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泣红传》的知青群像及其悲剧色彩

作者 : 翟鹏举

文章摘要: 《泣红传》是中国第一部写知青悲剧的长篇小说，也可以说是第一部写红卫兵悲剧的长篇小说。因为知青的前身就是红卫兵，（少数老知青除外）。知青文学中曾出现过“伤痕文学”，“青春无悔文学”和“乡恋文学”，都说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悲剧作品。中国作家大都不敢直面人生，所以少有悲剧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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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泣红传》是中国第一部写知青悲剧的长篇小说，也可以说是第一部写红卫兵悲剧的长篇小说。因为知青的前身就是红卫兵，（少数老知青除外）。知青文学中曾出现过“伤痕文学”，“青春无悔文学”和“乡恋文学”，都说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悲剧作品。中国作家大都不敢直面人生，所以少有悲剧作品。又由于中国文化是德感文化和乐感文化（相对于西方的罪感文化和爱感文化），故多喜剧、正剧。这当然不是说中国没有悲剧作家和悲剧作品，但很少，显得不成比例。而真正深刻感人的作品，却多是悲剧作品。为什么《红楼梦》大家赞不绝口？全在于它的叛逆性、悲剧性。《泣红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显示了它特有的价值。为什么把写知青的小说命名为《泣红传》？作者的意思是很清楚的，他不仅为红卫兵的命运哭泣，还要为红卫兵中一些人物立传，这是《泣红传》及其作者的不同寻常处。许多人一谈到红卫兵及其运动，就以极轻蔑的口吻认定，那不过是一场喜剧或闹剧，而完全忽略了它深刻的悲剧意义。不错，红卫兵是文革的产物，文革被彻底否定了，为文革建立头功而迅速短命的红卫兵不该彻底否定？这是一种简单化的思维方法。只看到红卫兵为文革建立头功，而不问问红卫兵运动为什么短命？文革十年，红卫兵运动只不过三年左右，以后就抓的抓、判的判，然后全部赶到农村了。十年文革灾难，不该由只有三年造反生涯的红卫兵来承担。再说，如果红卫兵仅是听话的木偶，任人玩弄的工具，也就是说，只具官方色彩，而不同时具有民间色彩、异端色彩，它会短命吗？红卫兵的异端色彩，是其短命的根本原因。文革初期遇罗克的《出身论》，文革后期李一哲的大字报，以及《泣红传》写到的《赤橙黄绿》油印报，都是典型的异端思想，这种异端思想在林彪事件后更有迅猛的发展，成为后来思想解放运动的先声。我们否定文革和红卫兵运动，难道要否定这些追求真理的异端思想？这些异端遭镇压、遭迫害，难道不值得我们一洒同情之泪？红卫兵接下来的知青路，悲剧性更重。那是当局为了缓解城市的就业矛盾和驱散异端火种，用连逼带骗的方式促成的，是空前的几千万人的政治大流放。这样的时代大悲剧，非知青作家写不出。《泣红传》的作者吴传之，有八年的知青生涯，他花了二十年的时间写《泣红传》，这在当今浮躁媚俗的文坛，也算是个奇迹。《泣红传》的思想含量和艺术含量都很高。特别是《泣红传》的精神力度在当今世俗化泛滥心灵普遍萎缩的文坛，算是一个异数。令人惊奇的是，作者在写出这部大作（洋洋50万言）之前，没有发表过任何作品，而仅仅是是一所进修校多年从事小教工作的默默无闻的教师。这似乎应证了摩罗说的一句话：大作家往往生活在文坛之外。

　二

《泣红传》是知青文学的一座丰碑，是知青生活原生态的杰出的历史画卷。它塑造了各色各样的知青形象，性格鲜明的也有十来个。大致可以分为科研型、义勇型、思想型、造反型、良知型、武斗型、听话型、情爱型八大类。这些人物的知青生涯全是悲剧性的。

陈闻道是科研型的代表。他有点特殊，他是知青中年龄最大（29岁）、文化程度最高（大学的研究生）的一位。他是在高校政治运动中，为老师辩解，被勒令退学，而来到农村的。他对科学有挚着的追求，即便在被迫退学靠推三轮车维生，仍在分子遗传学的研究中，有独到的发现。聪明绝顶的杨灵、柳石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陈闻道把到农村当知青作为重返学术殿堂的终南捷径。他那里知道，一纸挡案材料，早把他打入另册，无论他怎样精于处事哲学，积极表现，生产队连记分员、都不让他当，知青推荐他为知表汇报团成员，最终也被除名。更令他悲痛欲绝的是他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科学实验室和与高教授的所有学术通信，全被武斗知青捣毁，还说他“浮上水”，巴结领导，被毒打一顿。这样的科学尖子，竟为城乡所不容，当然是恶劣的文化环境所致。面对这样荒诞的社会现实,陈闻道是什么态度呢？他是顺从它、适应它、屈从它。作为一个在政治上跌过跤子而又一心想出人头地的科研型的知识分子，陈闻道害怕政治、明哲保身、委曲求全、临难就躲，见利就捞，可以理解，不宜深责。这是一种典型的只有专业兴趣和个人利益而缺少社会责任感的知识份子，但他不该昧着良心出卖朋友。他明明知道“四人帮”宣扬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荒谬透顶，但他却反对袁生智他们写文章进行批驳。他也明明知道曾与自己朝夕相处亲如兄弟的柳石，决不是什么反革命，可当柳石等人遭追捕求他收留一宿时，他竟转身就出卖了他们。同样是对这件事，双旋、单爱鹃、扬灵、秦益、水秀等人的表现就与陈闻道大不相同：双旋得知陈闻道要去告密，便拦着他道：“算了嘛，都是知哥，你莫当屁眼虫！”陈闻道竟一拳将双旋打倒，“便大步流星往奔土崖报案去了 ”。双旋为此还迁怒于陈闻道的女友单爱娟，他被公社干部吊打，单爱娟好心喂他水喝，他竟一口吐在她的脸上。他是错怪单爱娟了，他不知道此时的单爱娟也正因陈闻道的告密而毅然与之分手。扬灵则认为编印《赤橙黄绿》这些人都是义人，是想“解母亲于倒悬的儿子”，他千方百计地营救他们。秦益则是宁愿自杀也不愿出卖朋友。水秀的表现更绝，她竟像母狼似的一头撞翻正用鞋底抽打袁生智、柳石的愚昧的农妇，并一口咬住耳朵不放。这看出这些知青对袁生智他们遭捕是充满同情和义愤的，比之陈闻道的绝情出卖，其人品的高低是一清二楚的。陈闻道这种知识份子，在良好的政治制度下，会是一个受人尊敬杰出的科研人才;而在强权政治下，人性就被扭曲得不成样子，沦为强权政治的帮凶。

