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村饿死人的碑文和饿死者的名单
作者：辛子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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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村饿死人的碑文和饿死者的名单
作者：辛子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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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村饿死人的碑文和饿死者的名单
家在河南省信阳专区光山县十里（原城郊）高大店大队吴围子小队的吴晔与他的父亲吴永宽一起，收集整理了一份本村饿死人的名单。他说：“我的良心驱使我花了一些钱，委托村里的人，在今年（注：2004年）清明节为那些冤死的人（包括我的爷爷）立下两块纪念碑。我也请求父亲回忆并写下了当时的情况。我想为这段最黑暗、最苦难的历史，做一点点见证。”以下是隽刻在纪念碑上的碑文和饿死者的名单： 碑文 1959年我刚满15岁，回忆起那段日子真是让我悲伤、恐惧。、，让我叙不完的苦。那个时期中央提出三面红旗，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来建设社会主义，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不仅没有建设好社会主义，而是让浮夸风把形势搞得一团糟。从上而下都空喊口号，让喊得厉害，会说大话，浮夸风刮得越来越大的，成了大红人了。那时还搞反右斗争，反瞒产，反私分，如果你只要说实话就给你戴上大帽子，说你是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那就斗你，打你，架飞机，甚至把你用绳子吊起来，直到让你低头认罪，否则活活打死你。例如：我队里的吴德荣说：“粮食这么多，为什么不给社员吃。”就这一句话，被斗，被打几天几夜，直到斗死为止。还有吴德桐骂了一句，队长吴永寿就找几个人把他活活地打死。副队长吴永冠说了句大跃进把人害得厉害。当时大队开会将他打死在离大队办公室不远的地方。我父亲吴德金是生产队会计，他为人朴实，善良。他说打这么多粮食不给社员吃，真有点亏良心，后来受到队长吴永寿的批斗，直到连气带饿于11月3日下午五时离开人世。我那时候很需要父母养护，可失去了亲爱的父亲，任务无法上学，连病都无法治疗，让我痛苦一生。 1959年我们生产队同历年比，算是个丰收年，夏季小麦就收12000斤，豆类3500斤，上述这些油料、棉花全部上交到国库，其中夏季小麦每人提留30斤，秋季水稻提留30斤，说把国家任务完成后再提留，可是后来搞起了反瞒产，把收的粮食全部交到国库还不罢休，说还有好多粮食（要）交出来，实际上一点粮食也没有了。那个时候就开始，天天开会斗人，不交粮，就要交人，整天大队办公室成了打人的办公室了。那个时间仍然都恐慌起来了，没有粮食吃，都到外面找野菜和刮树皮吃，到了最后野菜也没有了，树皮也刮光了，后来都磨起糠渣子度日子吃，之后还拉不出大便来，就这样把人连饿带折磨，每天都死去几个人；有的小孩死了，被大人把小孩的肉煮着吃，吃了小孩的肉人又得黄肿病，就这样不到半个月的时间，有120人的小村庄，就死去了70多人。这些惨剧现在回想起来确实是中共中央批斗右派太过头了，从上而下，治理国家也不是实实在在从源头做起。而是利用反右派，浮夸风这样一些方式，给人扣帽子，压得人们抬不起头来，让部分坏人占了上风，使很多人失去了生命。以上这些惨剧是我的亲身所见，望天下人记住这段历史，让历史不再重演。 吴永宽 2004年4月 死者姓名 性别 现家属姓名 死者与家属关系 备注 合计72人，分别在1959年农历10月，11月死去。 河南干部作风如此之坏，是反右倾、拔白旗的直接结果。1958年，河南曾发生过震动全国的“反潘杨王事件”。在毛泽东的支持下，省委第二书记、省长吴芝圃纠集“左派”，把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副书记杨珏副秘书长王庭栋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还在全省到处抓“小潘复生”，“插红旗，拔白旗”，批斗撤换了一大批具有老革命传统的、说实话办实事的好干部（包括不脱产的基层干部整了20多万人），把一批风（看风）马（拍马）牛（吹牛）干部提拔起来，是大跃进的政治准备和组织准备。