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你走遍草原》节选
          

　不寒而栗的往事
 

　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伟明的父亲没有按时回家。伟明的妈妈看着几个熟睡了的孩子，心中忐忑不安。丈夫所在工厂的作习时间早已谙熟在心，今天怎么突然回来晚了呢？夜已经很深了，母亲拉灭电灯和衣而卧。伟明爸这些天来一直心事重重，在这个多半是残疾人的福利厂里，他这样一个健全、聪明、有能力又肯吃苦的人实属难得，可他整天唉声叹气，似有难言之苦。深夜未归似乎预示着什么不祥之兆。

大门外，暴雨哗哗下着，把昏黄的路灯打得依里歪斜。左右两边方方整整的上马石愈发显得庄严、肃穆，黑漆大门两边的石猴在黑暗中龇牙咧嘴，在嘲笑着这样的大雨天赶来的敲门人。

“怦，怦，怦！”黑漆大门有史以来头一次在这样一个狂风暴雨的天气里被人敲得山响，一阵紧似一阵，大有不开门誓不休的倔强。

看门人陈大爷，睡眼惺忪，操着浓重的四川乡音，蹋拉着双破布鞋，迈着缓慢的步子，一边高声问一边走向黑漆大门。

“哪一个吗？”

所谓看门人，其实不然。这个老人不过住在大门边的房子里，以前确是门房；解放以后，会馆早已名不符实，成了大杂院。没有人分配给这个老人看大门，可是，老人却早上第一个打开大门，晚上要等最后一个下夜班的人走进来，他才回到家踏踏实实地睡觉。没有人给他分配任务，没有人给他发工资，看大门仿佛是老人责无旁贷的义务。他一天天心甘情愿地看着大门，分文不取，毫无怨言。

敲门声更响了，外面没人答话。看门人莫明其妙，取下大门闩，打开半扇门，一个淋得落汤鸡一样的男人也不多说，低着头就要往里闯。

看门老人不满地骂起了街：“你个龟儿子，你找哪一家也不说，大雨的天......”

“呀，呀，呀，”来人费劲地用手比划着，用嘴嘟囔着，顾不得老人懂不懂他的哑语，快步走进了大院。

“是个哑巴。”老人自言自语。

钟伟明家窗户外，伴随着一阵紧似一阵的雨声，有人不顾一切地用力敲打窗玻璃。

母亲心头一惊，爬起身，拉亮灯，出来打开门，一个浑身上下被雨水浇得不成样的男人不等女主人说请，一头闯了进来。

“啊呀呀，呜呜......”来人神色慌张，嘴里焦急地呀呀着，急切地想说些什么，又说不出来。

母亲定了定神，认出来人是父亲厂里的一位哑巴工人。

“老钟，老钟怎么了？”母亲从来人的神态里已经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哑巴工人是父亲同一个厂里的工友，他一边呀呀地叫着，一边打着手势比划着。

“警察……抓……公安……警察……钟……手铐……抓。”

尽管哑巴嘴里嘣出的每一个字极不清楚，但是凭借他用手铐把手铐起来的动作和断断续续模模糊糊吐出的单字，钟伟明的母亲什么都明白了：自己的丈夫被公安局的警察抓走了。莫名其妙，没有通知，没有理由，就被戴上了手铐，带走了。

母亲心里一阵紧缩，头一阵阵发晕，她突然出现了幻觉：时光又回到了1942年，日本宪兵在到处抓钟伟明的父亲，因为他抗日；临近解放，国民党特务要抓人，因为他是地下党。二十多年过去了，他还是没能幸免于难。

第二天在公安分局的审讯室里，伟明的父亲意外地看到了一个人。

一个戴着眼镜穿着警服，身材魁梧的中年人坐在对面。

“你还认识我吗？钟离。”

伟明爸抬起头，打量着这个英武的警官。

“你是……你是……孔……孔组长......”

“这是我们分局孔局长。坐好了！”一个警察历声喝道。

“你知道你犯的什么罪吗？”

“我没犯罪，警察同志，孔局长是知道我的，我以前也......”

“钟离！”孔局长打断了他的话。“还是说说你的问题吧！你为什么跟你们厂长打架？”

“孔，孔局长，我跟厂长打架说来话长了，她那个人太不讲理了，她跟别人搞破鞋不说......”

“什么？！”

“她那人哪像个共产党，说话、办事太霸道了，不让别人提意见，我们厂里的技术革新、技术改造都是我搞的，效率提高了一大块，哦，到了，她说怎么干就得怎么干？”

“你就说你怎么反对的社会主义，反对的共产党，别的少说！”

“我反对共产党？我解放以前夹着脑袋干地下党，孔局长您知道......”

