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遍地青年下夕烟 

 

来源：经济观察报 (2006年11月27日 20:15:59)　　

 

 

知青运动的高潮

 

在“文革”10年中，一共有1400万以上的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也就意味着，十分之一以上的城镇人口在这种形式下被送往乡村和边疆。

 

知识青年到农村，首先要求他们实现“彻底的农民化”，用当时的官方话语：“实行脱胎换骨的改造”。毛泽东把中国在“文化大革命”前的教育制度批判为“资产阶级”的，号召青年学生到农村接受农民的“再教育”。这样，知青上山下乡被当做一场大规模的改造人的运动。

 

知识青年到农村，还被要求参加军事活动、政治活动(首先是“阶级斗争”)。这样，本来是为减轻城市就业压力而推进的上山下乡运动，被夸大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缩小三大差别”(农村与城市、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培养无产阶级可靠接班人”的重要措施。

 

从具体做法上讲，“文化大革命”中的上山下乡运动带有更明显的强制性质。许多地方对中学毕业生采取强迫做法，完全不顾青年本身及家庭的具体情况和困难，给全社会带来了严重消极后果。

 

大批知识青年下放农村，在生活上遇到许多困难；因为被迫中断了学业，原本学到的一点科学文化知识走向退化。许多青年的人身权利得不到保障，首先是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受到歧视和迫害；女知青受到性侵犯的案件层出不穷。农村的艰苦环境，因无节制的繁重劳动、营养不良而罹患各种病症并累及终生的青年，不可胜数。

 

上山下乡运动不仅触动几乎每一户城市居民，而且波及到广大农村，几亿农民受到它的影响。知识青年给农村带来的一些新气象，不足以弥补农民的实际损失。知青下乡，在许多地方不过是壮大了当地剩余农业劳动力的队伍。直接损害了农民的利益。

 

国家花了许多钱，却没有真正解决劳动力就业问题。“文化大革命”以后，知识青年大举返城。国家不得不为他们重新安排就业，以前的开支全部浪费。1978年，有人将上述问题归纳为“四个不满意”，即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国家不满意。

 

　　

 

知青运动的尾声 (1977-1980)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最后一个阶段也即“文革”后阶段(1977-1980)，即上山下乡运动的落潮期。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捕，预示着持续10年之久、给中国人民带来无穷灾难的“文化大革命”的破产。以后三年中，到农村去的知识青年逐年锐减。在这四年中，尽管还有100多万知青并不情愿地搭上了上山下乡的末班车，与此同时，却有多达700万以上在农村的知识青年通过各种合法和非法的途径回到城市。1980年，新的国家领导人明确指示停止让城市青年下乡种地的办法，终于为这场旷日持久的运动划上了一个句号。

 

上山下乡运动的终结，既与中国政局的巨变有关，也是知识青年、农民和全社会长期抵制和抗争的结果。其中，最惊心动魄的是发生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2起历史事件：一起是1979年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在边境地区成立的军事化国营农场)知青为返城举行的请愿、罢工、绝食运动。一起是1981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知青为返城举行的请愿、罢工、绝食运动。这两场运动，现在被称为中国民间维权运动的先锋。

 

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虽然被划上了一个句号，但它留下的严重后遗症却至今没有消弭。

 

“文革”结束后，下乡青年陆续返回城市或留在当地就业，但在以后的岁月里，他们中的许多人继续被运动造成的后遗症所困扰：许多人找不到比较理想的工作；回到城市没有住房。与农民结婚的知青，为了返城与配偶离了婚(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官方不允许农业户口的配偶一同进入城市)，导致家庭破裂；而极少数留在农村的，虽然保全了家庭，却注定要过一辈子远离城市文明的贫寒生活。

 

80年代以来，在经济改革的大潮中，大批当年的知青成为企业大刀阔斧裁减的对象，沦为新时期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一位在美国的中国年轻学者陈意新，写过一篇很有影响的研究知青上山下乡史的论文，题目就叫作《从下放到下岗》，集中概括了一代知青走过的坎坷人生历程。

 

上山下乡运动留给一代知青(在多数情况下，还包括他们的父母和子女)的精神和肉体的创伤也永远不会痊愈。中国有句古话：“不平则鸣”。20多年来，始终有一些老知青在为自己的基本权益进行着不懈的努力和顽强的抗争。这中间，影响最大的有80年代中叶留在山西等地的原北京知青为返城进行的请愿上访活动，这场活动几起几落，前后持续数年之久。直至今天，仍旧有一部分北京、上海等地的老知青，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不断请愿上访。他们的声音是微弱的，他们的诉求是合理的，他们的请愿得到社会上广泛的同情与支持也是必然的。

 

如今，一代知青早已不再年轻。但他们在日常交往中，仍往往以“知青”相称。作为一个早已融入社会各阶层的群体，他们之间仍旧保持着许多有形无形的联系。

 

千千万万的普通知青，以他们集体的努力，保持了“知青”话题的长久不衰。20多年来，知青个人或集体撰写的以上山下乡运动为背景的小说、回忆录、口述史、图片集、史学著作至少也有几百部。它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文革”中知青的坎坷经历，通过不同的形式倾诉了知青强烈的心声。

 

正是通过“知青”的话题，一个被人为扭曲的上山下乡运动史逐步显露出真相；也正是通过“知青”的话题，过去几十年中许多触目惊心的事实被永远地定格在历史。

 

如果说上山下乡运动在酿造出诸多严重恶果的同时，也有什么积极意义的话，那只有一条：即曾经被寄予厚望的一代“共产主义事业的可靠接班人”，正是通过上山下乡的曲折经历，较早地开始反思，并成为几代中国人中最具独立意志和叛逆精神的一群。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