杨灵是义勇型的代表。作者在他身上着墨最多，性格也最复杂，他是贾宝玉的现代版。扬灵最突出的特点是讨女人喜欢。他长相好，又绝顶聪明，爱沉思，也爱学习，什么东西都一学就会，为人又钢柔相济，这让许多女孩子对他充满幻想。而他对女人的态度则很表面上很冷漠，但骨子里是“情痴”（这“情痴”二字是丁秀君石像当面赠给他的）。他自幼受父亲影响，认为女人是蛇，千万不可被缠住。所以他对现实中的女人，既爱又怕，多以冷漠相待；而对虚幻中的女人，如丁秀君石像则朝思暮想，朝拜最勤。丁秀君成了他的精神偶像，他不仅把她当做烈士来崇拜，也把她当作有血有肉的女人来崇拜，甚至对它产生意淫。正因此，激起许多少女对他的神往与好奇，千方百计想征服他，有主动投怀送抱的，有无条件给他初夜权的，还有三位女人（阿果、福娟、韩敏力）因爱他而死，更的一位四清干部艾雪爱他爱得如痴如狂。杨灵面对这样多女人的爱何以处之？他的态度总的说来是严肃的，认真的。他虽然很难拒绝女人主动奉献的肉体之爱，但他从不轻易许诺爱情，他不当花花公子，不搞情人制，他拉得下脸，说得出绝情话。他只爱一个人－－韩敏力。艾雪尽管怀着他的孩子，他最后还是把结婚指戒戴在了已死的韩敏力的手指上。

杨灵是很有心机的人。但他的心机不是用在为个人谋利，而全是为别人着想。为陈闻道能当上先进，他一再让出自己的荣誉;为陈闻道建立实验室，他无偿贡献出祖传的珍宝。他柔弱，也钢强。他善良，也狠毒。他同情弱小，不向恶势力低头，也敢于反抗强权，他保卫“吨半谷”，救助袁生智、柳石，就有挑战强权的意义。他虽只有初中文化，但见识却比陈闻道高出许多。他和陈闻道有次关于命运的对话，很有意思。陈闻道的科学观，是一种宿命论，认为“凡是我们经历的，都是避免不了的”，按这种观点，社会现实是天然合理的，一切人为的变革不仅徒劳，而且毫无意义。杨灵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说：“《赤橙黄绿》如果真是他编的，他敢和命运较量，精神可嘉。”陈闻道以长者身份教训道：“唉，你比我小好多，少经历些事情，所以不懂。你以为像他这种人一旦得势，天空就晴朗了？天真！”杨灵反驳道：“别的不说，你佩服不佩服他们的勇气？面对荒诞社会，连一个先笑出来、先喊出来的人也没有，《皇帝的新衣》里面还有一个儿童！”陈闻道正色道：“你又来了！你佩服他，你也想掉脑袋！”杨灵叹道：“他们对下面、对上面都完全是善意的，算是义人吧。他们只不过想做《唐吉诃德》里的桑丘。”陈闻道问：“哪个桑丘？呃，你看些啥子杂书！”陈闻道在杨灵面前，一向以老师自居，通过这段对话，就看出陈闻道这个老师太蹩足了。为保脑袋，就否定怀疑批判精神，这样的科学脑袋也太不科学了吧！（因为科学本身就是一种批判精神。）

这也看出杨灵的义勇，是建立在理性、良知的基础上的，有正确的价值观作指导。他不像双旋，双旋也义勇，但他依恃的价值观是：“都是知哥，算了吧！”杨灵不会这样不分是非。杨灵主张报复，但当他发现使妹妹致残的仇家，竟然是个女的，且景况不佳，他就打消了报复的念头。他打死小刁，则完全是出于自卫，自然也有报复前仇的快意。他为此被判刑20年，侥幸得到权力者的保护，他很快就提前释放了。他出狱后干的第一件漂亮事，就是勇斗瘦狼。他与瘦狼于船上狭路相逢，他是一人，还带着腿残的妹妹，瘦狼是一伙，他不想惹事，把头遮掩着，瘦狼偏认出他来，于是演出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喜剧，把杨灵异乎寻常的沉勇与凶狠以及瘦狼的流气、匪气和丛林好汉的江湖气写得十分传神，瘦狼一点便宜都没有占着，还险些送了命。杨灵干的第二件漂亮事，是把他从陈闻道那里学来的一点科学知识，独立的运用在韩敏力管辖的白庄一片待枯的桃林上，让它起死回生，花果累累，令多年后的陈闻道都惊诧不已。所以无论从哪方面说，杨灵都是一位才华出众的优秀青年，是知青中的佼佼者，他的悲剧自然有艾雪说的性格原因，但时代造成的社会原因更为重要。

