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云南垦区已成为一堆干柴

    1978年，对于经历了10年文革灾难的中国老百姓来说是一个很特殊的年份。

1976年10月6日，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全党得解放！全国人民得解放！

1977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正式结束，一切被颠倒的是非黑白，又再次被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真面貌。党和政府面对的是经过10年动乱造成的伤痕累累，百废待兴的社会现实，恰如一座城市经过一场战争的摧残，只剩下一堆废墟，满目疮痍，到处残垣断壁，遍地是瓦砾与血水。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党内“两个凡是”的错误，还没有能够及时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严重阻碍了党的路线及时地转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这一年的五月，在全党和全国开展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桎梏，清除长期以来极左路线对人们思想的束缚，这是社会变革的一个突破口。这一年年底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胜利召开，宣告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中心从阶级斗争转移到以经济建设的轨道上来，从而揭开了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

其时，随着深入揭露批判“四人帮”祸国殃民滔天罪行的同时，拨乱反正，开始清理十年动乱，甚至文革前已经开始的极左路线遗留下来大量历史问题；审查并平反冤假错案，恢复几经折腾已处于崩溃边缘的国民经济，恢复了高校招生考试制度，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农村开始推行“大包干”的家庭联产责任制，广开门路，逐步解决城镇人口就业，逐年缩小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规模。

从中央高层到民间的街坊里巷的老百姓，都对被视为文化革命中涌现的新生事物，诸如革命样板戏、五七干校、知青上山下乡产生了怀疑。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何去何从？正徘徊在一个十字路口。

1978年的春天是一个多雨的春天，乍暖还寒。

但是，春天还是姗姗来迟，春天正在叩响经多年尘垢闭塞的中国的门窗。岁月的河流喧哗着奔涌向前，一泻千里，经历漫长严寒的中国大地上到处是沁人的春天的气息。

但是对于仍旧滞留在云南垦区的8万知青来说，春风似乎一星点也没吹到他们心间。1978年全国各地的插队知青和北方垦区的农场知青们通过各种手段以招工、招生、病退、困退的名义纷纷踏上了返城之路——他们回家了。

而云南垦区的知青们成了被时代的春天遗忘的群体，整整8万血肉之躯，他们在红土地上困守了10年，连当年拌和着血汗，垦荒种植下去的三叶的胶苗已长成一片蔚然似海洋的胶林，并已经开始割胶了，而他们除了“我们要回家”这一愿望一直未泯灭，除此一无所有！抗日战争才8年，知青们来南疆都整整10年了！人生有几个十年？此时此刻，他们在生理、心理上已达到一个正常人所能承受的的极限。整个云南垦区，已经成为了一堆干柴，只要点上一根火柴就燃着了！

他们是共和国苦难的孩子，他们无法抗拒时代的召唤，无法抗拒文明和理性的召唤！

文化大革命10年，极左路线在云南猖獗恣肆，云南垦区的知青饱受其苦。

1973年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上，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是问题最多，屡次被中央领导点名的单位。1974年底撤消兵团恢复农场体制后，积累的问题成堆，对知青的教育与管理工作无明显起色，有些矛盾随着时间的推移反而激化了。到1978年掀起“返城潮”的前夕，云南垦区的知青面临着以下一些棘手难题：

1）性比例严重失调，大批知青婚姻问题无法解决。云南垦区的知青大多是1971年以前下乡的高、初毕业生。到1978年，他们中年龄最大的已经33岁，平均年龄28.3岁，按《婚姻法》的规定，男25岁，女23岁为晚婚年龄。其时，云南垦区8万知青中已有5.5万人也达到或超过晚婚的年龄，由于男多女少，婚姻成为“老大难”问题。1978年的调查结果表明，全省农垦系统的男知青比女知青多出2.7万人，足见比例失调的严重程度。造成男女比例失调的原因，一是当初动员知青到兵团时男女的比例并非一比一。如1971年到达云南兵团的2.4万重庆知青的男女比例就是六比四；二是，几年来，农场女知青为离开云南和农场总是设法在动员城市或外地找对象，为日后返城创造条件。还有一部分女知青长期滞留在家中，一去不归。另外，即使是留在农场的大龄女知青，由于期待着早日返城的一天，一直不愿在农场找对象成家。有些男知青沮丧地说：“一辈子只能打光棍了”，以致有些男知青准备到深山密林里找前清充军到当地汉族后裔女子结婚。