“过去的事少说！昨天？为什么骂共产党？”

“昨天我先跟车间主任吵架，他是厂长的情人，厂长......”

“住嘴！”孔局长怒不可遏，一边拍桌子一边站了起来。“厂长是党支部书记，你骂她就是对共产党不满，就是在骂共产党。钟离呀钟离，我以为你总该接受点教训，变乖一点，可见你的阶级本性难改！”

“我就是骂了厂长呀，她算什么共产党？她不过是一厂之长，这个妖妇，铁证如山，我敢跟她对证，她就是个破鞋匠......”

“带下去！带下去！”

伟明爸如果知道女厂长就是孔局长的夫人，他还敢实话实说吗？

伟明的母亲焦急中等来的是两名警察。来人正式向母亲宣告，钟伟明的父亲被公安局逮捕了。又过了十几天，派出所来人向街道居委会宣布，伟明的父亲已经被戴上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

事情就是这样简单而迅速，一家之主一夜之间被打成了反革命，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这意味着全家人都要受到株连，都要被打入另册，永远受世人唾骂。

从天而降的灾难宛如雪上加霜，一家八口人陷入了空前的绝境。家中唯一的经济来源断了，粮食更加短缺，生活更加困苦，每天放学回家，千篇一律的饭菜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中午吃窝头熬白菜，晚上只能喝白菜梆子大米粥，肚子还没吃饱，锅里早见了底。

每月的十五号都是一个可怕的日子，因为一过这一天家中的粮食就会吃得精光，而第二个月的粮食要到月底才能购买。母亲不得不低三下四地哀求亲朋好友，借粮票或借几斤棒子面什么的。

父亲为什么是反革命？他到底干了哪些反革命勾当？钟伟明年幼的心中解不开这个疙瘩；钟伟明的母亲始终不知道为什么；街坊邻居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连居委会的积极分子、公安局、派出所的警察都稀里糊涂。

没有法院开庭审判，没有宣判罪行，不知道到底干的什么反革命勾当，钟伟明的父亲被公安局逮捕后，工厂里的领导顺水推舟，先将他除了名。

好在没有判刑的犯人国家也给他们找好了生活出路，不至于把一家人赶尽杀绝。钟伟明的父亲被安排到北京郊区劳改大队去挖河，既接受改造还可以挣些微薄的工资。

所谓劳改大队其实就是对这些坏人们网开一面，是格外的恩赐。这些人没有判刑，可是都丢了工作，丢了饭碗；他们没有完全失去自由，可也只能每个星期探望一次家。

一家八口人缺钱短粮，五个孩子上学，要吃、要喝、要学费，一个女人家上哪儿去挣！

残酷的现实让伟明妈痛不欲生，几个晚上水米未进。哭过了闹过了，饭不吃水不喝，可是一家人都在眼巴巴地望着她。她只能擦干眼泪，到处找临时工干。

白天给盖房子的师傅和泥抬沙，充当小工；为富裕的人家洗衣做饭看小孩，充当保姆；晚上再找些糊纸盒搓卫生纸一类的加工活。每天晚上，昏暗的灯光下，几个孩子在写作业，母亲和祖母在外屋的八仙桌上不停地搓呀折呀，直到深夜。

做临时工也难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于是像许多走投无路的人家一样，伟明的母亲只得走上卖血的道路。间隔一两个月，只要能卖上一次血，母亲苍白的脸上都会出现一次难得的笑容。她把挣来的一袋白糖分给几个孩子，让他们每人沏一杯糖水，与她一起分享有钱了的喜悦。

一家人早已习惯了压抑的气氛，习惯了半饥半饱的生活，习惯了穿母亲缝制的布鞋，习惯了衣服上缀满了补丁。一日复一日，除了生活的贫困，看不见摸不着如磐石压顶般的巨大精神压力，慢慢地靠近了这个家庭的每个成员。

钟伟明背着书包上学，刚刚走出家门，几个邻居家的小女孩不但不理他，还用陌生的白眼看着他，仿佛在说：“看，这就是那个反革命的儿子！”

有一次放学的路上与潘家的大女儿潘立慧闹意见拌嘴，钟伟明刚想动手打那个讨厌的小女孩儿两下，他的手还未到，小立慧毫不留情地骂道：“去你的吧，你爸是反革命，我爸可不是！”说完在鼻孔里轻蔑地哼了一声。小伟明站在那里仿佛被施了魔法，一动不动，不寒而栗。

同学们的冷嘲热讽，父亲的唉声叹气一筹莫展，母亲的眼泪，像一块块黑暗无比的阴云，笼罩在钟伟明幼小的心灵上，久久不能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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