韩敏力究竟是怎样死的？不少读者会认为一定是杨灵为了保卫“吨半谷”杀害了韩敏力。韩敏力的父亲韩桑柔当初就是这样认为的，所以他要将杨灵击毙。如果真是这样，杨灵会把结婚戒指戴在已死的韩敏力的指上么？事实上韩桑柔对杨灵的看法后来有了改变，对自己的行为有所悔悟。他后来保护艾雪，有一种补偿心理。他和他的妻子反对当地政府把他们的女儿迁入烈士墓（即不认为女儿是烈士），并要柳石代表杨灵每次回泉水“千万去看看她 ”，这些都说明韩桑柔夫妇早就不把杨灵作为杀害自己女儿的真凶了。如果我们联系文本的前后文和韩桑柔在白庄的梦境，就会发现作者的诸多暗示在于说明：韩敏力之死，其实是死于杨灵的误杀，准确地说，是误伤致死。事情大致是这样的：杨灵和韩敏力一道来到白庄，不经意地发现柳石和小伍正地油印《赤橙黄绿》，韩敏力立即大叫：反革命！反革命！柳石和小伍随即冲出，叫嚷卡死她！卡死她！杨灵两难了，一边是自己的挚友，一边是自己的恋人，他都得护着。这时韩敏力气急败坏地往黑峡谷方向跑，杨灵追赶着向她解释，正在这时，叶天祥和两个浑人也出现在黑峡谷的路上，杨灵怕事情败露，后果不堪设想，便将韩敏力击昏倒地，不想失手过重，导致死亡。韩敏力死后，杨灵也不打算活了，所以他要冒死去救柳石和袁生智，失败受伤后，又执意要回到己死的韩敏力的身边，把结婚戒指戴在她的指上。不想与正在寻找女儿的韩桑柔狭路相逢，自然必死无疑。艾雪的突然出现，杨灵的生命又有了转机。但此时的杨灵，觉得该作的事已作，可以死而无憾了，根本没有反抗逃生的意思，艾雪看在眼里，悲痛欲绝，只好请求韩桑柔将杨灵和自己双双打死，但韩桑柔只向杨灵扣动了板机。杨灵实际上是殉情而死，有所担当而死。

思想型的代表是袁生智和大头那威。他们的思想据点是《赤橙黄绿》。《赤橙黄绿》是张不定期出的反文革的小报，。文革中的小报如雨后春笋，看似言论自由，实际上受制于中央文革，除了表忠的自由外，是不允许有个人声音的。《赤橙黄绿》却坚持发出自己的声音，这就触犯了最高权威的大忌，所以非剿灭不可。办这张小报的一共四人，除袁生智和大头外，还有小伍和柳石。小伍和柳石虽够不上思想者水平，但也是极具血性的敢打敢拚的人物。有了他俩加盟，这个小集体堪称文武结合，动脑的，做事的一应俱全。这个小集体是有自己的政治纲领的，其纲领是：“要用鲜血把马列主义的战旗重染一遍。 ”其一是说他们是真正信奉马列主义的，但现在马列主义战旗被一些极有权势的假马列主义者损坏了，污染了，需要“重染”,以恢复其本来面目；其二是说，他们意识到这是真理与权力的对抗，他们有流血牺牲的精神准备；其三是说，这个纲领是有暴力革命的倾向的。这个纲领切合实际吗？应该说是切合实际的。切合实际为什么行不通？主要是时机不成熟。但他们的血不像陈闻道说的“白流了”，1975年的天安门“四五”事件，1976年的逮捕“四人帮”，然后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驳乱反正，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用鲜血把马列主义的战旗重染”，也可以说是通过暴力革命实现的。不要一概反对“暴力革命”，如果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革命，一条是改良，当然应该选择改良，因为革命破坏性大，又极易弄成“翻烧饼”，于社会进步没有多大好处。但如果改良的路被堵死，如西太后之于“戊戍变法”，就只能说辛亥革命天然合理。

用现在的眼光看，《赤橙黄绿》所宣扬的思想，还是在体制内打转，既不离经也不叛道，距现代社会主流文化的高度还有相当距离。但这是不能苛求的，时代给他们的思相资源就仅有这些东西，他们已经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了，他们的怀疑批判精神及其勇气都将永世长青。