在兵团体制时期“知青不许谈恋爱”曾是一条禁令。恢复农场体制后，这一道“禁令”自然解除，因为刚到兵团才16、7岁的知青们已经长大了，他们已成为成人男女，处在青春期和长期性苦闷压抑下的男女知青们，在艰苦岁月的朝夕相处中，他们爱情的果实成熟了，但又没有勇气结婚成家，因为一结婚成家立业，回城之路的大门就被沉重地关上了。所以到了农场的后期，知青中偷食禁果、未婚同居的现象非常普遍。

云南省知青办《情况反映》1978年10月

关于农场知青恋爱婚姻情况调查报告。

……橄榄坝农场（原四团）某分场，未婚同居率高达百分之五十；东风农场（原二团）某分场高达百分之七十，其中第八连未婚同居率为全农场之首，为百分之九十以上；勐养农场（原三团）某分场八连，上海知青六十人，全部未婚同居，已婚八人，都是先怀孕后结婚。某分场一连，六十一名知青，未婚先孕九人，还有三十八名知青临时配对生活。某分场十二连，四十二名知青，堕胎十一人中只有一对结婚。

……私生子现象严重，仅景洪农场（原一团）今年一至五月份不完全统计，非婚怀孕二百二十二人，生下婴儿一百零八名。黎明农场（原五团）同期有私生子五十一名。

……私自堕胎造成的死亡现象各农场年年都有，有的农场多达一年十几起。为争夺对象打架斗殴致人死亡的事件也时有发生。

………………

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

○1农场各级领导放松管理，不做工作，动辄给予处分。“肚子不大，不好说话”，这是农场干部的口头禅。

○2生活艰苦，知青思想涣散。

○3政策原因。知青双方不愿意结婚，因为结婚就不能继续享受探亲假，并且可能失去各种脱离农场的机会。

2）知青奋斗多年，农场面貌无大变化，物资条件艰苦，文化生活贫乏。知识青年最早到农场已10年之久，但仍有50——70%的人住在阴暗潮湿的茅草屋里，不少茅草屋不能避雨，基本生活条件无保障，长期缺油缺肉少菜，过的是“九（韭）菜一汤”的生活。文化生活贫乏，电影倒是每月一次，片子总是那四部“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平原游击队”。

3）工资待遇低。1978年，农场青年职工一般是二级工，工资31元。城市企业的二级工资是38.5元。不少青年生活拮据，每月工资用于伙食费12元，上街买菜和盘缠10元，抽烟少则5-6元，多则10元，所剩无几。这从知青创作的歌谣中可见一斑：“烟/一根白色的篙杆/把我扯进无底的深渊/我在深渊里翻云吐雾/一个月的工钱/就随着你化作了/一缕青烟”。另一首是写知青发了工资后跋山涉水去赶场“借家曲”：“兵团战士/发了工资就赶勐撒/就赶团部/皮鞋沙沙响/“拿波”闪闪光/全为了商店的豌豆糖/一顿哈侯的莲花白炒腌肉啧啧香……”4）交通不便，探亲困难。知青们来兵团、农场多年，每两年一次的探亲路上历经艰辛，有的连队在深山密林中，不通公路，回一趟家要步行、搭牛车、马车、汽车，几经周折约七、八天才能到达昆明。逢年过节，交通拥挤，在昆明往往要等上一个星期，回来又是如此。遇到雨季困难更大，旅途时间长了，钱粮用光了，只得步行回到农场。东风农场12分场上海知青张建荣，来场3年后才回家探亲，批给59天假，路上花了33天，因怕超假，提前离家，到达农场还误了两天。因为超假，农场不给报销路费。由于生活太艰苦，就是原来一些满怀革命豪情，主动报名来边疆的青年也感到难以忍受。他们说：“刚来时，满怀豪情，热血沸腾，而现实生活如冰水浇水。苦上二、三年还可以坚持，如今七、八年甚至十年了，实在不能再忍受下去了。”5）社会地位低。农场少数知青打架斗殴、抢劫偷盗，走向堕落，在社会上造成坏影响，累及多数知青的名声。几个人结伴去看电影，别人就侧目而视，认为是“流氓”。上馆子叫上几个菜，被怀疑是偷来的钱。回家探亲，至亲好友询问：“怎么还没离开农场？”有的躲在家中不敢见人。