从此，很多人都瞪着眼说瞎话，浮夸风、“共产风”、一平二调风，特别是干部的强迫命令、瞎指挥风，就大刮起来了，根本不管人民的死活。信阳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是“左”倾路线下面的一个“好”干部的典型，是吴芝圃的爱将，也是毛泽东的爱将，毛泽东多次表扬、向全国推广的第一个卫星公社就是路宪文抓出来的。农民深恶痛绝的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不就是依靠一大批大大小小的路宪文式的干部才得以在全国推行开吗！他在信阳地区干那些伤天害理的事情，还真不是为了自己，就是有一个坚定的信念：“产量不能动摇，谁否认1959年代产量不如1958年，谁就是反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总路线，谁就是反对社会主义。”他是在忠实地贯彻庐山会议的精神。不把粮食挖出来，怎么能证明毛泽东是正确的呢？让大城市的人饿饭，在城市如果饿死人那还得了吗！反正粮食不够吃，毛泽东为自己的面子又迟迟不批准进口粮食，总要有一部分人饿死。宁可农村饿死人，也要完成征购指标，支援城市，这是没写成文件的中央精神。路宪文是这一精神的忠实的铁杆执行者。 信阳事件曝光后，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为保自己，下令逮捕路宪文和信阳地区16个县委第一书记和县长，撤职查办下面的干部983人，逮捕法办275人。吴芝圃将罪孽深重的固始县委书记杨守绩和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判处死刑，报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说：“我还没有杀过县委书记。”改成了死缓。就这样受处分的干部还是不服。杨守绩向省委申诉：“我认为我不是反革命，信阳事件的性质根本不是反革命复辟，责任也不都在下边。省委有责任，地委有责任，西屋有责任，中央同样有责任。只处理下边是不公平的，是违背历史事实的。”被查处的县委书记们不服是有道理的。他们执行的是省委的指示，不择手段地搜刮粮食是要完成省里压下来的高指标，他们是吴芝圃的替罪羊。吴芝圃执行的是北戴河会议精神、庐山会议精神，是毛泽东关于反瞒产私分的指示。从根本上说，饿死人的第一责任人是毛泽东。毛泽东建立起来的“马克思+秦始皇”—空想加暴政的政治体制，只对上级负责，不对人民负责，是饿死人的主要原因。在救济灾民问题上，毛泽东的暴政连清朝政府都不如。大清王朝尚有一套救济灾民、抚恤流亡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政策，规定：总督和巡抚要向朝廷“飞章奏报”灾情，晚报一个月降一级，晚报三个月革职；救灾措施包括免地丁钱粮、赈济灾民、留养资遣返流民、设粥场施粥、发放衣物药品、修房补助、借发种子、以工代赈等等。在大跃进年代，今日的总督巡抚—第一书记和省长们以掩盖灾情（实为人祸）为第一要务。各级党政机关没有一个部门是负责关注救济饥荒、抚恤流亡的，关注的是饿死人以后如何使“党和毛主席”的威信不受和少受损失。因为饿死人的事传到外面去就是给“三面红旗”抹黑，给毛主席抹黑，而毛泽东的威信是高于一切的。河南省一方面大量饿死人，另一方面各县的粮库里又都堆满了粮食（各省大体类此）。干部们干的事情不是开仓放赈而是封锁灾情，饿死人不报；开仓放赈的专员张树藩被撤职查办，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各级党政机关，都以封锁人祸所造成的灾情为政治任务。河南信阳专区从邮局截留下来的群众和干部报灾求救的信件有10000多封；不是抚恤流亡，而是命令警察和民兵封锁村庄不许饥民逃荒和把逃到城镇的饥民抓起来。毛泽东建立起来至今受到维护的就是这样一种政治体制。 信阳事件惊动了北京。中央纪委书记董必武派李坚、李正海两个处长到信阳地区进行调查。他们经过三个月的调查了解，越查问题越严重。1960年5月，董必武将两位处长的调查报告上报中央常委，毛泽东看到报告批示定调子说：“信阳出的事件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需组织力量进行民主革命补课。”又马上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责成讲“良心”的总理周恩来起草中央关于农村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后来称之为“十二条”）。