再来看看《赤橙黄绿》的两位主脑人物：袁生智和大头那威。袁生智是老知青（文革前的知青），大头是新知青（文革后的知青）。二人走到一起，并惨死在文革的屠刀下，全是好读书、爱思索惹的祸。文革中，学校图书馆的书大量流失，他俩因此读到大量马列主义著作（读马列的书，在文革也是犯禁的，因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你不读毛，而读马列，可见别有用心）。他俩最喜欢马克思的两段语录是：“人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也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是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人的精神只有一种存在的形式呢？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跃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它照耀着许许多多个体和事物，又为什么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官方的色彩？”马克思这段话的意思是反对舆论一律，呼唤出版自由，言论自由，这是集权政治极为害怕的东西，却给了袁生智和大头极大的精神震憾。再一段语录是：“代替那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种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前提和条件。”这是马克思给共产主义下的定义，这个定义的要害是强调个体自由。这也是极权政治最害怕的东西。在以往的教科书中，讲共产主义定义，都是讲“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是从物质层面讲，但人之为人，还有更重要的需求，这就是精神自由。一些天天高喊马列主义的人，恰恰忘记了马克思这条最根本的主张：尊重个人权利，重视个体自由。可以想见，思相极为敏感的袁生智和大头读到这两则语录的兴奋之情，再联系文革中大量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谬论和行为，就无怪乎他们发誓“要用鲜血把马列主义的战旗重染”了。

二人当初都是现政权的乖孩子。袁生智是高干出身，他是作为“媒子”下乡的，上面让他申请下乡，以起到宣传带头作用，说好下乡一段时间后就把他调回城市，但是，袁生智到农村后，各方面对他都很满意，并入了党，他执意不回城了。他是什么时候萌生异端思想的？始于文革中批斗干部。一夜之间，追随毛泽东出生入死的干部都成了混入党政军的“一小撮”走资派，没有比这更荒唐的了，袁生智公开站出来为干部辩护。大头出身城市劳动者，自幼爱好写作，文思敏捷，不断在儿童和青少年刊物上发表文章，还是文革小报的笔杆子。他是什么时候开始怀疑文革的？是在武斗烈士陵园的落成典礼上，是在他为死者写悼词的瞬间。他想，这些死于武斗中的红卫兵，难道真的算烈士？不，这是自相残杀，他们是冤魂，他们是在和自己的影子作斗争，是十足的唐吉诃德！自此，他就不相信文革了。袁生智最突出的性格特点是好谈政治，敢想敢说，口无遮拦。周围的人都对他敬而远之。大头则是典型的书呆子形象。他最大的兴趣是读书，可以过目不忘。除此而外，他什么都不会，生活上极其低能。但他俩的过人处，是能以笔为旗，对强权敢讲真话。应该说，对文革产生怀疑的人不少，但为什么很少有人像袁生智、大头一样站出来讲点真话呢？一是缺少他们的勇气，二是缺少他们的学识。二人的勇气来自对真理的献身精神，二人的学识来自对马克思精典著作的熟读深思。中国长期的封建专制，早把人的思想驯化了，奴化了，自己不敢讲话，甚至整了人，还有一整套自我安慰的生存哲学为自己辩解。所以，没有为真理的献身精神，是很难突破这种专制文化的精神枷锁的。袁生智和大头这类思想型、批判型的知识青年的可贵可敬，正在于此。他们对文革的批判集中在以下几点：一是认为知青运动从动机到效果都不好。动机是：“嫌走狗太多了，孙猴子太多了，蹦蹦跳跳，不好收场，所以如来佛覆手为雨，通通赶下乡来”。效果是：知青整体 “走向反面”：“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二是认为红卫兵运动是场悲剧，红卫兵当年“赤遍全球的理想”无异于“希特勒的梦想。三是批驳 “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写了一评二评三评，极大地刺痛了“四人帮”。四是为邓小平的“猫论”翻案，矛头直指“四人帮”背后的总后台。这大概是对文革批评的所有声音中，出现得最早的且有一定广度和深度的声音了。据说，在文革初期，有一位叫杨小凯的青年写过一篇《中国向何处去》的文章，鼓吹文革中风起云涌的群众组织，摆脱文革的领导者，直接挑战体制，比之袁生智和大头，似乎走得更远，这说明文革中反文革的声音，有相当的普遍性。所以朱学勤说：有两个文革，一个是自上而下的文革，一个是自下而上的文革。可惜留心后者的人至今不多。吴传之是写出两个文革的第一位作家。

也许最值得一提的是袁生智这位思想者的感情世界。他把对国家、民族的爱与对一个腿残少女的爱和谐地统一起来。杨媛是杨灵的妹妹，一条腿在文革中受害致残。袁生智把断腿的杨媛当成断臂的维纳斯来爱慕、来崇拜。袁生智意识到“自己奋斗的目标十分渺茫，，国家、民族、英特耐雄纳尔，你有多大能耐！有一回他与杨媛对坐片刻，竟有了大彻大悟之感：这目标真是太实际、太单纯不过了，驱散姑娘心上的愁云，让她的笑容恢复天真自然，如此而已，岂有他哉！”作者写到这里不禁感叹道：”噢，这小姑娘既是他人生目标的出发点，也成了他的归宿。”杨灵又是怎样来看袁生智的呢，他对秦益说：“本来男女之爱是一种性爱，是伴随着欲念的。我听秀秀讲他的笑话，说他很喜欢媛媛，但和媛媛一起又总是规规矩矩的，讲他如何如何的规矩。我笑不出来，反而使我产生了几分敬重。我看媛媛只是他的偶像。你晓得我也有偶像，可是我反思自己，人对偶像的感情虽然也是一种精神寄托，但是并不单纯，总伴着欲念。因此我觉得袁生智真是个奇人。”一般说来，爱情以灵与肉的和谐统一为最高理想，但也不排除单方面的偶像崇拜的虔诚与圣洁。袁生智对杨媛的情愫就有一种圣洁之美。把人生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定在“驱散姑娘心上的愁云，让她的笑容恢复天真自然”，这是否狭隘了点，是否是对人生追求的一种降低？不是。恰好相反，这是情感的一种升华。把一种虚幻的感情落实到对个体生命的终极关怀，难道不是情感的一种升华！别林斯基早就说过：“主体、个体、个人的命运比全世界的命运以及中国皇帝的健康更重要。”袁生智的大彻大悟在三十年后的今天，对中国人仍有极大的警醒意义。