6）不断有人离开农场，引起人心浮动。每走一个人，都在连队知青们中产生情绪上的波动。北京与昆明的知青已所剩无几；上海、四川的知青能远走高飞的却很少。据统计，生产建设兵团组建初期，知识青年中，各级干部（含地方、军队县、团级或行政17级以上）子女约占总数的6——7%，即8000余人，其中高级干部（地师级或行政13级以上）子女约1300人。1971年林彪事件后，一大批干部恢复了职务和工作，知青中的干部子女随即一个个调离兵团，远走高飞。1974年，留在兵团的干部子女仅剩千人，到1978年下半年，知青的干部子女仍留在农场的不足百人。由于“走后门”之风经久不衰，往往该走的走不了，引起了农场知青们的强烈不满。在知青中流传着：“高级干部送上门，中级干部开后门，一般干部人托人，老百姓盼望开大门”的顺口溜。

7）伤、病、残现象普遍，非正常死亡增多。知识青年刚到边疆时，热情高，干劲足，劳动强度大，但一些干部不懂爱惜年轻人的身体，加上生活条件差，知青体质普遍下降，营养不良。有的单位贫血者约57%，血色素指标：男青年平均9克，女青年平均8克，最低的仅5克。青年几乎百分之百患有胃病、。女知青患妇科病比例很高，不少女知青在月经期间也不准请假休息，照样下水田、上山开荒。伤残青年很多。1976年6月的一份调查报告称，橄榄坝8分场伤、病、残348人，占该分场总数的25%。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16人，非正常死亡9人。该分场前身为水利3团，劳动强度特别大，女知青每天挖土不止，要抬千余次土筐装车；男知青来回拉车100多趟，据估计最多的一天拉重的行程约80里。一天下来筋疲力倦，有时还要加班加点，知青们难以忍受。全省农垦系统知青非正常死亡人数递增，自杀事件日益增多。在农垦总局青年处一年一度的《知青综合情况统计表》上，自杀死亡人数已排在非正常死亡项目中的首位。

8）领导不得力。一些干部水平低、素质差，没有管理知青的能力。兵团时期，用管理军队的办法组织生产。工作方法简单，迫害、殴打、奸污女知青的事件触目惊心，成了1973年全国知识青年工作会议要求重点整顿的对象。1971年曾组建水利建设兵团，只抓生产，不抓安全施工，伤亡事故接二连三不断。到1974年，仅水利3团就有100多人在劳动中骨折或扭伤。干部对知青动辄打骂、捆绑、批斗，水利4团一个营自杀事件就有6起。在“一打三反”运动中，水利5团将北京知青全部打成“反革命小集团”。兵团撤消后，恢复农场体制，但农场干部与知青的矛盾并没有消弥，在有些分场，这种矛盾反而加剧了。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许多知青认为留在农场是“浪费青春”。年深月久，问题越来越尖锐，但农垦系统领导部门却束手无策，当一些矛盾激化后，农场干部不仅没有去做耐心的说服教育疏导工作，反而认为这是知青中少数坏人在聚众闹事，破坏安定团结。

水利建设兵团组建时，领导曾经许下诺言，谁先修完工程，就分谁去城市工作。但当工程告竣后，领导却自食其言。1974年水利建设兵团解散，分配知青们去橄榄坝，被集体拒绝。以后的四年里，剩下的知青一直处于怠工状态，领导机关两次派工作组去说服，均被赶出。橄榄坝农场党委副书记去动员，被知青们软禁了3天。1976年7月，云南西双版纳农垦分局知青问题调查组在《关于橄榄坝8分场现状的调查报告》中，就向上级领导机关发出“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发展下去”“再发展下去，真要出大事”的警告。

不满的情绪越结越深，当这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臻于临界点时，一点火星就能燃成大火。1978年，一起偶然的医疗事故成为知青返城风潮的导火索。

1978年11月11日，西双版纳的橄榄坝分场上海女知青瞿林仙在分场卫生所生产时难产，由于是明显的医疗事故，导致母子双亡，而农场领导对事故处之漠然，引发了知青的抗议活动，并发展成为抬尸到西双版纳自治州的首府去游行，经过云南省委的再三干预，反复说服，才没有在全垦区引起更大的混乱。

