大早,不兴睡懒觉。”

“太棒了!你放心吧!我一定早起。”看地是最轻巧的活计,对于我们知青来说,是求之不得的好事。自然,我满心欢喜地应从。

下晚收工后,我们回到集体户,小岳对我说:“你脑子有毛病?歇几天多好,干吗活?真多余!”

我把尹大爷对我说的话,跟大家讲述一遍。大家听后,都惊奇地问:“尹大爷是干吗的?”

我说:“我猜想,尹大爷可能是公社干部。”

孔庆文走进来插话说:“那老爷子,可不是一般人。要论说话办事,咱这屯子里的人满算,谁也顶不住他。蒙、汉话齐通,能说!说起话来一套一套的。他是解放前入党的老党员,搞土改时就是这村的村长。文化大革命说他是内人党,又是特务,又是叛徒,还说是里通外国,那罪名可多了!”

我满心疑惑地问:“真有那事儿吗?”

孔庆文说:“咳!根本没有那回事,瞎整呗。让你说,当了多年的村干部,能说一个人都不得罪?那可能吗?再说了,凡是整人的家伙,有几个是好东西?那老爷子被整苦了,遭老罪了!现在啥职务也没有,就是个老农民。你别看他不当干部了,可是咱这屯子里大事小情都在他肚子装着。那老爷子伤透心了!不信你问他过去的事,他啥也不说。今天上午,你和他在里屋说话,我在外屋听得真真儿的。你听人家说的那话,句句在理条条是道儿;真能说出个一二来,不宾服不行。”

张大个儿说:“要听尹大爷那么一说,贫下中农的人际关系还挺复杂!有些事儿,还真得研究研究。”

孔庆文极其肯定地说:“你们就听老尹头儿的,保证没错。”

之后的几天里,正如包书记和尹大爷所预料的那样;虽然有个别人来到集体户说长道短,不乏挑拨离间。但是终究掀不起风浪。发生在我与社员之间的这场风波,由于尹大爷出面做工作,就这样平息下来。


                                                                       ——插队落户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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