袁生智之死，也写得很有意思。他在狱中因谈风甚健，被割去舌头。临刑前，枪手说你若有说的，可以用脚画。他刚在沙地上画个“爱”字，枪手看见是个资产阶级用的字，就迫不及待地扣动了扳机。这真是意味深长的黑色幽默。大头也死得很惨，抓捕他时，他都快要病死了，仍被强行拖走，还来不及枪决，就被折磨而死。中国的人才就是这样被摧残的。

柳石是造反型的代表。他性情随和，又很勤快，同各方面的人都能友好相处。又最具知青性格，没柴烧了，就一斧头砍断板凳脚。更是热血男儿，敢于参与，敢于负责，敢于冒险。哪里有新鲜刺激的生活，哪里就有他战斗的身影。文革开始，红卫兵运动刚波及到县城，他就加入了造反的长征派。陈闻道说：现在是新社会，造什么反！还用57年反右时的“阳谋论”来开导他。柳石说：这是哪年的皇历，57年毛主席戴红袖章没有？上天安门检阅右派没有？毛主席现在是红卫兵和造反派的红司令。柳石说得不错，毛当初鼓动造反，虽自有其清除异己的目的，但确也能拨动当时在极左路线下成千上万受压抑者的心弦。这也是文革得以成功发动的原因之一。柳石当初拥护文革是真诚的合理的，后来在袁生智的影响下，大反文革，也是真诚的合理的。但境界提高了：前者是反抗压迫，后者是伸张正气；前者是为我，后者是殉道；前者是奉命造反，后者是自觉造反。这当然不是说柳石的思想有多高明，事实上，他绐终未能摆脱意识形态话语的精神牢笼，当袁生智已认识到红卫兵理想即希特勒的梦想时，他还沉醉于埋葬帝修反的战斗狂热中。要不是和他同路的是袁生智，若是小伍，他就去参加东南亚的游击战了。

柳石把道义看得高于一切。有一回，秀秀拿了山民几片皂角，柳石逼着她还回，酿成了枪伤事件，事后，柳石对秀秀说：“ 山民太穷，你若是拿供销社的，那我就不管了。”这话很有意思，供销社的东西姓“公”，农民的东西姓“私”，把农民的私人利益看得比群体利益重要，柳石这个思想是反传统的，也是反主流意识的。但它符合体恤贫困者、关注个体生命的道义原则。最能体现一个人的道义精神的，莫过于面对危难和死亡时的考验了。这两种考验，柳石都出色的经住了。有两件事可说明：一是他本来已决定参加长征串联的，得知瘦狼一伙要来找麻烦，便执意要留下来，“有难同当，危险关头我咋能单独走！”二是柳石在被追捕的生死关头没有丢下袁生智自己逃生。他本来是可以逃生的，杨灵正用鸟语呼唤他、但他实在不忍丢下已被胃痛折磨得精疲力竭的袁生智，结果双双被捕。这在有些人看来，这就叫没有生存智慧，可柳石用他的行动证明了世界上确有比生命更贵重的东西。把义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人，一定是具有超常道德精神的人。比较起来，柳石还算幸运，文革后获释，算是《赤橙黄绿》的唯一幸存者。

秦益是良知型的代表。他是知青中的田园派诗人，喜欢写点古诗，寄情山水。当上小学教师后，极其敬业。遇事有主见，对政治不感兴趣，又是自尊心极强的人。这样的人，应该说不碍着谁，但社会还是把他逼上了绝路。他因为是杨灵的朋友，杨灵犯事后，上面逼他写揭发材料，还打了他，他感到自尊心受到极大的侮辱，又深知所谓检举揭发不出卖灵魂是过不了关的，倒不如一死了之，以保住灵魂的清白。请看他给父母写的遣书：

 亲爱的爸爸妈妈：

     请不要悲痛，因为当你们读到这封信时，儿子已经离你们而去了。没有人逼迫，儿是自愿、从容上路的。

     此时此刻，儿深觉愧疚的，就是辜负了父母的养育之恩，这只有在来生弥补了啊！儿没有做对不起父母的事情，儿的思想品行是后天形成的，这与父母无关，儿应独自承担责任。但是儿的良心却是父母给的，为了它我才决定撒手人间。亲爱的爸爸妈妈，儿子生有一颗和你们一样的良心，你们是应该感到安慰和自毫的呀！儿离去时带着微笑。

为了良心而选择自杀，这在知青一辈人中，实属罕见。所以我把秦益视为良知型的代表。人是有良知的动物，但许多人把它弄丢了，只有那些高贵的灵魂才能守住自己的良知。但用自杀的方式守住良知、拯救灵魂毕竟太令人悲哀了，有没有更好的方法？也许秦益心中有一个上帝就不会自杀了。用基督教的观点看，真正的灵魂得救还得靠上帝。袁生智在被枪决前用脚地上画一个“爱”字，这是一个与上帝联系在一起的神秘的暗示，不知袁生智是否在临难的最后时刻得到神启，走向了上帝的爱的怀抱。我这样说，不是要苛求秦益，我只是为秦益婉惜，一个极有头脑的活生生的生命竟用自己手结束了，虽说是自觉自愿，还带着微笑，那尤令人悲哀。