瞿林仙是1968年12月首批赴云南垦区的上海女知青，来时20岁，现在已经30岁，是晚婚晚育，她是兵团撤消后与当年一同来的一位上海老乡结婚的。11月13日早晨起床就预感到身体不适，“怀胎十月”的孩子在肚子里躁动，这是幼小生命强烈要求来到这个世界的表示，凭着女人的天性，她预感到自己将临产了。正在连队谷场翻晒粮食的瞿林仙放下手中的活计，回家稍做准备拿了一点衣物，挪着笨重的脚步，挺着个大肚子往分场卫生所走去。

7分场的前身是一座旧仓库，原先曾用作碾米和榨油的作坊。后来为了建分场卫生所，将仓库搬往别处，将一幢陈旧的老房子一分为三，成了卫生所的门诊部、药房和手术室。

由于农场地处偏僻，医疗人员奇缺。农场实行的是公费医疗制度，连队有卫生员，能治个头疼发烧、蛇虫叮咬的小毛病，分场设卫生所，专治一般常见病，也能动一些小手术，接生便是其中一项业务，大病、疑难病才去团场的医院治病。分场的卫生所一般配备2-3名赤脚医生，他们多半由知青或有一点儿文化的农场职工担任，这些赤脚医生基本没有经过系统的医药卫生教育，大多是景洪的农垦分局医院主办的“红医班”，培训两三个月就毕业了，回分场卫生所穿起白大褂，成为“救死扶伤”的医务人员。七分场卫生所的几个赤脚医生清一色是原农场职工，没有一个知青。主要的医生成果木是一个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农场职工，也是从农垦分局“红医班”毕业的，成果木如果去种地可能是一位出色的好把手，他常为自己这么一点文化却要去当医生感到苦恼。分场卫生所最常见的手术不外乎替伤者止血清瘀、包扎伤口，最大的手术便是接生。

这一天中午口辞木纳的男赤脚医生成果木便面对挺着大肚子平静地来到卫生所临产的上海女知青瞿林仙。开始他并没有对产妇的来临感到紧张，他请来一位对生孩子有丰富经验的家属大嫂做他的帮手，按常规把所有接生器械：产钳、剪刀、止血钳、针头一一消毒，然后戴上胶手套，耐心地坐在一边等候婴儿的降临。

不料整整一个下午过去了，胎儿仍没有出来，疲惫不堪的产妇瞿林仙躺在产床上睡着了。此时，天色渐晚，在大田干活的人们已收工，家家户户屋顶升起缕缕晚炊的青烟，该是吃晚饭的时候了，成果木医生感到饥肠辘辘，他想回家吃晚饭，又放心不下产妇，当一看产妇的肚子没有多少动静，估计一时半会孩子的头还出不来，等着呗。他贸然决定回家吃罢饭再来，他委托那位家属大嫂暂时替他照看产妇，他家离分场只二里地，步行20分钟便到了，误不了大事。

谁知成果木回家吃饭半路上遇见一个熟人，那人拎着一瓶云南难见的“泸州大曲”，两个人寻个去处喝酒去了。

晚上九点零五分，也就成果木擅自离开卫生所大约两个半小时后，产妇开始流产了，先是羊水破出，接着管口开裂，流血不止，胎儿始终不肯露头。从临床医学角度讲，这是横位难产的典型症状，必须立即采取抢救措施，否则危及产妇与胎儿。那位照料瞿林仙的家属大嫂没有一点妇产科医生的知识，只凭一个生过孩子的女人的经验，让她不断改变姿势来减少痛苦，让胎儿头朝下露出来。于是过了一刻钟，胎儿的心音自行消失，产妇脸色苍白，陷入半休克状态。突然间，汹涌的喷泉般鲜血飞溅出来，将产床洁白的床单立刻染红了，一直淌到地面上，这是副产科医生最害怕的——子宫大出血。

产妇一下子就昏迷过去了。

那个孤立无援的家属大嫂被眼前可怕的景象吓懵了，慌慌张张地跑到家属宿舍区，大呼快救人！

九时四十五分，上海女知青瞿林仙在送往农场医院途中停止呼吸，胎儿（男婴）亦未能救活，母子双亡。

十点半钟以后，终于有人在距分场场部不太远的小伙房里找到那个烂醉如泥的赤脚医生。

天亮之后，瞿林仙母子双亡的死讯传到山上农业学大寨工地，群情激愤，瞿林仙丈夫发疯似地往山下跑，他这一辈子不能原谅自己，在妻子临产时未能在身旁陪伴她，他见到的只是母子俩圣徒般纯洁的尸体。他仰天嚎叫，他的精神崩溃了！