可见毛泽东知道信阳事件是党的农村政策出了问题，作出反革命定性的判断，是用阶级斗争掩盖路线错误。根据毛的批示，中共中央派出中监委副书记王从吾、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为首的由几十人组成的中央工作组来到河南，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也率领庞大的工作组下来了。中央工作组带来了毛泽东的指示，首先统一河南干部群众的思想，给信阳事件定调子，第二位的任务才是救济灾民。他们造舆论说信阳事件是由于民主革命不彻底，漏网的地主、富农“大批地混进了革命阵营内部，实行反革命阶级复辟”所造成的，必须“进行彻底的民主革命补课像，土改一样。。。。。。把领导权夺过来。” 路宪文领导的遂平县出了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高度赞扬的第一个人民公社，然后，粮食产量放卫星，大炼钢铁、大办食堂、贯彻庐山会议精神，反瞒产，继续跃进，他们无一不是走在全国的前面，多次受到毛主席的表扬，如今被中央工作组“点金成土”，这些“执行毛主席路线的好干部”一下子变成了“混进革命阵营内部，实行反革命复辟”的“漏网的地主、富农”。这种做法，有深义存焉。 在改组后的信阳地委1960年12月22日给河南省委并报中央、中南局的报告中说：“信阳地区的问题是极端严重的，是敌人的大屠杀、大惨案，完全证明了毛主席指示的‘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恨，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这就是信阳问题的实质。” “必须根据上级指示进行彻底的民主革命补课。这一补课任务是艰巨的，应该掌握以下几个重要环节：（1）正确认识信阳事件的性质，提高阶级觉悟，明确指导思想。（2）要像土改一样大搞整风运动。这次整风运动，实际上是民主革命补课，同时，还要彻底反‘五风’，又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3） 必须采取革命的方法，坚持阶级路线和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夺取领导权。”这一独具匠心的“理论创造”，要害是破除认为“信阳事件是我们党犯了错误”的观点，树立“信阳事件是地主阶级的复辟”的观点。这一破一立，使毛泽东这位饿死几千万人的罪魁祸首把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高扬阶级斗争的旗帜，再次成了人民的救星。 信阳地委的报告说：“目前，全区民主革命补课的群众高潮已经出现，广大群众的革命情绪十分高涨。在已经开展斗争的地方，斗争坏人坏事，彻底打倒阶级敌人，已成为广大群众的舆论中心，街谈巷议，奔走相告。群众说：‘毛主席知道了，派干部来了。’‘真诚地回来了，老八路回来了！’有的群众对着毛主席像说：‘你真是我们的大恩人。’”这就是说，整个领导信阳地区大跃进、公社化的是“假共产党”，现在来的这一拨工作组，才是真共产党。毛泽东接信阳地委报告如获至宝，于1960年12月31日批发全国：“这是一个好文件，全国三类社都应照此执行。”（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第407页及注3）信阳报告转发全国，就是告诉各地。用阶级斗争掩盖“左”倾路线，巧妙地转移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视线。信阳的经验和这两句“御批”使毛泽东瞒天过海，由这场大灾大难的罪魁祸首变成了救苦救难的活菩萨。他由此得到启发，后来发展成为一场全国范围的“四清运动”。 吴芝圃炮制信阳报告这一“功”，抵了饿死294万人的罪，1961年3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吴芝圃灰溜溜地坐在后排，坐在主席台上的毛泽东当着中央和各省大员的面作了一个不寻常的政治姿态，以他那湖南高腔喊道：“之圃同志，犯了错误，还是要抬起头来，坐到前面来！” 这样，吴芝圃保住了中央委员，不久，调任中南局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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