不过，据《泣红传》“后记”所示，秦益自杀后并没有死，是媛媛及时赶到救活的。但小说只写到媛媛赶到出事现场，发现秦益倒在血泊中，就没有下文了（下文留给读者猜想，可强化悲剧性）。却在“后记”中突然冒出一个“我”，成了小说中人（以强化小说的真实性），并与媛媛结了婚。这就奇了，“我”在小说中从未出现，怎么可能与小说中人媛媛结婚，还双双来到了文革中的世外桃园－－杜鹃海子？只有一个解释：“我”（小说作者）就是秦益，秦益是小说作者的化身，或者说是小说作者的影子。这就无怪乎出版者要把《泣红传》作为记实小说推荐给读者了。

韩敏力是听话型的代表，或者说紧跟型也行。这种人我们不陌生，在极左时期从各单位的积极分子和先进模范中都可看到他的影子。其实这种人是蛮可爱的。什么“斗私批修”呀，“狠斗私字一闪念”呀，“天天学”呀，韩敏力都能不折不扣地执行。她对人对己都有很高的道德期许，充满宗教式的献身热忱。韩敏力的择偶标准是雷锋、王杰、欧阳海、麦贤德式的人物。她后来选择杨灵，也是因为杨灵在她心目中已是“百炼钢成绕指柔”式的英雄人物。她对她管辖下的人，既严格要求，又在生活上极尽体贴关怀之能事，连最野最凶的瘦狼都对她心悦诚服：“中队长，跟你在一起，石头人都会长出心肝！”但这种人也有令人讨厌的一面，就是左得可怕，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叶天祥向她反映分队的事，她就开口闭口说人家是“想资本主义复辟”，“搞唯生产力论”。游手好闲的蒋猴子爱上了彝族姑娘阿果，又担心真要结婚就“一辈子死在农村了”不划算，真心实意请她拿主意，她却拿大道理把他狠训了一顿，气得蒋猴子当天夜里就去偷他的自留地，却又偷错了地方，偷成生产队的了。韩敏力当即派民兵把他抓起来，还威胁说，要吊销他的户口驱逐出本队，等蒋猴子老实后，她又主动上门送钱送粮给他。她就是这样一个人，心眼不坏，也有人情味，但就是中阶级斗争“天天讲”的毒很深，凡事都给政治挂上钩。她一听到“吨半谷”，就深信不疑那是“ 资产阶级的谷种”。她一看到《赤橙黄绿》就惊叫：“反革命！反革命！”她读爱情小说也很有意思，“心里总有两个小人儿在争着说话。一个说：“噢！这故事真迷人。”另一个说：“咦，文革刚开始，就对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进行过批判哪！书中尽写些贵族小姐，死人洋人，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和爱情观，世界上哪有抽象的人性和爱情呢？爱谁恨谁，不都是由阶级立场决定的么？你手中拿着一本毒草却对它爱不释手，这正从反面说明你还需要加强世界观的改造啊！”这是她看了外国小说《珍妮姑娘》和《嘉莉妹妹》后的心灵自白。她那套语言和思维，全是从极左派文艺家那里贩来的。她本来也有常人的情感和很好的悟性，“很迷人”，“爱不释手”，但被极左政治扭曲了，成了完全丧失精神自我的畸形人和政治家的驯服工具。

韩敏力是社会的乖孩子，她的失踪和死亡自然牵动着很多人的心，值得同情，也值得深思。韩敏力的悲剧自然主要是时代造成的，杨灵自然也难逃其责，但她本人委实也要负若干责任。后人如果要在这一悲剧中寻求一点教训的话，那教训应该是：不要作听话的乖孩子，尤其不要作专制强权的听话的乖孩子。

瘦狼是武斗型的代表。瘦狼是农场知青，初下乡时也还温文尔雅，后来因为生活太苦，有些偷窃行为，在“四清”中被整得惨，文革一来率先造反。武斗开始，瘦狼带一伙人以东同坪农声为据点，占山为王，敢拚敢打，远近闻名，连小孩夜哭，大人就吓唬：“再哭，瘦狼来了。”文革中的武斗，一般都有派别，可瘦狼一伙没有派别，也没有一定的是非准则，谁许诺一定的好处，他就为谁卖命。农村把这种组织叫做“知匪”，“打倒知匪”的大标语刷遍城乡，让人见了心惊肉跳。

文革中的武斗干将多，拚命三郎多，比如小伍就算一个，他有较多的红卫兵理想主义的特点；瘦狼不一样，他更像旧社会的草莽英雄。这个人物的文化含量更丰富，在他身上我们不难看到腐朽的封建文化与文革这个怪胎的千丝万缕的联系。瘦狼最突出的特点：一是山大王息气。他占山为王，频繁更换山寨夫人，下设军师和保镖，还多次要杨灵上山给他当贴身卫士。二是流氓息气。他的不参加任何派别，谁给好处就给谁干的特点，就是一种政治流氓气。他一见杨灵就拉着杨灵的手在掌中使劲捍弄”，他一见杨媛，“就一双热辣辣的眼睛在杨媛雪白的后颈爬搔着”，这是生活上的流氓相。三是江湖息气。这种江湖息气就是霸气、复仇气和义气的混合物。瘦狼一伙多次血洗“银锄战斗队”，是出于霸气。他们对安办主任的批斗，拳脚相加直至死亡，就的报复的恶念在里头。他听到双旋被捆，也不问青红皂白，立即说：“双旋可怜，老子去救他。”这是典型的江湖义气。

