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记忆——失足青年

 

  小白

小白不姓白，只因为长了一身很白的疙瘩肉，这个称呼不知从何时就叫开了。小白干活努力，似乎从来不知道什么叫累；小白木讷，遇到事情只会使劲地挠他那一头浓密黑亮的头发；小白脾气好，从来没见他和别人争过什么；小白手巧，能剪出各种剪纸；师傅们谁家有个什么嫁女娶媳妇的事，贴在门窗上的图形复杂的大红喜字必定出自小白的手；小白用竹片削的毛线针无比好用，让女师傅们交口称赞。

这样一个男孩子却有让人大摇其头的时候。只要某天小白没有来上班，师傅们就会说：是不是又被丢进去了？然后就是派出所通知厂里去领人，如此不止一次。我很难想象出，生性羞涩的小白是怎样把自己的手伸进别人的口袋的。

小白的家在一条热闹的大街上，在糖果店和茶叶铺之间有一个很窄的门面，门口摆放着一些针头线脑和削得极其光滑的毛线针，里面黑黢黢的就是家人的居所了。他那多病的父亲面黄肌瘦，气若游丝，仿佛是用一个手指头就可以把他戳倒。没有女人照顾的这样一个家，日子怎么过呀？小白那时还是学徒，每月工资一百八十角。

小白和我在一个班组，我最怕他被丢进派出所，因为那就意味着他的工作要由我去顶。而他的师傅是以严苛出了名的工作机器，人称“老人婆”。记得有一次，小白被关了一个月，我在他那台机器那个累呀！每天要用铁铲往模具里铲2吨原料并且捶打成型，半自动的机器类似蜂窝煤机，产品单位重量却数十倍于蜂窝煤。上班时间几乎没有休息，哪怕是因内急而暂时离开，“老人婆”的脸色就阴霾无比。天哪，我当时体重80斤不满20岁，被迫像驴一样地干活。

小白一次又一次地被丢进去又放出来，而我就一次又一次地被分配去变驴，几欲不活。

离开工厂二十年没有见到过小白，每当看到保存至今舍不得扔的那些毛线针，我就会想起憨憨的小白。

 

  老肯

老肯不老，当年也就20岁左右。小伙子身材高大，英俊的五官配上很好的发型，看起来很像美国总统肯尼迪，绰号由此而来。有人叹息说：“唉，他如果有机会受到良好的教育，就会和肯尼迪一样风度翩翩了。”然而老肯小学也没读完就遇上文化大革命，这个没有文化却很讲义气的孩子，常常为了朋友去外面用拳头教训别人。有一次，一个朋友被警察追得乱跑，老肯一把抱住警察叫朋友快逃，结果当然是把自己送进了派出所。老肯家里穷得是小偷进去只会气得用头撞墙，真正的家徒四壁。父母在街道生产组糊火柴盒，老肯下面七个弟妹嗷嗷待哺，老肯每月那一百八十角也帮不了什么忙。饥寒起盗心，老肯就把自己的手伸进了别人的口袋。

一天下午在厂里僻静之处的一间房子里，老肯被蒙上眼睛，几个人用电机三角皮带狠狠地抽了他一顿，那几个人是被委派来教训扒手的。老肯在地上翻滚，哭喊着：“为啥要蒙上我的眼睛？”几天后厂里召开宣判大会，被捆起来的老肯在台上被人按下脑袋撅着，然后由持枪民兵押解着走过长长的通道，在几百人的注视下送去劳教。

劳教回来的老肯不思悔改，又进去了几次，后来就不知道上哪儿去了。

 

  老大

老大矮小单薄，像个硬纸板剪成的人，老是耸起的肩膀上扛着一颗大脑袋。开始大家叫他大脑壳，后来嫌麻烦就叫老大了。脑袋大也就罢了，老天爷真的太亏待那孩子，赐给他一张脸被人形容为腊猪头，两眼之间的距离很宽，鼻子像被人砸了一榔头，嘴唇就像烧得七拱八翘的土陶碗的边沿。老大常常自嘲说：“我还是丑乖丑乖的哈。”和小白与老肯一样，老大干活勤快，对师傅态度好，他们在师妹们面前从来不说粗话。可气的是，老大也沦为了扒手。

同样的宣判大会，被捆起来的老大被按住头撅着，然后押送劳教。老大也出来又进去。

八十年代初的一天，老大到办公室来找我，要我帮他写个辞职报告，我很爽快地答应了。老大离开工厂后很多年没有消息，后来听说成为了黑社会打手，再后来就各说不一了，不知道他是否还在人世。

在那个年代，师傅们被繁重的劳动累得东倒西歪，自己的生活也有难念的经，对于失足青年他们也曾好言相劝，可是整个社会环境是那样让人绝望，失足青年难以上岸也就不奇怪了。

工厂的管理者特别是车间工段的干部们，他们中简单粗暴者大有人在，把失足青年送去劳教大概是最省事的方法了。

时间进入了新世纪，我在区社保大厅看到了让我揪心的一幕：

一个50多岁的老头和一位工作人员在争执，老头说自己的工龄应该是多少多少年，那位工作人员拍着老头的档案袋大声说：“你是劳教过的人……”周围人的眼光齐刷刷地看了过来，老头一下子就蔫了，接过自己的档案袋，老头伤心地嘟哝着，茫然地在大厅里转悠，好半天不愿意离开。

 

                                                                2010-05-25