十一月十二日，一群愤怒的知青捣毁了橄榄坝七分场医生成果木的家，当时成果木正在场部写检查，免遭伤害。

在总场医院西南角有一间停尸房，瞿林仙母子的尸体暂时安放在这里，各连、营的男女知青们闻讯赶来将停尸房围地水泄不通。前来吊唁的知青无论是瞿林仙生前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都是赶了很远的山路，一个个臂挽黑纱，胸佩小白花见其惨状无不大放悲声。他们不仅是用眼泪痛悼死者，更重要的是为同是知青的共同命运而悲号。

十一月十五日，瞿林仙去世的第四天，适逢橄榄坝赶街场，一批批从边远连队来赶街的知青闻讯后纷纷涌向医院。人们无不为瞿林仙母子的悲惨命运所震撼，长期以来积压在他们心头的不满与愤怒立刻找到一个喷涌口。于是有人筹划追悼会，要求农场善后处理，更多的人提出追究肇事者的责任，改善知青的待遇和医疗卫生条件，这些提议立即得到绝大多数知青的响应。于是开始由上海女知青瞿仙林的猝死而引发的不满情绪迅速演变的知青们对共同命运的抗议活动。

知青中迅速扩散的对抗情绪使得农场领导深感不安。十五日下午农场医院借口天气炎热尸体不宜久留，打算将尸体转移掩埋。

十六日上午，橄榄坝农场保卫科奉命强行处理尸体，知青们不同意，双方发生了摩擦，消息立刻传开，越来越多愤怒的知青从四面八方赶到农场医院，将停尸房，将整个医院包围起来。

一场冲突一触即发。

农场保卫科将医院发生的紧急事态打电话告知正在景洪农垦分局开会的分局领导那儿。

会议室空气陡然紧张起来，领导们一个个眼睛盯着分局主要领导。

分局主要领导怒气冲冲“这样闹下去怎么行？他们有意见可以按组织原则反映嘛，怎么可以聚众闹事、停工停产，还想搞文化大革命那一套吗？”他梢事停顿一会，继而又声色俱厉在电话中下达命令：“你们马上查一查，把带头闹事的给我抓起来，我不信他们能闹翻天。喂喂，我说你们不要害怕，天塌下来还有党委嘛！解放思想也不是不要原则的！”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会议，立刻转换成如何处理这一场事态的对策会，由分局主要领导提议，会议形成三条决议：

第一、医生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要作深刻的检查。

第二、尸体要马上处理。

第三、对破坏“抓革命，促生产”和聚众闹事的首要分子，要解决打击，决不手软。

农垦分局领导的指示得到迅速贯彻执行。

十五日，肇事医生被转移到场部严密监护，农场保卫部门和武装民兵紧急出动，准备强行处理女知青的尸体。数以百计的知青闻讯赶来，以锄头、长刀、铁棒对峙，一百多部拖拉机包围了场部医院。

十六日，聚集在场部和医院的知青已多达两千多人。

十七日下午一时，当坐立不安的农场领导正在苦苦商讨如何打破同知青对峙的僵局时，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传来：知青正在撤离医院，去向不明。

一个小时后，报告再次传到场部：抬着尸体的知青队伍已经越过一、二、四分场，正在转向江边的七、八、九分场。大批知青纷纷加入游行队伍。此后几个小时内，各种相关矛盾的消息相继传来，场部人心惶惶。后来，直到浩浩荡荡的知青队伍已经踏上通往景洪的公路，逼近澜沧江大桥时，焦头烂额的农场领导终于搞清楚：知青是要将尸体抬到景洪的西双版纳自治州政府去示威，请愿。

至此，这个石破天惊的重大消息才被十万火急地报告给猝不及防的州委和农垦分局。

从橄榄坝农场到西双版纳州府景洪有40公里的山路，沿江而上，中途还要经过景洪农场和水利兵团驻地。于是知青们游行的队伍如同滚雪球般迅速壮大，首位相衔，绵延几里地，总人数估计超过5000人。

十八日上午九点刚过，几千男女知青从四面八方涌进景洪城。尽管当地政府事先早有准备，布置了大批民兵和军警严阵以待，但是知青大军还是有秩序地势不可挡地涌向州委和州政府的驻地。