瘦狼天不怕、地不怕，为什么在韩敏力面前那样谦恭？一次，瘦狼一伙在船上，怕事者都不敢上船，韩敏力和几个女伴来了，瘦狼赶快把烟甩掉，军师鹭鸶腿问：“你莫非想娶她？”瘦狼回答：“我癞蛤蟆敢吃天鹅肉？”还有一次更富戏剧性，瘦狼一伙从公安人员手中横蛮地截住杨灵，非要置杨灵于死地不可，周围的人全都束手无策，韩敏力只身上前，几句话竟把瘦狼一伙镇住了，替杨灵解了围。这该如何解释呢？桀骜不驯的瘦狼为什么对韩敏力一再退让和谦恭呢？这决不是他有什么要命的把柄掌握在韩敏力手上，这实在是他良知未泯表现。无论多么凶恶的人，总是魔性与人性共存，绝对的坏人和绝对的好人是没有的。瘦狼曾在韩敏力手下劳动过，对韩敏无私无畏的人格早有领教。他心中是佩服她的，不然，他就不会说出“中队长，跟着你，石头都会长出心肝来 ”的话来，这说明他心中有敬畏的东西，有光明的东西，有一定荣辱感，是一个知好歹、懂人情的人。他知道人格优势、道德优势在韩敏力一边，自己虽然是山寨王，但抹不掉骨子里的自卑感。这就是他在韩敏力面前总是退让和谦恭的原因。

艾雪是情爱型的代表。情爱型的人物，像阿果、福娟、秀秀、单爱娟、夏梦蝶、裴兆南等都写得各有个性，不会发生混淆。阿果的爱，热烈；福娟的爱，疵迷；秀秀的爱，泼竦；单爱娟的爱，哀婉；夏梦蝶的爱，明快；裴兆南的爱，则是一种回报。但只有艾雪才有资格作代表，她爱得疯狂。艾雪是个很难把握的人物，有极丰富的内心世界，诱惑你走近她、感受她、探索她。她不是知青，她是公安干校的学生，当过四清工作组的付组长，年龄二十来岁，既漂亮又能干。按说她不是我此文论述的对象，但要找情爱型的代表，非她莫属。她虽然不是知青，但与知青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密切关系，把她看是知青群象的扩编也是可的。

艾雪初识杨灵就有好感，对杨灵有一种好奇心，有一种朦胧的爱。但她是国家干部，对一个知青的爱似乎不合常情，所以，他表露爱的方式就不能不特别矜持。一个才十岁的小姑娘叫了声杨灵“干爹”，杨灵模模小姑娘的头，她就赶紧将小姑娘牵走。她听说单爱娟是杨灵的女友，就莫明其妙地对四清干部小李发火。当单爱娟给她交底，说杨灵并不爱她，她伤心透了，并说“杨灵是这世界上绝找不到第二个比得上他的男子汉，艾姐你和他好相配！” 艾雪听了，竟涌出莫名的悲哀，她想：“这些该死的知哥知妹怎么会误认为她－－艾雪堂堂国家干部，竟会同杨灵－－一个知青恋爱？这简直是在故意贬低她呀！” 但她晚上失眠了，“她感到惆怅、惊讶，甚至害怕。天哪！这个幽灵般冷冰冰的影子整夜缠着我，莫非我真会爱他？继而又冷静地想：是不是我思想上冷漠他，感情上喜欢他？表面上要离开他，骨子里在依恋他？从社会地位看瞧不起他，从年轻人这个角度看又钦佩他？”她又反复回味单爱娟的那句话：‘这世上绝找不到第二个比得上他的男子汉！’哼，说得太夸张、太过分，情人眼里出西施！可是又像有几分道理。”这是艾雪既爱又羞于承认的一种微妙心理，也是爱得不到回应的矛盾心理。杨灵其实是在敷衍她，并不爱她，她在经过了多次爱的试探后，见杨灵仍无动于衷，便误以为是社会地位阻住了他们爱情之路。她变得自怨自艾，爱恨交加：“ 唉，你是被出身论害了，被社会在人与人之间划分的等级害了！于是她痛恨自己所处的高贵阶层，痛恨自己我行我素，自我欣赏，其实连《早春二月》中那个陶岚都不如。哦，我如果是个知妹，他一定会向我拜倒，我们说不定都结婚了！他不是喜欢丁秀君那样刚烈的女子么？我不就是这样的女子么？哼，那个恶魔、坏蛋，他的沉默、傲气、自私胜过我十倍，他为什么能获得爱情呢？他有什么资格获得爱情呢？难道就因为他卑贱？哼！”但当杨灵为给她舅舅通报消息遭瘦狼一伙毒打不得已杀人后，艾雪对杨灵爱的烈火陡然升温。她断定杨灵此举的目的不仅仅是对她的报答：“这个冷面男儿他心中一定有爱情的火焰在燃烧，他血管里一定有滚烫的血液在奔流，艾雪这是你的荣耀和骄傲呀！他既然这样轰轰烈烈地对你，你必也要轰轰烈烈地对他。他真要被人打死，你不地此时此刻把打死的人连同这瘦狼、鹭鸶腿通通打死，为他报仇，为他殉情，你还是艾雪么？我真要羞死你了！恨死你了！她怀着这样的念头向前走去，步履轻快而坚定。”杨灵自卫杀人被判刑二十年，全靠艾雪为他疏通，很快就出狱了。

杨灵出狱后，竟不先通报艾雪，使艾雪很生气。秦益提醒她：“你们两个，一个太内向，一个自尊心太强，所以几年了还没有把话说穿，唉！”艾雪对自己条件很自信，故也相信只要话说穿了，爱情之舟就一定会鼓起顺风的帆。她不知道杨灵已另有所爱。她约杨灵见面，杨灵本想不去，但考虑到欠艾雪的情已经太多，不能不去。艾雪把杨灵带到舅舅家中。舅舅张彦华已复官进级，成了当地的实权人物。艾雪在舅舅面前大讲杨灵的好话，并把杨灵未来的工作都谈妥了。杨灵想的却是赶快脱身，他不等艾雪把话说穿，便推说他要去看一位叫韩敏力的女友，并谎称女友已怀孕。这对艾雪无异晴天霹雳！她惊呆了！但她很快冷静下来，强烈的嫉妒与好奇心占了上风，她嘲笑自己，尚未一睹那姑娘的芳容就认输了？她突然拔出手枪对准杨灵：“你这个流氓！”逼着杨灵把结婚指戒抛入河中。杨灵离开后，艾雪就病倒了。他俩的再次相见是在杨灵误杀韩敏力正心情极坏醉倒在桥下的时候，她和阿果发现了，在阿果的极力相求下，她怀着复杂的心情把杨灵弄到家中。她想这下好了，这千刀万剐的恶棍可以任我摆布了。她一面给他洗脸洗身，一面想着如何杀死他才解恨。杨灵则是在精神恍惚中把她当成了丫丫（韩敏力的小名），紧搂在怀里，亲吻、抚爱。艾雪经过短暂的挣扎、恐慌与羞辱，随即便陷入一种痛快淋漓的纵欲与解脱之中。这竟使她产生一缕幻想：“他看清了呀，看清我的身体、看清我对他的情愫了呀！看清他带给我的痛苦了呀！看清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风雨和曲折终于结合了呀！噢，他或许会回心转意了吧？” 自此，她对杨灵的感情，又由低谷升向高空。当她知道怀上杨灵的孩子后，对杨灵的爱就变得更疯狂、更缺乏理智，为保护杨灵免受政治牵连，她竟把追求她的侦察员甘立英推下深渊，韩敏力的父亲韩桑柔也差点倒在她的枪口之下。但当她看到杨灵还是把结婚指戒戴在已死去的韩敏力的指上时，她精神彻底崩溃了。但即使在这时，她仍然爱着杨灵，不然，她不会抱着杨灵叫韩桑柔将他俩双双打死。

这就是作者笔下的艾雪。她的爱情悲剧自始自终都是单向的，不带丝毫的功利性。她对杨灵的爱有试探、有反复、有低谷、有高峰，爱得痛苦，爱得狂疯，爱得遍体鳞伤，爱得死去活来，最后收获的只是一些爱的碎片。真真令人欲哭无泪。杨灵真的值得她这样爱？这不是理智可以说得清的问题。但就是这非理性的爱，把一个苦恋中的女孩的全部心灵世界：嫉妒、猜疑、痛苦、仇恨、依恋、甜蜜、幸福、忧虑、烦恼、煎熬、绝望、希望、哀伤、孤独、惆怅、暴怒等情感折腾，全都坦露无遗。人性的丰富与深邃揭示得这样深，在其他小说中还很难见到。

以上的论述表明：《泣红传》人物形象塑造的成功除形色各异知青群象外，非知青人物也不应忽视。如要论情爱型的人物，少了艾雪一定大为失色。《泣红传》还有一位非知青人物－－魏老三也值得一提。魏老三是个右派，他是为顾全“大我”而自愿牺牲“小我”而当上右派的。他当右派前，发表过小说散文，参加过朝鲜战争，也算是个有追求、有脸面的人物。来到农村后，除思想上仍保持着与党报社论高度一致外，行动上变得十分委琐胆小，除吃喝外，一点活力都没有，没的欲望、没有求索、没有牢骚。完全被改造成了一个没有灵魂的空心人。就是这样一个人，只因对生产队的瞒产私分被迫说了几句实话，就不见容于社会，被干部报复致死，死后还被四清工作队下令挖坟。这个人物着墨不多，却能震撼人心。

　三

《泣红传》写的这些悲剧可分为集体悲剧和个体悲剧两大类。集体悲剧是指红卫兵和知青一代人的青春年华的无谓牺牲。个体悲剧则形形色色：有造反者的悲剧（柳石、小伍），有听话者的悲剧（韩敏力、魏老三），有爱情悲剧（艾雪、阿果、福娟、秀秀）有友情悲剧（秦益、柳石、杨灵），有师情悲剧（陈闻道、杨媛），有思想者的悲剧（袁生智、大头那威）等等。造成这些悲剧的总根源：一是社会，二是性格。如袁生智他们就是典型的社会悲剧。艾雪、阿果是典型的性格悲剧。而杨灵、秦益、韩敏力等人的悲剧则是社会和性格合力作用的结果。

如果说，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缺少有力度的悲剧作品，那么《泣红传》补了这个缺。又如果说，新时期的知青文学缺少有歌颂反抗、蔑视权威、张扬精神自我的作品，那么，《泣红传》也补了这个缺。

 

                                             　　　　　　　　   發表時間：3/15/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