景洪的老百姓惊恐地注视着抬尸游行的知青队伍。走在前面的是男知青，他们大多衣衫褴褛，有的还赤着脚，他们抬着一个女知青的尸体，还有一个早已僵硬的小小的婴孩。知青们低垂着头，表情肃穆，没有哀乐，没有激烈的口号，只有队伍走过的沉重的脚步声，女知青们一个个面容憔悴，满面泪痕，互相搀扶着。由于走了太长的路，她们已经很疲劳，但为了共同命运的抗争，他们紧紧跟随着男知青队伍后面，坚毅地往前走，这共和国历史上悲壮一页，使许多善良的州政府机关干部和景洪老百姓都黯然落泪，他们都是远离父母的孩子啊！

十八日中午，请愿知青代表向州委会提出三点要求：

1）惩办肇事医生，追究其法律责任。

2）改善农场的医疗卫生条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故。

3）给死者开追悼会，追认烈士，优抚死者家属。

面对州委、州政府门前黑压压一片情绪愤怒而又高度克制的知青游行队伍，当地党委政府们首先感受到自己的权威受到冒犯与挑战。对知青们提出的这三点起码的要求也冷漠地断然拒绝了。在他们眼中，这分明是一小撮阶级敌人和居心不良者利用一次常见的医疗事故寻衅闹事，在这个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上，他们决不能让步。

十八日下午，知青们在州委门前请愿未果，即抬尸游行，轰动景洪，围观者络绎不绝。

十九日、二十日两天，知青在州委门前抬尸静坐，双方继续僵峙，这两天又有西双版纳垦区部分农场知青陆续进城，声援橄榄坝请愿知青。

与此同时，整个西双版纳垦区以及临沧、德宏、红河、文山等垦区农场均受到橄榄坝事件的波及和影响。短短几天，版纳垦区所属八大农场均面临知青情绪失控的严重形势。各农场知青纷纷行动起来，互相联络，秘密串通，一呼百应，煽风点火。或者毋宁说知青们压抑已久的情绪和强烈不满本来就是一堆危险的干柴，只要一点点火星就会燃着，啧腾起熊熊燃烧的大火来。

橄榄坝知青抬尸游行的消息传到昆明，社会舆论哗然，省委负责同志紧急指示州委和农垦局：“要多做工作，不要激化矛盾。”北京，长途热线电话传达国务院负责人讲话精神，要说服知青返回农场抓革命、促生产，要爱护他们，教育他们，不要上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当。

十一月二十一日，在获悉国务院负责同志讲话精神与省委指示后。一连几日态度强硬的州委一下子软了，也不再提抓一小撮聚众闹事的坏人了。他们向被知青推出来的代表作了以下三点表态：

1）肇事医生严肃处理，追究责任。

2）女知青瞿仙林享受因公死亡待遇，同意开追悼会。

3）进一步落实知青政策，责成农场尽快改善医疗条件，并统筹解决知青生活中存在的多方面问题。

按照有关部门指示，瞿仙林的遗体被破例允许安葬在当地驻军的烈士陵园内。她的丈夫因祸得福，仅仅一周后批准病退回上海。肇事医生，“红医班”毕业的成果木咎由自取，判刑劳改，开除出医生队伍，并不许重新行医。多年后人们发现在景洪有一个从事水果蔬菜批发的商贩，此人正是成果木。

当如愿以偿的橄榄坝知青请愿队伍离开景洪，州委和版纳农垦分局的领导终于松了一口气，为橄榄坝事件妥善处理，终于化解了知青们的怨愤，刚刚想喘一大口气，一个惊天霹雳般消息使他们目瞪口呆：一向在州府眼皮底下的平静无事的景洪农场（原1师1团）知青于12月9日宣布总罢工。

他们压根儿不知道早在橄榄坝事件未发生前，10月初开始在景洪农场的十分场知青中已经在开始酝酿一场谋画已久的知青返城运动。到11月下旬，当州委与农垦分局焦头烂额地处理橄榄坝事件时，来自版纳垦区八大农场的知青代表就在州委眼皮底下召开了非正式的代表会议，并成立请愿筹备总组。而这场返城请愿运动的领头人，是一个往日默默无闻的十分场上海知青丁惠民。

他们提出的口号是：“我们要回家！”

 

    ——此篇为书作《我们要回家》第十章http://www.hxzq.net/Essay/2327.xml?id=2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